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床·明六帝纪

作者:李洁非

朱厚照死后,继任者费尽思量,总算给他择定庙号“武宗”,史称明武宗。

说起这庙号的由来,就不得不提到除情色之外,他的另一爱好。

此人自幼喜动不喜静。读书思索非其所好,专爱舞枪弄棍。民间说:三岁看大。一个人的性情,往往有其先天性;是粗是细,是智是鲁,长大后是咬文嚼字还是吃体力饭,从很小的时候便见端倪。如果禀性太强,则无论后天家庭、社会如何影响与努力,也不能见效,挡都挡不住。

眼下朱厚照就是一个明证。童年时父亲弘治皇帝强迫他读书,无奈只好读,而且他并非长着一颗不宜读书的脑瓜,据说小时候读书的成绩还挺不错,被夸“天性聪明”。可是他注定与书本、文化有仇,一捧书本,内心就毫无快乐可言,直如受刑一般。那么,在什么事情上他才由衷地愉悦呢?就是当摔摔打打、砍砍杀杀的时候。“骑马打仗”,是他最爱扮玩的游戏,还有射箭、摔跤、踢球(蹴鞠)……这么说吧,举凡可令身体臭汗淋漓的事,他无不欢欣受用,而需要用心用脑子的事,却统统不胜其烦。这一点上,他跟明朝第二任皇帝、谥号“惠文”的朱允炆,刚好颠倒过来。

关于朱厚照的童年,《明史》只用六个字来概括:“性聪颖,好骑射。”可见基本上是在游乐中度过。对此,嘉靖年所修《武宗实录》,少不得要替刚刚谢世的前代皇帝掩饰一番,说:“为学之暇,或闻其颇好骑射,以为克诘(治)戎兵、张皇六师,亦安不忘危之意。弗之禁也。”意思是,弘治皇帝觉得太子“颇好骑射”,将来有利于国防,终究是有用的,所以并不阻止。但有一条,朱厚照对骑射的耽迷,绝非“为学之暇”;其次,弘治对儿子的表现恐怕也根本不是这样安然的,否则他不会在托命内阁三臣时留下遗言:“东宫聪明,但年少好逸乐。先生每(们)勤请他出来读些书,辅导他做个好人。”特地强调太子不肯读书乃是自己的大忧虑,而且,“好骑射”在他看来也不是什么“克诘戎兵、张皇六师,亦安不忘危之意”了,而指出实质乃是“好逸乐”。这是李东阳亲笔记下的弘治的原话,每个字都很可靠。

朱厚照究竟长什么样儿,史家未描绘过其具体相貌。只见过他身着龙袍在宝座上的一幅坐像,看起来五短身材,还算精悍,但绝非孔武有力的样子。不知道出于对自己身体不满意,还是非常自信,他特别爱在孔武有力方面表现自己、证明自己。他所以建豹房,迁居该处,固然主要出于躲避宫中限制的目的,但与爱和猛兽嬉戏也不无关系,就像一个拳击家不愿意离开拳房一样。在豹房,他经常亲自“手搏虎豹”,虽然豹房里的猛兽想必都事先经过调教,并不真正生猛野性,但正德九年朱厚照还是在搏虎中为虎所伤。又一次,也是赤手搏虎,老虎把朱厚照压在地上,“召(钱)宁,宁缩不前……(江)彬趋扑乃解。帝戏曰:‘吾自足办,安用尔。’”据说,这件事直接影响了钱宁、江彬两大近幸此后在豹房的地位。从朱厚照热衷于跟大型动物角斗,特别是他所说那句话看,此人非常在意自己在肉体这一层面是否足够有力,以及这一方面的能力是否被人尊重;亦即,他在这方面对虚荣有强烈需求。明明被老虎打败、压在地上,亏得别人解救,爬起来却说:我自己足以对付,哪用得着你帮忙?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古时候,“楚王好细腰,宫中有饿人。”眼下,在朱厚照身边,在豹房,汇聚的也都是和皇上本人一样的赳赳武夫。所用太监,俱雄健强壮,能武,或至少身体条件适合习武者。朱厚照死后,在遣散人员中我们发现专门提及了“少林寺和尚”。连搞女人,朱厚照似乎都偏爱物色“武人家眷”——马姬是前总兵官马昂的妹妹,戴氏则是另一个总兵官戴钦的女儿。前期豹房和后期豹房两大巨头钱宁和江彬,都是“武功超群”的人。钱臂力惊人,射术精良。江更不必说了,职业军人出身,边塞骁将,朱厚照第一次见到他,亲自检视其箭伤伤痕,竟然大呼小叫:“彬健能尔耶!”(江彬这么强健和能干啊!)前面所述朱厚照为虎所迫,钱宁畏缩不前而江彬解之一事,让朱厚照“心德彬而嗛宁”,暗中偏向江彬而瞧不起钱宁,因为江彬更像勇士。此外,江彬人高马大,“貌魁硕有力”,对五短身材的朱厚照来说,大概也更代表理想。遍觅豹房,我们看不到一个知识分子,看不到一个脑力劳动者,全是靠“身体”吃饭之流(女人以“色”,男人以“力”或兼以“色”),这真是一个亘古少有的“团队组合”。江彬掌事以后,豹房更进一步演变成彻头彻尾的“军阀俱乐部”,他次第引来万全都指挥李琮、陕西都指挥神周,加上原在豹房的都督同知许泰,这四镇边将号称“外四家”,共同把持了后期豹房。

弘治一死,朱厚照袭位为君,得以大弄。在禁内辟出教场,于太监中择出勇健者,编为“内操军”,日夜操演。或分成敌对两拨,对峙冲杀,自己更披坚执锐,亲临“战阵”。“晨夕驰逐,甲光照宫苑,呼噪声达九门。”整座京城被他搅得一团糟,很不成体统。所以时任吏部尚书的杨一清上疏抗议道:“视朝听政,经筵日讲,帝皇常规,国家旧典也。陛下月不过一二朝,当讲辄罢。而窃闻留御豹房,练兵花苑。鼓炮之声,震骇城市。甚非所以示中外、训来世也。”说他不仅丢了国家的脸,也给将来君主做了坏榜样。

每个人都有人生理想,朱厚照亦不例外。杨一清不了解这一点,故而所提意见朱厚照不会听,甚至也毫不在乎。对于是否有损国家威严、将来皇帝会不会有谁起而效尤,他不会关心;对他来说,弄武、将兵,乐在其中,而且事关荣誉和抱负,事关自我价值的实现。别人眼中,他是皇帝,须守皇帝规矩,如皇帝那般行事;然在其自己心中,他只想痛快淋漓地打打杀杀。甲胄闪耀、昂坐马上、身后是浩浩荡荡的大军,而敌人却丢盔弃甲、落荒而逃……这情形是他为之激动的,能让他自觉高大,是“英雄”,合乎人生理想——就像后来晚他两辈的天启皇帝,最高理想乃是当一木匠一样,谁能责之以不是?

要说荒诞,只能说君主制荒诞。许多人,明明适合干别的,只因生在帝王家,就硬派他世袭了君主,搞得里外不是人,国家也跟着倒楣。例如:李煜如果简简单单做个诗人,再好不过;赵佶如果集中精力搞他的书法绘画,绝对是人尽其才;朱厚熜(嘉靖)不如去干道士,或能成一代宗师;朱翊钧(万历)做皇帝很差劲,倘然做会计的话,账一定可以把得很严……像朱厚照,最好是给他一条破枪、一面烂盾、一匹瘸马,领着一群乌合之众,东讨西征,虽然免不了老吃败仗,但也强似在金銮殿胡闹。

有人可能会联想起堂吉诃德。没错,某种意义上我们确可把朱厚照称作十六世纪中国的堂吉诃德。

作为小说人物,堂吉诃德诞生只比朱厚照略晚;如果塞万提斯1605年出版他的《堂吉诃德》第一部之前,能来中国一游,说不定会对这人物的塑造另有一番欣喜的发现。虽然朱厚照身上,“嫉恶如仇、总是正面向他的‘敌人’发起不屈不挠的冲锋”的骑士精神是一点也没有的,不过,就一生生活在梦幻里、不切实际、自以为是和用想象代替自身现实的理想家这些方面论,他们实在可以说是一对难兄难弟。堂吉诃德先生五十岁以后在家呆不住,立志出门冒险、打遍天下;朱厚照二十来岁起也向往于传奇的生涯,屡屡一身戎装,仅以数骑随,摸出宫去,“巡视三边,督理兵政,冀除虏患”,甚至顶风冒雪、备历艰险,骑行千余里,“亲征”胡虏。堂吉诃德先生把风车当做传说中的巨人与之搏斗来表示勇敢,朱厚照则跟驯化过的虎豹搏斗来表示勇敢。堂吉诃德先生路遇阿尔及利亚总督进献给皇上、载于笼车的狮子,坚持要将狮子放出,让他亲手降服;朱厚照则当叛王朱宸濠明明已被南赣巡抚王守仁俘获后,非要将朱宸濠重新纵放于鄱阳湖,然后由他亲自捉拿。就连他们虚构自己的思路也如出一辙:堂吉诃德开始游侠生涯之前,想了八天,决定自称“堂吉诃德”(“堂”字,为贵族专用),自授骑士封号;朱厚照四处东征西讨之前,也重新取名“朱寿”,自封公爵(镇国公)、五星上将(威武大将军)、军区司令员(总兵官)一连串头衔。评论家把堂吉诃德一生浓缩成这样一段话:“他终于完全失去了理性。他要去做个游侠骑士,披上盔甲,拿起兵器,骑马漫游世界,到各处去猎奇冒险。书里那些游侠骑士的行事他一一照办,要消灭一切暴行,承当种种艰险。将来功成业就,他就可以名传千古。”对朱厚照来说,他基本上可把这段话照单全收。

朱厚照向“东方堂吉诃德”的转化,大约始于正德七年。以前,他“耀武扬威”的范围,以宫苑之内为限,只是在“内教场”组织一群太监搞军事演习,其性质跟他指挥的“士兵”独特的生理情形一样,有一种阉割过的意味,聊胜于无,充其量做做游戏而已。皇帝的“远征”,也顶多是到京郊打猎,收获几只野兔、野鸡作为战利品。但正德五年到七年之间,发生一场浩大的民间暴动,波及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四川、安徽和湖北,内中以直隶霸州的刘六、刘七暴动,能量最巨,威胁最大。暴动发展迅速,官军不能制。到正德六年,由兵部侍郎陆完动议,开始征调边军参与剿讨。所谓“边军”,指明代专门驻镇北部长城诸要塞,防御“鞑虏”的部队,其职责专在国防,不介入国内平叛剿乱之事。可是立国百余年后,日甚一日的腐败,已使身膺对内镇压功能的京军毫无战斗力;此时,对各处“流贼”屡战屡北,京师数危。尚具一定战斗力的,亦只有边军。为应急之需,朱厚照乃将祖制撇在一边,在本朝史上第一次征调边军参与戡乱。于是,得与许泰、江彬等边帅相遇。

一旦接交,彼此都有相见恨晚之慨。史记:“(江彬)谈兵帝前,帝大说。”从小迷上打仗的朱厚照,现在才算亲睹野战将军的风采。从江彬口中,听到多少“饥餐胡虏肉,渴饮匈奴血”的雄壮故事;抚睇江彬累累伤痕,胸中鼓荡着壮夫、英雄的豪情!还有韬略、兵策——一位野战指挥官所滔滔不绝谈论着的这些内容,该何等令人大开眼界?想想自己在“内教场”玩的那些东西,纯粹是小儿科!

江彬立即接手朱厚照那支“太监部队”的训练,用正规手法将其从“银样镴枪头”打造成大战数百回合不倒的钢枪。“帝戎服临之,与彬联骑出,铠甲相错,几不可辨。”也许,与这员“虎将”并骑而立的一瞬间,朱厚照才感觉到自己像一个真正的武士?他仿佛有一种新生之感,从他隆重地为这支“新军”更换的服饰即可看出这一点:“诸营悉衣黄罩甲,(许)泰、(李)琮、(神)周等冠遮阳帽,帽植天鹅翎,贵者三翎,次二翎。”何谓“衣黄罩甲”?指的是“虽金绯锦绮,亦必加罩甲于上”,也就是说,穿得再好,也非要在外面套上一件甲衣,才神气,才美。因为这是皇上所欣赏的服饰美,一时间,“市井细民,莫不效其制,号曰‘时世装’。”换成今之用语,“衣黄罩甲”便是十六世纪一十年代中国的头号时装。这种以军饰为美的时尚,大抵很像笔者小时候“文革”中间人们对于军帽、军装、军挎包、军用皮带(俗称“武装带”)的推崇。那时,武斗遗风犹存,加之又掀起“全国人民学解放军”热潮,一切具武装色彩之用具,无不走俏,极难获致,幸而得之者则饱受他人羡慕,而抢劫犯首选的目标,竟然也不是手表和钱包,恰恰就是军帽等物——此为题外话也,但两者之间确极为相像。《明史》提到,当时兵部尚书王琼“得赐一翎,自喜甚”,前面说“贵者三翎,次二翎”,堂堂国防部长仅被赐一翎,却把自己高兴坏了,足见这由朱厚照而起的“军事拜物教”是怎样地风靡!

江彬一面调教御林军、努力帮助朱厚照找到职业军人感觉,一面适时地以诸多诱饵,鼓励朱厚照出外冒险。“数言宣府乐工多美妇人,且可观边衅,瞬息驰千里,何郁郁居大内,为廷臣所制?”在江彬,这可以让朱厚照远离豹房大佬钱宁,为己所控;在朱厚照,则其向“东方堂吉诃德”转化的主客观条件已具备,所以江彬之言深获其心(“帝然之”)。

朱厚照跃跃欲试。但这位大明皇帝,究非西班牙乡间的一介普通绅士,不便立即大张旗鼓地将自己的抱负付诸行动,却须首先投石问路。根据给事中石天桂等人的奏折,至迟于正德九年起,朱厚照就经常以秘密出行的方式,来试探群臣的反应,“数离深宫,驱驰于外,有时侍卫之臣不知所在”。

此一伎俩终于在正德十二年升级为实质性行动。他着手做正式的准备,“大造刀铳甲箭,将游幸焉”。八月初一清晨,朱厚照“微服,从德胜门出,幸昌平”。这次行动是如此秘密,瞒过了朝中所有人。大臣早朝不见皇帝踪影,苦苦守候到下午,才辗转听说圣驾一大早就去了教场,然后转而前往天寿山(在十三陵附近)游幸。第二天,内阁三相梁储、蒋冕和毛纪追至沙河(今回龙观以北十公里),失去线索,徒劳而返。而据专门司职看管京畿北大门的巡关御史张钦所得情报,所谓皇上巡幸天寿山,其实是个幌子,真实意图是“欲出居庸关巡宣(府)”。张钦立命守关人员严加戒备和稽查,勿将可疑者放出关去,同时上疏朱厚照,称:“天子举动,所系不小。或欲亲征虏寇,宜先下诏大廷共议。必不得已而出,亦宜戒期(择定吉日)、清道、百官扈从。今者皆不闻,而轻骑潜行,万一奸人假窃陛下名号欲过关,诱引胡人以危社稷者,何以防之?臣职守关,陛下即欲出,臣万死不敢奉诏。”

计划未能得逞,朱厚照悻悻之余,并不急于回銮。他索性在昌平御马房住下,然后转通州、南海子,足足玩了十三天才回到豹房,以迷惑群臣。此行虽然失败,不过基本目的却已达到,那便是侦察火力。借这次的试探,朱厚照搞清楚了偷渡出关的主要障碍在哪里,也总结了失败的原因。

牛刀小试之下,仅隔十天,八月二十三日,朱厚照再次行动。路线完全相同,出德胜门,赴居庸关;不过,行动细节却做出若干重要的调整。首先,动身时间提前,趁张钦等尚未察觉,“夜出德胜门,潜越居庸”。其次,一旦得手,当即派太监谷大用接管居庸关,令“无纵出者”,务必在此阻止任何试图追还圣驾的大臣。这二招棋果然奏效,朱厚照就此冲出北京,扬长而去,开始其“东方堂吉诃德”的荣耀之旅,直至三年后走到人生尽头。

这位“东方堂吉诃德”,将自己的诞生地选在宣府。对此他早有预谋。据《罪惟录》,早在一年多前亦即正德十一年二三月间,他就已经决定“作离宫于宣府,备临幸”。现在,这由江彬督建、被他称为“家里”的府第已然告竣,冲出北京群臣的封锁、一身戎服、焕然一新的他,兴高采烈地入住,并将其命名为“镇国府”。这名称意味着,一个当世头号英雄从天而降,突然出现在世人面前——他,就是镇国府主人,镇国公、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朱厚照以敕书的形式将这项任命正式通知吏部,并且给“朱寿”颁发了印信,明确指出“朱寿”的行政待遇是“支禄米五千石”。

生活在公元1517年前后的中国明朝官僚,显然无缘拜读塞万提斯的长篇小说,因此对眼前遇到的离奇一幕无从理解,张皇失措。当接到皇上旨意,“特命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统承六师,出边攻守”时,完全不知如何应对。首辅梁储唯有哭谏道:“是以臣名君,死不奉诏。”意谓,我只效忠皇帝本人,对这种以臣子取代君主的命令,杀了我也不敢服从。但朱厚照并不需要朝臣认可,那只不过是走走形式而已。他不仅继续坚持“朱寿”的封号与职务,又特意“造镇国公牙牌、诰券(委任状)”。在“朱寿”与堂吉诃德先生之间,实实在在的区别只有这一项:后者的骑士、贵族身份完全出于僭盗,是不合法的,而前者虽然同属捏造,但每一个头衔都货真价实、绝对合法。就此论,“西班牙原装堂吉诃德”比之于“东方堂吉诃德”,自有甘拜下风之不如。

“东方堂吉诃德”在宣府安顿下来不久,便迫不及待出马,去建功立业了。

明朝虽为满清所灭,但其二百来年历史中的外患,大部分时间仍来自旧敌蒙古人。自从朱元璋把元顺帝撵回大漠之后,这个曾经创建横跨欧亚大陆、有史以来最大国家的民族,似乎一夜之间被打回原形,重新变作“马背上的民族”,东游西窜,除了放牧,便以骚扰、劫掠为生,不复有稳定的政权和疆域。他们似乎变得很古怪:一方面,其富于传统的骑兵战斗力依然很强,完全可以胜任攻城拔寨的使命,另一方面,却又显得对此毫无兴趣,每次行动打了就跑,抢了就知足,从来不曾显示对明朝有“收复失地”的壮志。有时,蒙古人明明可以轻松拿下北京,却让人很费解地收手不为,自行遁去。特别是正统年间的“土木之变”(1449年),英宗朱祁镇竟然被蒙古瓦剌部落所生擒,随即兵临北京城下,此时北京被围,完全是孤城,哪怕围而不打,也势难坚持;结果,瓦剌军队却只是提出索取金帛财物的要求,被拒绝后,攻城只五天,便失去耐心、兴味索然,于城外大肆掳掠一番即行撤退,一年后,更将英宗白白放归,并不以为奇货可居——其无“大志”,一至如斯!

以为经江彬一番培训而于兵戎之事已然学成,且自封“威武大将军”的朱厚照,眼下正沿城塞一线四处寻找蒙古人,以便与此强敌过招,来证明一个盖世英雄的存在。令人着恼的是,蒙古骑兵完全采取“流寇主义”,刚有情报说某处发现他们踪影,赶到时却踪迹已杳。正德十二年九十月间,朱厚照率着人马从宣府赶到顺圣川西城(今河北阳原,在冀晋交界处),再向西折往大同、阳和卫(今山西阳高)等,处处扑空,不免令急欲一逞的朱厚照感到大煞风景。

十月中旬,终于在应州(今山西应县)一带发现大量蒙古军队。十八、十九、二十日,连续三天与蒙军遭遇,但略一接触,蒙军便脱离战斗,不知去向。当时有人分析,蒙军“其众甚多,却乃藏形匿影,外示寡弱”,告诫朱厚照“是诚不可忽略”,“不可轻出”。这番话,显然有对症下药之意。因为朱厚照多日来寻敌无果,屡被对方溜掉,正在心痒难熬中,而蒙军则似乎有意以此挑逗于他。应州遭遇战打响之际,朱厚照还在一百多公里外的阳和卫,得到战报,被吊了近一个月胃口的他,想必如相声《钓鱼》主人公一般,颇有“我可等到这拨儿啦”之感,哪里顾得“不可轻出”的告诫,立即率领他的太监近卫军及其首脑江彬、张永、魏彬、张忠等人火速赶来会合。在应州城外,为蒙军阻拦,“援众殊死战”,一直折腾到天色将晚,“虏稍却,诸军乃合”。喘息未定,天刚亮,蒙军即来攻。朱厚照亲自督阵,与敌大战,由辰时(早间)至酉时(傍晚),足足斗了百余回合。天色既晚,各自收兵。朱厚照正在兴头上,第二天开城搦战,却发现蒙军不知何时拔寨离去,又不玩了。朱厚照大恼,差人探得蒙军引兵西去,当即点起人马:“追!”好不容易在应州以西百公里的朔州(今山西朔县)附近追上。安营扎寨,准备来日大破之。谁知天公也不作美,忽然刮起沙尘暴,“黑雾昼晦”,大白天什么都看不见。估计沙尘暴过去之后,蒙军又销声匿迹,而明军自身其实也被拖得疲惫不堪,追到何处是头?追上也未必打得过。朱厚照掂量掂量,不如见好就收。“乃还”,同时立刻指示以大同“军区司令员”(总兵官)王勋等的名义,“以捷闻于朝廷”。

既然称“捷”,我们不妨看看《武宗实录》所留下的一份战报:这次双方参与战斗的部队,明军调集了宣府、大同、辽东、延绥四镇人马,加上朱厚照的“太监近卫军”,总兵力在六万左右;蒙古人方面兵数不详,据战前情报称玉林卫发现有五万余蒙古骑兵集结,唯不知此五万之敌是否俱投入了应州之战——姑折其半,以不足三万计。如是,则双方兵力对比为二比一。以这样我众敌寡的军力,战斗结束之后的统计是:“斩虏首十六级,而我军亡者五十二人,重伤者五百六十三人。”明军战死者超过蒙军三倍;虽然蒙军重伤人数未报,但根据这一比例,当不足二百人。尤其严重的是,《实录》随后还记有一句:“乘舆几陷。”即,朱厚照差点被捉。

这是怎样一场“胜利”啊!朱厚照居然有脸“以捷闻于朝廷”。莫非他终于不曾成为朱祁镇第二,就算值得自豪的胜利?旁人看,也许阿Q得可以,但朱厚照仍然很自豪。这个自封的“威武大将军”,怀揣“大丈夫志在沙场”的抱负,出外闯荡,如今创下斩虏十六(且不论是否伤敌三千,损我一万)的伟业,可以衣锦荣归了。为着功归“威武大将军朱寿”,而非皇帝——朱厚照坚持区分这一点——特命出城迎接凯旋者的大臣们,赶制并身着一种由他设计的临时礼服,称为“曳撒大帽鸾带服色”,那究竟是何奇怪款式,现在无从知晓,总之,换上这种服装,就意味着迎接者不是前来为皇帝歌功颂德,而是拜倒在“威武大将军朱寿”的赫赫武功之下。

正德十三年正月初六,还是新春佳节期间,北京德胜门外搭起数十座彩篷,到处彩旗招展、标语飞舞:“上意(指示)具彩帐数十,彩联(旗帜和标语)数千,皆金织字。序词惟称‘威武大将军’,不敢及尊号(皇帝名号)。”标语上写着什么呢?以我们今天所能想象的,词意大抵不外乎“威武大将军万寿无疆!”“战无不胜的威武大将军万岁!”之类。群臣特意准备呈见的“红梵夹子”(名帖),也都不敢称“臣”。大家牵着羊,捧着酒、白金、彩币,穿着“曳撒大帽鸾带服色”的奇装异服,排于道左(不敢居右)恭候。整个现场看起来既喜庆又滑稽。当日甚冷,阴沉沉的天空,虽无凌厉之风,但寒意透骨,一些老迈龙钟的大臣,瑟瑟发抖,被冻得喘而又咳,白胡子一翘一翘,煞是好玩。守候到暮色降临,朱厚照还是不见人影。也不知等到什么时辰,天完全黑了,忽见前方“火毬起,戈矛前烟气直上,乃知驾至”,群臣赶紧趴下磕头。但见“上戎装、乘赤马、佩剑而来,边骑簇拥”。来到欢迎仪式的主帐篷前,朱厚照下马坐定,大学士杨廷和等献上美酒、果品、金花等,以示祝贺。朱厚照饮毕,说了一句话:“朕在榆河亲斩虏首一级,亦知之乎?”杨廷和等只好对以:“皇上圣武,臣民不胜庆幸。”扔下这句豪言壮语,朱厚照“遂驰马,由东华门入,宿于豹房”。这时已是深夜,外面早纷纷扬扬下起漫天的大雪来,浩大的迎驾队伍散开,拖拖拉拉各自往城里走,因路途难行,加之身着那种令行动极不便的奇怪服装,以致“仆马相失,曳走泥淖中,衣尽沾湿。夜半后,仅得入城。有几殆(垮掉)者”。

“你们可看见过杀头么?”从城里回来、见过革命的阿Q,这样问未庄的乡亲们。“朕在榆河亲斩虏首一级,亦知之乎?”以“威武大将军”之名在外闯荡的朱厚照,回到京师则这样问他的大臣们。如果这对相隔四百年的冤家能够聚首,搞一篇对话录,我想是会有一些可观之处的。

当然,我们还是尽可能把他看成“东方堂吉诃德”,毕竟阿Q是没有贵族头衔的。

这位大明国最伟大的武士,似乎从他第一次历险中尝到了甜头。回到北京只呆了十来天,便又一次去宣府,本拟开展更大规模的西北远征,不巧的是,他的祖母太皇太后老人家偏偏这个时候死了,他只能回来奔丧。

皇家丧事手续极其繁复,到最后发殡需数月之久。二月,太皇太后刚死,朱厚照就回到北京。倘要他一直等到出殡完毕都呆在豹房不动窝,他会郁闷坏的。不能远行,则就近游历。所以三月份,他借名去皇家陵区(即现在的十三陵,当时陵墓尚未达“十三”之数)谒祖,再次出行。这次足迹所至,方向是京师东北长城一线,包括密云、遵化、蓟州镇(今河北三屯营),历时一个多月。其重头戏据说是将在要塞大喜峰口“召朵颜卫夷人至关宴劳”,享受对他的个人崇拜。然而巡抚蓟州都御史臧凤,剥夺了他的所期待的荣耀时刻。臧凤泼凉水说:“此夷……豺狼之性难驯。今屈万乘之重以临之,彼怀谲诈未必肯从,纵使率其部落而来,恐无以塞无厌之求。请早回銮,垂拱大廷,四夷自来王矣。”臧说得婉转,但真实意思是:您想见人家,人家还未必赏脸;陛下真希望得到“四夷”尊崇,那就呆在皇宫里,比哪儿都强。朱厚照很扫兴,但自认为不如臧凤了解“野蛮人”的习性,只好作罢。

由这件事可见朱厚照内心的虚荣。这颗心,他是放不下了的。太皇太后丧事终于完全打发毕,那个曾被搁置的雄伟计划可以摆上日程——经过一番准备,这年七月初,朱厚照发布了远征令:

近年以来,虏首犯顺,屡害地方。且承平日久,诚恐四方兵戎废弛。其辽东、宣府、大同、延绥、陕西、宁夏、甘肃尤为要甚。

今特命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统率六军,随带人马,或攻或守。即写各地方制敕(允许调动和指挥军队的命令书)与之,使其必扫清腥膻,靖安民物。至于河南、山东、山西、南北直隶,倘有小寇,亦各给予敕书,使率各路人马剪削。

这道圣旨好玩至极。它的好玩处,并不是自己委任自己这套旧把戏,那对我们已无新鲜感;而是其中透露出的“气吞山河”的壮丽想象。此种想象全非任何具正常理智之人所能有,越出现实界限之外,成为十足的妄想狂表现,兼有自我强迫综合症。在这想象中,朱厚照指认朱寿——也就是他本人——将统率六军、或攻或守,靖平从辽东到甘肃这样一个广大区域内的全部“虏寇”;不惟如是,连中原腹地,河北、河南、山东、山西一直到两江一带,“倘有小寇”,他也将不惮其烦,亲自领兵一一荡除。

在此,朱厚照之堂吉诃德化,已登峰造极。且不说他要将先前百余年从未止歇的边患独自消弭,且不说他发誓连一切“小寇”都不放过、让他们统统在他手下扫平——单说从辽东到甘肃、从北京到南京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范围,全部跑下来,已很够他呛。

但陶醉在自我崇高里的朱厚照,显然不曾考虑其难度。七月九日,远征军出发了。

独裁者的个人英雄主义,总是以糜费国财、空耗民物为前提,为代价,为保障的。堂吉诃德外出历险,只带桑丘一人。朱厚照的远征军却达一万七千余众,而且特发赏银每人三两,单此一项即耗去五万二千余两。这还是小头,如将军粮支出、运输,其他给养的补充,军队减员后随时增调新兵力所需费用,庞大的随侍队伍日常用度,以及朱厚照一个人沿途玩乐挥霍掉的钱财等等这一切加起来,无论如何是一个天文数字。

从正德十三年七月到正德十四年二月,“东方堂吉诃德”此次西征壮举,历时长达七个月。这超大型的官费旅游团,沿长城一线,历经河北、山西和陕西,最远到达延绥镇榆林卫(今陕西榆林)。一路之上,并无报道曾与“胡虏”动过一刀一枪。十一月,在榆林,朱厚照得到巡抚陕西监察御史樊继祖的报告,称入秋以来甘肃宁夏一带屡遭蒙古骑兵侵犯,“大肆杀掠”,“虏所屯聚,不下二千余里”,且近来闻知其中叫作“亦卜剌”的一支,“已离西海(即今青海湖)渐徙而来”。这个报告的用意有点奇怪,似乎是在吓唬朱厚照。无独有偶,不几日,朝中内阁大学士杨廷和等也有信来,名义是“问安”,内容却挺让朱厚照“添堵”。信中先是指责朱厚照“陛下但知驰骤鞍马、纵情弋猎,以取快于一时”,然后与樊继祖报告如出一辙,极力渲染陕甘宁一带“虏情”:“北虏屯牧黄河套内,不下二三十万,自西而东一带,边墙(长城)外无处无之,日夜窥伺,欲骋奸谋。万一堕彼奸计,智勇俱困,将何以处?”我很疑心这是中央官员与地方官串通一气,吓退皇帝,阻止其继续冒险。按照公布的野心勃勃的计划,朱厚照的目的地应该是到达祁连山以北、位于今天甘肃张掖的甘肃镇,榆林距此,尚十万八千里。也许是被情报吓倒,也许朱厚照已经疲惫不堪。总之,“远征”以榆林为终点,再未西进。十二月,朱厚照已退还大同,嗣后又在宣府那座“镇国府”盘桓月余,于第二年二月回到北京。

有一点必须指出:尽管朱厚照这个雄伟计划最后以虎头蛇尾的喜剧结局收场,尽管未费一枪一弹的“西征”纯属名不副实,但“东方堂吉诃德”还是用一种行为保住了尊严——他在往返数千里的路途上,始终坚持骑马,不坐车辇。“上乘马,腰弓矢,冲风雪,备历险阨。有司具辇以随,亦不御。阉寺从者,多病惫弗支,而上不以为劳也。”至少在这一点上,朱厚照表现得还像一个勇士,并且可以窥见他的内心,确有以“英雄”自诩自任的情结。历史就是这么有意思,一些恶贯满盈的独夫民贼,在某些时候,某些事情上,可能出人意表地显示出值得尊敬、令人感动的品质。当只去宣扬他的这类品质时,人们会觉得他是英雄、伟人。秦始皇、希特勒都有自己的另一面;但是不要忘记,他同时也在做着祸国殃民的事情。即以眼下朱厚照而论,他长途跋涉中备尝艰辛、拒绝舒适的同时,却在所到之处大肆扰民,花天酒地,“设酒肆,券而不价(强买强卖),索女乐于晋府,嬖乐人腾妻刘氏。”而他驻跸的宣府“镇国府”里,“辇豹房所贮诸珍玩,及巡游所收妇女贮其中。”

朱厚照对他的“光荣与梦想”的最后一次追求,便是前面提到过的南巡。

当时,整个叛乱已然敉定,叛王朱宸濠被王守仁生擒。朱厚照对此消息,大抵既欣慰又不免有些惆怅。欣慰的是,当年惠文帝被推翻的一幕未在自己身上重演;惆怅的是,如此难得的显身扬名的机会,居然旁落他人。不成,他无论如何咽不下这口气。于是,从来不惧荒唐与耍赖的他发出密旨,把叛乱平定、宁王被俘这当世头条新闻压住不予报道,并由一帮太监和江彬等人想出点子,纵放朱宸濠于鄱阳湖,让朱厚照亲手将其捉拿。可惜彼时通讯不发达,既无电报、电话,更没有伊妹儿。这边圣旨发出时,王守仁已押着朱宸濠一行上路来京,两下里错过。王守仁走的是水路,从江西取道浙江,准备经京杭大运河解至北京。朱厚照得知,赶紧派太监张永到杭州截住王守仁,要他把朱宸濠交给皇上。王守仁只得从命。同时朱厚照指示王守仁把捷报改写后重新呈上,务将“威武大将军镇国公朱寿”的功劳写进去——这篇公然造伪的文件,收在《王阳明全集》里,不妨摘来看看:

重上江西捷音疏

十五年七月十七日遵奉大将军钧帖

照得先因宸濠图危宗社,兴兵作乱,已经具奏请兵征剿。间蒙钦差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后军都督府太师、镇国公朱(朱厚照自封的所有头衔)钧帖,钦奉制敕,内开:“一遇有警,务要互相传报,彼此通知,设伏剿捕,务俾地方宁靖,军民安堵。”……续蒙钦差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后军都督府太师、镇国公朱统率六师,奉天征讨,及统提督等官——司礼监太监魏彬、平虏伯朱彬等,并督理粮饷兵部左侍郎王宪等,亦各继至南京。臣续又节该奉敕:“如或江西别府报有贼情紧急,移文至日,尔要及时遣兵策应,毋得违误,钦此。”俱经钦遵外。

王守仁,这位中国历史上数得着的大哲学家,以心学著称于世的明代大儒,在这里被逼说谎。不知他草疏之际,是如何面对自己“致良知”的学说的?上述文字,想方设法表达一个意思,即:平定叛乱的伟大胜利,完全是在英明统帅朱厚照亲自关怀、亲自部署和亲自指挥下取得的;胜利属于“大将军”,属于“大将军”的正确路线。

将朱宸濠这“战利品”收入囊中,朱厚照便安心在南方游乐,“讨逆”直接转化为虐民,到处搅得鸡飞狗跳。这是他在“温柔富贵乡”扬州时的情形:

经(太监吴经)矫上意,刷(搜觅)处女、寡妇。民间汹汹,有女者一夕皆适人,乘夜争门逃匿不可禁。

……经遍入其家,捽诸妇以出,有匿者破垣毁屋,必得乃已,无一脱者,哭声振远。

而《明史》的记载,除上述情节,还说“许以金赎,贫者多自经”。——如此大弄,当然不是什么“矫上意”,没有朱厚照的旨意,一个太监,借他一个胆儿也不敢。扬州“有女者一夕皆适人”这个经典瞬间,被晚明小说家写入故事《韩秀才乘乱聘娇妻》,此篇收于《初刻拍案惊奇》,其中说:

又过了一年有余,正遇着正德爷爷崩了,遗诏册立兴王。嘉靖爷爷就藩邸召入登基,年方一十五岁。妙选良家子女,充实掖庭。那浙江纷纷的讹传道:“朝廷要到浙江各处点绣女。”那些愚民,一个个信了。一时间嫁女儿的,讨媳妇的,慌慌张张,不成礼体。只便宜了那些卖杂货的店家,吹打的乐人,服侍的喜娘,抬轿的脚夫,赞礼的傧相。还有最可笑的,传说道:“十个绣女要一个寡妇押送。”赶得那七老八十的,都起身嫁人去了。但见十三四的男儿,讨着二十四五的女子。十二三的女子,嫁着三四十的男儿……

将正德的事按到嘉靖头上,只是小说家避实就虚的小滑头,而这一幕确确实实发生在正德十四年十二月的扬州府。近代诸多戏曲剧种如粤剧、潮州戏、黄梅戏等,都将此情节搬演成戏,名《拉郎配》,香港亦曾出品根据粤剧改编的故事片,近年又有央视制作的电视剧《拉郎配》。如今,“拉郎配”作为荒唐的同义词,在生活中广为运用,但很少人知道它的始作俑者便是这位正德皇帝朱厚照。

在南方朱厚照尽兴玩乐,流连忘返。直到第二年十月下旬,才携着他的“战利品”回到北京。一路之上,“每令宸濠舟与御舟衔尾而行……及至通州,谓左右曰:‘吾必决此狱!’”对他来说,这些现已写入自己功劳簿的“战利品”,是一生荣耀的顶峰,他必会大张旗鼓加以张扬,以让世人尽皆拜倒在他的丰功伟绩之下。八月,离开南京之前,就曾专门搞了一个献俘仪式,但他不厌其多,注定会搞第二次——在北京,这个他诞生的地方。他命礼部、鸿胪寺的负责官员,足足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来研究和准备北京的献俘仪式。待得一切停当,十二月十日,朱厚照以亲自押送俘虏的形式,正式回归皇城(此前一直驻跸通州)。遥想当日,颇有威尔第歌剧《阿伊达》第二幕终了前奏响《凯旋进行曲》、高歌《光荣啊,埃及》大合唱时的壮观;《武宗实录》描述了当时的场面,为使读者更真切感受其情景起见,今将原文转为现代语如下:

皇帝终于回到京城,文武百官整整齐齐地守候在前门外正阳桥的南侧。这一天,军容大耀。皇帝一身戎装,策马而至,到了正阳门下,掉转马头,笔直地坐在马背上,注视着远方。但见那些叛乱者以及他们的家人,有数千人之多,被押着逶迤于道,然后顺序陈列在马路东西两侧示众。所有罪俘脖子后都被插上白旗,上面书写着犯人姓名。已被斩首者的头颅,则被悬吊在竿子上,也插上白旗。一眼望去,数里不见头。皇帝就这样在正阳门下,一动不动,检阅良久。待皇帝回宫,浩大的俘虏队伍又特意被安排经东安门穿越大内而出……这一天,北京城就像被白色所覆盖,举目眺望,四下皆白。

经历了这一时刻,朱厚照的光荣与梦想就走到了尽头。仿佛上天安排好了似的,“威武大将军”朱厚照用这样的场面做他的人生谢幕。重返皇城和献俘仪式后的第三天,朱厚照一病不起,病情延宕了两个月,终在豹房一命呜呼。对于这样一个人来说,能够这样地死去,也就不能算太窝囊。

研究朱厚照的心理,我一直认为他的成长发生了严重的障碍,以至于人格上的“断乳期”迟迟不能结束。虽然已经二三十岁,但行事的态度和方式实质仍是儿童的。细细分辨一下,不难看出他所谓的“尚武”不过是男性幼童对“骑马打仗”的普遍兴趣的延续;想当然、逞性妄为、全然不考虑主客观条件、缺乏计划和目的性……这些表现,与真正的理性的军事行为毫不相干,而只是一个男孩子的娱兴活动。在他眼中,军事从来不是一种科学,需要才智、理论,需要思考与研修。他认为,将军和统帅是想当就可以当的,任何人,随时上马提枪,便可以行征伐之举、打胜仗。最足表明战争于他不过是场游戏的,莫过于南征朱宸濠这件事;他毫不在乎军事过程本身,而欣然接受一种纯粹表演性质的仪式,当他一本正经将别人俘获的敌人当做自己的战利品接受下来,并一再为此举行受降式的时候,整个场景已经完全戏剧化、虚拟化和游戏化,而他身处其间不过是行使一个演员的扮戏的本分,由此来取得快乐。这正是儿童时期人人爱做的“过家家”游戏的别一情节的版本。

人格存在缺陷,这种情形极普通。倘搁在平常人身上,可任由他在社会的磨练、砥砺中,在成长中,自行弥补和改善;抑或求助于医师,慢慢地加以纠正,不是多么可怕的事情。但当它们发生于一个皇帝身上,就变得有些可怕。因为做皇帝者,只要他不乐意,是可以拒绝任何纠正的,无论来自社会还是来自医师,谁都不能给他一点教训,或让他明白与承认自己的缺陷。其次,皇帝一经做了便是终身制,不会像别人那样,做得不好或不合适,就被换掉——他会一直做下去,不论他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多大不便,后者却只能注定去忍受。专制与独裁的害处就在这里,国家和人民的福祉,只能仰仗皇帝这个人本身没有太大毛病,一旦不能这样,却并没有任何制度可以化解他个人对国家和人民的伤害。于是帝王的性格、性情、爱好以至癖好,就不再仅仅是他个人的私事,却成为国家政治基本面。如果不是皇帝,朱厚照尽可以耽于他各种不切实际的梦想,他心理和人格上迟迟不能摆脱“断乳期”也只是他个人的不幸;然而这一切与皇帝权力捆绑在一起时,整个国家却都在为其支付高昂费用。当意识到朱厚照耗去国家大量物力的所谓“西征”,只不过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所玩的一次“超级骑马打仗”游戏,我们心里当是何种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