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床·明六帝纪

作者:李洁非

虽然自秦起,帝权是同一性质,但朝代之建立,则各有不同。秦帝国的诞生是列国长期争霸、强者胜出的结果。晋、隋、唐、宋属于另一种模式,由旧政权内部的大贵族、军阀等强力人物,以政变或反叛方式夺得权力。元、清帝国则是外部强大军事入侵致使中原汉族政权解体(“亡国”),而形成的异族统治。除此以外,只有汉、明两朝是经过农民起义的长期战争亦即由“匹夫起事”造就的国家。

汉、明这种政权有两大鲜明特征:第一,“起事”之前没有一个明确的权力认同,新政权完全是赤手空拳打下来,无人先窃威柄,其领袖人物的地位是在“起事”过程中逐渐地历史地形成的,不像其余各代统治集团内部领导权归属早已确定——比如,秦始皇灭六国是商鞅变法后六十年间秦国强大的结果,晋皇族司马氏早自曹魏时期的司马懿起已形成威权,隋文帝灭周前已在朝中总揽大权、成为实际的统治者,唐高祖、宋太祖都是军阀,早就自成一统,推翻旧朝不过是水到渠成之事,而分别灭宋灭明的元清两朝,更是以完整、独立的异族政权取代中原汉族政权。第二,汉、明两代天下未定之际,群雄并起,英才辈出,“起事”者共同组成一个豪强集团,虽然内部有主从之分(后来演变为君臣关系),但并不是集团领袖一人独享威望,相反,许多成员都兼有英雄般声誉、重大功勋、军事实力以及政治资本,所谓“功高震主”者大有人在;具体地说,无论刘邦还是朱元璋,他们一方面固然是那个豪强集团的领袖,另一方面,某种意义上又可以说不过是集团之一员,他们与集团其他成员的关系微妙地介乎主/从、兄/弟之间,这种“君臣+伙伴”的关系,对于领袖的绝对权威始终构成潜在的挑战意味。

不单刘邦集团和朱元璋集团,我们在历史上另外两个类似的却功败垂成的集团——李自成集团和洪秀全集团中,同样发现上述特征。并且,李、洪集团最后的覆灭,根本正是这两大特征发作所致。

以汉、明模式建立起来的政权,打天下的任务一旦结束,马上都面临豪强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即如何使权力集中并将它真正巩固起来。首先必须渡过这个危机,才谈得上其他,否则就会迅速崩溃。所以我们看到,唯有汉、明两代初期发生了大肆杀灭功臣的情形,别的朝代却不必如此。刘邦用几年时间,一一除去韩信、彭越、英布等强大的异姓王,韩信死前说出了那段名言:“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朱元璋做得还要高明些,像外科手术一般精确,稳扎稳打、有条不紊地逐个消灭李善长、刘基、徐达等所有一同“起事”的文武重臣,直到临死前解决掉最后一个危险人物蓝玉。

韩信很可笑,大不必发那样的感慨。这并非情感和道德问题,是权力本质使然。一遇权力,忠义一类道德的诗情画意就烟消云散,无人信,也不能信。试问,面对手下一群战功赫赫、足智多谋的能人,朱元璋能躺在兄弟情义上高枕无忧吗?就算他愿意古道热肠,对方也难保不动点什么心思;毕竟那么巨大的权力,诱惑力也同样巨大,谁都挺不住,除非已经超凡入圣。而且,越是像刘邦、朱元璋这样大家同起于布衣的豪强集团,日后越可能手足相残,将所谓“兄弟情义”碎尸万段,因为称兄道弟意味着彼此彼此、平起平坐,这是极危险的关系,当着患难之际它是事业有力的纽带,可一旦到了“有福同享”的阶段,它马上就变成对绝对权威的巨大威胁,势必引发血流成河的清洗。就这一层言,倒是一开始主从关系就很明确的曹操、李渊或赵匡胤集团,来得比较简单,也比较相安无事。

帝权本质是家族统治,是一个家族统治天下所有家族。它对权力的认识,不基于公信,而基于血液。血管里流着同样的血,才可分享权力。所以,“异姓王”必为刘邦所灭,徐达等势不见容于朱元璋;不管他们共同经历着怎样的患难,又曾如何以兄弟相称。血液质地决定一切,就像治疗白血病的血清,倘非来自直系亲属,必然排异。

解决之道仍是血。一是让别人的血流尽,杀光可能威胁家族统治的人。一是尽力将权力笼在自家血亲之人的手里。

然而,想真正解决问题,并不容易。帝权不会放弃其“家天下”的诉求,但妥善稳当的办法在哪里却不知道。秦汉以来,历代王朝始终在建藩/削藩、实封/虚封之间摇摆不定。分封诸王的目的,是倚为屏障,使帝室不孤。但这目的,却建于一个幼稚前提之下,即诸王永无个人野心。为防这一层,又引出实封还是虚封的分歧。所谓实封,指亲王有领地,甚至有军队,实实在在拥有一个小王国;虚封却只予名号、俸级、庄园,享有地位而不享有实权。

建藩/削藩、实封/虚封这两个争论,贯穿各朝,一直回避不了,也一直未有定论。它们各自的利弊,一样彰著,都表现得很充分。典型如魏晋之间。魏以西汉为鉴。西汉初年实行建藩和实封,刘邦一面消灭异姓王,一面封其子肥为齐王、长为淮南王、建为燕王、如意为赵王、恢为梁王、恒为代王、友为淮阳王,以及其弟刘交为楚王、侄刘濞为吴王,这些王国基本独立,朝廷只派任王傅、丞相二官,其他军政大权都在国王自己掌握中,景帝时终于发生七国叛乱,幸亏得以敉平,随后改定王国制度,使其分土不治民。魏继汉立国,对两汉一些前车之鉴印象深刻,一是坚决杜绝宦官外戚干政(东汉的主要问题),一是要防止藩王割据,这样,确定以士族(官僚)为核心的政治。但正所谓水里葫芦,摁下这个,又浮起那个——魏确实不曾在藩王、宦官、外戚问题上吃苦头,却养大了一个官僚家族,此即司马氏。从司马懿起,然后司马师、司马昭,司马家一直把持朝政,连皇帝废立也是他们做主,到司马昭之子司马炎,终于逼曹家以禅让方式交出政权,建立晋朝。摇身一变成为晋武帝的司马炎,自认为把曹家灭亡的原因搞清楚了,那就是魏国“禁锢诸王,帝室孤立”,致使皇帝轻易被人操纵直到把江山拱手相让。他既形成此种认识,便一反汉景帝以来虚封王侯的政策,于公元265年,大封皇族二十七人为国王,且不久即令诸王之国,每王有民五千户至二万户不等,有军队千五百人至五千人不等,由此种下祸根。结果不到四十年,爆发“八王之乱”,势力强劲的藩王为争权和控制皇帝,彼此攻杀,导致西晋完蛋。

“八王之乱”的惨重教训,似给建藩实封盖棺论定,以后历朝都不敢采取这办法。但却又被朱元璋捡起来。

朱元璋不是不知它的危险和害处,所以捡起来,一是无奈,二来太过自信。

无奈,是指他既然想定所有声望隆著之开国元勋必须除尽,则不得不以建藩巩固基业,寄希望于诸子同心协力,拱卫帝室;他以为,骨肉之亲将自然达成一种对共同利益的认识,结成紧密集团,而排斥一切试图对此利益加以觊觎的异姓势力或集团。

关于自信,则不能不提及朱元璋的性格与心理。此人不单自视为有史以来最勤勉、最努力、最负责任的君主(关于这一点,他无数次对子女和臣下自夸,很为骄傲),而且自视为天底下最善教子治家的严父。在史料中,我们一再发现朱元璋酷爱以伟大父亲自居,在这方面留下的记载比比皆是。从严于教育而论,确实没有几个皇帝比朱元璋动了更多脑筋,费了更多精力,想了更多办法。

他不仅以最纯、最正宗的儒家思想为教育内容,而且为诸皇子择师亦慎之又慎,皆为学问、人品俱佳的一时之选。《明史》说:“明初,特重师傅。既命宋濂教太子,而诸王傅亦慎其选。”这些教师笃诚职守,原则性很强,诸皇子若不听教训,不仅会加责备,甚至敢于体罚。其中有个叫李希颜的教师,就以“规范严峻”著称,诸皇子顽劣不学的,“或击其额”——不是一般地打打掌心,竟敲其脑袋,未免有犯皇家尊严,朱元璋起初都难以接受,不过,他最终尚能理解李希颜目的在于严教,反升了他职位。

诸皇子除从书本和老师那里接受正统儒家教育,朱元璋还以多种形式培养他们“正确世界观和人生观”,读相关记载时每每觉得,朱元璋别出心裁所搞的办法,当代人所能想到的——如“开门办学”“革命传统教育”之类——似乎也不过如此。他经常命诸皇子穿上草鞋,出城下乡,接触农村生活,规定路途中骑马行二程,徒步行一程。那情形,很像我这代人小学时光常常搞的“军事拉练”,背上背包,到城外行军一二十里,目的是培养“两不怕”(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每次脚板都磨出血泡。最远时,诸皇子要从南京一直行至老家临濠(今安徽凤阳)。1376年,在送别诸皇子时朱元璋说:

今使汝等于旁近郡县,游览山川,经历田野(到农村去!到基层去!)。因道途之险易,知鞍马之勤劳(锻炼吃苦耐劳品质);观小民之生业,以知衣食之艰难(访贫问苦);察民情之好恶,以知风俗之美恶(认识现实)。即祖宗陵墓之所,访求父老,问吾起兵渡江时事(接受“历史和传统教育”),识之于心,以知吾创业之不易也(忆苦思甜,不忘本)。

我所作夹注,着意摹为当代语,也都说得通,当代中国五十岁以上公民,睹之当会心一笑。可见,朱元璋对于子女的“反腐防变”不惟抓得紧,放在今天也还不落伍。他曾经亲领世子走访农家,察看农民居住饮食条件和日常生活;在大内辟地种菜,召来诸皇子进行现场教育,告诉他们“此非不可起亭馆台榭为游观之所,今但令内使种蔬,诚不忍伤民之财,劳民之力耳”。一次外出,路见一小僮,小小年纪供人役使,奔来走去,汗流不止,就领进宫,把诸皇子都叫来指着这孩子说:“此小僮与尔等年相若,已能奔走服役。尔曹不可恃年幼,怠惰不学。”……类似故事比比皆是。

中国大大小小几十个王朝,这样来搞皇家教育,只有朱元璋。虽然他不曾亲口说过,但我揣测关于如何使“皇图永固”,朱元璋经过思考有两点结论:第一、必须不惜一切扫除任何可能令江山易手的因素。这一层不是揣测,是付诸实际的行动。包括功臣杀光、废相、军队指挥权收归皇帝、严禁内官干政等做法和手段,皆为此而生。第二、权力彻底集中到皇帝手里,虽然最大限度抑制了各种威胁,但帝室究竟也变得颇为孤单,缺少屏障,缺少帮衬,怎么填补这个空虚?就是建藩。

虽然建藩在历史上副作用极大,甚至屡酿巨祸,但朱元璋认准两条:其一,帝室和藩王说到底是一家人,同祖同宗,血管里流一样的血,在根本利益和重大关头,大家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终归较任何外人可靠;其二,他觉得过去建藩结果之所以大坏,不在建藩本身,关键在教育失败、家法不严,或转过来说,只要他这个“老祖宗”抓好子女教育、厘清规范,防弊在先,建藩之举必定能收良效,成为帝权的真正保障。

朱元璋这个人,有强烈的道德优越感,虽然留下了不少专忌暴戾的记载,但他始终确信自己是“根红苗正”、艰苦朴素、勤政爱民的伟大君主;这种道德优越感,使他对道德、个人品质的意义产生迷信,以为只要将人打造出好的道德、好的品质,提高思想觉悟,就可以抵制各种邪恶欲念的侵蚀。在这种道德乌托邦的幻想之下,他拒不认识极权体制本身的内在法则,抑或索性认为思想品德教育对后者足以战而胜之。所以我们看到,建国后迄于死前,他的政治方针一直在两条线上齐头并进,一条线不断将权力集中和牢牢控制在君主手中,另一条线就是高度重视对诸皇子的道德品质教育、反腐防变、把他们培养成合格的接班人。他无疑觉得这是相辅相成、万无一失的完美方案,甚至历来帝权不稳的死结,到他这儿终于彻底解开。

不能说朱元璋毫无成效。他的教育方针在太子朱标和太孙朱允炆身上,可算修成正果。可惜,未待继位,朱标过早走至生命尽头。倘非如此,洪武之后大明王朝的历史或许上演另一番故事也未可知。但根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除了太子一支,朱元璋的教育在其他诸皇子那里一概不灵,“尔等受封朔土,藩屏朝廷”,只是他自负而且想当然的一厢情愿,当第四子朱棣统率大军攻入南京时,他那个基于血亲的狭隘的有关权力基础的设想,被证明愚不可及。

这个骄傲的、至死都以为自己非常成功的父亲,被儿子无情地欺骗了。他们顺从、匍匐在他权威之下,将他每一句话尊为真理,俱是一副孝子贤孙的模样儿……朱元璋陶醉在“伟大父亲”的权威中,对儿子们的忠孝丝毫不疑,说:“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此必“为久安长治之计”。临死前不久,在给朱棣一封信里他还这么说:“秦、晋(指皇二子秦王朱樉、皇三子晋王朱)已薨,汝实为长,攘外安内,非汝而谁?……尔其总率诸王,相机度势,周防边患,乂安黎民,以答上天之心,以副吾付托之意。”全然你办事我放心的口吻,殊不知,诸王背地里早就勾心斗角,潜蓄异志者大有人在,而头号危险人物正是这个皇四子燕王朱棣。朱元璋非但浑然不觉,反以无限信任致“托付之意”,望其“总率诸王”、“攘外安内”,岂非与虎谋皮?

早在洪武九年,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就预言了“靖难之役”一类动乱必然发生。那年因为“星变”(天文异象),照例下谕求直言,山西平遥“儒学训导”(教育局长)叶伯巨应诏上书,内容直指朱元璋“封建诸子,为国藩屏”的政治路线。他很不客气地挑战“骨肉论”:

议者曰,诸王皆天子骨肉,分地虽广,立法虽侈,岂有抗衡之理?臣窃以为不然,何不观于汉晋之事乎?

汉、晋曾因分封诸王引起大乱,随后历数其故事,说:“援古证今,昭昭然矣!”这且不算,叶氏索性直截了当就现实做出预言:“臣恐数世之后,尾大不掉,然后削其地而夺之权,则必生觖望(怨望;觖,不满),甚者缘间而起,防之无及矣。”

反对“骨肉论”,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叶伯巨还指出,朱元璋依赖私亲的立场根本就是错的,国家政治的希望还是在于“用士”,要依靠“忠臣义士”。

这恰恰击中了要害。朱元璋读后气急败坏,大叫:“小子间吾骨肉,速逮来,吾手射之!”后来叶伯巨总算未遭朱元璋亲手射杀,而是瘐死狱中。祸从口出,是古今知识分子不改的命运,毕竟读书多,又以独立思考为乐,一旦自己觉得胸中有真知灼见,就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据说叶伯巨上书之前曾对友人说:“今天下惟三事可患耳,其二事易见而患迟,其一事难见而患速。纵无明诏,吾犹将言之,况求言乎。”说有三大隐患,其中两种容易发现但担心发现太晚,一种则难以发现却担心它来得太快。“一事难见而患速”指的正是建藩之害。他完全可以闭嘴不说,但就是忍不住,自取灭亡。但他恐怕并不后悔。他上书时的洪武九年,“诸王止建藩号,未曾裂土(实封),不尽如伯巨所言”,但他却预先窥见如不及时抑止,将来趋势定会重演“汉晋之事”,因为自信绝对正确,或因见天下所未见而自喜,就连性命也不在乎了,非说出来不可。这就是知识分子可笑和可爱之处。史家这样评论叶伯巨:“燕王……后因削夺称兵,遂有天下,人乃以伯巨为先见云。”有这句评价,叶氏地下也可欣慰了。

“骨肉论”,跟中国四百年后搞的“血统论”、“出身论”、“成分论”一样,明显荒谬。朱元璋所以笃信不疑,当有人指其荒谬时他还暴跳如雷,究其原因是被自己所蒙蔽。

他太崇拜自己,太迷信自己的榜样、感召力、权威和精心规划的蓝图,他以为自己已然做到尽善尽美,一切尽在掌握中,“以后子孙,不过遵守成法以安天下”,别人没有理由也不可能照他的安排行事,孙猴子本领再大也跳不出如来佛手心。完全主观,无视客观——自视甚伟者,常犯这毛病。

朱元璋希望,流他人的血来缔造朱家王朝的安全,而靠血管同一来源的血来维系“大明”的稳定。他从错误起点出发,来解决他的难题;结果,难题非但未曾解决,反倒成为一个死结,一种轮回——他死后短短一二年,难题很快重新回到起点。

公元1399年,血,殷红的血,再次成为大明王朝鲜明的主题。只不过,这一次流淌、飞溅着的,不是异姓功臣的鲜血,而是朱氏家族自己血管里的鲜血。血光迸发之际,朱元璋的“骨肉论”彻底破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