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99年，对西方人来说是新世纪来临之前的一年。而在东方，在古老的中华帝国，这一年，当今皇帝的亲叔父，那个强悍的燕王朱棣，以“靖难”为名从北平发动战争，似乎也试图宣告他将迎来一个新的世纪。
此时，距朱元璋“龙驭上宾”不过一年零二个月。
“靖难”的意思，通俗易解讲即是“平定乱事”。朱元璋死前，不是曾致信朱棣，“攘外安内，非汝而谁”么？这句话正好派上用场。泥腿子皇帝朱元璋终归还是在语言问题上吃了亏，他没有想到，同样一句话，他自己说的是一种意思，经别人解释就会是另一种意思。他还犯有一个错误，即他以为，对从他这位成功伟大父亲嘴里说出来的话，儿子们必将奉为神意、顶礼膜拜，不敢半点违拗，更不用说妄加曲解。但事实给了他一记大嘴巴——他充分信任、委以重托的皇四子朱棣，这个因为几个长兄皆已亡故、现居宗族之长的朱家老大，带头随心所欲对待“祖训”，将其玩于股掌之间。“攘外安内”，明明是让他尽忠扶保侄子朱允炆，现在，却变成了起兵造反的依据。
撇开朱棣歪曲、利用朱元璋嘱托不论，“靖难之役”的祸根却的确是朱元璋一手种下的。朱元璋打造帝权的办法，犹如中国古代用“内外城”建造皇城的思路；比如北京，单有一座宫墙将皇宫围护起来，犹觉不安全，还要在整个城市周遭再高高筑一道城墙作为屏障，古时候管这道墙叫“郛郭”。如果说，朱元璋对朝中军政权力的调整相当于筑内城，则他的建藩措施就是意在收到加筑外城之效。他想象，在这样“内外城”双重保障之下，朱家皇权应该是固若金汤、无人可撼了。可是他偏偏忽视一点，坚固的城墙固然可以成为安全保障，然而在某些时候它未必不会变成对自己的禁锢和围困，变成插翅难逃的深渊。那城墙，愈造得高大、牢不可破，这种相反的恐惧感亦愈甚。
朱元璋留给长孙朱允炆的政治遗产当中，最令后者不堪其重的，就是有一座过于强大的“郛郭”——他的诸位拥有重兵、不可一世的亲王叔父们。朱元璋两腿一蹬，满意放心地死去，可朱允炆却从此生活在焦虑之中。倘仍用“内外城”打比方，当时的情形是，外城过于高大强壮，内城却显得卑阜弱抑，似乎随时可被前者所压垮。这一点，朱元璋在世时显不出来，紫禁城端坐着一位威仪照人的开国皇帝，他就像一根定海神针，有他在，一切风平浪静，世界匍匐在他的脚下。然而眼下紫禁城已经易主，新皇帝年仅二十二岁，所有的亲王都比他长一辈，而且各自在封国都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其中燕王、宁王这几个重要的藩王，更在长期边防生涯中受到军事锻炼，能征惯战；相比之下，朱允炆虽然洪武后期由朱元璋安排，接手处理一些政务，但仅限于审阅奏章等案头工作，或就修改法律提出建议等这样一些很狭小的范围，对复杂而实际的政治他并无体验，朱元璋也从来没有委派他出外带兵打仗，在实践中培养他的领袖气质、自信心、才干和威望。同时，多年正统的儒式教育，把朱允炆造就成一个仁柔、文雅、理想主义、书生意气的人，这样一个君主，在他的人民看来是可爱可敬的，但在野心家眼里，却正好是良善可欺之辈。
一边是缺乏经验、文质彬彬、年轻望浅的“侄儿皇帝”，一边是历练已久、强悍不驯、兵强马壮的叔父们。这情形，想不出事儿都难。
朱元璋未死以前，即露出端倪。别的不说，我现就援引朱棣的御用文人撰写的《奉天靖难记》为证。在这本替朱棣涂脂抹粉的书里，为了诟污朱标、朱允炆父子，作者讲述所谓朱元璋在世时朱标与晋王朱勾结陷害朱棣的一段事，说有“异谋”的实际上是朱，而朱标却包庇后者，嫁祸于朱棣。关于朱图谋不轨，它写道：
时晋王闻太子失太祖意，私有储位之望，间语人曰：“异日大位，次当及我。”遂僭乘舆法物，藏于五台山。及事渐露，乃遣人纵火，并所藏室焚之。
这段记述，本意是丑化对手，但无形中恰好说明朱允炆继位后的削藩之举，理所应当。
为给自己篡国夺权找理由，《奉天靖难记》全然不惜一派胡言，任意编造。如这一段：
初，懿文太子（即朱标）所为多失道，忤太祖意。太祖尝督过之，退辄有怨言，常于宫中行呪诅，忽有声震响，灯烛尽灭，略无所惧。又擅募勇士三千，东宫执兵卫。太祖闻之，语孝慈高皇后曰：“朕与尔同起艰难，以成帝业，今长子所为如此，将为社稷忧，奈何？”皇后曰：“天下事重，妾不敢与知，惟陛下审之。”太祖曰：“诸子无如燕王，最仁孝，且有文武才，能抚国家，吾所属意。皇后慎勿言，恐泄而祸之也。”
此节文字，堪称集厚黑、厚颜之大成。它极尽颠倒黑白之能事，不单信口开河，置基本事实于不顾，把众所周知品行端正、性情柔和的太子朱标描绘成魔鬼样人物，不单拼命往自己脸上贴金，毫不害臊地自吹自擂；尤可耻者，是公然编造朱元璋“属意”于己、早已暗中决定将来应该由皇四子继位，还把这说成朱元璋和马皇后的一致意见。
又一处说：
上（朱棣）容貌奇伟，美髭髯，举动不凡。有善相者见上，私谓人言：“龙颜天表，凤资日章，重瞳隆准，真太平天子也。”
当朱允炆削藩之举搞到自己头上，他朱棣不是一脸冤屈，大呼“朝无正臣、内有奸恶”，摆出“义与奸邪不共戴天”、誓还自己清白的姿态，起兵“靖难”的么？那么，他又怎么解释在这个地方鼓吹自己天生一副真命天子之相？一面怨别人诬陷他、骂别人是“奸恶”，并以此为借口发动军事叛变，一面又赞美自己骨子里就该当皇帝、皇帝宝座早就该是他的，岂非自唾其面？
以上朱棣所做类似事，所说类似话，以及所开动的对自己的类似宣传，我们不免觉得熟识，似曾相见。确实，这种事情不但古代中国有，当今世界上也多的是。
“靖难之役”的结果，又一次把“正义必将战胜邪恶”这句口号变成鬼话。正义，诚然有战胜邪恶的时候；然若加上“必将”二字，把它变成屡试不爽的规律，却是不折不扣的鬼话。朱允炆与朱棣这对叔侄，同为帝王家人，同是专制体制的代言人，本来不必以他们来区分什么正邪。但仅就这两个人之间比较而言，朱允炆确比朱棣多一些“正义”，朱棣则比朱允炆多一些“邪恶”。
朱允炆甫即位，就推出一系列新政，举其特出者：
一、诏“兴州、营州、开平诸卫军，全家在伍者免一人。天下卫军，单丁者放为民”。按：明代兵制，一旦在军，全家世代为兵，可谓变相徒役；建文此举，不仅仅是裁军、解放生产力，也明证他无意于穷兵黩武。
二、赐明年全国田租减半，释放所有充军者及囚徒还归乡里。史家评为“不易得之仁政”。
三、取消朱元璋为报复江浙人民支持张士诚而制定的对两地加倍征收田赋，以及禁止隶籍两地者在户部任职的政策，使其田赋水平与全国相平均，江南人民得以喘息（朱棣上台后，又恢复了洪武旧政）。
四、宽刑律，改革洪武时期“重典治国”之弊，朱允炆认为大明律“较前代律往往加重”，“齐民以刑不若以礼”，强调今后国家的政策是“务崇礼教，赦疑狱，嘉与万方，共享和平之福”。时人记曰：“（新政实行后）罪至死者，多全活之。于是刑部、都察院论囚，视往岁减三之二。”
五、精简机构，裁汰冗员，减州并县，四年中撤州九个、撤县三十九个、撤各种税收机构（巡检司、税课局等）四百余个，力度之大史所罕见，抑制或缓解了“民残于多牧，禄糜于冗员”的政治腐败，足证建文确有意于减轻人民负担。
所以，朱允炆当政虽只四载，但历来评价很好。正史称他诸多措施，“皆惠民之大者”，“天下莫不颂德焉”。民间和知识分子更不吝赞美，如：“四载宽政解严霜”；“父老尝言，建文四年之中……治化几等于‘三代’”，“家给人足，外户不阖，有得遗钞于地置屋檐而去者。”“闻之故老言，洪武纪年之末庚辰前后，人间道不拾遗。有见遗钞于途，拾起一视，恐污践，更置阶圮高洁地，直不取也。”所谓“洪武纪年之末庚辰前后”，即指建文年间，因朱棣篡位后，革除了建文年号，将建文这四年并入洪武年号，故有此说。直到近代，史学工作者仍于调访中发现，“大理民家仍有以惠帝为鼻祖者”。
然而，朱允炆“正义”来“正义”去，管什么用？他不光让“不正义”的朱棣战胜了，而且是轻而易举地战胜的，全无还手之力，根本不堪一击。这原因实在很简单：朱允炆空有“正义”，却没有富于战斗力的军队；空有“仁政”，却没有狠鸷毒辣的政治意志和手腕；空有方孝孺那样的正派儒臣，却没有姚广孝那样的阴谋家，以及以宦官为代表的为着私利而叛卖而投机的一大群形形色色小人。
对朱允炆削藩，历史家多以为不明智，就连我素仰的孟森先生也略有微词。《明清史讲义》这样讲：
削藩一事，古有明鉴。正学先生（即方孝孺，其书斋号“正学”，人称“方正学”）以学问名世，何竟不能以古为鉴，避其覆辙！汉初强宗，与明初同，贾谊痛哭而谈，未见用于文帝，至景帝时，晁错建议削藩，遂有吴、楚七国之变，以师武臣力，仅而克之，天下已被涂炭，且祸本未拔。至武帝时，用主父偃推恩之策，诸王之国，不削自削。
孟先生虽未直斥朱允炆，但借批评其师方孝孺，间接批评了建文削藩决策。意谓：古有前鉴，汉初削藩，削出“七王之叛”；后来武帝变换方法，不用武力，通过策术阴去藩王势力，反而“不削自削”。
可实际上，汉代若非景帝削藩在前、重创诸藩，武帝时代主父偃的推恩之策能否收效，本就可疑。况且，汉、明之初的态势，看似相类，细察却很难等量齐观。汉初诸藩势力远不能与明初相比，内中更无危险强大且野心勃勃如朱棣者。
朱棣之叛，迟早而已。远在朱元璋在世时，他的种种迹象即已不掩，即使他篡位后不遗余力销毁、焚埋各种证据，我们仍可从幸存下来的稗史里看到不少这类记述。如，朱允炆被朱元璋正式宣布为皇位继承人后，朱棣有次见到朱允炆，竟然手抚其背戏谑道：“不意儿乃有今日！”
有这样一位枭雄叔父，朱允炆削藩，他是削亦反、不削亦反。但凡读读《奉天靖难记》，便不会怀疑朱允炆被推翻的一天迟早到来：
今上皇帝（朱棣）初生，云气满室，光彩五色，照映宫闼，连日不散。
他这样以“真命天子”自居，朱允炆削与不削，结果有何不同？或许不主动削藩，朱允炆可在皇位略微多呆三五年，等朱棣觉着时机成熟时将他推翻？
等待、忍耐不能救朱允炆，削藩，虽无胜算，却总有一点机会。
这机会一开始不单出现过，而且显得很大。倘若燕世子朱高炽及其两个弟弟高煦、高燧不被纵还北平，倘若朝廷布控更严密些，任用于北平的文武官员处事更果、能力更强，倘若事先早做周密准备，而能在朱棣起事之初立将其扑灭……历史都可能改写。总之，削藩非不可为之事。是没做好。朱允炆没有政治经验，禀性里又欠缺狠辣元素，更兼所信赖的大臣俱书生之辈，并无一个能撑得局面，而当朱棣叛帜既树，朝廷派去讨剿的将领又极低能（本事大的将领早在朱元璋生前被一一除掉）。显而易见，凡实际而重要的方面，朱允炆比之朱棣皆落下风。
建文元年（1399）七月初四，朱棣起兵，至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攻入南京，时仅四年。这四年，燕军如何节节胜利，王师如何节节败退，都是老套子，不说也罢。唯有一件，所谓“战争中胜利者总是正义一方”，所谓“顺民心者得天下”，在朱棣、朱允炆叔侄间，似乎这一回给出的是别样结论。朱棣篡位后，极力封杀言述，致后人难窥当时真实景况。不过民间口口相传，终于还是留下了蛛丝马迹。一直到1628年的晚明，顾起元在其《客座赘语》里，仍记述了故乡“父老”间一种代代相传的深刻记忆：
及燕师至日，哭声震天，而诸臣或死或遁，几空朝署。
从1402年至1628年，时间已流逝二百余年，上述传说仍旧不泯，仍旧为“父老”（代指民间）津津乐道，足见1402年的改朝换代，绝非“战争中胜利者总是正义一方”，绝非“顺民心者得天下”。也难怪顾起元在引述“父老”所传之后，发了这样的慨叹：“盖自古不幸失国之君，未有得臣民之心若此者矣！”
“诸臣或死或遁，几空朝署”一语，可由《建文皇帝遗迹》《革除逸史》《革除遗事》《致身录》《姜氏秘史》所述得到佐证。南京未破之前，在抗击、抵御燕军的四年中死难的守臣便已不少，尤可瞩目的是，朱棣既下南京、建文下落不明以后，不降、不合作直至慨然赴死的例子比比皆是。
朱棣大开杀戒前，何尝不欲以怀柔之术揽归人心？却一再碰钉子。从方孝孺、黄子澄、齐泰这三位近臣，到铁铉、陈彦回、姚善、郑恕等，凡是当初坚定反对朱棣的，被执逮后，虽经劝诱，竟无一人肯降。如兵部尚书铁铉，“太宗践祚，用计擒至，正言不屈。令其一顾，终不可得，去其耳鼻，亦不顾，乃碎分其体。至死，骂方已。”甚至朱棣刚刚兵临南京城下，户科给事中龚泰就当众从城上跳下自尽以为抗议，“燕王闻泰死，大怒，命剉其尸。”朱棣破城后，官员投水、自刎、自经、自焚的消息，从各处纷至沓来，举家死难者也不少见。其余，或弃官，或消失，“变易姓名、隐迹山谷者，不可胜纪。”这样的故事，虽经朱棣全力掩埋，但有名有姓流传下来的，至今仍存数十件，但当时实际所发生的，实远不止此数。
天启年间，徐㶿兴偶然发现当年史仲彬所著《致身录》（约写于永乐初年），读后写下这样几句话：“顾文皇讳禁森严，当时隐秘不传之事何限？即吾郡叶给事福，守金川门，首犯燕锋，死之。林御史英，闻国祚已移，遂自经死，而妻宋氏亦自经死——吾郡传之，而革除诸史所不及载，始知逊国之时，就死地者如鹜，而名湮没不称者多矣。”
六月十三日南京城破，朱允炆下落不明，但大局为朱棣所控已无疑矣。此后数日，开始上演安排好的劝进好戏。城破翌日也即六月十四日，诸王及朝中文武官员纷纷以个人名义上表，请求朱棣即位；六月十五日，仍是上表劝进日，但采取行动的人，齐刷刷地换成朱棣手下随征的北平诸将；六月十六日更有趣，前两天分别上表的两拨人，携起手来，将劝进变作同心协力的大合唱。
这就是所谓“三推让”。被劝的一方坚持推辞，劝的一方则要坚持劝，非凑足三个回合，前者方才依允，以示他是出于万般无奈而被迫接受了大家的拥戴。尽管这早已是程式化的游戏，朱棣的玩法却仍然过于虚伪，令人作呕。
“三推让”游戏一结束，六月十七日，朱棣就迫不及待地以新君身份进城了。他起了个大早，虽然几乎一夜未眠，却毫无倦容，亢奋不已。一切皆布置停当，他将率众将士，在文武百官的夹道拜迎下，正式入城，登上那个已属于他的帝座。指令发出后，征服者的队伍浩浩荡荡向城门进发。
这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路旁迎迓的人群中，站出一人来，拦住队伍请求面见燕王。此人姓杨名子荣，当时官居翰林编修。他被带到朱棣马前，只问了一句：“殿下先谒陵乎？先即位乎？”这一问不要紧，朱棣倒出了一身冷汗，意识到自己演了几天谦抑辞谢的戏，险些在最后时刻露出马脚——由于践祚心切，竟然把应该首先前往太祖寝陵告祭之事忘在脑后，一旦这么不告不请，直通通地奔皇位而去，先前作秀岂不全成笑柄？然而朱棣原是做假做惯了的人，此时一经杨子荣提醒，心内吃惊，脸上并不动声色，反而顺水推舟道：“此去正为谒陵。”当即拨转马头，往朱元璋墓地孝陵而去。杨子荣因关键时刻立此一功，而受重用，引入内阁充当宰辅，并由朱棣亲自为之更名为“杨荣”，与杨士奇、杨溥一道并为永乐、洪煕年间有名的“三杨”。
在最后的小插曲之后，当日，建文四年六月十七日，朱棣在南京即皇帝位，明年改元为“永乐”——永乐皇帝诞生了。
尽管从史料来看，朱允炆在历来君主中，身上负面的东西不太多，但说到底，明朝帝座上坐着的究竟是谁，这件事本身并非我们所关心的。朱允炆坐得，朱棣坐坐又何妨？谁坐那个位子，都是朱家的皇帝，都无改乎那权力的本质，旁人犯不着拥护一个，反对另一个。
就此论，朱棣撵走朱允炆、夺了金銮殿，本无所谓对与错，只要这种改变对国家、人民和历史不带来损害，就没有讨论的必要。
然而事实并不如此。
撇开朱允炆这人具有一般帝王身上某些不多见的积极面不论，他的被推翻，也反映极权制度已发展到令人悲绝的地步。如前所述，“靖难事件”可以说是朱元璋一手造成，是其咎由自取；而进一步看，则是中国古代帝权这种国家权力形式，到朱元璋手中完完全全发展成“家天下”之后，所必然要有的恶果。
虽然“天子”这丑陋的事物在中国已经存在了许多许多年，虽然社会权力一直越来越远离“公”的范畴而向“私”的范畴集中，但是，权力变成彻头彻尾“大私无公”的东西，确确实实是在朱元璋手中完成的。他完全视权力为自家私有之物，不容他人稍稍分享。为着这极端自私的权力观，他尽戮功臣、裁撤中书省、使军队与将领相脱离、用诸王子为藩镇……这些措施，固可以让他所视为一己之私的权力杜绝被社会或他人分享，然而恰恰也造就了朱棣那样的野心家，以及自家骨肉相残的局面。
我们当然不去为朱允炆被亲叔父所推翻而叹息，但不能不为这样一种极端自私的权力观，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制度而扼腕。朱棣篡权这件事之所以罪恶，实质不在于叔父干掉侄子、自己去当皇帝，而在于它宣示了极权制度必将鼓励、煽动人性中最坏的那些东西，诸如贪婪、残暴、迫害、奴役和独裁。
明朝一亡，黄宗羲即写下中国思想史上的不朽之作《原君》。非有明代的近三百年历史，出不了这种文章。汉唐不能出现，甚至宋人也还写不出，必经明朝历史之后，才能达成像黄宗羲这样痛切的认识。文章所探讨的，是权力这事物如何从远古的“天下为公”，异化到当下的“家天下”。它掊击君权的理念：
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
又有“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一人一姓乎！”等语，直指君主极权“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以普天民众为仇讐，置自己为“独夫”。而断言，独占、独吞、独霸，结果极度危险。“一人智力，不能胜天下欲得之者之众”，“远者数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溃在其子孙矣”。
也许写这些话时，黄宗羲脑海里就曾想到过朱允炆的悲剧。
朱允炆的悲剧，是制度的悲剧。他所继承的权力，既过于诱人，又非他这种性情的人所能掌控。朱允炆与祖父朱元璋交给他的权力之间，天然存在一种矛盾——一个缺乏“独夫”素质的人，被安排到了“独夫”的位子上。这非但可悲，且亦荒唐。于是，另一个人杀了出来——他迟早会杀出来——这就是朱棣。那“独夫”式极权，令他垂涎三尺，其实也是专为他这种人而打造。
帝制的明代形态，设计于朱元璋，而发展、完善于朱棣。朱元璋庙号“太祖”，朱棣起初庙号“太宗”，后来嘉靖皇帝改为“成祖”，大有道理。到了嘉靖时可能才真正看清楚，明朝的制度和统治，朱元璋是创始者但非完成者，它真正竣工，是在朱棣手上。所以，嘉靖皇帝认为朱棣不仅与朱元璋并为二祖，而且应该用一个“成”字，专门揭示他的贡献。
成就的“成”，成功的“成”。
成就是什么？成功在何处？
当然不仅仅是一路以摧枯拉朽之势直捣南京，将侄子朱允炆赶下龙床。毋宁说，当他终于一屁股坐在宝座上时，一切不过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