龙床·明六帝纪

作者:李洁非

自家卧榻之旁,岂容他人安睡?君主专忌,满脑子“权力斗争”,原是正常的心态和思维方式,不独朱元璋如此。虽然也许风格不同,不一定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式。比如宋太祖赵匡胤,就比较偏爱耍心眼儿、旁敲侧击的办法,众所周知他所上演的令手下大将石守信等“杯酒释兵权”的好戏,我还从邵雍之子邵伯温所撰《邵氏闻见录》读到如下故事:

太祖即位,诸藩镇皆罢归,多居京师,待遇甚厚。一日从幸金明池,置酒舟中,道旧甚欢。帝指其坐曰:“此位有天命者得之。朕偶为人推戴至此,汝辈欲为者,朕当避席。”诸节度皆伏地汗下,不敢起。帝命近臣掖之,欢饮如初。

这场面很生动,完全是赵匡胤一流的行事做派,朱元璋学不来。朱元璋擅长的是狠刻毒辣。然而,风格不同,手法各异,目的与动机却没有分别——都在于制权。

仅就这一层而论,某种意义上,朱元璋再血腥、再不择手段,也都是权力这玩意的题中之旨。固然有人愿意打抱不平,说忠臣见戮如何有失公道,但换个角度想又大可不必;说到底在权力场混,就是一件你死我活的事,你要朱元璋讲“仁义道德”他怎么讲得了?历史上许多谋篡的事例摆在那里,许多由于“心慈手软”而败亡的事例也摆在那里,权力之争、权力之防的本质就是《红楼梦》那句话,“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怎么讲“仁义道德”呢?

因此朱元璋绞灭元宿勋臣,手法凶狠了些,但对专制统治而言,又算不上什么新东西。他的暴政,真正富有“个人特色”的,其实在文字狱方面。

文字狱当然亦属古已有之,孔子做鲁国司寇时诛少正卯,汉武帝为李陵事腐司马迁,嵇康以“每非汤武,而薄周孔”罪名被司马氏集团所杀,都是有名的例子,历代朝臣因言获罪、被贬被谪更屡见不鲜。

那么,为什么还说文字狱是有朱元璋特色的暴政?第一,明初文字狱之惨烈,之集中,前所未见。过去虽然也有文字狱,但从来没有哪个皇帝像朱元璋这样频频兴起,三天两头就搞一次,简直像是着了迷似的。第二,以往文字狱虽然同属以言获罪,但都有重大思想、政见分歧为由头为背景,而借专政压平之;到了朱元璋这儿,相当多的文字狱,竟然谈不上任何思想、政见的分歧,纯粹变成了一种捕风捉影的文字游戏,只因秉政者对某句话乃至某个字眼生出异想天开的想象与猜忌,就丧心病狂地施以杀戮。

前面说到朱元璋的成功处,是较诸元末乱世诸豪强他能礼贤下士,吸纳和信用读书人,比较好地解决了知识分子问题。这是他英明处,到底他是一个识大体的人,知道知识分子不用不行,不用不能成大事。然而,这仅是他同知识分子关系的一个侧面,而完整地看,他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是:一方面为我所用,另一方面深为防范,甚至怀有天生的疑惧。

这就又说到他作为皇帝的那个特殊性:泥腿子皇帝。由赤贫一跃登上大宝,贵之已极,但社会身份和地位的这种天翻地覆,并未将先前低微的文化身份和地位同时抹去。他虽一直很努力,恶补文化,从目不识丁到能写能读,已相当不易,不过与幼读诗书的知识分子比,他对文化的掌握仅属皮毛,“门外汉”的感觉大约是难免的。他对打仗很在行,对权力斗争也很在行,这两方面他有充分自信,且不惧任何人;可一旦遇到文化、语言一类事,他就发怵,觉得里面道道太多,曲里拐弯,稍不留神就会中招儿。事实上,在这一点上朱元璋曾吃过不少亏,有的还近乎耻辱——其中自有故事。

焦竑《玉堂丛语》载:

国初,郊祝文有“予”、“我”字,上怒,将罪作者。桂彦良进曰:“汤祀天曰:‘予小子履武’;祭天曰:‘我将我飨’。儒生泥古不通,烦上谴呵。”众得释。

同一事,《明史》亦有记载:

七年冬至,词臣撰南郊祝文用“予”、“我”字。帝以为不敬。彦良曰:“成汤祭上帝曰‘予小子履’;武王祀文王之诗曰‘我将我享’。古有此言。”帝色霁曰:“正字(桂彦良的官职是太子正字)言是也。”

那时,每岁都要专门日子里在圜丘举行祭天地大典,其间有祝文,而这种文字是由文臣负责起草,因为祭典的主角是皇帝,祝文自然要依皇帝的口吻来写。结果朱元璋发现,祝文里面居然有“予”、“我”这样的称呼,而不用皇帝自称时专用的“朕”,这岂非大不敬?于是大怒,就要降罪祝文起草人。这时,他的文字秘书桂彦良赶紧过来悄悄解释:作者这么写,系用古典……原来,朱元璋这个大老粗,丝毫不知皇帝称“朕”,迟至秦始皇时代才发明,而最早在汤武时代,古王也是以“予”“我”自称的。他白白闹了笑话,却又发作不得,一定很窝囊,好在贴身秘书及时提醒、遮掩,总算没有当众露怯。

另一件事则更令他蒙羞。

黄溥《闲中今古录》载,洪武初年,朱元璋决定以后政策向知识分子倾斜,并说“世乱则用武,世治则用文”;这自是高明之见,但却引起那些跟他打天下的武人的不满:

诸勋臣不平,上语以故曰:“世乱则用武,世治则用文。”诸勋进曰:“此固然,但此辈善讥讪,初不自觉。且如张九四原礼文儒,及请其名,则曰士诚。”上曰:“此名甚美。”答曰:“孟子有‘士诚小人也’句,彼安知之?”上由是览天下所进表笺,而祸起矣。

这回,他当着别人面,结结实实地出了一个大洋相。内中,“张九四”即张士诚,当年朱元璋的死对头。此人出身我们前面说过,也是起于底层的鄙夫,原来连个大名儿都没有,发迹后专门请文化人替他新起的,而改叫“张士诚”。眼下,那位进谗者吃准了朱皇帝文化素养有限,料定他不知道《孟子》里有“士,诚小人也”这么一句,故意下了一个套。朱元璋果然冒冒失失脱口赞道“此名甚美”,结果对方早等着呢,将这名字出处和盘托出,还加上一句“彼安知之”。这个“彼”明里指张士诚,暗中讽刺的岂不正是朱元璋?朱元璋这个跟头栽得可不轻,他原来在文化上就自卑,此刻本来以为简简单单的“士诚”两字,无甚费解处,不料却寄寓了这样一个典故,而且里面包含了那样“险恶”的用心。自己一头撞上去,热脸贴了个冷屁股。这番羞辱非同小可,足令他记一辈子——看来,读书人肚里弯弯绕确实多,一字一句都可能包藏蛇蝎心肠——所以黄溥叙罢此事,归纳道:“上由是览天下所进表笺,而祸起矣。”

这段情节虽只见于稗史笔记,但我倒觉得和人物、历史都特别丝丝入扣。首先,那件事出在别人身上也就罢了,出在张士诚身上,尤易使朱元璋有“物伤其类”之感,他们虽是对头,可一旦摆到文化人面前,却一样是苦出身,一样会因肚皮里没墨水儿而随便受人戏耍——这一定是他最强烈的感受。其次,这件事绝就绝在它的方式上,文化人靠什么暗算了张士诚呢?语言和文字。透过此事,朱元璋明明白白认识到,千百年来由一代代文化人共同打造的话语体系,是一座隐喻和象征的迷宫。你看,孟子那句话,可以句读为“士,诚小人也”,但稍改变一下,却被句读成“士诚,小人也”,来达到他们损人牙眼的目的。可见语言和文字,确是一柄杀人而不见血的刀!

这故事的可靠,在于朱元璋一生屡兴文字狱,一多半建立在咬文嚼字、胡乱猜谜的基础上,都是抠字眼抠出来的文祸。他变得对文字高度警觉,疑神疑鬼,以致到神经质的地步。《朝野异闻录》载:

当时以嫌疑见法者,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为海门卫作《谢增俸表》,以表内有“作则垂宪”句诛。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长寿表》,以表内有“垂子孙而作则”句诛。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为按察使作《贺冬表》,以表内有“仪则天下”句诛。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为布按作《正旦贺表》,以表内有“建中作则”句诛。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作《正旦贺表》,以表内有“睿性生知”句诛。澧州学正孟清为本府作《贺冬表》,以表内有“圣德作则”句诛。陈州府学训导周冕为本州作《万寿表》,以表内有“寿域千秋”句诛。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为本府作《谢赐马表》,以表内有“遥瞻帝扉”句诛。祥符县教谕贾翥为本县作《正旦贺表》,以表内有“取法象魏”句诛。台州训导林云为本府作《谢东官赐宴笺》,以笺内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句诛。德安府学训导吴宪为本府作《贺立太孙表》,以表内有“永绍亿年,天下有道,望拜青门”句诛。盖以“则”音嫌于“贼”也,“生知”嫌于“僧智”也,“帝扉”嫌于“帝非”也,“法坤”嫌于“发髡”也,“有道”嫌于“有盗”也,“式君父”嫌于“弑君父”也,“藻饰太平”嫌于“早失太平”也。

几个未作解释的,我们依朱元璋的心理去揣测:“寿域”是否有嫌于“兽欲”?“取法”是否有嫌于“去发”?总之,不出此类意思。

《闲中古今录》亦载:

杭州教授徐一夔撰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帝览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薙发也,‘则’字音近贼也。”遂斩之。

这些都毫无道理,就像当今市俗之辈以“四”意会“死”、以“八”意会“发”一样,其实正好暴露了朱元璋无知少文的素质。不巧的是,这样一个人恰好是皇帝,就活该当时的读书人倒霉。读书人墨水儿喝得多,就喜欢“转词儿”;平常“转词儿”是雅事,这个节骨眼儿上偏偏就转出大祸来。而且什么时候得罪,预先根本无法料知,因为那位特定的读者,完全非理性,天晓得他脑子里对一个语词会生出何种联想!

应该说,朱元璋在教育子孙时,并不讳言自己出身穷苦、早年生活窘迫这些事实,某种程度上甚至流露出一种自豪。但以上文人所犯之忌,恰恰又全是由于朱元璋认为他们在影射他的过去。这似乎是很矛盾的现象。换言之,那些往事,他自己说得,别人说不得;由他自己道来是一种滋味,而经文化人道来就是另一种滋味。看来,最终还要归结到他在文化上的自卑心理,这心理转而导致他对知识分子怀有根深蒂固的猜忌,觉得这类人总是居心叵测,话里有话,专门借语言占便宜、使绊子。抽象地说,朱元璋实际上患了语言恐惧症。

人就是如此被生活不可抗拒地书写。尽管他现在君临天下、广有四海、统驭万民,但生活经历还是把他某一方面的自我感受定格在从前,使他到死在这个方面都高大不起来,而永远卑微。他的每一次文字狱,他每一次疑神疑鬼,都在诉说着这可怜而弱小的自我。

虽然专制乃极权与生俱来和普遍之禀赋,而透过朱元璋,我们却进一步发现,如果这制度的意志由一个文化身份低微者来掌握,那么,它反理性的特质甚至可以越过政治、思想、伦理这些显性的一般社会内容,而直抵隐喻的世界;亦即,不光人们明确表达出来的思想将被限制,即便抽象的精神趣味,比如对语言的修辞、使用和选择怎样的字眼这类最低限度的个体精神自由,亦在干涉之列——它们必须适合独裁者的知识水平和理解能力,一旦跨出这限度,后者就毫不犹豫地用暴力加以制止。

顺此逻辑,朱元璋的猜忌对象“合理”地从表笺一类公文扩散到文学创作,从个别字词的“不敬语”扩散到一篇诗文的主题与立意,从修辞的技巧层面扩散到作者的思想倾向和意识形态。

《国初事迹》载:

佥事陈养浩作诗云:“城南有嫠妇(寡妇),夜夜哭征夫。”太祖知之,以其伤时。取到湖广,投之于水。

旷夫怨妇,历来的传统主题,不知被诗人吟咏了多少年,这个陈养浩无非蹈故袭常,居然被扔到水里淹死。

有两个和尚,一个叫守仁,一个叫德祥,喜欢作诗,也惹祸上身:

一初(守仁的表字)题翡翠(这里是鸟名)云:“见说炎州进翠衣,网罗一日遍东西。羽毛亦足为身累,那得秋林好处栖。”止庵(德祥的表字)有夏日西园诗:“新筑西园小草堂,热时无处可乘凉。池塘六月由来浅,林木三年未得长。欲净身心频扫地,爱开窗户不烧香。晚风只有溪南柳,又畏蝉声闹夕阳。”皆为太祖见之,谓守仁曰:“汝不欲仕我,谓我法网密耶?”谓德祥曰:“汝诗热时无处乘凉,以我刑法太严耶?又谓六月由浅,三年未长,谓我立国规模浅而不能兴礼乐耶?频扫地,不烧香,是言我恐人议而肆杀,却不肯为善耶?”皆罪之而不善终。

其实稍解诗趣的人都看得出,守仁诗是要说一种禅意,德祥诗表达的却是对自己心性修行未纯的省思;经朱元璋一读,则全部读成政治。

某寺庙壁间不知何人一时兴起,题诗其上,被朱元璋看到,竟将全寺僧人杀光:

太祖私游一寺,见壁间有题布袋佛诗曰:“大千世界浩茫茫,收拾都将一袋藏。毕竟有收还有放,放宽些子也何妨!”因尽诛寺僧。

布袋佛,即那位笑口常开、大肚能容天下事的弥勒佛,几乎每座中国佛庙都能见着他那令人忘忧舒朗的形象,深合中国人对于达观哲学的追求,但到朱元璋这里,也变成时政的讥刺。

最奇的,是高僧来复的遭遇。这位江西和尚,应召入京建法会。其间朱元璋赐宴,来复也是多事,席间呈诗一首作为谢恩。诗云:“金盘苏合来殊域,玉碗醍醐出上方;稠迭滥承上天赐,自惭无德颂陶唐。”这诗不献还罢,一献,小命丢掉了:

帝曰:“汝用‘殊’字,是谓我‘歹朱’也。又言‘无德颂陶唐’,是谓我无德,虽欲以陶唐颂我而不能也。”遂斩之。

这可真是冤哉冤哉!来复和尚明明拍马屁,说朱元璋赐以异国上天的美食玉液,款待自己这么一个“无德之人”,他只有倾心献上对圣明君上的歌颂之辞……这些意思,倘他不用诗的形式来说,断不会招祸,千不该万不该,不该酸溜溜地写成诗,那朱元璋已经习惯成自然,一见你来“雅”的,他就犯嘀咕——这狗娘养的大概又绕着弯儿骂我哩,“遂斩之”。

有时,引用古诗,竟然也丢性命。洪武二十六年的状元张信,被朱元璋任命为皇家教师。教学内容自然包括习字。这天,张信从杜甫诗集中取四句,书成字帖,命学生临摹。老杜史称“诗圣”,他的句式历来认为最讲究、最精炼,也最工整,这四句是:

舍下笋穿壁,庭中藤刺檐。地晴丝冉冉,江白草纤纤。

对仗极工,意象独绝,兼得瘦劲与空灵之妙,诗家评为“语不接而意接”。张信对此诗的喜欢,一定是唯美的,但杜甫诗中往往有些“忧患”的滋味,这也是他所以被称“诗圣”(试体会与李白称“诗仙”的区别),此时,张信虽然疏忽了,朱元璋却足够敏感,一下嗅出杜诗中的苦难气息:

太祖大怒曰:“堂堂天朝,何讥诮如此?”腰斩以徇经生(儒生)。

张信并非唯一死于腰斩这酷刑之下的文人,还有一个受害者,名气远比他大,此人就是明初文坛“四杰”之一高启。《明史》记其事曰:

启尝赋诗,有所讽刺,帝嗛之未发也。及归,居青丘,授书自给。知府魏观为移其家郡中,旦夕延见,甚欢。观以改修府治,获谴。帝见启所作《上梁文》,因发怒,腰斩于市,年三十有九。

“观以改修府治,获谴”,指苏州知府魏观以原张士诚王宫旧址重建“市府大厦”,这行为本身就有引火烧身之意,很愚蠢,偏偏高启凑热闹写了一篇《上梁文》(盖房子上屋梁的祝文),内有“龙蟠虎踞”之语。这还了得?除了真命天子,什么人可称“龙蟠虎踞”?朱元璋大怒,断定魏观和高启“有异图”,置于“极典”——据说,高启所受腰斩还不是一斩了之,而是“被截为八段”。高启被杀的直接原因,好像是政治问题,其实不然。《明史》说得甚明:“启尝赋诗,有所讽刺,帝嗛之未发也。”换言之,对这个大诗人,朱皇帝早已心怀不满,但不知何故暂时隐忍未发。史家多认为,“有所讽刺”而令朱元璋“嗛之未发”的诗作,是高启的一首《题宫女图》。诗云:

女奴扶醉踏苍苔,明月西园侍宴回。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

此诗写了后宫某妃嫔的剪影,叙其被君王召去侍宴,宴毕由女仆扶醉而归,候至深夜、唯闻犬声的孤寂情怀。这类诗是所谓“宫怨诗”,唐以来不计其数,若论写得哀伤、凄绝的,较之为甚者比比皆是,如白居易、元稹、顾况等,却从不曾听说谁掉过一根汗毛。高启只能怪自己不幸生在朱元璋时代,竟因一首“老生常谈”式的宫怨诗,“触高帝(朱元璋)之怒,假手于魏守(魏观)之狱。”清人朱彝尊《静志居诗话》甚至考证说,《题宫女图》是讥讽元顺帝的,与明初宫掖毫不相干——倘如此,高启就简直“冤大发”了。


被腰斩的诗人高启
高启,明初诗人,“吴中四杰”之一。毛泽东曾手书其诗《梅花》,并称之“明朝最伟大的诗人”。


儒家亚圣孟子
孟子的民本思想,含有强烈的君主批判意识。朱元璋删其轻君言论,规定经过删节的《孟子》即《孟子节文》,才是科举考试的依据。

高启之外,又有名叫张尚礼的监察御史,同样因宫怨诗得罪。跟《题宫女图》比,张尚礼这首诗写得颇有些“直奔主题”:

庭院深深昼漏清,闭门春草共愁生。梦中正得君王宠,却被黄鹂叫一声。

显然化用了金昌绪的《春怨》:“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只是情境更为露骨,尤其不能忽视的是,如此春情难捺的并非民间少妇,而是宫中某个寂寞的女人。据说,朱元璋读此诗后,深感这位作者“能摹图宫阃心事”,也就是说,写得实在太逼真了,就像钻到宫女心腹里去一般——对这种人,朱元璋做出的安排是:“下蚕室死。”所谓“蚕室”,宫刑、腐刑之别称;盖受宫刑者,创口极易感染中风,若要苟全一命,须在蚕室似的密处,百日不遇风,方能愈合。显然,张尚礼下了“蚕室”后,没能挺过去,伤口感染而死。

“你不是操心宫女的性生活么?我就阉了你!”这,就是朱元璋给一位宫怨诗作者的答复。旧文人赋诗为文,无非是要么谈谈政治,要么谈谈风月,谈不成政治就谈风月——这宫怨诗,其实就是风月的一种,之所以代代不绝地延传着写下来,对于士子们来说并不是抱有“妇女解放”的宏大志向,甚至连给皇帝“添堵”的想法也没有,实在只是借此玩一点小感伤,扮一扮“怜香惜玉”态。这酸溜溜的小风雅、小情调、小卖弄,大家从来心知肚明,也从来没被看得太重。唯独到朱元璋这儿,作宫怨诗就会换来腰斩、割生殖器的恶果,搞得剑拔弩张,一点没有趣味和幽默感。

这里,姑且不谈专制不专制,朱元璋的反应和处置方式,确实表明他是历来帝王中少有的一个对文人文化、文人传统一无所知的粗鄙之辈。像宫怨诗这种历史悠久的创作题材,早已失去任何现实意义,而只是文人的一种习惯性写作,一种自我陶醉而已。朱元璋对这种心态全然陌生,竟对本来近乎无病呻吟的东西认了真,动用国家机器,大刑伺候。双方文化心理上的错位,让人哭笑不得。估计明初的文人雅士们惊愕之余,还不免一头雾水:政治固然可以不谈,但怎么风月也谈不得了呢?

一直说到这儿,我发现大兴文字狱的朱元璋与历史上其他钳制言论、烧书罪文的专制暴君,有一个本质不同:他没有自己的意识形态,他的所作所为不是为着推行自己的思想权威,让读书人都遵循“朱元璋主义”来思考和说话。在思想和意识形态方面,他毫无建树,完全仰仗儒家政治伦理。他之所以杀那么多人,跟许多推行文化专制的统治者意在搞他自己的“一言堂”,还是有所不同。

朱的滥杀,主要出于自卑。表面上,他杀人,他是强者;潜入深层看,倒是他处于弱势。这弱势的实质是,由于特殊出身他尽管做了皇帝,却完全不掌握话语权——他没有自己的意识形态,他所做的那个“皇帝”,是由儒家意识形态来定义的,可对这套话语他恰恰全然陌生,解释权握在士大夫手中。他们有一整套的语汇、语法、暗语、转义、借典、反讽、潜喻、异趣……不一而足;他们运用自如,如鱼得水。而朱元璋倒很可怜,稍不留意即碰一鼻子灰,时常对不上话、接不上碴儿。他恼怒、羞愤、着急,怎么办?杀人。这是他唯一可以保持强者姿态、摆平自己的方式,就像一条狗,叫得越凶、情态越躁,越表明它陷于恐惧之中。我们不妨比较一下朱元璋和曹操,这两个人都以多疑滥杀著称,但显然地,曹操的多疑来自于自负才高、“宁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的强悍,朱元璋的多疑却来自于自己的文化弱势地位,随时在担心被文化人戏耍和瞒辱;所以,为曹操所杀者,俱为性情狷介、恃才傲物之名士,而朱元璋所杀文人,死得都有些莫名其妙——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是小心翼翼的士吏,例如那些撰写表笺的地方府学教官们。

不过,有一件事情,朱元璋却真正是在不折不扣地搞文化专制主义。这件事情的进攻目标和打击对象,不是别人,正是“孔孟之道”的另一半、高居儒家“亚圣”的孟子。

朱元璋恨孟子,大有道理——但这倒不是当年孟子那句“士,诚小人也”,曾让他出过大洋相。

孟子是为暴君发明“独夫民贼”这种称呼的人,他也第一个将人民视为国家主体——民贵君轻,君主被放到次要位置。他这样评论人民推翻大暴君商纣王这件事:“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说,我只听说过人民起来诛灭了一个名叫纣的独夫,从来不知道有什么弑君的事情。谋逆杀死君主曰“弑”,“弑君”一词本身就明确包括道德犯罪的指责,但孟子在纣王灭亡这件事上,根本不承认这个词。他认为汤放桀、武王伐纣这类事都是诛独夫不是弑君,可以作为正义而永远加以效仿。他还讲到,正直的政治家事君无非两点:“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如果君主有重大的劣迹,一定要加以批评纠正,反复多次他不接受,就让他下台;如果君主只有一般的劣迹,也一定要加以批评纠正,反复多次他不接受,大臣就应该辞职离开他。

朱元璋是什么人呢?我们对他,虽不简单地称为暴君,但他却是把君权推到无以复加的极致的人,本来就独尊独大的中国式君主霸权(试比较一下欧洲古代君权,就能看出中国古代君权是多么彻底;在欧洲,且不说还有教权与君权分庭抗礼,即便贵族骑士阶层也能在君权之下保持某种荣誉上的独立性),在他手中发展到垄断一切的最高阶段。这样一个人,与孟子的政治学说可以说是天生对立的。反过来看,孟子力倡反对“独夫”,不也正戳在朱元璋的痛处么?

以孟子“民贵君轻”的观点论,他千百年来居然被专制君主们尊为圣人,里头实有大虚伪。在专制君主那里,他理该是不受欢迎的人,他的思想理该是不受欢迎的思想。李兆忠先生在《暧昧的日本人》里说,日本虽然学习中国文化和儒家思想,对孟子却坚决排斥,因为孟子对君主轻视与不敬。其实,这才是正常的。而中国的君主们,虽然一定很讨厌孟子,却还是假惺惺地赞美他的思想。至少在这一点上,朱元璋比较坦诚,不那么虚伪。他是唯一不加掩饰、大大方方将对孟子的嫌恶表达出来的皇帝。全祖望《鲒埼亭集》载:

上读《孟子》,怪其对君不逊,怒曰:“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时将丁祭(每年的仲春和仲秋上旬之丁日,各有一次祭孔,称为“丁祭”),遂命罢配享(旧以孔子门徒及其他儒家先哲附属于孔子者一并受祭,称“配享”)。明日,司天奏:“文星暗。”上曰:“殆孟子故耶?”命复之。

朱元璋话意甚明:倘这孟老儿活在当今,一条老命就算交待了!也许,腰斩都不足以释恨,非将其凌迟抽肠不可!恼恨之下,又无人可杀,只好以将孟子牌位从孔庙撤掉作为惩罚。但那些儒生马上使了个坏,第二天就上报说文星黯淡、天象异常;他们知道,当皇帝的都迷信天命,敢得罪孟子,却不敢得罪上天——这是当年董仲舒成功灌输给他们的一种思想,天道合一,“天不变,道亦不变”,天有变就说明道失常,皇帝最为害怕了。朱元璋一听天象异常,自己也就疑神疑鬼:“莫非因为孟老儿的缘故?”只好重新恢复了孟子牌位。

想杀人,人早死了,没得杀;撤牌位,上天又不乐意,给你来个星光惨淡。朱元璋的这个文字狱,搞得最不爽。但他自不肯善罢甘休。怎么办?还有个办法,说起来是老套子了:删书!对他实行书报检查!洪武二十七年,朱元璋正式把这任务交给翰林学士刘三吾。经检查认定,《孟子》存在“谬论”的凡八十五段,这些统统删去,几占全书三分之一。

这大抵是另一种酷刑——思想的腰斩。斩不了孟子其人,就斩他的言论著述。腰斩对象,包括:不得说君主不仁义、不得说统治者奢欲贪享、不得说批评穷征暴敛、不得反战、不得说暴君可诛、不得说民贵君轻、不得说人民有权温饱“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

刘三吾奉旨删孟,编成《孟子节文》;同时,又奉旨作《〈孟子节文〉题辞》一文,其中,除了“批孟”,尤其值得注意宣布了这样一条决定:

自今八十五条之内,课士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壹以圣贤中正之学为本。

什么意思呢?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自即日起,所删《孟子》八十五条,从国家教科书中驱除,不得作为教学内容,亦不得作为考试内容;这二项的取舍,一律以所自封为“圣贤中正之学”的版本——亦即《孟子节文》为本。

这是厉害的一招,“挖根”的一招,远胜于将某某书禁毁了事的一般做法。身为六百年前的皇帝,这样透彻理解了教育的意义,用控制教科书的办法来达到禁止某种思想的传播的目的,见识真的很高明。一旦把教科书管起来,让读书求学的人打小了解的孟子就是经过教科书规范过的孟子,而且代复一代皆如此,则“天下人尽入吾彀中矣”。再者,读书是为什么?做官。怎样才能做官?通过科举考试。那好,我就规定考试内容和范围,必须以《孟子节文》为准,解题、说理也必须循《孟子节文》所暗含的有关孟子言论的认识导向;无形之中,久而久之,本来的孟子、完整的孟子、真实的孟子,自然被人淡忘……这就叫思想的愚弄、精神的壅闭,它岂不比简单禁绝一本书来得深刻?

尽管朱元璋是大老粗,但对于收拾文化人却有独到之处,他挥舞着“雌雄双剑”,一手“文字狱”,一手“八股取士”,把知识分子驯得服服帖帖。尤其是“八股文”,抠住了读书人的命门。因为命题只限于“四书五经”(当然都经过《孟子节文》式的处理),舍此以外读书再多都没用,所以知识分子的思想就被死死地限制在这个令人放心的黑屋子里面。他的这些创造,让取代明朝的清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后者以“外夷”入主中原,更需要思想的禁锢和麻木,所以对朱元璋的两大法宝照单全收,一手“文字狱”,一手“八股取士”,以致到所谓“康乾盛世”,活泼、自由的思想杳无踪迹,书生学人一头扎在考据、章句、版本、目录之学中。

龚自珍有《病梅馆记》,内云:“有以文人画士孤癖之隐明告鬻梅者,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以求重价:而江浙之梅皆病。文人画士之祸之烈至此哉!”堪称专制主义下病态人文精神的绝肖写照,那所谓“文人画士孤癖之隐”,就是朱元璋一类极权君主的“孤癖之隐”,他们用这样的“孤癖之隐”斫修雕琢知识分子,使他们丧失生气、成为病梅,且以此为“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