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床·明六帝纪

作者:李洁非

佛家以因果看人生。凡事,有因即有果,什么因得什么果,一切的果皆可到它的因上去求解。所以劝人行善,不为恶。一旦作了恶,事情就会自动生成一种惯性来,让人越来越恶,即便想超拔也身不由己。

有人以为,恶人是注定的,其实不。有一时一事作恶的人,但没有永生永世情愿做恶人的人。人之所以作恶,说到底是受一种赌徒心理支配,对寻常、本分的生存不满也不甘,希望比别人少费几十倍的气力或突然间暴得这样那样的大利益,于是,打破常规,去做平常人、规矩人不肯做或不敢做的事,这多半是孤注一掷,抛开通常的人性准则(道德、法律、内心良知等)用整个人生来赌一把。这种念想本身就是恶的,一旦把它付诸实行,则必做下这样那样的恶事。因为大家都在有一分耕耘、得一分收获,凭什么你少付出那么多却得到很大利益?你这么做了,势要侵害、损害他人,这不是恶是什么呢?但天底下恶人其实还有一个心理,即当他占了大便宜后,还愿意安心过日子,过比别人更好的日子。没有一个作恶之人,目的是毁掉自己。相反,他作了恶以后,还想享受作恶得来的成果。比方说,贪污的官人一定会想着弄到大笔的钱后,平平安安,人不知鬼不觉,做一个体面人——这些人可恨之处,正在于此,损害了社会和他人,还期求不遭报应——不过,我们这里暂不去诅咒他们的无耻,而着重了解他们的心理:原来,他们也并不愿意一直充当恶人,他们作恶的起因是想靠偷赖、走捷径或撇下大家都遵守的准则替自己谋幸福;亦即,作恶也是为了追求幸福。从追求幸福角度说,作恶之人与常人无有不同。这一点上他们极不讲理,凭什么你作恶了还想得到幸福?不过,他们的逻辑就是这样。只可惜,人类社会和历史的公信不支持这种逻辑,否则,天下只好一片混乱。由于人类社会和历史的公信不支持,作恶之人的动机与结果之间,就永远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正义认为:恶人必须得到报应。这绝非徒然给好人无谓慰藉的宿命论,而是社会的自我保护机制;若非这机制,人类无法存在和发展到今天。怎么报应?现实中许多善良守法的人往往很不平地指出,作恶之人干了坏事,却有权有势、花天酒地,好处全都归了他们。的确如此,我们常常看到丑恶的人似乎比谁活得都好。但是大家却不曾注意过,没有一个坏人能够终止作恶,捞一把然后安享所得、过一种从外在到内心都是体面人的生活,相反,他们要不断作恶,一天都不能停歇,用新的作恶来维持他们不正当得来的一切。这实际上是违背他们最初愿望的。作恶之后,人最想要的是安全。比方说,一个入室窃贼,被人发现,如有可以安全逃窜的机会,他一定选择逃窜;但往往得不到这样的机会,遭窃的事主或出于本能,或出于气愤,总会想阻止他逃掉,这时,窃贼极可能作下更大的恶,例如杀掉事主——他为什么这样呢?分析一下,结论是很可以吃惊的:他是为了安全,为了掩盖自己的罪恶!一个入室窃贼如此,一个拦路抢劫者,或实施强奸者,或一个贪墨弄权者,莫不如此。所以,作恶有自己的连锁效应,如滚雪团。大多数作恶之人,开始都想得很好,一旦得逞,就罢手不干,带着作恶的成果悄悄过好日子去。但天底下岂有这等美事?恶无法指望善的荫护的羽翼,恶只能寻求恶的保护。人一旦作下恶,就只好加大作恶的力度来保全自己,用大恶来化解小恶的危险。受贿一百万的人,一定会继续收贿并且同时变成行贿者,收更多的钱,来买跟他一样的同类,巴不得身边的人都变得跟他一样坏,这样他就安全了;于是,三百万、五百万、一千万……越陷越深,越走越远,唯如此他才能将那最初一百万带给自己的危险处境对付过去。很多人以为这是这些作恶之人欲壑难填,实则他们更多倒是自有苦衷,身不由己。一个人只要作了恶,就会永受这种惩罚,罚他们不得停歇地把恶一直作下去,最初的恐惧无限放大,一辈子活在惶惶不可终日的感受中。不管表面上看去怎样作威作福,他们心里却清楚得很:这不是人过的日子。今天那些贪黩的大官,被挖出来后,当着摄像机镜头一个个痛哭流涕、悔不当初,很多人觉得是做戏,我却认为是他们内心的真切流露,因为那确不是人过的日子;人类社会为了能够有序健康地延续下去,终究不会,也不能给这种人好日子过。

眼下,永乐大帝朱棣先生,也活在作恶后的恐惧中,也不能耐受梦魇般的纠缠。他也跟每个成功得手的歹徒一样,特别希望“从良”,回到社会公信的尺度中来,做个名誉的人,让他的非法所得被人看成正当的、他理该得到的一份。

一些事,袒露了他内心的不自信——或者,也是屈服。

先焚毁历史,然后伪造历史。朱彝尊讲过一句话:“盖革除年事,多不足信。”为什么?禁毁甚严,又大加舛改,致使真相大多湮没。《明史》“王艮传”提及,“后成祖出建文时群臣封事千余通,令缙等遍阅,事涉兵农钱谷者留之,诸言语干犯及他,一切皆焚毁。”“封事”就是奏折。“缙”即建文旧臣解缙,他归附朱棣后受到重用。就是说,朱棣向那些归附他的建文旧臣出示这一千多件奏折,除议论国防、农业和财政的以外,统统烧掉。他是极伪诈的人,表面上用这一手来释放那些归附者的不安,实际目的却是彻底消灭一切不利于自己的言论和材料,一石二鸟。他以为,把过去留下来的一切这类关于他的议论,抹除干净,就可以给自己只树立一个正面形象,堂堂皇皇享受所窃据的位子。

这样的“形象工程”还包括:严禁民间自由谈论或书写建文朝这段历史——他的说法是“怀疑怨谤”,犯此罪者,“事发族灭”,将处以最高的惩治。这可不是说着玩吓唬人的。有个叫叶惠仲的文人,就受到了这种惩治,“永乐元年,坐直书‘靖难’事,族诛。”

将真相加以禁止以后,还需要再编造假话。永乐年间重修《太祖实录》,只修一次不够,又修了第二次,才算比较满意。明代诸帝实录,均由继任者负责修定前任的事迹,朱允炆已经修过《太祖实录》,但朱允炆搞的东西,自然靠不住,必须重来。目的有两个,一是把有利于朱允炆的记述删减干净,一是添加直至杜撰对自己涂脂抹粉的内容。当然还有一点,由他朱棣来修《太祖实录》,等于否认朱允炆是朱元璋的合法继承人。两次重修后的《太祖实录》,朱允炆要么被批判为数典忘祖、奸恶浊乱;实在不能丑化的,例如建文时代良好的政绩,就讳莫如深,只字不提,让它们蒸发掉,好像压根儿没发生过。而一切涉及朱棣自己的地方,不止是丰功伟绩、高大完美,也不止是凭空吹嘘(如《奉天靖难记》所谓朱棣出生时“云气满室,光彩五色,照映宫闼,连日不散”这样的鬼话),尤有甚者,不惜在自己亲生母亲是谁的问题上也撒下弥天大谎。

关于朱棣的生母,《明史》成祖本纪写道:“太祖第四子也,母孝慈高皇后。”这说法,首先由朱棣授意在《奉天靖难记》提出来,再写入篡改后的《太祖实录》;清朝初年,官方修编《明史》,不顾历来的许多疑问,将《实录》的这套说法全盘接受。殊不知,历史的本质是透明的,天王老子也难一手遮天,就算一时勉强遮住,其实也不过是纸糊的灯笼,终究会露出窟窿。其中一个比较靠得住的窟窿,是《南京太常寺志》中记载,在南京旧太庙,供奉着一位䂵妃的神主(牌位),上面明确写着是她生了第四子朱棣。这曾由明代的一位野史作者潘柽章在其《国史考异》中披露。《南京太常寺志》是一份官方文件,现在虽已亡佚,在明代却不止潘柽章一个人见过,至少还有一个人,即万历至崇祯年间的名士何乔远也见过,他很谨慎地写道:“臣于南京见《太常寺志》,云帝为妃所生,而《玉牒》(指《天潢玉牒》,成文于永乐年间,载述朱氏皇族谱系)则为高后第四子。《玉牒》出当日史臣所纂,既无可疑。南太常职掌相沿,又未知其据。臣谨备载之,以俟后人博考。”何乔远话虽说得含蓄,《天潢玉牒》大拍特拍朱棣马屁,臭名昭著——此书居然声称懿文太子朱标“为诸妃所生”,只有朱棣和周王二人的生母是马皇后,所以,连清代《钦定四库全书总目》都斥之多“当时谀妄之词”、“与史实不符”——他提出应该允许《南京太常寺志》之说存在,“以俟后人博考”,明显倾向认为后者真实可信。

不过,无论潘柽章还是何乔远,都只是从《南京太常寺志》读到相关记载,本人毕竟无缘亲见䂵妃神主,所以向来大家也不便轻信。

但到了弘光朝,终于有直接的目击者,他们是礼部尚书钱谦益、大理寺左丞李清。他们都读过《南京太常寺志》,但事实究竟如何,连以博闻著称的钱谦益“亦不能决”。但在弘光元年元旦这一天,以祭祀之机,终于开启孝陵寝殿,发现䂵妃神主确在,且一切均如《南京太常寺志》之所云——李清的原话是:“及入视,果然。”《三垣笔记》清代一直被禁,清末才重见天日;它的证词让史家大为兴奋,孟森先生称,朱棣身世“以前为疑案,《明史》中纪传自相矛盾。自《三垣笔记》出而证明《南太常志》之文”。 不过,我在读张岱的《陶庵梦忆》时,意外发现,早在钱谦益、李清之前,就有目击者,而且时间早两年,发生在崇祯十五年七月。目击人一个是张岱本人,另一个是当时主掌南京太常寺的朱兆宣。朱主持祭典时,张岱随观,得以见之;他写道:

壬午(1642年,即崇祯十五年)七月,朱兆宣簿太常,中元祭期,岱观之。飨殿深穆……近阁下一座,稍前,为䂵妃,是成祖生母。成祖生,孝慈皇后(高皇后)妊为己子(对外宣称自己所生),事甚秘。

不知为何,这条记载孟森先生不曾注意到。

关于朱棣这样干的目的,孟森先生的分析是透彻的:

明初名教,嫡长之分甚尊。懿文太子以长子得立,既死则应立嫡孙,故建文之嗣为一定之理。燕王既篡,无以表示应得国之道,乃自称为马皇后所生,与太子及秦、晋二王为同母,明太子及秦、晋皆已故,则己为嫡长,伦序无以易之矣。

说来说去,还是心中有鬼。

这“鬼”,就是自知干了见不得人的事,又无勇气独自在黑暗中去挣扎,还想把黑洗白,仍然回到光明的世界,做一个见得人的人。

平生不做亏心事,夜半不怕鬼敲门。世上当然没有鬼,敲门者不是鬼,是自己的内心,或者说,人间的公信力。再不可一世的人,也没法与它抗衡,也难当其一击。如朱棣者,为一袭黄袍加诸己身,就让几十万人赔上性命,半个中国遭兵燹之祸。这可不是一般的枭雄,是所谓“干大事”的人。但只一条,他所干的事,没有一丁点儿正义性,而是完全违背,结果虽然大获成功,却没有因此高大起来,反而在内心渺小下去,从豪气走向小偷小摸,连生母也不敢认。他手忙脚乱地掩盖真相,编造假话,指望靠“瞒”和“骗”,重新混到“好人”的行列里来。可哪有这种好事?恶只能拔除,不能洗涮;作了恶,只能老老实实去纠正,正义才可放过之,倘若想的是掩人耳目,用“瞒”和“骗”糊弄过去,便又陷于新的恶。人间的事情,就是这样环环相扣。

对于作恶之人来说,朱棣是有关这类人必受惩罚的上佳例子。对于天下善良的人来说,朱棣一生走过的路,也适足给他们以做“好人”的信念。从富且贵角度看,朱棣已极人寰,但又怎样呢?一辈子说着谎话,心惊肉跳受着偷来的东西,视给了自己生命的母亲为羞辱——这样的人,何尝有片刻安宁?

据说,永乐年间南京最大工程“大报恩寺”,即朱棣为抚平内心不安而下旨兴建的。工程极浩大,动用人力十万,自永乐十年(1412)开工,直到二十二年(1424)朱棣死时仍未竣。规格也高得很破例,朱棣明确批示大报恩寺“梵宇皆准大内式”,就是说,这个佛教建筑群被准许采取皇宫的标准与规制。显然,它对朱棣有特殊意义,并非什么宗教建筑。当时,对外美其名曰,此寺之建,是为报答太祖和马皇后养育之恩,但世间历来相信朱棣建这个东西,系出于对生母䂵妃不孝的赎罪心理,在当地,该寺大雄宝殿不叫大雄宝殿,一直称之“䂵妃殿”。

对朱棣,孟森先生有个概括:“盖篡弑之为大恶,欲济其恶,必有倒行逆施之事。”欲济其恶四个字,是要害。恶,也是一种活泼泼、有生命的东西,就像病毒一样,既顽强,又有惊人可怕的自我复制之能力。一旦激活,它就疯狂地藩衍生长,胃口越来越大,显示出吞噬一切的难以满足感。欲济其恶,讲的就是恶的那样一种难以满足感,或者说一种不可遏止的惯性,一种对能量充分释放的需求。

西方中古的浮士德传说,用一个宗教故事告诫于人,千万不能被“魔鬼”诱惑、和它签约,否则即永世沉沦——所谓“魔鬼”,其实是人内心的恶。对于朱棣来说,他不单受了“魔鬼”的诱惑,并且在协议书上签字画押,所以,是无法摆脱它的纠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