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床·明六帝纪

作者:李洁非

有部小说叫《少年天子》,单那名称就能满足我们民族对“皇帝”的埋藏极深、说不清道不明的将敬畏与期待混合在一起的心态。但实际上,“少年”与“天子”的搭配,在九成九情形下,意味着灾难。试想,一个权由天授、人民唯有默默承受的“天子”已经够糟糕了,还赶上心智未熟、半大不小、本身在成长之中,欲望骚然而理性闇弱的“少年”,岂非灾难?寻常人生,少年时代有如花朵,可这花朵一旦被捧到龙床之上,十有八九不是美和香的,而会变得丑陋,散发出一种少见怪异的恶臭。

弘治皇帝双腿一蹬“宾天”而去,他给亿万人民留下了什么呢?留下一个十五岁的“君父”——古时候,事君如事父,皇帝就是普天百姓的父亲;从此,上至耄耋老者下至黄口小儿,中华举国之民的福祉就全交与这位乳臭未干的“父亲”了。

有一个人最清楚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公元1505年即弘治十八年五月初六,乾清宫东暖阁。一大早,司礼监太监戴义奉旨宣召内阁重臣刘健、谢迁、李东阳觐见皇帝陛下。弘治已经病了一周,自知不久于人世,此刻他身着便服,强打精神,端坐御榻正中。首辅刘健等来到御榻前叩头,“上令前者再。既近榻,又曰:‘上来。’于是直叩榻下。”弘治这才开口说道:“朕为祖宗守法度,不敢怠荒。凡天下事,先生每(们)多费心。我知道。”话语恳切、温和,充满感激慰问之意;一边说,一边握住了刘健的手,“若将永诀者”,令人动容。他当众口授遗诏,由太监做了记录。然后,弘治对三大臣讲了最后一番话:“东宫聪明,但年少好逸乐。先生每(们)勤请他出来读些书,辅导他做个好人。”多年后,李东阳把当日君臣对话的全过程,尽量回忆起来,记在他的一篇从政笔记中。

这就是所谓“托孤”吧?到了这种节骨眼儿上,素来的隐讳都不必了。弘治于是亮出儿子在他心目中的真实形象:他无疑是爱他的,一语“聪明”,将这喜爱表露无遗;然而,除去父之于子的天然亲爱,从对祖宗江山的责任感,弘治不能不说出他对朱厚照的忧虑:一、好逸乐;二、厌于读书;三、恐怕不是一个做好人的坯子。

这三条,弘治说得都比较客观,纵然他不说,别人也都看在眼里。当然他还抱着一丝幻想,以为这都是儿子“年少”所致,而非禀性使然,因此他恳求深为倚信的刘谢李三大臣:帮儿子一把,使他最终变成个“好人”。

第二天,弘治单独召见太子本人。

父子间又说了什么,无考。

就在召见朱厚照的时候,弘治“龙驭上宾”。

毫无疑问,他是在难释忧虑之中合上双眼的。

他把平生之中最后两天都用来做同一件事:安排儿子的未来。

他预感到什么了吗?

弘治两眼一闭,做了“大行皇帝”。太子朱厚照即位,“以明年为正德元年,大赦天下,除弘治十六年以前逋赋。”权力的交接很平静,很顺利,也很老套;自古以来,中国这方面制度稳定而成熟,一切按部就班,极少出乱子——不论继承皇位的是何等样人。朱厚照——从此以后我们得叫他正德皇帝——就这样平静而又顺利、看上去毫无新意地登上了皇位;当时,大明子民谁也不知道,他们迎来的将是有史以来最古怪最搞笑的一位皇帝。

不知道朱厚照对于父皇的辞世有无伤恸之感,从史料来看,父亲的死和自己登上皇位,在他全然是一次彻底的解放,犹如骤然之间烈马松掉了嚼子、小鸟冲出了笼儿。

十五岁,最是不尴不尬的年龄。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身体已经发育,开始有成人的欲望和部分自我意识,但同时自制力差,又仍如孩童一般贪玩;有强烈的自主愿望,却又因理智和情绪不平衡,往往使得这种自主愿望变成对自己的放纵;而且,几乎每个十五岁的人都莫名其妙地陷在反叛意识之中,与社会、家庭、师长以及一切试图束缚他们的人为敌。

任何人在十五岁的时候失去父亲都非常糟糕,更不必说一个十五岁的皇帝!假如早几年遇到这种事,母后张氏尚能以天子年幼而对其行使监护权,朝中重臣也可因顾命之名切实约束新君——就像后来万历初期李太后与张居正联手监管十岁的万历皇帝一样。然而,对于正德而言,他刚好在十五岁这一年继承了皇位;明代宫廷制度,皇帝十五岁即视为成年,标志是举行大婚。正德元年八月,正德与中军都督府同知夏儒之女夏氏行大婚礼,随即又册沈氏为贤妃、册吴氏为德妃。一后两妃,至此,十五岁男孩儿朱厚照办完了向“已婚——成熟男人”过渡的象征性手续,他有资格自己“当家做主”了——无论是作为男人,还是作为皇帝。

然而,他是怎样自己“当家做主”的呢?

明制,“宫中六局,官有‘尚寝’者,司上寝处事。而文书房内官,每记上幸宿所在,及所幸宫嫔年月,以俟稽考。”也就是说,皇帝理论上可以随意享用后宫每个嫔娥,实际上却并不能为所欲为;一是要事先通知“尚寝”官,由后者做准备,二是召幸了谁、何时何地,须记录在案。这种制度,并非出于道德考虑,而是因为皇帝的性行为关系到皇家骨血的确定问题,来龙去脉含糊不得。不过,客观上这的确是一种限制,令皇帝的私生活毫无秘密可言,同时也给别人——比如太后、皇后之类——的干预留下余地。正德深感不爽。他要的是,想什么时候搞一次就什么时候搞,想搞哪个就搞哪个。堂堂天子,搞个女人居然还要事先申请、事后登记,岂非笑话?于是,他断然地“悉令除却省记注,掣去‘尚寝’诸所司事”,“遂遍游宫中”,首先在宫中替自己实现了“性解放”——当然,这只不过是他毕生“性解放革命”的第一步,以后我们会在他漫长的宫外生涯中看见许许多多更大胆的举动。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正德迫不及待废止起居注、罢停“尚寝”的职能,此举虽公然违反祖制,却也不难理解。与此相比,他登基当了皇帝——或者说终于“获得自由”——之后,所纵容自己尽兴去做的另外一些事,却委实令人称奇。

起初,他整日领着一群年龄一般大小的小太监在宫中“为角觝蹋麹之戏”。角觝,与今之摔跤、相扑相仿。蹋麹又称“蹴鞠”(麹与鞠通),古代球类游戏,源于且流行于军中,“蹋鞠,兵执也,所以讲武知有材也。”大约用于训练士兵身体柔韧性,后来成为有闲阶层的一种嗜好,民间乃有专挟此技邀宠于达官贵人者,《水浒》中高俅即赖之得端王(后来的宋徽宗)赏识而发迹;此外,据说国际奥委会已将其认定为足球之起源。正德此人,如果生在当代,送到体校练练摔跤、相扑或者足球,大概是块料子,将来在奥运会上摘金夺银、为国争光抑或成为一代国脚亦未可知,可他偏偏是皇帝!一国元首,丢下偌大国家不闻不问,整天臭汗淋漓地跟人抱来摔去,或没完没了在绿茵场上大呼小叫、带球过人、拔脚怒射……这情形,怎么想象都教人哭笑不得。

倘仅如此,算不了什么。从大臣们的进谏中我们得知,登基以来,正德“奢靡玩戏,滥赏妄费”,喜好“弹射钓猎,杀生害物”。将“鹰犬狐兔”等形形色色动物圈养于宫内,紫禁城几乎变成一座动物园;又将太监组织成军队,披甲戴胄,执弓挟矢,以宫禁为操演场,真刀真枪地玩“骑马打仗”。

虽然历来威严肃穆的皇宫已被糟踏得不成样子,但这跟后面的事情相比,也还算不了什么。渐渐地,正德觉得光在宫中折腾已不过瘾,他开始四处微服游荡,“随所驻辄饮宿不返”,据说回到宫中呆的天数,一个月也不过四五日。他在外面到底干啥?说起来那可就绝了。除去普通荒淫帝王都可想象到的“弹射钓猎”一类内容,正德确实玩出了个性。他曾让人把一条商业街封锁起来,命内侍从宫中搬来成堆的衣物,摊在每家店铺前面,自己则扮成小贩,“身衣估人衣”,头戴商人的“瓜拉帽”,手里拿着账簿和算盘,“自宝和至宝延凡六店,历与贸易”,跟太监扮成的店家讨价还价,彼此还一定要假戏真做,你来我往,“喧询不相下”,然后让一个事先安排好的人,以市场管理员(“市正”)的身份出面调解。过罢购物和讨价还价的瘾,他会在一群人的簇拥下,闯至由太监掌管的皇家酒铺,那里“筝筑琵琶嘈嘈然,坐当垆妇于其中”,典型的“娱乐场所”格局,一干人等旋风般地在其间周游,“杂出牵衣,蠭簇而入”,“濩茶之顷,周历数家”。发展下去,“凡市戏、跳猿、騗马、斗鸡、逐犬”一类游乐场,正德无所不至;他还把宫女从宫中弄出来,置之于这些场所,充当“小姐”(“扮演侑酒”),“醉即宿其处,如是累日”。

——如果天子是少年。问题就出在这儿。倘只视其为普通孩子,朱厚照上述行为,大多并不如何乖常,虽然年届十五还喜欢玩骑马打仗、过家家一类游戏,或许有点缺心眼儿,但出格与古怪却谈不上。甚至就连他放浪形骸、醉卧花丛的行径,也不过是古往今来任何一个“问题少年”都可能误入的歧途,是好是坏,终究属于他个人的问题。

然而,他不仅仅是一个普通孩子,他是皇帝、天子,是一身系天下、系万民的九五之尊。事情荒唐就荒唐在制度把这样一个孩子放到这样一个位置上。从正面讲,为君者必须恪守君道,儒家伦理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说做君王的要守君王的本分与义务,做臣子的要守臣子的本分与义务,做父亲的要守父亲的本分与义务,做儿子的要守儿子的本分与义务,大家都不失名分,社会才有君臣之义,家庭才有父子之伦,君不君则臣不臣,父不父则子不子,那样,天下必然大乱,家国只能不保。从负面讲,既然君主极权体制赋与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其个人品质就完全成为国家安危、百姓祸福的唯一决定性因素。赶上有进取心的君主,则国家幸甚;哪怕次一等,只要为君者不太犯浑,虽然庸庸碌碌、无所作为——比如弘治皇帝——黎民也算有造化;一旦这么巨大的权力与某个下流坯捆绑在一起,结果只能是灾难性的。

权力“毁”人不倦,尤其不受约束的权力。现代民主政治以前,没有一种能对君主权力有效制衡的法律制度,但并不等于毫无约束。就中国而言,采取的是道德的办法,即儒家政治伦理。第一个中央集权式的君主专制政权秦帝国出现之后,因为毫无制约,君主自我膨胀、为所欲为,结果短时间呜呼哀哉。这一点后来的统治者都看在眼里,所以继秦而起的汉王朝,一方面接过了秦人中央集权式的君主专制政体,另一方面也为了它自身的利益,而在统治趋于稳固的武帝时代“独尊儒术”,正式承认儒家伦理为君主专制的政治基础。概约地讲,此一政治基础有两个要点,一是君权神授、至高无尚、不容侵犯,一是君主应自觉接受以抽象名义出现的“天”、“道”实即儒家伦理的约束,做“有道明君”。汉武时代所奠定的中国君权的这一政治基础,为以后历朝历代所传承,几无例外,机构之建、职官之设、礼仪之订乃至教育考试的目的与制度,都由此而来。不过,这政治基础虽然不再是一条腿,而是两条腿,但它只是一种“共识”而非契约,非常脆弱,不具强制性,尤其对于君主来说。责任感强的君主,或愿意学习儒家伦理并虚心接纳其约束,倘若碰上禀性陋劣的君主,儒家伦理简直形如废纸;因为享受无边权力的诱惑,确实没几个人可以抵挡,权力之“毁”人,能量无可比拟;所以历来的君主中间,七成以上都是胡作非为、祸国殃民之辈。

纵观朱厚照一生,不得不说这个人生来有些病态的性情,人格发育明显有偏差,但他恰恰在最需要引导的年纪失去父亲,自己却当了皇帝。从心理学可知,对孩子特别是男孩来说,“无父状态”极为致命,那意味着准则、模范、禁忌、秩序乃至理想的一系列缺失。生而不知有父或未成年而遭遇“父亲”符号的空缺,要么会使人的成长失去方向,要么会置人于权威瞬间瓦解、底线突然溃散的境地。

朱厚照不仅面临着这样的局面,更糟糕的是,他同时还被赋予巨大无边的权力,成为“天下老子第一”的皇帝;这对于他原本极富破坏性的人格,不啻是如虎添翼,令所有人束手无策。

儒家伦理这套系统仍在运转,试图发生作用,然而在“少年天子”急欲释放对“无父状态”欢欣鼓舞的心态面前,它简直就是一个笑柄。先帝遗言“东宫聪明,但年少好逸乐。先生每(们)勤请他出来读些书,辅导他做个好人”。几位老臣安敢忘怀?根据祖制,明代的天子终生实行制度性学习,学习的内容为儒家经典、“祖宗”的训诫与箴言以及国家地理等,形式主要有“日讲”和“经筵”两种,前者为日常功课,后者为专题性的较深入的经典讲座。弘治所谓“勤请他出来读些书”,指的就是辅臣应该帮助新君把“日讲”和“经筵”坚持下去。我们从《武宗实录》看到,从朱厚照即位的弘治十八年,到改元后的正德元年、正德二年,围绕着“圣学”之事,朱厚照与大学士刘健、李东阳等人反复拉锯周旋,彼此扯了近二年的皮。一方以先帝嘱托为由,锲而不舍,反复劝学、奏请复讲,一方则想方设法加以拖延推辞。

弘治十八年十月,刘健在奏章中说:先帝去世以来,进讲一直没有恢复;原来考虑到“梓宫在殡,圣孝方殷”,便将此事搁置下来;眼下,丧事全部料理完毕,天气即要转寒,再拖下去,进讲就要等到明年才能恢复(按规定,严寒季节或盛暑之时,皇帝学习可以暂停),因此,无论如何请求于十一月初三重开日讲。朱厚照勉强同意。但复讲之后,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维持不过月余光景,至十二月十四日,即“以天寒暂免”。这一免,就免到了翌年二月。正德元年二月,举行了朱厚照当皇帝后的第一次经筵,由李东阳、谢迁分别讲授《大学》首章和《尚书·尧典》首章。但是到三月份,我们却又看到刘健的这样一个奏章,说今年二月二日肇开经筵,“然自开讲以来,不时传旨暂免”,统计下来,一个多月里“进讲之数才得九日而已”。

想必是被朱厚照折磨得太苦,老首辅这篇奏章忍不住把话说得比较重一些了;他引用孟子一句话“一日暴之,十日寒之”,作为对朱厚照品行的批评;然后又着重反驳了朱厚照用以逃避读书的几个借口,比如“两宫朝谒”和“择日乘马”——刘健指出“乘马等事似与讲学两不相妨”,为何乘马就不能学习了呢?至于“慈宫问安”,“往来不过顷刻”,益发谈不上会影响学习,而且“以顷刻之问安而废一日之学业,恐非所以慰慈颜承尊意也”。这番话,不光是批驳了,隐约也在揭露正德说谎,并责备他有负父母期望,相当不留情面。

朱厚照却不为所动,依旧我行我素。五月,借口天气“炎热”,将“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式的学习,也索性中止,下旨“至八月以闻”。等到八月,却赶上大婚,只好再次推后,迟至九月三日才重开日讲。可是十月间,我们又从李东阳所上奏折里得知:“近日奉旨停免日讲,至明年二月以闻。”屈指算来,从五月借口天热停讲,到九月复讲,总共讲了不过“十一二日”,现在又传旨停讲,而且一直要到明年二月再提此事;也就是说,几乎整整一年当中,朱厚照的学业都是荒废的。李东阳在奏章中苦劝:“冬至节尚远,天未甚寒,停止讲读似乎太早……伏乞收回成命仍旧日讲。”但结果是“不纳”。翌年即正德二年的二月,三起三落的讲学恢复未数日,旋又罢停;三月李东阳上疏,称:“比奉旨罢日讲,伏望特降纶音,仍旧日讲。”未见答复。这也是我们最后一次看见辅臣就学习、读书一事进本督促和恳求朱厚照,双方持续二年的劝学与反劝学的拉锯战,最后以朱厚照的胜利而告终。

整个过程当中,朱厚照把他对读书、对圣贤之道的反感,表达得淋漓尽致;为了躲避读书、躲避责任、躲避圣贤之道,他说谎、搪塞、耍赖、装聋作哑、出尔反尔,使出浑身解数与朝臣们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刘健、谢迁、李东阳等人虽有弘治遗命在身,名义上又是朱厚照的老师,但这些身份的“合法性”,在一个无知然而身为天子的少年面前,被证明没有任何意义。这场劝学与反劝学斗争的实质,实际上是承认或者拒绝“为君之道”,绝不止是读不读书的问题。从一开始,朱厚照就借这件事,明白表明他断然不肯就范于儒家伦理所规定的“君主”理念。反过来说,刘健等人渐渐也觉察到危机远比日讲、经筵不能恢复或屡被中断严重得多,正德元年六月,刘、谢、李三老联名上疏,用二句话来概括朱厚照登基后的表现:“视朝太迟,免朝太多;奏事渐晚,游戏渐广。”透露出他们的不满已从读书方面发展到对朱厚照的君德产生质疑。


蹴鞠
一种中国游戏,历史据说早至先秦,国际足联将它认作足球始祖。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它主要跟一个叫高俅的小说人物联系在一起。眼下我们又知道,明代一位皇帝也喜欢并擅长于此。


番僧
类似人物常常是朱厚照的座上客。《武宗实录》说:“上颇习番教,后乃造新寺于内,群聚诵经,日与之狎昵。”


关良绘京剧《游龙戏凤》
《游龙戏凤》( 又名《梅龙镇》),老生、花旦应工戏,建国后一度被视为黄色剧目,所演即为朱厚照与刘氏故事。


《南都繁会图》局部
烟云缭绕的宫阙,豹房的气息也许就是这样。


一群明代武夫
朱厚照尚武,故而庙号“武宗”。他对身披铠甲、骑马打仗,很是醉心。他利用皇帝权力,给自己弄到“大将军”军衔。他将别人已捉到的俘虏纵还,由自己亲手再捉一遍。他的许多做法,是每个七八岁男童身上所常见的。


西班牙动画片《堂吉诃德》海报
堂吉诃德是塞万提斯笔下的不朽形象,他好像可以属于不同的时代。在朱厚照身上,我们也能发现堂吉诃德式的风度与浪漫。

秦始皇之后,中国大部分时间都维持着大一统格局,其基本缘由之一,在于汉代以来国家治理一直建立在皇权+文官统治这样一个基础之上。反观中世纪至现代民主政体之前的欧洲,以教会、世俗君主和贵族武士的三足鼎立为基本权力结构,不能实行真正的中央集权,所以时常处于四分五裂之中。中国的大一统,至关重要的是文官系统的环节,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士大夫阶层。它的基本功能在于作为一个中介,承担君权与民间社会之间的通讯,范仲淹之名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再好不过地演绎了这个阶层的特性。

但是,以往在粗疏和大而化之的阶级批判的误导下,中国人对自己历史上的专制统治机器有许多概念化的错误认识,尤其不知道、不了解帝权与文官系统之间的真实关系,以为后者对于帝王一味效忠服从,沆瀣一气。其实,严格地讲,文官系统或曰士大夫集团并非唯皇帝马首是瞻,它有自己的理念、准则和职业操守,那便是儒家伦理。儒家伦理里面的“道”是高于一切的,包括作为具体个人的君王。创始人孔子已经注意区分“国家”与“君主”的概念,将国家置于君主之上,认为君主的正义性(合法性)来自于“国有道”,来自于国民的拥护,所以说:“国有道则民昌,此国家之所以大遂也。”“君以民存,亦以民亡。”“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亚圣孟子进一步发挥孔子的思想,毫不含糊地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亦即,在百姓、国家、君主三大要素里,君主是最次要的。不宁唯是,孟子还彻底认定一旦君权失道,其被推翻是合理合法的:“顺天者存,逆天者亡。”“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君主制时代,这样的思想不可谓不激进。据说在同是儒教国家的古代日本,正因为如此强烈质疑君权,孟子其人其说一直是被打压的。

不错,士大夫确有“忠君思想”,“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并非虚言。但如把士大夫的“忠君”看作忠于某帝本人,却完全没有搞对。士大夫所忠之“君”,乃是合乎其理念之君,并非某位坐在龙床上睡眼惺忪、打着哈欠的人。当一位人君是这副德行的时候,真正的士大夫是绝不驯服的,相反,会拼着性命去纠正他。只要君主的所作所为不合圣人之道,士大夫宁可不要脑袋也要尽其批评之责。明代士风尤其如此,抗争极其惨烈,因为不屈而死于廷杖之下者绵绵不绝。这就是所谓“文死谏”;但士大夫为谏而死的时候,与其说为昏君尽忠而死,不如说是为自己心目中有关君主的那种理想而死,这才死而无憾,死得心甘情愿。士大夫里当然也有小人、懦夫直至巨奸大恶之徒,但若论士大夫的纯正之义,则他们之所以在中国古代政治中出现和存在的理由,便是充当维系国家与百姓之间关系的纽带。对于老百姓,他们是国家意志的体现者、行使人和君权的捍卫者;而对于君主,他们却站在国家整体利益——亦即儒家伦理所主张的体现出辩证关系的君、民相互依存的共同利益——立场上,效忠君主的同时,不弃批评、纠谬直至抗争之责。简而言之,士大夫就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只平衡器,二千多年的帝制中国能够基本保持大一统、超稳定的生态,这个人群的作用至关重要。

搞清楚士大夫阶层的这种性质,方能对朱厚照同朝臣间冲突不断、愈演愈烈的现象看得比较透彻,进而弄懂他为什么明明知道太监、近倖之流像蛀虫一样几乎把国家整垮,却仍然那样倚信这一类人。

很简单:对朱厚照来说,士大夫是一股异己势力,是处处为难他、制约他,不让他从心所欲、快活度日的捣蛋分子。而宦官亲随等辈,才是可任意驱策的地地道道的家奴。这些人从不会对他说半个“不”字。非但如此,凡自己想做之事、想满足之欲望,这些人无不百般奉承,竭尽全力帮他实现;此外还有一条,或许更重要,那即是,他必须集结和培植属于自己的力量,张大此辈权势,来与朝臣抗衡。至于这些人品质有多坏,在外面又是怎样为非作歹,朱厚照毫不关心——他就关心一点:谁是我的人?

同样的问题,如果换一位有作为的君主,将有截然不同的思考。但只想堕落,且唯恐堕落得不尽兴的朱厚照脑中,唯存一个逻辑:顺我者亲,逆我者仇。众鼠辈吃准了这一点,皇上喜欢什么,他们便给他什么,而且只要给就一定给得很足!朱厚照想要的,无非声色犬马,于是,他们就献鸡犬、戏文、乐舞,导引他出宫游冶花花世界,让他醉生梦死。大臣们觉得这些人明明是在害皇帝,正德自己可不赞成。他觉得他们才爱惜他,体贴他,真正对他好。大臣越是咒骂这些人,他就越发认这些人是知己是依靠。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正德朝路线斗争的主旋律,便这样定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