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床·明六帝纪

作者:李洁非

正德元年九月发生一件事,此事将皇帝与大臣之间的矛盾首度公开化,并为后来那场大政变埋下导火索。

九月二日,正德颁下旨意,委派太监崔杲前往南方督造龙衣。崔杲趁机奏讨一万二千盐引,说是作为此番公干的经费。在古代,受产地和运输的限制,盐历来是紧俏甚至具有战略意义的物资,并对国家税收关系重大,故自汉代起即实行国家专卖的制度。盐既由国家垄断经营,势必有人要利用这一点,挖空心思从中牟取黑利。盐引本身已内含巨大差价,更有甚者,往往还会在官盐掩护下夹带私盐,倒卖后将暴利收入囊中,颇类似现代污吏的洗钱术,同时严重扰乱盐市。太祖时代,是严禁宦官出宫的,更不必说承办公事;永乐篡位,多有赖此曹,故从那时起,太监干政之禁不仅解消,且渐倚为心腹,监军、镇守、织造、侦查……凡属皇家私密之事,无不付诸彼手。而对太监们来说,出宫办事就意味着可以大捞一把,索贿的索贿,敲诈的敲诈,不放过任何机会。到成化年间,到江南办理织造的宦官,就打起了盐的主意。本来,织造经费一律由户部拨给,有关太监虽然也可从中尅扣,但拨款终究是死的,可供私吞的也就有限,倘若以盐引取代户部拨款,暗中夹带私货,一趟差事下来,很容易赚个满盆满钵。尽管按照祖制,盐政收入一律作为边防开支,不得挪作他用,但成化心疼家奴,情知彼之所为是中饱私囊,仍准其以盐引代拨款,此例既开,直到弘治初年仍在实行。后来,大臣奏明弊害,弘治乃下令禁止。正德的登极诏书,重申了这一禁令。但实际上,登极之初朱厚照政治上一窍不通,那份诏书系由大臣代拟,表达的都是文官的政见;时隔一年,现在他自然是不认账的。于是,他批准崔杲所请——既作为对内臣的笼络,又等于发出向朝臣挑战的信号。户部尚书韩文按其职责,理所当然对此表示异议,还搬出登极诏书相关条款,请求正德取信于天下。正德主意已决,坚持不改,驳回韩文本章。

天子的决定,令群臣哗然。专司谏言监察之职的六科给事中、十三道御史的奏疏接踵而至,正德不胜其烦。对科道官而言,谏阻不合法度之事,是他们职责所在,一定会坚持到底。而朱厚照也深知,此场争执,牵及他权威的确立,必须咬住不松,否则以后这个皇帝当起来实在“窝囊”。彼此这么僵持不下,数日之后,朱厚照对科道官们下了死命令,称有关盐引的圣旨已下达给崔杲等,君无戏言,所以谁再妄行奏扰,必予严办!

不过,朝臣方面还有一张牌未打。科道官品级较低,皇帝不妨厉旨呵斥,但刘、谢、李三位顾命阁老,却不可以如此对待。于是,这时内阁出面了,三老明确表示,给予崔杲盐引的敕书,内阁不打算拟旨。明代内阁无决策权,只有票拟权(即代皇帝拟旨),但若遇存在疑义之事,内阁倒也有权拒绝拟旨,并请皇帝重新考虑其旨意。三老这一招果然了得,正德无奈其何,一时陷入僵局。

毫不让步,恐怕不行了。朱厚照做出一个小小的变动;他发现这些日子群臣所递本章中攻击最烈的乃是那个崔杲,于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对此次使命的领衔人选进行微调,改派另一太监王瓒为首,崔杲副之。他认为,这一让步,朝臣有了面子和台阶,理应知足。不料,对方的回应竟然完全针锋相对:你让一步,我也退一步,然而对整个事情的原则与是非我们不能退让。经研究,户部做出妥协是,同意将原先奏讨的一万二千盐引,一半支予盐引(即六千盐引),另一半则折成价银。这个方案的意义,一是适当降低太监贪污和国家财政损失数额,而更重要的是它的象征意义:皇帝接受这一方案就等于承认自己有错,而大臣们则达到了证明自身行为合法性的目的。

正德虽然年少,但其身边的蝇营狗苟之辈却足以帮他透彻理解这方案的含义,所以略有犹豫之后,正德方面做出了强硬的回答:必须全部支给盐引!

九月十五日这天,正德在文华殿暖阁召见三大辅臣,展开最后交锋。李东阳《燕对录》记下了君臣间的全部对话,内中朱厚照时而装傻,时而耍横,倒也将其个性表露无遗。如,论及户部“半与价银,半与盐引”,他先问:“既与半价,何不全与盐引?”刘健等答道,户部用意在于节约用度。他马上说:既然是节省用度,户部为何不把折价之银留着,而全部给予王瓒、崔杲等盐引,“岂不两便”?意思是,盐引又不是现钱,把盐引交给太监由他们去折腾,却留下实实在在的钱,户部何乐不为啊?这纯属装疯卖傻,利用年龄小,假作天真,故作未谙世事的模样儿;其实只须一句话即可戳穿正德的面目——如果他真觉得现钱比盐引好,又何必固执地坚持要全部付与盐引呢?当然,刘健等不便这么反问,他们唯有耐心解释说“价银有限,不若盐引之费为多”。正德则继续胡搅,问“何故?”刘健等只得又将盐引可能夹带从而引发私盐壅滞、盐法不行的弊端解释一通。正德口称,如果真有此事,“朝廷自有正法处治也”。刘健等人不能说这些人因有皇帝庇护,根本不会得到“正法处治”;他们只能利用太监的品质做文章,指出“此辈若得明旨,便于船上张揭黄旗,书写‘钦赐皇盐’字样,势焰煊赫,州县驿递官吏稍稍答应不到,便行捆打,只得隐忍承受”。哪里还谈得上“正法处治”?“所以不若禁之于始。”与其指望将来“正法处治”,不如从开始就掐断发生这种事的渠道。话论至此,虽然正德以小卖小,胡搅蛮缠,三老却侃侃以对,有条不紊,正德眼见理论不过,终于抹下脸,“正色道:‘天下事岂只役几个内官坏了?譬如十个人也,只有三四个好,便有六七个坏事的人,先生辈亦自知道。’”“正色”二字,说明他确实急了,不再继续装傻。而且这几句言语十分不讲理,意思是说:何以见得天下事都坏在内官(太监)身上?如果非说十个人中间,只有三四个好人,另外六七个都是坏事的人,那么朝臣里面也一样(“先生辈亦自知道”)。至此,这场君臣对的实质才昭然若揭:盐引之争,争的不是盐引,是皇帝集团与朝臣集团谁是谁非。

召对不欢而散。朱厚照扔下一句:“此事务要全行。”刘健等叩头退下,深感绝望。作为正统的儒家官僚,这种局面之下,他们只剩下最后表达自身职责与操守的选择,就是引咎辞职。达成一致,翌日,三人即递交一本:

自古帝王以从谏为圣,拒谏为失。国家治乱,常必由之。顾(向来)顺旨之言易入,逆耳之言难受(采纳)。故治日常少,乱日常多。臣等每以此说进于陛下,诚欲陛下为圣德之君,天下成至治之世也。今文武公卿台谏,合词伏阙,皆谓盐法不可坏,而圣意坚执排群议而行之……臣等岂不知顺旨者有宠、逆耳者获罪,若贪位恋禄、殃民误国,则不独为陛下之罪人,抑亦为天下之罪人、万世之罪人矣。区区犬马之诚,犹望陛下廓天地之量,开日月之明,俯纳群言,仍从初议,以光圣德,天下幸甚。若以臣等迂愚不能仰承上意,则乞别选贤能以充任使,将臣等放归田里,以免旷职之愆。

虽然自斥无能,但字里行间分明说,唯有皇帝应对此事负责。

也许,朱厚照唯一未尝料到的,便是内阁居然全体请辞。他毕竟年龄尚轻,登基方才年余,政治上毫无经验不说,连在朝臣中物色、培养“自己人”也根本来不及,一旦三老撂挑子,千头万绪自己如何应付得了,更何况以三老的影响,此事的后果将绝不仅仅是他们的离去……我们虽无从知道接到辞呈后正德的内心世界,但想必他经受了一场羞怒交加的感情风暴——因为最终在三辅臣辞职的压力下,他被迫宣布:接受户部方案,半与价银,半与盐引。

危机虽得暂渡,却可以想象正德与他的文官系统从此誓不两立,结了极深的梁子。大臣们的做法固然有例可循,正德却不免感到被要挟的滋味,毕竟他乃新君,立足未稳,在此之际,竟遭内阁以集体辞职逼己就范,也确有身陷绝境之痛。

俗话说“君无戏言”。朱厚照头天还那么强硬地甩下“此事务要全行”的话,第二天便在内阁辞职的威胁下改弦易辙,虽然事后朝臣给他戴“从谏如流”的高帽子,来帮他遮羞,但他内心恐怕只会想到“奇耻大辱”四个字。仅隔一个月,当那场大政变爆发的时候,我们尤其感到,正是崔杲奏讨盐引事件把正德君臣矛盾推向极致,从而点燃了导火索。

在朝臣一方,也许解读有误,以为正德真的“从谏如流”;也许是想趁热打铁,抓住有利时机重创皇帝身边群小;也许两者兼而有之——总之,在赢得盐引这一回合的胜利之后,他们“把斗争引向深入”,矛头所向由事到人,从低级别太监转向正德最倚信的几个核心太监,即有名的“八党”——明代“八人帮”。

所谓“八党”,指环绕在正德身边的八位高级宦官刘瑾、马永成、谷大用、魏彬、张永、邱聚、高凤和罗祥,此八人自正德登极以来不单诱其堕落,实际上也渐渐控制了他。朝臣普遍认为,新君即位以来“圣学久旷、正人不亲、直言不闻、下情不达”以及“朝令夕改”“政出多门”诸状,根子就在这八人身上。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应该乘盐引事件之东风,解决“八党”问题,斩草除根。

于是,“健等遂谋去‘八党’,连章请诛之。言官亦交论群阉罪状。”盐引事件结束之后的一个月内,斗争达到白热化。以三辅臣为首,群臣奏章雪片似飞来,攻势甚猛。一时间,朱厚照颇难招架。为缓兵计,他派朝臣并不反感的司礼监太监李荣、陈宽、王岳等,前往内阁说情、讨价还价,先说“朕将改过矣,其为朕曲赦若曹”,遭到拒绝。然后,朱厚照索性祭出“鸵鸟大法”,对大臣奏折“留中不出”。然而,当户部尚书韩文挑头递上由各部大臣签名的奏疏时,朱厚照再也坐不住了。

这个韩文,前面我们已经认识他。在盐引事件里,他领导的户部首当其冲,站在与皇帝和太监斗争的第一线。可能因为是管钱的,对于那些内倖如何糜费、贪污和侵损国家财政,了解更加深切,感受更加强烈;据说他每每奏完事从朝中退下,对僚属们谈及这些事,“辄泣下”。他手下有一个人叫李梦阳,时任户部郎中。说起李梦阳,那可不是等闲之辈,虽然居官不高,却乃当朝有名的大才子,以他为首的“前七子”是明代文学最重要流派之一,所有搞文学的人耳熟能详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即他所提出的文学主张。此人做官也是一个“刺儿头”,骨头相当硬;早在弘治年间,即曾因弹劾张后兄弟、“势若翼虎”的张鹤龄而坐牢。当日,三阁老并言官等交相上书猛攻“八党”之际,韩文在户部与一班下属亦备加关注,日日谈论,说至慷慨激昂处,韩文免不了又是涕泗横流——这时,李梦阳在旁冷冷开了腔:“公大臣,义共国休戚,徒泣何为?谏官疏劾诸奄,执政持甚力。公诚及此时率大臣固争,去‘八虎’易易耳。”一语甫出,激得韩文气血上涌,“捋须昂肩,毅然改容”,赞道:说得好!“纵事勿济,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报国。”

一个重大的行动当即酝酿成形:第一步,由韩文领衔、李梦阳执笔、经众同僚讨论修改,草成一疏,在朝中广泛征集签名之后,上奏皇上;第二步,上疏后的次日早朝,将由韩文领头,偕九卿、阁员等重臣及百官,伏阙请愿,直至皇上下旨拿办“八党”为止。

想那李梦阳何等人也,由他担纲草疏,分量力度岂是泛泛可比?在《明史》里我们可以读到这件直接导致明代一场大政变的著名奏章,其云:

人主辨奸为明,人臣犯颜为忠。况群小作朋,逼近君侧,安危治乱胥(都;皆)此焉关。

臣等伏睹近岁朝政日非,号令失当。自入秋来,视朝渐晚。仰窥圣容,日渐清削。皆言太监马永成、谷大用、张永、罗祥、魏彬、丘聚、刘瑾、高凤等,造作巧伪,淫荡上心。击球走马,放鹰逐犬;俳优杂剧,错陈于前。至导万乘与外人交易,狎昵媟亵,无复礼体。日游不足,夜以继之,劳耗精神,亏损志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气靡宁。雷异星变,桃李秋华。考厥(突发状,指上述“异象”)占候,咸非吉征。

此辈细人,惟知蛊惑君上以便己私,而不思赫赫天命、皇皇帝业,在陛下一身。今大婚虽毕,储嗣未建。万一游宴损神,起居失节,虽齑粉若辈,何补于事。高皇帝艰难百战,取有四海。列圣继承,以至陛下。先帝临崩顾命之语,陛下所闻也。奈何姑息群小,置之左右,以累圣德?

窃观前古奄宦误国,为祸尤烈,汉十常侍、唐甘露之变,其明验也。今永成等罪恶既著,若纵不治,将来益无忌惮,必患在社稷。伏望陛下奋乾刚,割私爱,上告两宫,下谕百僚,明正典刑,以回天地之变,泄神人之愤,潜削祸乱之阶,永保灵长之业。

确是大手笔,写得气势很盛,不容辩驳。开篇即以君臣大义立足,正气凛然;随之迅即一一点出“八党”之名,以一连串精炼有力的“四字句”,述尽他们的胡作非为;进而转入对朱厚照的“劝谏”,指出无论从自爱还是仰体祖宗创业之艰、先帝顾命之嘱的角度,“姑息群小,置之左右”都是有违做皇帝的责任和道德的;最后,则鉴之以史,用历史事实说明“奄宦误国,为祸尤烈”,“若纵不治”“必患在社稷”。通观全文,天理、人伦、历史全站在作者一边,正德里外不是人,简直一无是处。但更要命的是,奏章摆出了“清君侧”的架势,正德虽不喜读书,历史上一些“清君侧”的典故还是知道的,而且他的直系祖宗朱棣当年就是打着“清君侧”的旗号把建文帝赶下台,眼下,掂量掂量韩文本章里的用词,年少无助的他难免心惊肉跳。而比写在纸上的言语更令他惊惶的是,满朝官员这次采取了联合行动,伏在宫外请愿,志在必得,一定要将“八党”“明正典刑”。

朱厚照再次派王岳等前来谈判,这次开出的条件是,且留“八党”小命,将其发往南京“闲住”。所谓“闲住”,是明宫对获罪太监的一种处置方式,相当于流放。朝臣方面坚决不同意,正德就反复派人来磨泡,据说“一日三至”;最后一次,刘健忍无可忍,掀了桌子,恸哭道:“先帝临崩,执老臣手,付以大事。今陵土未干,使若辈败坏至此,臣死何面目见先帝!”王岳见状,知群臣此番倒“八党”决心已定,乃与衔旨同来的另两个太监范亨、徐智当场表示,他们赞成阁议,将回去密奏皇上明晨逮捕“八党”。史书上称王岳等“素忠直”,未必可信,比较可能的是,王岳等作为“八党”之外的内臣,在权力争夺上与后者素有隙怨,满朝上下齐心合力欲除“八党”,本亦正中下怀,刘健的坚定不移,更让他们打消疑虑,乃欲与朝臣里应外合,扳倒“八党”。刘健等意外得此奥援,信心倍增,以为大局已定。

古往今来,历史多次因某个小人而中间改道,此刻复如是。

却说当时在场有一人,姓焦,单讳一个芳字。此人乃一地道小人,《明史》给他如下评语:“粗陋无学识,性阴狠。”正德改元,他靠谀媚做了吏部尚书,犹嫌不足,冀更上爬,加之跟刘健、谢迁不合,久有龃龉,所以虽然迫于时势而在朝臣倒“八党”运动中参与其事,内心却极不愿看到此事最终告成,因为显而易见,事一旦成则刘谢势力必然益发强大稳固。那日,一旁听了刘健与王岳们的计议,焦芳不禁暗中转动着脑筋。他以一个小人的天性以及独到判断,认定从本质上说,世上万事应该是“正不压邪”——只要“邪恶”一方有所防备,“正义”向来输得很惨。他觉得眼下就是这样一个可以押宝的关头,他选择把宝押在“邪恶”一方。就像三百年后的晚辈袁世凯一样,焦芳用来下注的本钱也是告密。他在第一时间把王岳与刘健密谋奏请皇上逮捕“八党”的消息,捅给“八党”。王岳还没来得及去见正德,“八党”一干人早已把正德团团围住,痛哭流涕,并将王岳等如何与外臣交结、合谋翦除异己的情状诉诸正德,其间,少不了添油加醋一番,以使正德形成这样的意识:除“八党”是假,这些人真正的矛头是对着皇上,必欲将其架空,然后任意摆布。

自韩文本章呈上后,正德一直在惴惴不安中度过,对方来势汹汹也若此,年仅十五的他自然又惊又怕,传说被吓得啼哭起来,连饭都不吃。此刻又听到发生内廷、外臣相勾结的事,直有末日临头之感。

王岳支持朝臣的举动,犯了大忌。明制,内官不得与外廷交结,违者死。其实王岳等人实在有些冤,因为原本是正德派他们去内阁协调此事,并非私下暗通。但经“八党”一渲染,好像就变成了王岳背着皇帝伙同刘健另有图谋。

“八党”缠了正德一夜,先是哀求,待知性命无忧后,则转守为攻——告诉正德如何反击,而这恰恰是正德的燃眉之急。其间,刘瑾表现出他在此曹中识见过人的一面,他的分析直捣要害:朝臣为什么敢这么肆无忌惮地哗闹?根本原因是“无人”,是皇上没有在关键位置上安排自己的人!“有则惟上所欲为,谁敢言者!”的确,“八党”虽受宠信,但其职守皆非要害,比如刘瑾,只是钟鼓司掌印太监——除了掌管每日上朝的钟鼓,再就是负责调教乐工、搬演杂戏。

刘瑾一点拨,正德豁然开朗。是啊,一旦在重要位子上都安排自己人,今后哪还会担惊害怕、受制于人?瞬间,心头阴云一扫而空。正德立即颁旨,拘捕王岳、范亨、徐智,由刘瑾取代王岳入掌司礼监兼提督团营,调丘聚提督东厂、谷大用提督西厂,张永等并管京营事务。至此,内廷中枢以及京城主要特务机构和禁卫军,全落“八党”掌中,一场彻底的大政变就这样在夜幕掩护之下悄然发生……

然而,宫掖外,以为稳操胜券的刘健对此木然不觉,他还这样对身边因久候无果而有些焦躁的群僚说:很快便有好消息,大家只须再坚持坚持。(“事且济,公等第坚持。”)

毕竟是书生!

正德元年十月十三日清晨,候在左顺门外的百官终于看见了内使的身影,然而当宣读圣旨时,人们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旨意宣布,皇帝赦宥刘瑾等八人,并对他们的职务做出新的任命;旨意还强调指出,这是皇帝的最终决断。

天翻地覆的激变!所有人措手不及,呆若木鸡。刚才还信心满满的刘健,惊讶得说不出话来。现场一片寂静,没有激愤,甚至连一点骚动也看不见,因为事情以人们最不可能设想的局面画上句号,就像对弈的时候对方弈出匪夷所思的一招,而这一方根本就没有准备好下一手——棋局戛然而止!刹那间,从刘健到百官,个个像泄了气的皮球,他们脸上布满迷茫的神情,就那样,稀稀落落地各自散去……《武宗实录》简短地记述了当时场景:“明早,健及(韩)文等率九卿、科道方伏阙,俄有旨:宥瑾等。遂皆罢散。”

然而与现场的平静截然相反,正德元年十月十三日清晨所发生的,实际上是大明国一场猛烈的政治风暴。《明史》在叙述这个时刻时几次用了“大变”一词,如:“顷之,事大变,八人皆宥不问,而瑾掌司礼。”“八人各分据要地,瑾掌司礼,时事遂大变。”这场风暴,彻底扭转了整个正德朝政治航船的方向,它至少直接带来三个后果:第一、久经败坏而好不容易在弘治年间恢复起来的文官政府,重回形同虚设之状态;第二、宦官和近倖势力再度崛起,为以后贯穿整个正德朝的“豹房政治”奠定基础,并构成真正的权力中心;第三、对朱厚照来说,则再也不必“戴着镣铐跳舞”,从此无任何力量能予其约束和制约,从而大可随心所欲展示“个性”,迹近“完美”地完成他古今第一“浪帝”的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