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床·明六帝纪

作者:李洁非

前面把朱棣归在暴君之列,而他一生作为,也确当得起这称号,所以我们并不打算收回这样的评价。

但其实这并不是他的真正特色;仅仅给他这样的评价,有点委屈他了,抑或把他过于简单化了。

暴君屡见不鲜,朱棣却只有一个。

一般暴君,自有一腔桀骜之气,唯我可负天下,为所欲为,把恶做到淋漓尽致;他们对于自己的暴虐从不掩饰,一览无余;固然令人切齿,却也不失直爽。这种暴君,包括夏桀、商纣、秦皇、隋炀和北朝后赵的石虎之流。

按我们通常的经验,暴君不屑于讲仁义道德。而朱棣作为暴君,残暴虽不逊于同类,却具有其他暴君都没有的特点:满口仁义道德。这是他在古往今来暴君中岐嶷不凡之处,也是一种真正的明代特色。

明代已是帝制社会晚期。这概念,一面意味着趋于老迈和衰落,一面也意味着进入稳固和成熟,早期的野朴和中期的蓬勃都渐渐化于循规蹈矩的凝重。界限出现在宋代。宋及以后,倘将短暂插足而未肯融入中原文明的元代除外,则可看到这七八百年的历史,秦汉的霸气,魏晋的放荡,隋唐的开阔,俱往矣;代之而来的,是缜密和刻板。这也是二千年帝制中儒家伦理真正树立起权威的时候。其间,明代尤具承上启下之作用,它一面将宋儒所开辟的理学从元蒙之搁弃中恢复,一面加以发扬光大,结合到本朝的政治法律制度、文化建设和世俗生活准则之中;后世称“宋明理学”,若单论创言立说和对学理的贡献,明不如宋,然而把“知”转化为“行”,实践地把理学原理深入融于体制和社会生活规范,明又超过了宋。正是明代所起的中间作用,才有按照儒家尺度最平稳运行的典范般的清代——它在制度上悉遵明制,却能够吸取明代的若干教训,从而在十九世纪之前,把儒家伦理的政治能量发挥到极致。

野蛮的冲动虽然仍有,却面临业已不可动摇的儒家道德权威的巨大压力,而不得不有所自我抑制。朱元璋很典型,他天性之中明显有强烈的暴力倾向,并在具体事件和局部行为上时有流露,但总体上他却能够了解接受儒家仁爱为君理念的意义。还有起自蛮荒的满人,起初他们的表现,跟以往一入中原唯知杀戮与蹂躏的其他蛮族没有两样,然而当天下既定、切实实行统治的时候,却意识到收敛野性、洗心革面的必要,转而成为有史以来在中原执掌政权的最理性之异族。总之,无所顾忌、赤裸裸、将破坏性宣泄殆尽的暴政,宋、明、清三代并不存在。

唯一有潜力发展成“暗黑破坏神”式暴君的,便是朱棣。从他做下的一些事,完全可以看出他在这一方面的罕见禀赋。永乐十九年,仅仅为着一个宠妃之死,朱棣即悍然在后宫实施一次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事因朝鲜进贡的权妃而起,这权氏进宫后很受朱棣喜欢,渐教她掌管六宫之事,难免为别的妃嫔所嫉。永乐八年一天,权妃突然死了,但当时并未引出什么事。到了永乐十二年,忽然抖露出权妃当时是被另一朝鲜宫人吕美人下毒害死的说法——其实这纯属后宫龃龉导致的诬陷——朱棣怒极,兽性大发,命人将被冤枉的吕美人用烙铁足足烙了一个月,方才处死,另外还处死宫女数百人;又坚持要求朝鲜国王杀吕氏满门;与此同时,为了泄忿,“将赴征时逃军及从军士之妻妾奸他夫者”,共计一百多人,全部杀掉,每天杀人时他都亲临现场观看。事情并未到此为止。不久,诬告吕美人的宫人吕氏(也姓吕,不过是中国人),还有另一宫人鱼氏,曾因难耐寂寞而与宦官私通,朱棣似有觉察,吕、鱼感到事情败露,双双自尽;吕、鱼之死,令当年权氏旧案复发,朱棣大行拷掠,宫婢不堪受刑往往信口胡言以求暂解,结果刑逼之下,生出所谓宫中存在谋杀朱棣阴谋之说,一旦如此,进而辗转攀连,牵及宫女二千八百人——这二千八百名宫女全被杀光,而且个个以剐刑处死,每剐一人朱棣均亲自监刑。据说,有宫女受剐刑之时,破口大骂朱棣:“自家衰阳,故私年少寺人(与年轻宦官私通),何咎之有?”看来以“尚武”闻名的永乐大帝,作为男人其实并不值得骄傲,难怪他如此丧心病狂。

累计起来,从永乐十二年起,至永乐十九年止,因为权氏之死而引起的这件惨剧,朱棣前后杀人逾三千。

此事足以证明,朱棣其人的残暴,不在后赵皇帝石虎之下。但是,类似这样的行径,我们在《太宗实录》里却找不到一点踪迹,全部被掩盖起来。这场后宫大屠杀,所以为后世知晓,仅仅由于当时宫中有个名唤金黑的朝鲜籍乳娘,她在朱棣死后,得返朝鲜,将全部经过对朝鲜国王做了汇报,然后载于《李朝实录》。

金黑还报告说,朱棣死后,共有三十余名妃嫔,被强令殉葬;从金黑所提及的人名看,多为朱棣生前所宠爱的女人。这些女人被领入一间大殿,事先已有许多小床放在那里,她们被扶上小床,将脖颈伸入绳套,随即撤去小床……金黑描述说,朱棣的宠姬韩氏,这位与之母女相称的朝鲜美人,临死之际哭叫道:“娘,吾去!娘,吾去……”“语未竟,旁有宦者去床”,其状甚惨。殉葬的旨意,究系朱棣早有吩咐,还是出于其子仁宗朱高炽,不明。但细察此事的风格,兼以朱棣一贯的为人、性格、心理来推测,十有八九是朱棣的安排。汉代以来,殉葬在中国已经废止,以宫人殉大行皇帝之事鲜有所闻;一般做法是遣散或在宫中养起来,“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是比较典型的情形。朱棣能在十五世纪有此倒行逆施,一是强烈而可怕的独占心和嫉妒心作祟,再有,只能说此人过于毒刻,天良丧尽。

幸赖外国史志,这些本已淹埋的史实多少年后才重见天日。由此不禁令人深疑,朱棣一生究竟还有哪些暴行已经石沉大海,被官方史志抹煞得一干二净?

这恶贯满盈的统治者,若询之今人,恐怕却没有几人认为他是大暴君。原因何在?除了他本人和明代官方竭力消灭那些罪恶证据,除了他搞过很多迷惑后人的“形象工程”,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他曾用大量言论把自己打扮成道德高尚的贤明君主。但更可悲的是,今天许许多多、泛滥成灾、不负责任的通俗化帝王传记作品,对朱棣这些漂亮话居然连最基本的“听其言,观其行”的意识都没有,一味采信,把它们用作刻画朱棣形象的材料,影响相当坏。

就在他血洗后宫过程中,永乐十九年四月八日,紫禁城三大殿忽为雷所击中,引燃天火,新皇宫这耗费巨大人力物力的最主要建筑,落成仅三个月,即化为灰烬,直到正统年间才由英宗朱祁镇修复。三大殿毁于雷火,曾给未及被杀的人们带来一丝希望:“宫内皆喜,以为帝必惧天变,止诛戮。”朱棣的确于第二天就下了一道罪己诏,里面说对于三殿之灾“朕心惶惧,莫知所措”,随后在内外政及自我道德修养等所有方面,反躬自问;又极诚恳地表示:“尔文武群臣受朕委任,休戚与共,朕所行果有不当,宜条陈无隐,庶图悛改,以回天意。”可实际上呢?《李朝实录》指出:“帝不以为戒,恣行诛戮,无异平日。”这正是朱棣一贯的风格: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公开说的是一套,实际做的是另一套。他可以一面下罪己诏,满是悔过之意,一面依旧屠杀不辍,“无异平日”。

这才是真实的朱棣。

朱棣之生也晚。以他的禀质,早生数百年,当不失为历来暴君头把交椅的有力竞争者。但,前面所说帝制晚期特色限制了他,使之不能尽情发挥。

过去,讲到宋以来礼教(道学)对人的束缚,多注意的是读书人和士绅所受的影响,小说家也以此为题材,加以渲染,留下很多精彩故事,所以现在一谈起礼教的虚伪,我们脑中浮现的尽是严贡生一类形象。

其实皇帝也一样。到了明代,做皇帝愈来愈不“自由”,道学的各种清规戒律如影随形,令他们不胜烦恼,却无可奈何。终明之世,几乎每个皇帝都不得不以自己的方式去回答道学的提问。有朱元璋的方式,朱允炆的方式,朱祐樘(明孝宗)的方式,也有朱棣的方式,也有朱厚照(明武宗)的方式,朱厚熜(明世宗)的方式。各不相同,但都必须和道学打交道,做出回应,表明态度,而无法置之不理,其情形则无奇不有。像朱厚照,生性与道学相左,又不惯隐忍,索性破罐子破摔,以沦为市井无赖的方式来达到反叛目的。朱厚熜也很有意思,早期他极在意道学,他承祧武宗得为皇帝后,首先想到的一件事,就是为自己生身父母正名,为其上帝后尊号,他这行为正好触动了礼教自相矛盾之处,礼教凡事以孝为先,朱厚熜所争正因他笃行孝道,不愿当了皇帝而成为别人的后代,但礼教对于名分偏又抠得很死,从名分上说朱厚熜必须以孝宗朱祐樘之子的身份继承皇位才算合法——一边是孝道,一边是名分道统,朱厚熜为此与群臣往来相斗,双方引经据典,各不遑让,搞到后来终归皇帝力量大,朱厚熜如愿以偿,但也真可谓焦头烂额——此即有名的嘉靖“大礼议”事件,完全由如何正确解释道学理论而起。经此恶战,朱厚熜身心俱疲,加上其他一些事如“宫婢之变”的影响,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中年后完全转向仙学道术的钻研,关起门,沉浸在虚无的神仙世界里。

朱棣却有自己的应对方式,那就是阳奉阴违。他既不像朱允炆那样“中毒”颇深,对道学诚心信奉,一言一行都比照“圣王之道”;也绝不像朱厚照那样不管三七二十一,什么圣人之言,通通给我滚一边去!朱棣的方式是,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毫不手软、毫不顾忌,然而在言语上,他却是比谁都正宗纯正的道学大师。

说来,他实在是个深刻的矛盾体。他并无“仁柔”心性,可又在意名声,希望跻身“正派”君主行列,甚至是古往今来难得一见的伟大皇帝,而不愿意与荒淫无道的坏皇帝为伍。但朱棣并不为自身矛盾的夹击所苦,他倒是在矛盾中练就了独门功夫,其形正类乎金庸写到的“左右互搏术”,干出的事大多很“小人”,说出的话却大多很“君子”。

奇怪的是,他自己对此竟然心知肚明。当皇帝后,有次与翰林侍读胡广等人闲聊,他吐露了这样的心声:“为学不可不知《易》,只‘内君子,外小人’一语,人君用之,功效不小。”此语出《易》“泰(卦十一)”:“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原意是讲事物应该刚柔互为表里。但朱棣之用于自况,却显然是在替他的表里不一作辩解。甚至他能想到用这句话自解,也真是让人钦佩不已——双手沾满鲜血的独夫不止他一个,但没有哪个做了N多坏事以后,还找到如此漂亮的借口。

他给自己搭的牌坊巍峨壮丽,高耸入云。倘并不了解此人一生所为,只读史书上记述的他的言论,你简直会相信这是上下五千年屈指可数的贤君之一,那样忧民爱民,那样敬仰天命,那样理性澄明,那样好德乐道。所有这一切,都集中在永乐七年他撰写并颁布的《圣学心法序》里。

《圣学心法》,据说是朱棣亲自编纂的一部“采辑圣贤格言切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要者”,专供其子孙学习之用的一本“德育教材”——这恐怕不可信,他老人家大约没这份闲工夫充当一名编辑家,当系臣下“代劳”,而用了他的名义发表。不过,那篇序言应该是他自己捉刀,理由是文字并不高妙,观点也保存着他一贯言不由衷的特色。

读读《圣学心法序》,很容易知道朱棣给自己搭了究竟怎样一座美轮美奂的牌坊。我从中撷取五段话,分别与他一生为人和行事的五个重要方面相关。以这些话,质诸他的实际做法,对照起来读,会非常有趣。

第一段,谈“仁义为君”、“以德治国”:

道德仁义,教化之源。善治天下者,以道德为郛郭,以仁义而为干橹。陶民于仁义,纳民于道德,不动声色,而天下化如流水之赴壑,沛然莫之能御也。虽然,王者下之表,上以是帅之,下以是应之,故笃行躬饯(当系“践”字之误),渐摩人心,此德化之实也。

第二段,谈“以民为本”:

民者,国之根本也。根本欲其安固,不可使其凋敝。是故圣王之于百姓也,恒保之如赤子,未食则先思其饥也,未衣则先思其寒也。民心欲其生也,我则有以遂之;民情恶劳也,我则有以逸之。

第三段,谈“慎刑少杀”:

明刑以弼教。终也,刑,期于无刑。先王之敬用五刑也,一则曰钦(恭敬,不玩不亵),二则曰慎,以见用刑之不敢以轻。故天下无滥狱过杀,而民罔不协于中,所以久安极治也。至若秦隋之君,用法惨酷,倚苛暴之吏,执深刻之文,法外加法,刑外施刑,曾何有忠爱恻怛之意?死人之血漂流愈多而奸愈作,狱愈烦而天下愈乱矣,失四海之心,招百姓之怨。

第四段,谈“富民之利,扰民之害”:

经国家者,以财用为本。然生财必有其道。财有余,则用不乏。所谓生财者,非必取之于民也。爱养生息,使民之力有余;品节(衡量、鉴定)制度,使物之用不竭。下有余,则上何患于不足?下不足,则上何可以有余?故曰: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人君富有天下,亦必量入为出,守之以节俭,而戒慎于奢靡……若夫衰世之主,极财用之费,穷耳目之好,朘民膏血,暴殄天物,民怨于下而不恤,天怒于上而不惧,欲国不亡,乌乎可得!

第五段,谈“不穷兵黩武”:

驭夷狄有道,谨边备是也……毋先事以启衅,毋贪利以徼功。起衅徼功,损财耗力,中国罢(通“疲”)弊。

“善治天下者,以道德为郛郭,以仁义而为干橹。”“圣王之于百姓也,恒保之如赤子。”“终也,刑,期于无刑。”“死人之血漂流愈多而奸愈作,狱愈烦而天下愈乱矣。”“民怨于下而不恤,天怒于上而不惧,欲国不亡,乌乎可得!”“起衅徼功,损财耗力,中国罢弊。”……这些话字字珠玑,说得是何等好啊,天下还有比这更正大光明、高尚动听的至理嘉言么?

可是请注意,朱棣写下这些句子时,是永乐七年五月。

那时,他早已屡兴大狱、滥杀无辜、恢复锦衣卫、任用大酷吏。

那时,征服和吞并安南已然三载,正在填无底洞般地消耗着国家和人民的巨大财力。

那时,他已经四遣大臣、征调大量民伕在各地采木,紧锣密鼓地准备再建一座京都。

那时,以“耀兵异域”、宾服四方为目的,靡费无算的郑和远航,已进行过两次(永乐三年和永乐五年),马上就要搞第三次(永乐七年十月)。

就在写下“毋贪利以徼功”这句话的当年,墨渖未干,朱棣北上抵达北京,着手调集兵马粮草,强迫数十万农民离开田地、家乡和亲人,即将发动对蒙古部落的第一次北征……

以许许多多这样的事实,与《圣学心法序》的大哉煌言相对照,我们作何感觉?

“向也,南征北讨,出师连年,辎重牛马,耗散钜万。又江北困于营造,江南疲于转输……向也,料差日繁,饥者弗食,土木屡作,劳者弗休。养官马者或鬻子以偿驹,佃官田者或典妻以纳税。”此时,复以黄泽奏折所提出的指控,与《圣学心法序》的自我标榜相对照,你无法不惊讶于两者间的反差,是如此悬殊和刺目。

你心底将浮现出一个字眼——只能是这个字眼:伪君子。

十足的坏蛋,至少比十足的伪君子要好些。至少,十足的坏蛋并不在祸害人间的同时,还额外索取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