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元年九月发生一件事，此事将皇帝与大臣之间的矛盾首度公开化，并为后来那场大政变埋下导火索。
九月二日，正德颁下旨意，委派太监崔杲前往南方督造龙衣。崔杲趁机奏讨一万二千盐引，说是作为此番公干的经费。在古代，受产地和运输的限制，盐历来是紧俏甚至具有战略意义的物资，并对国家税收关系重大，故自汉代起即实行国家专卖的制度。盐既由国家垄断经营，势必有人要利用这一点，挖空心思从中牟取黑利。盐引本身已内含巨大差价，更有甚者，往往还会在官盐掩护下夹带私盐，倒卖后将暴利收入囊中，颇类似现代污吏的洗钱术，同时严重扰乱盐市。太祖时代，是严禁宦官出宫的，更不必说承办公事；永乐篡位，多有赖此曹，故从那时起，太监干政之禁不仅解消，且渐倚为心腹，监军、镇守、织造、侦查……凡属皇家私密之事，无不付诸彼手。而对太监们来说，出宫办事就意味着可以大捞一把，索贿的索贿，敲诈的敲诈，不放过任何机会。到成化年间，到江南办理织造的宦官，就打起了盐的主意。本来，织造经费一律由户部拨给，有关太监虽然也可从中尅扣，但拨款终究是死的，可供私吞的也就有限，倘若以盐引取代户部拨款，暗中夹带私货，一趟差事下来，很容易赚个满盆满钵。尽管按照祖制，盐政收入一律作为边防开支，不得挪作他用，但成化心疼家奴，情知彼之所为是中饱私囊，仍准其以盐引代拨款，此例既开，直到弘治初年仍在实行。后来，大臣奏明弊害，弘治乃下令禁止。正德的登极诏书，重申了这一禁令。但实际上，登极之初朱厚照政治上一窍不通，那份诏书系由大臣代拟，表达的都是文官的政见；时隔一年，现在他自然是不认账的。于是，他批准崔杲所请——既作为对内臣的笼络，又等于发出向朝臣挑战的信号。户部尚书韩文按其职责，理所当然对此表示异议，还搬出登极诏书相关条款，请求正德取信于天下。正德主意已决，坚持不改，驳回韩文本章。
天子的决定，令群臣哗然。专司谏言监察之职的六科给事中、十三道御史的奏疏接踵而至，正德不胜其烦。对科道官而言，谏阻不合法度之事，是他们职责所在，一定会坚持到底。而朱厚照也深知，此场争执，牵及他权威的确立，必须咬住不松，否则以后这个皇帝当起来实在“窝囊”。彼此这么僵持不下，数日之后，朱厚照对科道官们下了死命令，称有关盐引的圣旨已下达给崔杲等，君无戏言，所以谁再妄行奏扰，必予严办！
不过，朝臣方面还有一张牌未打。科道官品级较低，皇帝不妨厉旨呵斥，但刘、谢、李三位顾命阁老，却不可以如此对待。于是，这时内阁出面了，三老明确表示，给予崔杲盐引的敕书，内阁不打算拟旨。明代内阁无决策权，只有票拟权（即代皇帝拟旨），但若遇存在疑义之事，内阁倒也有权拒绝拟旨，并请皇帝重新考虑其旨意。三老这一招果然了得，正德无奈其何，一时陷入僵局。
毫不让步，恐怕不行了。朱厚照做出一个小小的变动；他发现这些日子群臣所递本章中攻击最烈的乃是那个崔杲，于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对此次使命的领衔人选进行微调，改派另一太监王瓒为首，崔杲副之。他认为，这一让步，朝臣有了面子和台阶，理应知足。不料，对方的回应竟然完全针锋相对：你让一步，我也退一步，然而对整个事情的原则与是非我们不能退让。经研究，户部做出妥协是，同意将原先奏讨的一万二千盐引，一半支予盐引（即六千盐引），另一半则折成价银。这个方案的意义，一是适当降低太监贪污和国家财政损失数额，而更重要的是它的象征意义：皇帝接受这一方案就等于承认自己有错，而大臣们则达到了证明自身行为合法性的目的。
正德虽然年少，但其身边的蝇营狗苟之辈却足以帮他透彻理解这方案的含义，所以略有犹豫之后，正德方面做出了强硬的回答：必须全部支给盐引！
九月十五日这天，正德在文华殿暖阁召见三大辅臣，展开最后交锋。李东阳《燕对录》记下了君臣间的全部对话，内中朱厚照时而装傻，时而耍横，倒也将其个性表露无遗。如，论及户部“半与价银，半与盐引”，他先问：“既与半价，何不全与盐引？”刘健等答道，户部用意在于节约用度。他马上说：既然是节省用度，户部为何不把折价之银留着，而全部给予王瓒、崔杲等盐引，“岂不两便”？意思是，盐引又不是现钱，把盐引交给太监由他们去折腾，却留下实实在在的钱，户部何乐不为啊？这纯属装疯卖傻，利用年龄小，假作天真，故作未谙世事的模样儿；其实只须一句话即可戳穿正德的面目——如果他真觉得现钱比盐引好，又何必固执地坚持要全部付与盐引呢？当然，刘健等不便这么反问，他们唯有耐心解释说“价银有限，不若盐引之费为多”。正德则继续胡搅，问“何故？”刘健等只得又将盐引可能夹带从而引发私盐壅滞、盐法不行的弊端解释一通。正德口称，如果真有此事，“朝廷自有正法处治也”。刘健等人不能说这些人因有皇帝庇护，根本不会得到“正法处治”；他们只能利用太监的品质做文章，指出“此辈若得明旨，便于船上张揭黄旗，书写‘钦赐皇盐’字样，势焰煊赫，州县驿递官吏稍稍答应不到，便行捆打，只得隐忍承受”。哪里还谈得上“正法处治”？“所以不若禁之于始。”与其指望将来“正法处治”，不如从开始就掐断发生这种事的渠道。话论至此，虽然正德以小卖小，胡搅蛮缠，三老却侃侃以对，有条不紊，正德眼见理论不过，终于抹下脸，“正色道：‘天下事岂只役几个内官坏了？譬如十个人也，只有三四个好，便有六七个坏事的人，先生辈亦自知道。’”“正色”二字，说明他确实急了，不再继续装傻。而且这几句言语十分不讲理，意思是说：何以见得天下事都坏在内官（太监）身上？如果非说十个人中间，只有三四个好人，另外六七个都是坏事的人，那么朝臣里面也一样（“先生辈亦自知道”）。至此，这场君臣对的实质才昭然若揭：盐引之争，争的不是盐引，是皇帝集团与朝臣集团谁是谁非。
召对不欢而散。朱厚照扔下一句：“此事务要全行。”刘健等叩头退下，深感绝望。作为正统的儒家官僚，这种局面之下，他们只剩下最后表达自身职责与操守的选择，就是引咎辞职。达成一致，翌日，三人即递交一本：
自古帝王以从谏为圣，拒谏为失。国家治乱，常必由之。顾（向来）顺旨之言易入，逆耳之言难受（采纳）。故治日常少，乱日常多。臣等每以此说进于陛下，诚欲陛下为圣德之君，天下成至治之世也。今文武公卿台谏，合词伏阙，皆谓盐法不可坏，而圣意坚执排群议而行之……臣等岂不知顺旨者有宠、逆耳者获罪，若贪位恋禄、殃民误国，则不独为陛下之罪人，抑亦为天下之罪人、万世之罪人矣。区区犬马之诚，犹望陛下廓天地之量，开日月之明，俯纳群言，仍从初议，以光圣德，天下幸甚。若以臣等迂愚不能仰承上意，则乞别选贤能以充任使，将臣等放归田里，以免旷职之愆。
虽然自斥无能，但字里行间分明说，唯有皇帝应对此事负责。
也许，朱厚照唯一未尝料到的，便是内阁居然全体请辞。他毕竟年龄尚轻，登基方才年余，政治上毫无经验不说，连在朝臣中物色、培养“自己人”也根本来不及，一旦三老撂挑子，千头万绪自己如何应付得了，更何况以三老的影响，此事的后果将绝不仅仅是他们的离去……我们虽无从知道接到辞呈后正德的内心世界，但想必他经受了一场羞怒交加的感情风暴——因为最终在三辅臣辞职的压力下，他被迫宣布：接受户部方案，半与价银，半与盐引。
危机虽得暂渡，却可以想象正德与他的文官系统从此誓不两立，结了极深的梁子。大臣们的做法固然有例可循，正德却不免感到被要挟的滋味，毕竟他乃新君，立足未稳，在此之际，竟遭内阁以集体辞职逼己就范，也确有身陷绝境之痛。
俗话说“君无戏言”。朱厚照头天还那么强硬地甩下“此事务要全行”的话，第二天便在内阁辞职的威胁下改弦易辙，虽然事后朝臣给他戴“从谏如流”的高帽子，来帮他遮羞，但他内心恐怕只会想到“奇耻大辱”四个字。仅隔一个月，当那场大政变爆发的时候，我们尤其感到，正是崔杲奏讨盐引事件把正德君臣矛盾推向极致，从而点燃了导火索。
在朝臣一方，也许解读有误，以为正德真的“从谏如流”；也许是想趁热打铁，抓住有利时机重创皇帝身边群小；也许两者兼而有之——总之，在赢得盐引这一回合的胜利之后，他们“把斗争引向深入”，矛头所向由事到人，从低级别太监转向正德最倚信的几个核心太监，即有名的“八党”——明代“八人帮”。
所谓“八党”，指环绕在正德身边的八位高级宦官刘瑾、马永成、谷大用、魏彬、张永、邱聚、高凤和罗祥，此八人自正德登极以来不单诱其堕落，实际上也渐渐控制了他。朝臣普遍认为，新君即位以来“圣学久旷、正人不亲、直言不闻、下情不达”以及“朝令夕改”“政出多门”诸状，根子就在这八人身上。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应该乘盐引事件之东风，解决“八党”问题，斩草除根。
于是，“健等遂谋去‘八党’，连章请诛之。言官亦交论群阉罪状。”盐引事件结束之后的一个月内，斗争达到白热化。以三辅臣为首，群臣奏章雪片似飞来，攻势甚猛。一时间，朱厚照颇难招架。为缓兵计，他派朝臣并不反感的司礼监太监李荣、陈宽、王岳等，前往内阁说情、讨价还价，先说“朕将改过矣，其为朕曲赦若曹”，遭到拒绝。然后，朱厚照索性祭出“鸵鸟大法”，对大臣奏折“留中不出”。然而，当户部尚书韩文挑头递上由各部大臣签名的奏疏时，朱厚照再也坐不住了。
这个韩文，前面我们已经认识他。在盐引事件里，他领导的户部首当其冲，站在与皇帝和太监斗争的第一线。可能因为是管钱的，对于那些内倖如何糜费、贪污和侵损国家财政，了解更加深切，感受更加强烈；据说他每每奏完事从朝中退下，对僚属们谈及这些事，“辄泣下”。他手下有一个人叫李梦阳，时任户部郎中。说起李梦阳，那可不是等闲之辈，虽然居官不高，却乃当朝有名的大才子，以他为首的“前七子”是明代文学最重要流派之一，所有搞文学的人耳熟能详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即他所提出的文学主张。此人做官也是一个“刺儿头”，骨头相当硬；早在弘治年间，即曾因弹劾张后兄弟、“势若翼虎”的张鹤龄而坐牢。当日，三阁老并言官等交相上书猛攻“八党”之际，韩文在户部与一班下属亦备加关注，日日谈论，说至慷慨激昂处，韩文免不了又是涕泗横流——这时，李梦阳在旁冷冷开了腔：“公大臣，义共国休戚，徒泣何为？谏官疏劾诸奄，执政持甚力。公诚及此时率大臣固争，去‘八虎’易易耳。”一语甫出，激得韩文气血上涌，“捋须昂肩，毅然改容”，赞道：说得好！“纵事勿济，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报国。”
一个重大的行动当即酝酿成形：第一步，由韩文领衔、李梦阳执笔、经众同僚讨论修改，草成一疏，在朝中广泛征集签名之后，上奏皇上；第二步，上疏后的次日早朝，将由韩文领头，偕九卿、阁员等重臣及百官，伏阙请愿，直至皇上下旨拿办“八党”为止。
想那李梦阳何等人也，由他担纲草疏，分量力度岂是泛泛可比？在《明史》里我们可以读到这件直接导致明代一场大政变的著名奏章，其云：
人主辨奸为明，人臣犯颜为忠。况群小作朋，逼近君侧，安危治乱胥（都；皆）此焉关。
臣等伏睹近岁朝政日非，号令失当。自入秋来，视朝渐晚。仰窥圣容，日渐清削。皆言太监马永成、谷大用、张永、罗祥、魏彬、丘聚、刘瑾、高凤等，造作巧伪，淫荡上心。击球走马，放鹰逐犬；俳优杂剧，错陈于前。至导万乘与外人交易，狎昵媟亵，无复礼体。日游不足，夜以继之，劳耗精神，亏损志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气靡宁。雷异星变，桃李秋华。考厥（突发状，指上述“异象”）占候，咸非吉征。
此辈细人，惟知蛊惑君上以便己私，而不思赫赫天命、皇皇帝业，在陛下一身。今大婚虽毕，储嗣未建。万一游宴损神，起居失节，虽齑粉若辈，何补于事。高皇帝艰难百战，取有四海。列圣继承，以至陛下。先帝临崩顾命之语，陛下所闻也。奈何姑息群小，置之左右，以累圣德？
窃观前古奄宦误国，为祸尤烈，汉十常侍、唐甘露之变，其明验也。今永成等罪恶既著，若纵不治，将来益无忌惮，必患在社稷。伏望陛下奋乾刚，割私爱，上告两宫，下谕百僚，明正典刑，以回天地之变，泄神人之愤，潜削祸乱之阶，永保灵长之业。
确是大手笔，写得气势很盛，不容辩驳。开篇即以君臣大义立足，正气凛然；随之迅即一一点出“八党”之名，以一连串精炼有力的“四字句”，述尽他们的胡作非为；进而转入对朱厚照的“劝谏”，指出无论从自爱还是仰体祖宗创业之艰、先帝顾命之嘱的角度，“姑息群小，置之左右”都是有违做皇帝的责任和道德的；最后，则鉴之以史，用历史事实说明“奄宦误国，为祸尤烈”，“若纵不治”“必患在社稷”。通观全文，天理、人伦、历史全站在作者一边，正德里外不是人，简直一无是处。但更要命的是，奏章摆出了“清君侧”的架势，正德虽不喜读书，历史上一些“清君侧”的典故还是知道的，而且他的直系祖宗朱棣当年就是打着“清君侧”的旗号把建文帝赶下台，眼下，掂量掂量韩文本章里的用词，年少无助的他难免心惊肉跳。而比写在纸上的言语更令他惊惶的是，满朝官员这次采取了联合行动，伏在宫外请愿，志在必得，一定要将“八党”“明正典刑”。
朱厚照再次派王岳等前来谈判，这次开出的条件是，且留“八党”小命，将其发往南京“闲住”。所谓“闲住”，是明宫对获罪太监的一种处置方式，相当于流放。朝臣方面坚决不同意，正德就反复派人来磨泡，据说“一日三至”；最后一次，刘健忍无可忍，掀了桌子，恸哭道：“先帝临崩，执老臣手，付以大事。今陵土未干，使若辈败坏至此，臣死何面目见先帝！”王岳见状，知群臣此番倒“八党”决心已定，乃与衔旨同来的另两个太监范亨、徐智当场表示，他们赞成阁议，将回去密奏皇上明晨逮捕“八党”。史书上称王岳等“素忠直”，未必可信，比较可能的是，王岳等作为“八党”之外的内臣，在权力争夺上与后者素有隙怨，满朝上下齐心合力欲除“八党”，本亦正中下怀，刘健的坚定不移，更让他们打消疑虑，乃欲与朝臣里应外合，扳倒“八党”。刘健等意外得此奥援，信心倍增，以为大局已定。
古往今来，历史多次因某个小人而中间改道，此刻复如是。
却说当时在场有一人，姓焦，单讳一个芳字。此人乃一地道小人，《明史》给他如下评语：“粗陋无学识，性阴狠。”正德改元，他靠谀媚做了吏部尚书，犹嫌不足，冀更上爬，加之跟刘健、谢迁不合，久有龃龉，所以虽然迫于时势而在朝臣倒“八党”运动中参与其事，内心却极不愿看到此事最终告成，因为显而易见，事一旦成则刘谢势力必然益发强大稳固。那日，一旁听了刘健与王岳们的计议，焦芳不禁暗中转动着脑筋。他以一个小人的天性以及独到判断，认定从本质上说，世上万事应该是“正不压邪”——只要“邪恶”一方有所防备，“正义”向来输得很惨。他觉得眼下就是这样一个可以押宝的关头，他选择把宝押在“邪恶”一方。就像三百年后的晚辈袁世凯一样，焦芳用来下注的本钱也是告密。他在第一时间把王岳与刘健密谋奏请皇上逮捕“八党”的消息，捅给“八党”。王岳还没来得及去见正德，“八党”一干人早已把正德团团围住，痛哭流涕，并将王岳等如何与外臣交结、合谋翦除异己的情状诉诸正德，其间，少不了添油加醋一番，以使正德形成这样的意识：除“八党”是假，这些人真正的矛头是对着皇上，必欲将其架空，然后任意摆布。
自韩文本章呈上后，正德一直在惴惴不安中度过，对方来势汹汹也若此，年仅十五的他自然又惊又怕，传说被吓得啼哭起来，连饭都不吃。此刻又听到发生内廷、外臣相勾结的事，直有末日临头之感。
王岳支持朝臣的举动，犯了大忌。明制，内官不得与外廷交结，违者死。其实王岳等人实在有些冤，因为原本是正德派他们去内阁协调此事，并非私下暗通。但经“八党”一渲染，好像就变成了王岳背着皇帝伙同刘健另有图谋。
“八党”缠了正德一夜，先是哀求，待知性命无忧后，则转守为攻——告诉正德如何反击，而这恰恰是正德的燃眉之急。其间，刘瑾表现出他在此曹中识见过人的一面，他的分析直捣要害：朝臣为什么敢这么肆无忌惮地哗闹？根本原因是“无人”，是皇上没有在关键位置上安排自己的人！“有则惟上所欲为，谁敢言者！”的确，“八党”虽受宠信，但其职守皆非要害，比如刘瑾，只是钟鼓司掌印太监——除了掌管每日上朝的钟鼓，再就是负责调教乐工、搬演杂戏。
刘瑾一点拨，正德豁然开朗。是啊，一旦在重要位子上都安排自己人，今后哪还会担惊害怕、受制于人？瞬间，心头阴云一扫而空。正德立即颁旨，拘捕王岳、范亨、徐智，由刘瑾取代王岳入掌司礼监兼提督团营，调丘聚提督东厂、谷大用提督西厂，张永等并管京营事务。至此，内廷中枢以及京城主要特务机构和禁卫军，全落“八党”掌中，一场彻底的大政变就这样在夜幕掩护之下悄然发生……
然而，宫掖外，以为稳操胜券的刘健对此木然不觉，他还这样对身边因久候无果而有些焦躁的群僚说：很快便有好消息，大家只须再坚持坚持。（“事且济，公等第坚持。”）
毕竟是书生！
正德元年十月十三日清晨，候在左顺门外的百官终于看见了内使的身影，然而当宣读圣旨时，人们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旨意宣布，皇帝赦宥刘瑾等八人，并对他们的职务做出新的任命；旨意还强调指出，这是皇帝的最终决断。
天翻地覆的激变！所有人措手不及，呆若木鸡。刚才还信心满满的刘健，惊讶得说不出话来。现场一片寂静，没有激愤，甚至连一点骚动也看不见，因为事情以人们最不可能设想的局面画上句号，就像对弈的时候对方弈出匪夷所思的一招，而这一方根本就没有准备好下一手——棋局戛然而止！刹那间，从刘健到百官，个个像泄了气的皮球，他们脸上布满迷茫的神情，就那样，稀稀落落地各自散去……《武宗实录》简短地记述了当时场景：“明早，健及（韩）文等率九卿、科道方伏阙，俄有旨：宥瑾等。遂皆罢散。”
然而与现场的平静截然相反，正德元年十月十三日清晨所发生的，实际上是大明国一场猛烈的政治风暴。《明史》在叙述这个时刻时几次用了“大变”一词，如：“顷之，事大变，八人皆宥不问，而瑾掌司礼。”“八人各分据要地，瑾掌司礼，时事遂大变。”这场风暴，彻底扭转了整个正德朝政治航船的方向，它至少直接带来三个后果：第一、久经败坏而好不容易在弘治年间恢复起来的文官政府，重回形同虚设之状态；第二、宦官和近倖势力再度崛起，为以后贯穿整个正德朝的“豹房政治”奠定基础，并构成真正的权力中心；第三、对朱厚照来说，则再也不必“戴着镣铐跳舞”，从此无任何力量能予其约束和制约，从而大可随心所欲展示“个性”，迹近“完美”地完成他古今第一“浪帝”的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