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监，是中国特产。由太监而起的误国殃政的弊端，也是中国古代史的特产，太监乃刑余之辈，所以通常把这种政治灾难称为“阉祸”。而历朝历代，阉祸最甚的当数汉、唐、明。进而又须交代，明代阉祸本来是可以也应该避免的，之未避免，反而发展到成为导致明代亡国的主因之一的地步，就是拜永乐皇帝朱棣之所赐。
以上数语，算是把本节所谈，大致说清。
李自成攻破北京之前，一个叫曹参芳的学者正忙于编撰他的一部历史著作《逊国正气纪》。“逊国”，指建文帝朱允炆被朱棣推翻事；后世替朱棣找台阶下，回避他篡位的事实，用朱允炆“逊国”即主动让位的说法来遮掩。等到这本书写成之时——“崇祯甲申中秋前一日”——崇祯皇帝已吊死煤山。作者的本意，是借这本书探讨国家救亡之道——当时明要亡的迹象，实在比较清楚了——所谓对“正气”的重申与呼唤。可惜，没等到他写出来，明先已经亡掉了。但他对可以视为明亡国之因的一些总结，仍值得一观。内中有一段写道：
寺人祸国，其来久矣。我高皇帝有鉴于是，虽设中贵，止供撒扫。而衔不兼文武，政不侵外廷，衣冠不同臣僚——外之也，故三十年宫府谧如。虽让皇帝纷更祖制，此独尊之加严焉，以故遗恨内臣，密谋通燕。文皇之始，不能不有所私是。故俨保之谮行而抚监岌岌矣，监军之势张而马骐以交趾予敌矣。延至逆振，举万乘之尊轻掷蛮夷，丧中原锐气多矣。而吉祥辈复积骄成怨，积怨成逆。汪直之启衅，缧絏盈朝，积骨盈边，可胜悼哉？正德间，八虎横一豹吼，逆瑾惨烈，祸延宗社……继以魏珰，狐豕满朝，忠良膏野，上公称而庙貌祀，窃号窃名，古今惨变……
列阉祸为明代乱政且逐步导向衰亡的主要根源，而且，对这种趋势与过程叙述得相当简洁，一目了然，普通读者透过这区区两百来字，已可周详了解明代阉祸的由来和发展：第一，在朱元璋时代，宦官是被严格控制使用的对象，严格程度甚至历来没有，“止供撒扫”，让他们只是纯属清洁工性质的服务人员，所以没有发生阉祸。第二，朱允炆继位后发起不少对洪武政治的改革，唯独这一条不改，且严上加严，所以也没有发生阉祸，但导致一部分宦官暗心衔恨，里通燕王，帮助朱棣推翻朱允炆。第三，朱棣篡权阴谋既已得逞，为着多重目的（稍后述），彻底改变由朱元璋制订、朱允炆坚持的排斥宦官干政的政策，把宦官当作心腹耳目加以利用，由此开启明代深重阉祸之门。第四，祸门既启，坏例已立，以后历代阉祸愈演愈烈，作恶巨珰层出不穷，作者列举了王振、曹吉祥、汪直、刘瑾、魏忠贤等，这些大太监都曾甚嚣尘上，像魏忠贤，搞到忠良见戮、百官争相当其走狗、甚至活着的时候享受专祠奉祀，而正统年间的王振，竟活脱脱亲手断送英宗皇帝，让他做了蒙古人的俘虏。
曹参芳履历天启、崇祯两朝，对于魏忠贤如何把国家搞得乌七八糟，满朝歪风邪气，亲有体会，知道阉祸危害非同小可，追根溯源，想到一切起自永乐年代，所以才深切怀念“逊国正气”的吧？
阉宦的起源颇早，可能商代就出现了，至少可确知周代是有的，《周礼·天官冢宰》有“奄”之称，郑玄对此注曰：“奄，精气闭藏者，今谓之宦人。”不过那个时候，宦官用于宫庭普遍不普遍、是否制度化了，难考。从制度化角度看，还是认为宦官阶层形成于秦代（含秦国）比较稳妥。因为中国君主专制这种思想萌芽于秦国，中国的第一个帝制王朝也由秦建立，它是制度的创立者。太监（宦官）的本质意义，即是体现、从属和服务于君主专制的意志，成为君主专制下一种特殊的组织化建构，亦即宫禁制度的一部分。
那么，这个群体在历史上发挥过什么好作用吗？没有。不要说好作用，二千多年来，他们只要安分守己，就可以说表现良好了。
我们所知此类中最早出名的人物嫪毐，就是一个为非作歹的家伙。他是秦国大宦官，侍奉嬴政（当时的秦王，后来的秦始皇）之母，深受宠信，封长信侯，挥霍无度、势力巨大，门下家僮数千，宾客千余，俨然国中一支重要政治力量，能与丞相吕不韦抗衡。直到有人告发他其实是个假阉人，阳具不仅健在，而且甚是了得，正靠它才博得太后欢心（那太后原本就是风流女子，当年是艳都邯郸的一名歌妓，后被吕不韦买下，并在被吕不韦腹内留种的情况下送给秦国公子子楚，所生此子即后来当了中国第一个皇帝的嬴政），这才惹怒嬴政，下兵收捕，岂知嫪毐居然武装反抗，两军战于咸阳，嫪毐兵败被杀。
嫪毐之事，可以说已开启了所谓阉祸的典型。一是这种人一旦发达，往往势可倾国；二是这种人一旦作乱就非同小可，干得秘密些是致使宫掖生变，如果追求惊天动地，则能够直接在京城跟皇帝干仗。
以后兴风作浪的宦官不胜枚举，如赵高那样把持朝政、指鹿为马者有之；如汉“十常侍”那样导致一个朝代崩解者有之；如宪宗被杀、穆宗得立之后晚唐皇帝基本皆由宦官废立者亦有之。许多中国人受旧小说旧戏的影响，以为中国的事，都坏在曹操、高俅那样一些涂着大白脸的奸臣手中，然而如果翻翻历史书就知道，内廷权阉的危害，远在外廷奸臣之上。
这样的惨痛经验，已积累太多，到朱元璋的时候，并不需要很高智慧也可以认识到，必须严防太监干政。所以他说：“此曹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恶者常千百。若用为耳目，即耳目蔽；用为心腹，即心腹病。驭之之道，在使之畏法，不可使有功。畏法则检束，有功则骄恣。”曾定制：内侍毋许识字；洪武十七年更铸铁牌：“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置宫门中。
扼制太监，不使他们参与政治，很对。不过，朱元璋将太监的危害归诸他们的人品天生较别者为劣，却毫无道理。太监同样一个脑瓜、一副身子，并非三头六臂、恶魔投胎。如果说“此曹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恶者常千百”，有这种情况，那也是制度使然，是君主专制因为对自己的极权严防死守，信不过外廷大臣，将太监们倚为心腹而导致的结果。皇帝和朝臣的君臣关系，一面是上下关系，一面却又是互相尊重、互相制约的关系。但皇帝和太监之间，则无这样一层“礼法”的约束，完全是主子和家奴的关系，可以随意呵斥、打骂甚至取他们的性命，这让皇帝觉着很放心，更堪掌握，久之无形中也对后者产生依赖，而感到他们亲近，不可托于大臣的事，托于他们，甚至私密之事也让他们与闻。但当皇帝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看到太监俯首帖耳、任其驱驭的一面，看不到后者因“亲炙天颜”而被赋予巨大权势的另一面，至于过于倚重而致尾大不掉、反仆为主的情形，更是始料不及。总之，太监辈“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恶者常千百”的根子，就在皇帝自己。
朱元璋当然不会承认这一点，不过从汲取历史教训角度出发，他要与太监们保持相当距离的决心，还是蛮大的。
明白表示，绝不能用为耳目心腹，也不能给他们立功的机会。这是朱元璋“干部政策”中很重要的一条，甚至可以说是“铁的纪律”。他立下规矩：内侍毋许识字；洪武十七年更铸铁牌：“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置宫门中。不识字，便阻断了太监参政的途径；万一还有人不自觉，居然敢于干政，那就杀头。
朱元璋基本践行着自己制订的上述政策，朱允炆则更严格。所以从洪武到建文，明初太监没有飞扬跋扈的例子，而且应该说日子很不好过。
朱棣夺位，太监很出了一把力。嘉靖间大名士王世贞说过这样一件事，当年朱棣起兵以后，与政府军作战，费了很大劲三年所得也无非北平、永平、保定三府，这时，“有中官约为内应，谓须直捣南京，天下可定，文皇深然之。”亦即，有太监主动与朱棣联络，建议不要一座城池一座城池地打，径取南京，而太监们将与之里应外合。孟森先生的《明清史讲义》颇然此说：“靖难兵起，久而无成，因建文驭宦官极严，而叛而私以虚实报燕（指朱棣），遂敢于不顾中原，直趋京邑。”此事如属实，则建文宫中的太监对朱棣最终成事，可谓功莫大焉。
《明史》关于朱棣信用太监这样说：“文皇以为忠于己，而狗儿辈复以军功得幸，即位后遂多所委任。”言下“有论功行赏”的意思。我们不排除可能存在这层因素，但归根到底，朱棣之倚宦官，应该不是出于欠了这些人的情，而要对他们有所回馈，“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朱棣不是这样的人。此人唯我独尊，一切皆以自己为出发点和旨归，可负天下，不可天下负我。他为了树立形象和诋毁朱允炆（因为朱允炆当政时期充当了一个改革者），就假惺惺地把自己打扮成“祖制”（朱元璋政策）的维护者，但在不容太监干政这样一个重要问题上，他不仅不坚持祖制，反而从根本上破坏了它，并给后来明的亡国种下祸根。为什么？就因为他极端利己的本性。朱元璋不准太监干政，这规矩很清楚，斩钉截铁，理由也说得挺透，朱棣不可能不知道，也不可能不明白。然而有两个因素使他顾不上这些，明知有那样的祖制，明知自己的做法极其危险，也执意去做。
一个因素，是他从篡权的经过尝到了甜头，或受到很大启发，即太监这群人很可以被利用来执行某些特殊任务，机密事、不道德的事或不可告人的事，交给他们去办最合适不过，只要时不时扔给他们几根骨头，他们就会跑前跑后替自己效命。这取决于太监这群体的特点。他们一般在尚未成人前，净身入宫，脱离社会，也脱离一般人伦和道德，脑子里只有家奴意识。他们虽然也是人，但却是被外化于社会的特殊人群；除了实利主义，基本上再无信仰和原则，在有骨头可啃的前提下，保持着单一的对主子的忠诚，可以完全顺从主子意志，心中谈不上什么礼义廉耻，也没有什么美丑观念，只要得到指令，是不惮于干任何事或者说无论做什么都不大有心理障碍的。所以历来对这类人有一种就其字眼可能涉嫌歧视的称呼：狗儿辈。刚才所引一段《明史》，公然把这称呼写在正史里头。但这奴性，是丑恶的太监制度造成，受谴责和唾骂的也应该是太监制度。朱棣对他们的解读，其实同《明史》的那个称呼没什么不同，但他是从正面或欣赏的角度去看待这一点。他需要这种人，也喜欢这种人，而且自信能驾驭好这种人——重要的是，他已经获得了成功的经验，现在只须继续运用、不断放大这经验即可。
第二个因素，又不能不触及朱棣非法取得皇位这块伤疤，设若当初从朱元璋那里堂而皇之继承皇位的，不是别人，是他朱棣，很可能他也并不会倚重“狗儿辈”。现在不一样。凭借武力，算是将印把子抢到手了；一通血洗，也算是把公开忠于朱允炆的势力镇压下去了。但印把子究竟攥得紧不紧，是不是还有暗藏的“阶级敌人”，还有多少？朱棣心里没底。况且，朱允炆下落不明，是死是活？是远遁还是匿身近处？如果还活着，他会不会东山再起？谜团很多。还有，老百姓服不服，背地里怎么看又如何谈论“革除”这件事？是不是有什么穷途末路的家伙会利用民心煽动造反、起义？这都需要勘察，而且是秘密的勘察，或者，索性派出亲信去监视那些人的一举一动。所有这一切，我们可称之为“非法夺取政权后遗症”。对朱棣来说，他不单患着这后遗症，而且很严重。而同所有没有自信、生活在随时可能失去权力的恐惧之中的统治者一样，他也只有两个办法，一是推行铁腕统治、用严刑峻法（国家恐怖主义）来强行压服；一是搞特务政治，盯梢、刺探、打小报告、听墙根，都是逾于法度之外见不得人的勾当，用这办法使人人自危，钳口无言。
那么，甚等样人最适合替朱棣干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宦官辈当然是首选。他们是家奴，最令人放心，而且除了听命于主子，毫无道德感，什么事都肯做，都做得来。
一方迫切需要这种人，另一方还最堪胜任这种用途。天作之合。这就是朱棣一改“祖制”、重用太监的真正原因。
《明史》中有一段叙述，简明列出了朱棣重用太监的“大事年表”：
永乐元年，内官监李兴奉敕往劳暹罗国王。三年，遣太监郑和帅舟师下西洋。八年，都督谭青营有内官王安等。又命马靖镇甘肃，马骐镇交阯。十八年置东厂，令刺事。盖明世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
注意最后那句话：“盖明世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这是对整个明代史一个重大问题的总结。朱棣不仅仅是破坏了朱元璋视为铁条的“内官不得干政”的干部纪律，而且经他一人之手，就开启了宦官干政的所有主要途径与方式。如果说阉祸是明亡国的主因之一，则朱棣即应对此负全责。
分别解释一下朱棣给予太监的这几项大权。
出使：作为皇帝代表出访外国，虽然未必有今天“特命全权大使”的身份，但所涉为国与国的交往，其政治含义和规格相当高。
专征：由太监充当统帅，独立带兵出征。郑和出洋的历史意义另当别论，而朱棣做出的这种安排，从当时政治格局说，意味着承认和赋予太监以军事指挥权，无疑有动摇国本的性质。
监军：安插太监到军队中，代替皇帝监视和干预将领的工作，这不单单明确表示了对于将领的不信任，尤其造成令出多门、决策混乱等军事大忌，加之太监之流往往狐假虎威、挟私刁难，从而带来灾难性后果，明代官军战斗力之弱，与此有极大关系。
分镇：派驻太监到各省和重要城市，赋予他们多种使命，从官员纪检到搜集民情，实际上就是各地特务头子，功能类似于纳粹的党卫军。这些镇守太监，很少不为害一方，吃拿卡要、索贿逼敛、扰乱地治，明代地方上很多危机即由他们而起，包括著名的“倭患”。
刺臣民隐事：专指东厂之设。东厂是明代建立的第一个由太监掌管的皇家特务机构，此后还出现过西厂、内厂等。与分镇各地的太监不同，东厂这类机构是直属中央的特务组织，其侦察权不受地域限制，也不受侦察对象的社会地位限制，不论什么人，从平头百姓到九卿三公乃至皇亲国戚，都可以成为他们的怀疑对象、调查对象，侦察手段也没有禁区，不受法律制约，只要有助于达到目的，一律可以采用，比方说如果当时有窃听技术，以东厂的职权是完全没有忌讳，可以尽情实施的，不必担心万一破露会成为丑闻、招致国会弹劾；此外，更可怕的是，他们享有处置权，探得消息，不须请示皇帝，而直接处置，捕人、刑讯甚至致人毙命也没关系。东厂设于永乐十八年，但亲信太监承担类似的功能，应该远远早于此，只不过专设了这样一个机构，使其功能并轨到国家机器之内，而更加可怕。
朱棣开了一个“好头”，他的子孙们也不尽是坐享其成，无所创造。比如他的孙子、明宣宗宣德皇帝朱瞻基，便又向前迈出重要一步：设“内书堂”，教太监读书识字。这也是朱元璋明令禁止的。首先破例的也是朱棣，他曾安排范弘、王瑾、阮安、阮浪四名太监去读书，使他们能通经史。不过，朱棣当时还是偷偷地做，范围也不算广。朱瞻基则将太监识字读书公开化和制度化，专门为太监在宫内办了一所学校，请的老师还都是学士、大学士级别的高级知识分子。太监由不识字到识字，由没文化到有文化，很便于他们更深地参与政治。后来渐渐有皇帝贪懒，让太监根据自己的口授，代拟旨意；再后来，内阁呈上来的“票拟”（有待皇帝决策的政事）也让太监代为批复。这就不得了，等于直接把国家决策权交给太监。
到这一步，王振、刘瑾、魏忠贤等超级大珰没法不应运而生；攫得国家最高权力的他们，纵想安分守己，只怕也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