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自秦起，帝权是同一性质，但朝代之建立，则各有不同。秦帝国的诞生是列国长期争霸、强者胜出的结果。晋、隋、唐、宋属于另一种模式，由旧政权内部的大贵族、军阀等强力人物，以政变或反叛方式夺得权力。元、清帝国则是外部强大军事入侵致使中原汉族政权解体（“亡国”），而形成的异族统治。除此以外，只有汉、明两朝是经过农民起义的长期战争亦即由“匹夫起事”造就的国家。
汉、明这种政权有两大鲜明特征：第一，“起事”之前没有一个明确的权力认同，新政权完全是赤手空拳打下来，无人先窃威柄，其领袖人物的地位是在“起事”过程中逐渐地历史地形成的，不像其余各代统治集团内部领导权归属早已确定——比如，秦始皇灭六国是商鞅变法后六十年间秦国强大的结果，晋皇族司马氏早自曹魏时期的司马懿起已形成威权，隋文帝灭周前已在朝中总揽大权、成为实际的统治者，唐高祖、宋太祖都是军阀，早就自成一统，推翻旧朝不过是水到渠成之事，而分别灭宋灭明的元清两朝，更是以完整、独立的异族政权取代中原汉族政权。第二，汉、明两代天下未定之际，群雄并起，英才辈出，“起事”者共同组成一个豪强集团，虽然内部有主从之分（后来演变为君臣关系），但并不是集团领袖一人独享威望，相反，许多成员都兼有英雄般声誉、重大功勋、军事实力以及政治资本，所谓“功高震主”者大有人在；具体地说，无论刘邦还是朱元璋，他们一方面固然是那个豪强集团的领袖，另一方面，某种意义上又可以说不过是集团之一员，他们与集团其他成员的关系微妙地介乎主/从、兄/弟之间，这种“君臣＋伙伴”的关系，对于领袖的绝对权威始终构成潜在的挑战意味。
不单刘邦集团和朱元璋集团，我们在历史上另外两个类似的却功败垂成的集团——李自成集团和洪秀全集团中，同样发现上述特征。并且，李、洪集团最后的覆灭，根本正是这两大特征发作所致。
以汉、明模式建立起来的政权，打天下的任务一旦结束，马上都面临豪强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即如何使权力集中并将它真正巩固起来。首先必须渡过这个危机，才谈得上其他，否则就会迅速崩溃。所以我们看到，唯有汉、明两代初期发生了大肆杀灭功臣的情形，别的朝代却不必如此。刘邦用几年时间，一一除去韩信、彭越、英布等强大的异姓王，韩信死前说出了那段名言：“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朱元璋做得还要高明些，像外科手术一般精确，稳扎稳打、有条不紊地逐个消灭李善长、刘基、徐达等所有一同“起事”的文武重臣，直到临死前解决掉最后一个危险人物蓝玉。
韩信很可笑，大不必发那样的感慨。这并非情感和道德问题，是权力本质使然。一遇权力，忠义一类道德的诗情画意就烟消云散，无人信，也不能信。试问，面对手下一群战功赫赫、足智多谋的能人，朱元璋能躺在兄弟情义上高枕无忧吗？就算他愿意古道热肠，对方也难保不动点什么心思；毕竟那么巨大的权力，诱惑力也同样巨大，谁都挺不住，除非已经超凡入圣。而且，越是像刘邦、朱元璋这样大家同起于布衣的豪强集团，日后越可能手足相残，将所谓“兄弟情义”碎尸万段，因为称兄道弟意味着彼此彼此、平起平坐，这是极危险的关系，当着患难之际它是事业有力的纽带，可一旦到了“有福同享”的阶段，它马上就变成对绝对权威的巨大威胁，势必引发血流成河的清洗。就这一层言，倒是一开始主从关系就很明确的曹操、李渊或赵匡胤集团，来得比较简单，也比较相安无事。
帝权本质是家族统治，是一个家族统治天下所有家族。它对权力的认识，不基于公信，而基于血液。血管里流着同样的血，才可分享权力。所以，“异姓王”必为刘邦所灭，徐达等势不见容于朱元璋；不管他们共同经历着怎样的患难，又曾如何以兄弟相称。血液质地决定一切，就像治疗白血病的血清，倘非来自直系亲属，必然排异。
解决之道仍是血。一是让别人的血流尽，杀光可能威胁家族统治的人。一是尽力将权力笼在自家血亲之人的手里。
然而，想真正解决问题，并不容易。帝权不会放弃其“家天下”的诉求，但妥善稳当的办法在哪里却不知道。秦汉以来，历代王朝始终在建藩/削藩、实封/虚封之间摇摆不定。分封诸王的目的，是倚为屏障，使帝室不孤。但这目的，却建于一个幼稚前提之下，即诸王永无个人野心。为防这一层，又引出实封还是虚封的分歧。所谓实封，指亲王有领地，甚至有军队，实实在在拥有一个小王国；虚封却只予名号、俸级、庄园，享有地位而不享有实权。
建藩/削藩、实封/虚封这两个争论，贯穿各朝，一直回避不了，也一直未有定论。它们各自的利弊，一样彰著，都表现得很充分。典型如魏晋之间。魏以西汉为鉴。西汉初年实行建藩和实封，刘邦一面消灭异姓王，一面封其子肥为齐王、长为淮南王、建为燕王、如意为赵王、恢为梁王、恒为代王、友为淮阳王，以及其弟刘交为楚王、侄刘濞为吴王，这些王国基本独立，朝廷只派任王傅、丞相二官，其他军政大权都在国王自己掌握中，景帝时终于发生七国叛乱，幸亏得以敉平，随后改定王国制度，使其分土不治民。魏继汉立国，对两汉一些前车之鉴印象深刻，一是坚决杜绝宦官外戚干政（东汉的主要问题），一是要防止藩王割据，这样，确定以士族（官僚）为核心的政治。但正所谓水里葫芦，摁下这个，又浮起那个——魏确实不曾在藩王、宦官、外戚问题上吃苦头，却养大了一个官僚家族，此即司马氏。从司马懿起，然后司马师、司马昭，司马家一直把持朝政，连皇帝废立也是他们做主，到司马昭之子司马炎，终于逼曹家以禅让方式交出政权，建立晋朝。摇身一变成为晋武帝的司马炎，自认为把曹家灭亡的原因搞清楚了，那就是魏国“禁锢诸王，帝室孤立”，致使皇帝轻易被人操纵直到把江山拱手相让。他既形成此种认识，便一反汉景帝以来虚封王侯的政策，于公元265年，大封皇族二十七人为国王，且不久即令诸王之国，每王有民五千户至二万户不等，有军队千五百人至五千人不等，由此种下祸根。结果不到四十年，爆发“八王之乱”，势力强劲的藩王为争权和控制皇帝，彼此攻杀，导致西晋完蛋。
“八王之乱”的惨重教训，似给建藩实封盖棺论定，以后历朝都不敢采取这办法。但却又被朱元璋捡起来。
朱元璋不是不知它的危险和害处，所以捡起来，一是无奈，二来太过自信。
无奈，是指他既然想定所有声望隆著之开国元勋必须除尽，则不得不以建藩巩固基业，寄希望于诸子同心协力，拱卫帝室；他以为，骨肉之亲将自然达成一种对共同利益的认识，结成紧密集团，而排斥一切试图对此利益加以觊觎的异姓势力或集团。
关于自信，则不能不提及朱元璋的性格与心理。此人不单自视为有史以来最勤勉、最努力、最负责任的君主（关于这一点，他无数次对子女和臣下自夸，很为骄傲），而且自视为天底下最善教子治家的严父。在史料中，我们一再发现朱元璋酷爱以伟大父亲自居，在这方面留下的记载比比皆是。从严于教育而论，确实没有几个皇帝比朱元璋动了更多脑筋，费了更多精力，想了更多办法。
他不仅以最纯、最正宗的儒家思想为教育内容，而且为诸皇子择师亦慎之又慎，皆为学问、人品俱佳的一时之选。《明史》说：“明初，特重师傅。既命宋濂教太子，而诸王傅亦慎其选。”这些教师笃诚职守，原则性很强，诸皇子若不听教训，不仅会加责备，甚至敢于体罚。其中有个叫李希颜的教师，就以“规范严峻”著称，诸皇子顽劣不学的，“或击其额”——不是一般地打打掌心，竟敲其脑袋，未免有犯皇家尊严，朱元璋起初都难以接受，不过，他最终尚能理解李希颜目的在于严教，反升了他职位。
诸皇子除从书本和老师那里接受正统儒家教育，朱元璋还以多种形式培养他们“正确世界观和人生观”，读相关记载时每每觉得，朱元璋别出心裁所搞的办法，当代人所能想到的——如“开门办学”“革命传统教育”之类——似乎也不过如此。他经常命诸皇子穿上草鞋，出城下乡，接触农村生活，规定路途中骑马行二程，徒步行一程。那情形，很像我这代人小学时光常常搞的“军事拉练”，背上背包，到城外行军一二十里，目的是培养“两不怕”（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每次脚板都磨出血泡。最远时，诸皇子要从南京一直行至老家临濠（今安徽凤阳）。1376年，在送别诸皇子时朱元璋说：
今使汝等于旁近郡县，游览山川，经历田野（到农村去！到基层去！）。因道途之险易，知鞍马之勤劳（锻炼吃苦耐劳品质）；观小民之生业，以知衣食之艰难（访贫问苦）；察民情之好恶，以知风俗之美恶（认识现实）。即祖宗陵墓之所，访求父老，问吾起兵渡江时事（接受“历史和传统教育”），识之于心，以知吾创业之不易也（忆苦思甜，不忘本）。
我所作夹注，着意摹为当代语，也都说得通，当代中国五十岁以上公民，睹之当会心一笑。可见，朱元璋对于子女的“反腐防变”不惟抓得紧，放在今天也还不落伍。他曾经亲领世子走访农家，察看农民居住饮食条件和日常生活；在大内辟地种菜，召来诸皇子进行现场教育，告诉他们“此非不可起亭馆台榭为游观之所，今但令内使种蔬，诚不忍伤民之财，劳民之力耳”。一次外出，路见一小僮，小小年纪供人役使，奔来走去，汗流不止，就领进宫，把诸皇子都叫来指着这孩子说：“此小僮与尔等年相若，已能奔走服役。尔曹不可恃年幼，怠惰不学。”……类似故事比比皆是。
中国大大小小几十个王朝，这样来搞皇家教育，只有朱元璋。虽然他不曾亲口说过，但我揣测关于如何使“皇图永固”，朱元璋经过思考有两点结论：第一、必须不惜一切扫除任何可能令江山易手的因素。这一层不是揣测，是付诸实际的行动。包括功臣杀光、废相、军队指挥权收归皇帝、严禁内官干政等做法和手段，皆为此而生。第二、权力彻底集中到皇帝手里，虽然最大限度抑制了各种威胁，但帝室究竟也变得颇为孤单，缺少屏障，缺少帮衬，怎么填补这个空虚？就是建藩。
虽然建藩在历史上副作用极大，甚至屡酿巨祸，但朱元璋认准两条：其一，帝室和藩王说到底是一家人，同祖同宗，血管里流一样的血，在根本利益和重大关头，大家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终归较任何外人可靠；其二，他觉得过去建藩结果之所以大坏，不在建藩本身，关键在教育失败、家法不严，或转过来说，只要他这个“老祖宗”抓好子女教育、厘清规范，防弊在先，建藩之举必定能收良效，成为帝权的真正保障。
朱元璋这个人，有强烈的道德优越感，虽然留下了不少专忌暴戾的记载，但他始终确信自己是“根红苗正”、艰苦朴素、勤政爱民的伟大君主；这种道德优越感，使他对道德、个人品质的意义产生迷信，以为只要将人打造出好的道德、好的品质，提高思想觉悟，就可以抵制各种邪恶欲念的侵蚀。在这种道德乌托邦的幻想之下，他拒不认识极权体制本身的内在法则，抑或索性认为思想品德教育对后者足以战而胜之。所以我们看到，建国后迄于死前，他的政治方针一直在两条线上齐头并进，一条线不断将权力集中和牢牢控制在君主手中，另一条线就是高度重视对诸皇子的道德品质教育、反腐防变、把他们培养成合格的接班人。他无疑觉得这是相辅相成、万无一失的完美方案，甚至历来帝权不稳的死结，到他这儿终于彻底解开。
不能说朱元璋毫无成效。他的教育方针在太子朱标和太孙朱允炆身上，可算修成正果。可惜，未待继位，朱标过早走至生命尽头。倘非如此，洪武之后大明王朝的历史或许上演另一番故事也未可知。但根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除了太子一支，朱元璋的教育在其他诸皇子那里一概不灵，“尔等受封朔土，藩屏朝廷”，只是他自负而且想当然的一厢情愿，当第四子朱棣统率大军攻入南京时，他那个基于血亲的狭隘的有关权力基础的设想，被证明愚不可及。
这个骄傲的、至死都以为自己非常成功的父亲，被儿子无情地欺骗了。他们顺从、匍匐在他权威之下，将他每一句话尊为真理，俱是一副孝子贤孙的模样儿……朱元璋陶醉在“伟大父亲”的权威中，对儿子们的忠孝丝毫不疑，说：“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此必“为久安长治之计”。临死前不久，在给朱棣一封信里他还这么说：“秦、晋(指皇二子秦王朱樉、皇三子晋王朱)已薨，汝实为长，攘外安内，非汝而谁？……尔其总率诸王，相机度势，周防边患，乂安黎民，以答上天之心，以副吾付托之意。”全然你办事我放心的口吻，殊不知，诸王背地里早就勾心斗角，潜蓄异志者大有人在，而头号危险人物正是这个皇四子燕王朱棣。朱元璋非但浑然不觉，反以无限信任致“托付之意”，望其“总率诸王”、“攘外安内”，岂非与虎谋皮？
早在洪武九年，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就预言了“靖难之役”一类动乱必然发生。那年因为“星变”（天文异象），照例下谕求直言，山西平遥“儒学训导”（教育局长）叶伯巨应诏上书，内容直指朱元璋“封建诸子，为国藩屏”的政治路线。他很不客气地挑战“骨肉论”：
议者曰，诸王皆天子骨肉，分地虽广，立法虽侈，岂有抗衡之理？臣窃以为不然，何不观于汉晋之事乎？
汉、晋曾因分封诸王引起大乱，随后历数其故事，说：“援古证今，昭昭然矣！”这且不算，叶氏索性直截了当就现实做出预言：“臣恐数世之后，尾大不掉，然后削其地而夺之权，则必生觖望（怨望；觖，不满），甚者缘间而起，防之无及矣。”
反对“骨肉论”，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叶伯巨还指出，朱元璋依赖私亲的立场根本就是错的，国家政治的希望还是在于“用士”，要依靠“忠臣义士”。
这恰恰击中了要害。朱元璋读后气急败坏，大叫：“小子间吾骨肉，速逮来，吾手射之！”后来叶伯巨总算未遭朱元璋亲手射杀，而是瘐死狱中。祸从口出，是古今知识分子不改的命运，毕竟读书多，又以独立思考为乐，一旦自己觉得胸中有真知灼见，就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据说叶伯巨上书之前曾对友人说：“今天下惟三事可患耳，其二事易见而患迟，其一事难见而患速。纵无明诏，吾犹将言之，况求言乎。”说有三大隐患，其中两种容易发现但担心发现太晚，一种则难以发现却担心它来得太快。“一事难见而患速”指的正是建藩之害。他完全可以闭嘴不说，但就是忍不住，自取灭亡。但他恐怕并不后悔。他上书时的洪武九年，“诸王止建藩号，未曾裂土（实封），不尽如伯巨所言”，但他却预先窥见如不及时抑止，将来趋势定会重演“汉晋之事”，因为自信绝对正确，或因见天下所未见而自喜，就连性命也不在乎了，非说出来不可。这就是知识分子可笑和可爱之处。史家这样评论叶伯巨：“燕王……后因削夺称兵，遂有天下，人乃以伯巨为先见云。”有这句评价，叶氏地下也可欣慰了。
“骨肉论”，跟中国四百年后搞的“血统论”、“出身论”、“成分论”一样，明显荒谬。朱元璋所以笃信不疑，当有人指其荒谬时他还暴跳如雷，究其原因是被自己所蒙蔽。
他太崇拜自己，太迷信自己的榜样、感召力、权威和精心规划的蓝图，他以为自己已然做到尽善尽美，一切尽在掌握中，“以后子孙，不过遵守成法以安天下”，别人没有理由也不可能照他的安排行事，孙猴子本领再大也跳不出如来佛手心。完全主观，无视客观——自视甚伟者，常犯这毛病。
朱元璋希望，流他人的血来缔造朱家王朝的安全，而靠血管同一来源的血来维系“大明”的稳定。他从错误起点出发，来解决他的难题；结果，难题非但未曾解决，反倒成为一个死结，一种轮回——他死后短短一二年，难题很快重新回到起点。
公元1399年，血，殷红的血，再次成为大明王朝鲜明的主题。只不过，这一次流淌、飞溅着的，不是异姓功臣的鲜血，而是朱氏家族自己血管里的鲜血。血光迸发之际，朱元璋的“骨肉论”彻底破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