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变发生当天，“健等知事不可为，即日疏辞政柄。”
这是继上月盐引事件后，内阁第二次全体请辞。仅隔一个月，朱厚照完全换了个人；他不再被内阁辞职所吓倒，相反，愉快而迅速地批准了这一请求。
惯例，内阁辅臣这样级别的人物提出辞呈，皇帝就算内心十分乐意，也不宜立即应允，至少要来回折腾三四次，以示挽留。但这一次，朱厚照却径直批准——内阁三巨头中，唯一未准退休的是李东阳；这当中以及李东阳其人都有些故事，我们稍后再叙。
尘埃落定，主要当事人此后的遭际各不相同。
刘健：一代名臣，年高德劭。弘治十一年起任内阁首辅，“竭情尽虑，知无不言”，对拨乱反正、奠定弘治朝较为清明的政治，居功至伟。弘治深为倚信，“呼为‘先生’而不名”；临终之际，执手托孤，情殷意切。武宗嗣位以来，刘健继续其厘剔弊政的努力，同时竭其所能保护弘治以来政治改革的成果不受伤害，《明史》赞曰：“其事业光明俊伟，明世辅臣鲜有比者。”评价相当高。这样一位功高老臣，一夜之间就下了台，连半句慰留的言语亦未曾听到，实际上是被赶出了京城。次年，在刘瑾一手炮制且由正德诏示天下的“奸党榜”上，更名列榜首；再过二年，被削籍为民，追夺诰命。所幸他德高望重，品行无可诟病，刘瑾等虽深衔之，亦不敢置之死地。于是得以善终，二十年后嘉靖五年卒，享年九十四岁。
谢迁：内阁二号人物，退休后享受待遇与刘健同，但所受骚扰却远胜之。概因除刘瑾外，新权势人物焦芳也与其积怨甚深，此刻正好多方报复。先是罢其弟兵部主事谢迪的官，斥其子编修谢丕为民；正德四年二月，又借口浙江举贤周礼等四人皆谢同乡，“必徇私援引”，将此四人逮入诏狱逼供，欲将谢迁牵连进来，治罪抄家，只因李东阳力阻而未果，但周礼等人未予放过，全部流放，同时发布禁令：“诏自今余姚人毋选京官，著为令。”让家乡读书人，全体替谢迁受过。其余骚扰如“奸党榜”、夺诰、罚米等，不一而足。谢最后死于嘉靖十年，活了八十三岁。
韩文：“倒八”干将，运动失败后未效刘健、谢迁之所为，但刘瑾“恨文甚”，岂能轻饶？每天派密探监视韩文，想揪辫子；过了一个多月，探子来报，说国库发现有“伪银”输入，刘瑾如获至宝，以此问责，对韩文做出降一级勒令退休的处理——早知如此，韩文还不如当初主动辞职。事情并未到此为止。韩文丢官返乡途中，刘瑾令侦卒始终暗相尾随，一旦掌握任何有不利于韩文的证据，即拿回京城问罪，“文知之，止乘一骡宿野店而归，逻卒无所得。”不过，韩终未逃过牢狱之灾；刘瑾还是借户部文件丢失之事，将韩及侍郎张缙下诏狱，关了几个月，因罪不至死放出，但判罚他向边镇大同仓输送军粮，先后两次计1500石，相当于韩十年俸禄之总和——史书上说，这以后，韩文“家业荡然”。不过，韩老爷子也如刘、谢二人一样硬朗，挺过了刘瑾倒台，挺过了正德驾崩，直到嘉靖五年，八十有六高龄的时候与刘健同年谢世。
李梦阳：执笔“倒八”奏疏，字字见血，状若飞刀；但这酣畅淋漓的檄文也注定了他此后的命运。收拾韩文后，刘瑾即拿他开刀，先谪贬到山西，随即勒令退休，不久，又制造事端将其逮于狱中，准备杀掉。这时发生了一件戏剧性故事，当时另外有位大文豪叫康海的，与李梦阳并称“十才子”。康海文名既高，又与刘瑾同乡，刘瑾大概觉得与这样一位闻名海内的同乡交好，很有面子，所以有意罗致；然同一事自康海看来，却很没面子，一直敬谢不敏。再说康李二人，同为当世文苑重镇，不免有些“文人相轻”的意气，“各自负不相下”。及梦阳下狱，将死；这时有人告诉他，唯康海可救之。无奈，梦阳以片纸，仅书数字致康海，曰：“对山救我。”（对山，康海之号）再无他言。康海见书，二话不说就去刘府求见；刘瑾得讯大喜，“焚香迎海，延置上座”，而“海不少逊”。坐定，康海劈头便问刘瑾知道唐玄宗命高力士为李白脱靴的故事否，刘瑾以为他是以李白自居，忙道：“瑾即请为先生脱之。”不料，康海却说：“李梦阳高于李白数倍，而海固万不及一者也。”刘瑾这才知其来意，不能不给面子。“海遂解带，与之痛饮。梦阳遂得释归。”但五年后，刘瑾败，康海却因与之结交故，“罹清议”，坐其党而被免职。事颇豪迈，令人荡气回肠。梦阳虽免一死，却从此坎坷，越十余年即死，年仅五十七。
焦芳：那个以告密扭转乾坤的小人。人生能得几回搏？他这一搏，搏进内阁，“以本官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辅政”，入阁拜相的同时，还保住了吏部尚书的位子，以后又“累加少师、华盖殿大学士”，尽得风流，并证明“恶有恶报”的说法从来只是善良之辈的一厢自慰。明代士风的特征在于两面性突出；士大夫中硬骨头非常多，历朝少有俦匹，而同时也频频出现极端无耻下作、堕落腐烂的例子，焦芳便是后一情形的代表之一。有子名曰黄中，一如其父，不学无术，却偏偏要在廷试中被内定为状元，李东阳觉得说不过去，拟其为二甲头名，已很过分，焦芳却由此衔恨李，数次于刘瑾面前谗詈。一日刘亲自以诗试其子，事后将焦芳叫来训道：“黄中昨在我家试石榴诗，甚拙，顾恨李耶？”连基本可以说没文化的刘瑾都觉得焦黄中所做之诗“甚拙”，其不学无术的程度可想而知。后来，焦芳与另一刘党张彩（一作綵）争宠不利，失势，“乃乞归”；刘瑾事败，与张彩同被处死刑，焦芳却幸免于外，据说刘瑾死前发牢骚说：“今彩与我处极刑，而芳独晏然，岂非冤哉。”焦一生卖官无数、广受贿赂，赚得满盆满钵，“居第宏丽，治作劳数郡。”意思是，他的宅第极豪华宏大，筑建时动用数郡之力。起义者曾攻下彼乡泌阳，入其府，“发窖多得其藏金”。这样一个作恶多端的无良小人，最终一生平安，难怪《明史》亦不禁惊叹：“芳父子竟良死！”
李东阳：弘治顾命三大臣的幸存者。参与了“倒八”运动全过程，并在失败后与刘谢联名请辞，独被留任，且在以后刘瑾罗织的“奸党榜”里不见其名。对此，有人认为正德不便将父亲嘱托的顾命大臣“一锅端”，而手下留情。但《继世纪闻》提出了如下指控：“（刘）瑾素与李阁老东阳有旧，重其诗文。密以韩文等所劾（指“倒八”奏章）询之东阳，得其大略，瑾等惊觉……”这个指控相当严重，倘果有其事，则李东阳所为不逊于焦芳。但此记载不见于别书，仅为孤证不可轻信，官史《明史》未予采纳。不过，当正人君子纷纷见逐、罹祸之际，李独超然无恙，实为奇事。《明史·李东阳传》对这位“不倒翁”的描述，用词讲究，大有深意，很堪玩味。有这样两个场景：场景1——当时与刘、谢共同疏劾“八党”，刘、谢持议欲诛瑾，词甚厉，“惟东阳少缓”；场景2——刘、谢辞职获准离京时，李来饯行，“泣下”，刘健嘲讽道：“哭什么呢？当初阁下如果也坚决抗争，现在自然就能够和我们一道被恩准辞职了。”史家写道，闻此语“东阳默然”。从这些细节来看，李虽未必屈膝附恶，但大节大义之前，他选择明哲保身是无疑的。以后，在整个刘瑾当政时期，他的表现基本可以概括成三点，一是忍辱负重、“委蛇避祸”；二是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保护一些清正之士；三是为刘瑾的胡作非为擦屁股，“凡瑾所为乱政，东阳弥缝其间，亦多所补救。”令国家不致崩溃。因此当时对李东阳有截然相反两种反应，有认为“其潜移默夺，保全善类，天下阴受其庇”。然而相反地，“气节之士多非之。”他的一位门生、礼部侍郎罗玘，上书劝其从污泥浊水中早早抽身而退，否则自己深感耻为东阳门生，“请削门生籍”。我一直想找到这封信，多年搜阅，最后在《玉堂丛语》里发现了它，照录于下：
生（罗玘自称）违教下，屡更变故，虽常贡书（晚辈给尊长写信，谦辞），然不敢频频者，恐彼此无益也。今则天下皆知，忠赤竭矣，大事亦无所措手矣。《易》曰：“不俟终日。”此言非與？彼朝夕献谄以为常依依者，皆为其身谋也。不知乃公身集百垢，百岁之后，史册书之，万世传之，不知此辈亦能救之乎？白首老生（指自己，罗玘虽为学生辈，年龄却并不轻），受恩居多，致有今日，然病亦垂死，此而不言，谁复言之？伏望痛割旧志，勇而从之，不然，请先削生门墙之籍（逐出师门之意），然后公言于众，大加诛伐，以彰叛恩之罪，生亦甘心焉。生蓄诚积直有日矣，临椷（通“缄”）不觉狂悖干冒之至。
读此信，方知是时罗玘病重，将不久人世，而以此谏语为诀别，诚感人也。还有一个读书人，献给李东阳这样一首诗：
文名应与斗山齐，伴食中书日已西。回首湘江春草绿，鹧鸪啼罢子规啼。
讥以“行不得也哥哥”、“不如归去”之意。刘瑾倒台后，御史张芹即对李东阳提出弹劾，指责“当瑾擅权乱政之时，东阳礼貌过于卑屈，词旨极其称赞，贪位慕禄，不顾名节”。这都是确实的。其实李东阳这一类政治家也算中国历史的特产，从古到今都不鲜见。他们都聪明过人（李幼时即是神童，为天子召见，过门槛时太监笑道：“神童腿短。”小东阳随口对以“天子门高”），身在官场，当政治极黑暗之际，他们八面玲珑、委曲求全，同时折冲尊俎、周旋揖让；从某种角度看，他们像中流砥柱，是乱世中仅存的良知；但换一个角度，他们也实在难免同流合污之嫌。这种政治家所起的作用，究竟是避免国家和人民陷入更深的苦痛，还是客观上助纣为虐、令暴政维持得更久更稳固？刘瑾专权之下，朝政是因有李东阳而幸，抑或反之？诚一言难尽。连同他们的人品，也无法一概而论。正德三年发生针对刘瑾的“匿名书事件”，刘瑾一口气将三百余名官员投入大狱，是李东阳力救得免。这样的事情他做得很多，刘健、谢迁、韩文、刘大夏等一批正派“老干部”以及像杨一清这样的能臣，所以没掉脑袋，或者还能继续在政坛发挥作用，均与李东阳的拯救和保护有关。但既与黑暗同行、做“伴食政治家”，他们无可避免地在自己身上留下这样那样的污点，被人所诟病与不齿。如李东阳，政变后“八党”鸡犬升天，人人祖上受荫封迁坟，而所有祭文“皆李东阳撰”；刘瑾在朝阳门外创玄真观时，李东阳又为之撰碑文，“极称颂”。——此等作为，在古代士林属最丑之事。不单对刘瑾和“八党”，就是走卒焦芳、张彩之流，李东阳也加以巴结。刘瑾败后，李上疏罪己，内云“委曲匡持，期于少济，而因循隐忍”。此数语，可作为古今此类政治家所共有的贴切、绝妙之写照。虽然活得很累，也饱受争议，但不管怎么说，李东阳立朝五十年而不倒，生前身后都荣显非常，七十岁那年去世，“赠太师，谥文正”。
整个事变，到翌年三月公布“奸党榜”，才算尘埃落定。“奸党榜”的意思相当于后世的“反党集团”。中国自汉、宋两代，政治上有了一种罪名，即所谓“党祸”；过去臣下或黜或诛，只是个人罪名，而“党祸”则开创了用有组织有纲领的所谓“结党营私”的小集团罪名打击某种政见的形式，并且从此成为在政治上处理统治层内部不同政见的主要思路。从明代来看，除了贪污、渎职等行政犯罪，只要涉及政见分歧，基本都被定性为“奸党”。这一思路对后世中国政治影响颇深，一旦发生政治见解的冲突，似乎便非要揪出某某集团方才作罢，而且不如此似乎也就不足以彻底搞倒搞臭政治见解相左者。
正德二年由胜利者宣布的“奸党”名单，共计五十六人。其中，宰相级二人，尚书四人，宦官三人，科道官四十一人，其他部员六人。这些人全部勒令致仕、免职或被发配，其中一些人不同程度地面临死亡威胁却最终化险为夷，只有两名宦官王岳、范亨在解送途中被秘密处死。解读这份名单，清楚地看到政变所带来的政治格局的两大变化。首先是朝廷人事的剧烈动荡；内阁成员三去其二，各部首长六去其四，内廷核心位置易人——可以说国家权力高层发生了一次大清洗、大换血。其次，名单中科道官（六科给事中、十三道御史）比例之高，逾七成以上，意味着司职监察、纠劾和言论的朝臣是朱厚照及其近倖势力重点打击的对象，也意味着政治由此转向一个言路不畅、更有利于专制独裁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