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厚照怎么死的？说起来也让人哭笑不得；他的死，起因于嬉水。
从南京返程之中，九月初九，一行抵达苏北清江浦。这位贪玩的皇帝，“自泛小舟，渔于积水池。舟覆焉，左右大恐，争入水中，掖之而出。”就是说，落水之前，小舟上只有他自己，而他显然是只旱鸭子，不谙水性，否则一片叫作“积水池”的小水不至于应付不了，而需要别人下水抢救。正因此，他所受惊吓应该不小。同时，这年有闰八月，九月实即平时的农历十月，而农历十月换算成公历应该已是十一月份；虽然并非北国，十一月的苏北却也寒意初上了。冷水一激，加上极度惊吓，心身内外交逼，长期酒色无度以及旅途劳顿诸多因素，也一道发生作用，“自是，遂不豫。”
事情怎么看都有些滑稽。这个三十岁的大男人，很适合给自己上一套“儿童意外伤害”保险。
病情的发展，没有记录。唯一涉及具体病症的一笔，是北京献俘礼后第三天，朱厚照在天坛主持天地大祀，举行第一遍献礼时，“上拜，呕血于地。”“仆于地，斋宫礼不克终。”既然吐血，大约属于肺疾。
此后便在苟延残喘中，挺过了十二月和正德十六年的一月、二月。
三月十四日，“上崩于豹房。”《武宗实录》对全部过程的记述如下：
先一夕，上大渐。惟太监陈敬、苏进二人在左右。乃谓之曰：“朕疾殆不可为矣。尔等与张锐（东厂提督太监，口碑最坏同时也是朱厚照最信任的宦官之一），可召司礼监官来，以朕意达皇太后（母后张氏）——天下事重，其与内阁辅臣议处。之前此事，皆由朕而误，非汝众人（指众近幸）所能与也。”俄而，上崩。敬、进奔告慈寿皇太后，乃移殡于大内。
这番临终遗言，看上去可疑，每一句都不大像朱厚照可能说的话——比如说，没心没肺之如他，居然对自己一生流露出了忏悔之心。尤其是这些话尽出仅有的两个在场太监之口，全然是不可考辨的孤证。玩其语意，无非两点，一是授权张氏与内阁大臣决定一切大事；一是为阉宦之流开脱，而将错误统统揽于自身。这两层意思，受益人是谁，一目了然，令人极疑其为太后张氏与大太监们据各自利益达成某种妥协的结果。
疑点还在于，朱厚照是从十三日晚间病情加重的，死亡时间大约在次日凌晨（这一点记载不详，更见可疑），其间应该尚有二三个时辰，完全来得及召见重臣或通知张氏等到场，但事实却是“敬、进奔告慈寿皇太后”——亦即一直等到朱厚照已死，才由陈敬、苏进两个太监跑去通知张氏。这个明显存在漏洞的情节，背后有三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有人压下朱厚照病危的情况不报——比如张锐和司礼监首脑，但绝不会是陈、苏这两个较低级别的太监——以便独掌朱厚照最后时刻的秘密。第二种可能：并不是等朱厚照死后，才由陈、苏将消息通报外界；相反，朱厚照死前有人来过，与太监们就若干事宜有所谋议。第三种可能：朱厚照一命亡归之际，身边确实只有陈、苏两人（或者加上张锐、司礼监首脑等其他太监），没有亲人，没有大臣——原因仅仅是，朱厚照早有吩咐，根本不想见后者。
有关第三种可能，我们发现二个月前刑科给事中顾济曾上书朱厚照，隐然指责他疏隔骨肉母子之情：
圣体愆和，中外忧惧。且人情之至亲而可恃者，宜莫如子母室家。今孤寄于外，两宫隔绝，至情日疏。陛下所恃以为安者，复何人哉！
从这奏章来看，不但朱厚照死时张氏可能不在场，就是他罹病并走向死亡的整个期间，母子都不曾相见。这确实超出人之常情以外，非极深的隔阂不足以解释。在此，我们的思绪不能不又回到故事开始时的“生母之谜”。这件事，虽为历史悬案，但在朱厚照生命之最后时刻，他的作为却仿佛在专门向我们揭示谜底。而逆向推论，正因为如此，从张后这方面说，她必须未雨绸缪，牢牢抓住时机，在朱厚照将死未死之际，控制局势，搞定皇位继承人（朱厚照膝下从无一儿半女），阻止可能的不利情形发生，以保全自己。她不会傻乎乎地呆在慈宁宫，对这个并非亲生的皇帝儿子掉以轻心；她或许的确从未亲自前去探视朱厚照，但并不意味着她不可以暗中派人随时了解豹房的动静，在第一时间取得情报。事实上，她早已就皇位继承人事宜做出布置，并在朱厚照死亡当天即予宣布。她一手炮制了大行皇帝的所谓“遗诏”：
朕疾弥留，储君未建。朕皇考亲弟兴献王长子厚熜年已长成，贤明仁孝，伦序当立。已遵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告于宗庙，请于慈寿皇太后，即日遣官迎取来京，嗣皇帝位，奉祀宗庙，君临天下。
“遗诏”大大地实质性地突出了皇太后的权威，暗示此事乃由她来裁定。同时，发布一道张氏本人名义的皇太后懿旨：
皇帝寝疾弥留，已迎取兴献王长子厚熜来京嗣皇帝位。一应事务俱待嗣君至日处分。
反应如此迅速，显示择迎新君的工作早已紧锣密鼓地展开。但是“遗诏”和懿旨发表后引发的一个插曲，暴露了这一切带有密谋的性质——吏部尚书王琼听到消息，闯入左顺门，高声抗议道：“此岂小事？而我九卿顾不预闻耶？”也就是说，对这件事皇太后一手遮天，主要大臣事先竟然一点风声没听到。
权力之争我们且丢下不去管它，单说那朱厚照作为一个人，想想他这辈子也够惨的，孤零零来，孤零零走，只活了区区三十一年，死时身边没有任何亲人，走就走了，在这世上再未留下什么。人，寻常时候可以花天酒地、寻欢作乐来麻痹自己，但弥留之际，当突然意识到对这个将要离开的世界，自己竟然无可牵挂和惦念——这样的处境，总是很悲凉的罢？虽然风马牛不相及，我还是想到了《红楼梦》中黛玉死时的情景，一缕孤魂悄然寂灭……不过，似乎黛玉也还比他强一些，黛玉死于孤独，心里却仍然有所惦念，在对宝玉的思念中而死，这样的死，与夜色里豹房深处断气的朱厚照相比，就算并不空虚了。
既然提到了《红楼梦》，这部伟大的清代小说跟朱厚照还真不是一点关系没有。在阅读有关朱厚照的史料时，我脑海里每每晃动着另一个人影，他就是贾宝玉。
曾有红学家穿凿附会说，宝玉这人物影射了清顺治帝福临。然而，如果同样胡说八道，我宁可说宝玉有朱厚照的影子。对各自的家族来说，他们都是叛逆者；对各自的社会属类来说，他们都是另类。他们对所降生之处以及因此被赋与的终身角色，均感极有乖于本人性情。他们对“祖宗之命”，均拂逆不遵。他们对外界硬塞强加的义务与责任，均敬谢不敏。把贾宝玉放到皇宫，他势必要成为朱厚照；把朱厚照放到大观园，他也势必要成为贾宝玉。他们在精神深处的某一点，完全相通，只不过身份、时间、地点不同，一个是皇帝，一个是公子哥儿；一个存在于明代，一个诞生于清代；一个是现实人物，一个是虚构人物——如此而已。
对朱厚照，当把他放到政治、历史概念下，我们不会有任何的恭维以及同情。可是，如果只是把他看做千万普普通通人中的一个，我们则宜更多注意其性格的悲剧。
作为皇帝，他无疑是一个相当糟糕的皇帝，但严格地讲，他并不属于大凶大暴、为害极大的皇帝。不是说朱厚照不可恨，但跟历史上很多后一类皇帝比，他还没有干过对民族对国家对历史太坏的事。他做的坏事，如建豹房、搞女人、在大内操兵演武、信用奸人、游猎巡幸、御驾亲征……其危害和影响尚非全局性的，性质也不是十分恶劣，不像那些大暴君，毁灭文明、穷兵黩武、虐民残民，犯下从根本上反文明、反历史的罪行。
自嬴政首创“皇帝”以来，二千年历史上出现过数以百计的皇帝。这些皇帝，有的有作为，有的贪暴，有的平庸，有的亡国……总之，以各自的方式让人们记住他们。但朱厚照的方式最奇特，他一辈子都在设法逃离皇帝这个角色。从做太子开始，他好像就没有兴趣，假设让他在太子和街头恶少中选择，他没准会选择后者。以他的性情，其实生来就不适于呆在皇宫里，而适于在社会上甚至是下层社会厮混，偷摸抢拿，广结三教九流之辈，过一种毫无规矩的生活——偏偏一不留神，降生在帝王之家，命中注定将来要做皇帝，这对于他，是一生悲剧的开端。弘治一死，皇帝位子传给他，角色心理冲突益发激烈。我们细看他在位十六年的情形，几乎没有认真行使过皇帝的职责，无论是把国家搞好还是搞糟；“八党事变”之后，他等于取得一个“自由身”，从乾清宫搬出去实际上象征着推卸皇帝职责，尽由刘瑾等辈胡来，刘瑾倒台后，朝政则完全由内阁代理。他的原则是：只要你们不来干涉我，让我为所欲为，其他就随便了。他躲到豹房忙自己的，尽兴玩乐，“皇帝”两字于他纯粹只是一个名义。后来，连这名义也不想要了，执意替自己改名、授职授勋，从皇帝自“贬”为大将军、国公、总兵官，臣子以君相待，他还不允许。
历史上那么多皇帝，还有无数想当皇帝而当不成的人；而坐在皇帝位子上感到不耐烦，千方百计想逃开的，好像也就是他朱厚照。
他确实不该当皇帝——这不是指才具，当皇帝不需要什么才具，多少笨蛋白痴照样当皇帝——而是指喜欢不喜欢、上瘾不上瘾。朱厚照对当皇帝，瘾头明显不大；广义地说，他对玩政治，兴趣都不高。如若不然，他完全可以在尽兴玩乐的同时，对权力控制得更牢。实际上他却撒手不管，让别人享受大权。之所以整个明代，除朱棣之外，藩王叛乱的事情只发生在正德年间，而且连续发生两次（正德五年安化王朱寘鐇和正德十四年宁王朱宸濠），与朱厚照疏于权力控制大有关系。对权力如此，对皇帝的义务更是避之唯恐不及了。 某些时候，我们觉得朱厚照是一个活宝，一个笑柄，他做的许多事情出乎情理之外，乃至有弱智之嫌。但换个角度，我们又会感到他是个勇敢反叛者，所有皇帝中的另类——谁曾像他这样把皇帝身份不当回事，蔑视它，甚而拚命作践它？的的确确，朱厚照的行径往往超出了一个“荒淫皇帝”的性质，转而似乎是有意在嘲弄“皇帝”这个概念，把它喜剧化，消解它的神圣性，毫不顾惜，甚至还隐然有一种快感在内。我们说他“没心没肺”，基本体现在他对皇帝身份的态度上。面对乾清宫被大火化为灰烬，他幸灾乐祸的言谈，昭示了一种敌意或仇恨，好像得到报复的满足感。这种敌意或仇恨，其来由可能有身世上的，但更主要的应该起源于个性冲突。当然，不要把他拔高；他丝毫谈不上对帝王制度具有觉醒意义的反对，这种矛盾完全基于性情的不适应。简单地说，他本来应该做一个无拘无束的野小子，现实却把他绑在厚重的龙床上——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对矛盾。只不过，很少或者说从来没有人被绑在龙床上还想离开，他却一直在挣扎。在这一点上，他是独一份儿，可见他是“野”到骨子里去了。
所谓贾宝玉的“反礼教”，其实也是这个程度。不要把贾宝玉上升到“五四”新青年的高度，他不是在对礼教的愚昧落后的文化实质有所认识的意义上反抗它的，而只是出于自身性情与之不相谐适。换言之，他也和朱厚照一样，对自己身份、角色不认同，在不认同之后还进而不肯屈从。不过，一般人可能感到以朱厚照比贾宝玉，有“损”后者形象，毕竟贾宝玉形象没有那么多负面内容。诚然如此，然而这只是处境不同；其实从贾宝玉那个处境论，他的一些举动，如厌弃经书、读“淫词艳曲”、搞同性恋，其“道德污点”的严重性，已不亚于朱厚照。朱厚照无非是坐在皇帝位子上，客观条件致他可在更大范围、更深程度上放荡不羁，假设把贾宝玉也改为同样处境，他的“出格”表现自然就远远不是在大观园中那样。
朱厚照与贾宝玉的真正区别，在别的层面。这个层面一点即破：贾宝玉其人，没有流氓性；朱厚照的性情却有着极重的流氓性。
流氓性，在此主要指低劣的、沉沦下僚的品质和心性。它有时由出身、经历造就，有时则禀自天生或遗传。像朱厚照，自幼锦衣玉食，接受正规的最好的儒式教育，怎奈根性顽强，市井无赖气质居然无法压抑。可见出身与教育绝非如想象的那样管用。从古至今，无论中外，高等阶级因为居于社会结构金字塔上端，也因为掌握着文化，都很在意身份、血统的高贵，他们会在语言、行为、礼仪、趣味等诸多方面的讲究上，划出自己与下层人的明显界限。过去奥代丽·赫本主演的电影《窈窕淑女》，就是借语言一端来演绎贵族身份，几位老爷刻意将一卖花女收于阁内，矫其口音，饰以华服，然后使之出现在上流社会场合，以试其效。贾宝玉是公爵之后，他的性情为人虽然“惫懒”，但教养、趣味却总是“雅”的。贵族尚且如此，帝王家的讲究更可想而知。朱家祖上赤贫，又出于向来民风刁悍的江淮之间，根性上确有一些顽劣的因子，这在朱元璋身上看得很清楚。不过，到朱厚照这里，朱家当皇帝已有一百多年，与上层文化的融合按理说十分充分了，可我们却仍然发现朱厚照没有什么“雅”的迹象，对所谓身份、血统的高贵也丝毫不在乎。在文雅与粗野这两类事物之间，他绝对喜欢粗野。比方说，他从小书念不进去，却特喜欢跟“小黄门”滚在一起摔跤，“君子动口不动手”，他显然不是“君子”。又比方说，父亲一死失去管束后，他即刻把皇宫变成喧乱的集贸市场，让太监扮成小贩，摆起摊子，自己也换上商人服装，进行交易，唾沫横飞地讨价还价，觉得非常过瘾。须知，中国正统观念自汉代以来崇本抑末，极其看不起商人，经商乃低贱之人所为。东汉末年有个名士叫王烈，不想出来在地方军阀公孙度手下做官，便故意“为商贾以自秽”，公孙度也就不强迫他了。这样的等级观念，朱厚照居然没有，以“至尊”之身操下贱之业，还乐此不疲，真是禀性樗栎。
朱厚照的这一面，贾宝玉比不得，另有一人却比得。此人名讳中也有一个“宝”字，他便是金庸的韦小宝。韦小宝是从市井无赖混出来的贵人，朱厚照则是混在贵人堆里的市井无赖，正好相映成趣。只不过，朱厚照身上的流氓气似乎比韦小宝还要根深蒂固，因为韦小宝在这方面的造诣明显得益于自小在扬州妓院和街头的浸润，而长于深宫的朱厚照却属于无师自通，硬是从礼教束缚极严的环境中顽强地生长出种种卑下的脾性来，令严格的正统教育一败涂地。我们看他一生，“远君子，近小人”简直就是一种本能，一切“名门正派”的事物、人物都被他强烈排斥，而所有下三滥、旁门左道、歪门邪道的人和事，他却都怀有天生的亲近感。他那么宠信太监，除因后者乐于顺从和助长他的不良倾向，恐怕背后也有“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规律在起作用；因为阉宦之流，多来自最底层，身上禀持着最严酷生活现实所赋予的种种极端化习性，尤其是由极度的“饥饿记忆”而形成的求生冲动，这种冲动使他们的为人之道处在一种毫无底线的状态，只要能达到目的，一切不择手段。当时，北京、河北一带，至贫之人走投无路，颇有以自宫求富贵者；《万历野获编》载：“高皇帝律中，擅阉有厉禁，其下手之人，罪至寸磔。而畿辅之俗，专借以博富贵。为人父者，忍熏腐（阉割）其子，至有兄弟俱阉而无一入选者……朝廷每数年，亦间选二三千人，然仅得什之一耳，聚此数万残形之人于辇毂之侧，他日将有隐忧。”足见风气之盛，亦足见太监群体的来源为何等样人。朱厚照偏与这些人最是气味相投，虽然后者屡屡害他、背叛他，甚至可能会要了他的命——例如刘瑾和钱宁的先后暴露——都不能帮助他远离此曹，想必是彼此之间从言谈举止到价值观念，都极合拍投缘的缘故。太监之外，朱厚照喜欢的人，要么是粗暴的武夫，要么是妓女、戏子和番僧，尽属鄙陋不文、惯走江湖之辈。所以虽身为皇帝，可细瞧他周遭的环境，与自幼野混的韦小宝并无二致，拿他一生事迹去写武侠小说，叙事空间绝对充裕。
这样极具“江湖色彩”的皇帝，恐怕也只有他一个。尽管乃祖朱元璋起于江湖，但做皇帝以后“改邪归正”相当彻底；他却好，明明做着皇帝，却努力从“庙堂之高”挤向“江湖之远”。莫非真的是祖宗血液在顽强发挥作用？也许。如果这算一个原因，还有没有别的原因？
让我们拿韦小宝做面镜子，试它能否鉴照出朱厚照的性格秘密。
韦小宝的性格形成，与他母亲是妓女有极大关系。不是说妓女的儿子生来下贱，但是母亲的妓女身份，一定把一种生存背景和社会歧视揳入韦小宝的自我意识之中。韦小宝自幼日常接触多是婊子、老鸨、龟奴，以至于他人生理想也是开大妓院。他一边为此受歧视，一边却也很难跳出自己的生活现实，而有更高或别样的人生想象。他为母亲的社会地位而羞恼，但也习惯从这种社会地位的眼光阅世阅人，甚至是刻意表现得甘于沉落以获取自我身份的认同，所以他曾愤愤地说：“做婊子也没有什么不好，我妈妈在丽春院里赚钱，未必便贱过他妈的木头木脑的沐王府中的郡主。”这是一种非常矛盾的心理，一种在怨恨中寻觅自尊，以致以怨报怨、以毒攻毒的心理。
那么，朱厚照呢？我们知道，朱厚照一生最大的悬案，就是他的生母之谜。设若他的亲生母亲真是那个京郊泼皮郑旺之女，设若这个所谓的宫庭秘密只是对外界掩盖得极好，而弘治、张后以及朱厚照本人却完全知晓，那么，朱厚照的心理处境与韦小宝就非常非常近似，而矛盾冲突的激烈程度尤有过之。“郑旺妖言案”爆发，刚好在朱厚照懂事之年，而他继位的当年又第二次复发。可以想象，在两个重要人生时刻，被迫面对生母疑问，任何人都不能不遭受身份迷失的打击。这种迷失，关系到一个人的全部社会归属感，也决定着他对亲情、人性的根本认识。我们都还记得，朱厚照出生时是以“皇嫡长子”这一辉煌身份载入史册，并享受臣民的称颂的。如果“妖言案”的结果证实他实际乃“宫人之子”，就不单将“皇嫡长子”的神话完全打碎，而且一落千丈，从最高贵跌至最低贱。这还不是最具毁灭性的打击，“宫人之子”较诸后妃所出虽然卑微，但宫中历来也不少见，他父亲朱祐樘就是“宫人之子”。问题是，朱祐樘这一身份得到了确认，成化帝在听说有宫女为他产下这唯一的儿子后，亲自到其母子匿身处将他们迎回。朱厚照则不同；尽管朱祐樘、张氏和朱厚照三方也许都明白相关事实，但他们却共同把它作为一个秘密掩盖起来。这大概首先是张氏的意志，因为关系到她的地位，朱祐樘则屈从了她的意志。但也不能排除其中部分地体现了朱祐樘自己的意志。朱祐樘本身作为“宫人之子”，自幼命几不保，所遭之罪及内心压抑更难言尽；出于这种恐惧记忆，也出于对儿子的爱，他要掩隐朱厚照低贱出身的愿望，全在情理之中。然而他所忽略的是，这一决定却让朱厚照终生陷于对自己真实身份不能认同的痛苦，并永远发出其真实身份比假定身份低微的暗示。虽然我们可以说毫无证据，但从朱厚照所作所为的心理分析，他的确一直在近乎疯狂地百折不挠地拒绝、逃离以及改变自己的身份，显示了对他公开身份的不耐或难以承受之感受，并用相当程度上的“自贱”“自虐”，来曲折地向“真实身份”回归。
金庸笔下，韦小宝在“妈妈是婊子”的自嘲自虐中，表现出破罐破摔、死猪不怕烫的心态，作为对自卑感的掩饰。朱厚照则置朝臣的诤谏、哭谏、讽谏统统于不顾，任他们说什么，一味“不报”（不搭理），尽情在污泥浊水中撒欢，大有你啰嗦一次我升级一次、你说这样荒唐我就干更荒唐的给你看之势，分明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嘴脸。
犯浑耍泼的同时，他俩也同样幻想着一种英雄梦。这是非传统和非正面意义上的英雄，准确的称谓应该是“豪杰”或“好汉”；他们在三教九流的际会与厮混中脱颖而出，占据强势地位，并以受这类人的拥戴或服膺来证明其力量。自古以来，中国的“江湖社会”本质上就是为韦小宝一类体制内失意者和底层人准备的，作为他们志伸意舒、扬眉吐气的一种管道。表面上，朱厚照不是韦小宝那样的“江湖中人”，与江湖社会更分处两个极端；然而，我们不拘泥于概念的话，却发现豹房里的情形和各色人等，很像江湖，体制内的君臣关系业为江湖式的结义关系所取代。朱厚照曾把追随他的钱宁、江彬等统统收为“义子”，仅正德七年九月，一次就收“义子”一百二十七人，内中有阉奴、市井豪滑、军界强人。可以说朱厚照在豹房之为“义父”，与宋公明在水泊梁山做一百单八好汉的“哥哥”，毫无不同；豹房实际上已经演变为一个合法的江湖，而朱厚照则是它的老大。在朱厚照，逃往豹房就是逃往江湖社会，就是在戴着皇帝面具的同时得以自由地到体制外世界闯荡、显身扬名并医治心灵创伤。他在这里收获的全然是另一种体验，是作为皇帝无法品尝到的成功感，是如鱼得水、终于忘却自卑的归属感。正德朝的所有大臣，丝毫不懂他们皇帝的内心，真正吃透他的是江彬（在这方面，刘瑾、钱宁的见识终归有限）；当其他人只晓得把他当皇帝对待时，江彬却有意识地把他打造成一个大头领，帝王史上的造反者、起义领袖和反潮流英雄，让他拉起自己的队伍，啸聚“山林”（不妨把豹房想象为“忠义堂”）、掠州陷府、养“压寨夫人”。这是一个构思惊人的超大型角色扮演类游戏，就像迷失在大型电玩中的现代少年一样，朱厚照对这角色充满激情以致不辨虚实、假戏真做——他在冬日清凉的阳光下，笔直伫立在正阳门外，注视他的“俘虏”从眼前走过，那姿态，说明他完全忘记此乃虚妄的一幕，而如此专注地品尝着其间的英雄况味。
有人说，“（韦小宝）在失父的状态中，度过了自己貌似幸运实为颟顸的人生”。只须把“父”字换成“母”字，此语即可用于朱厚照。对于韦小宝，父亲缺失，受打击的是母亲这个符号，因为其潜层意味即是“父亲”所象征的“社会”蔑视和排斥作为妓女的母亲，进而，这种蔑视与排斥又自然地传递到他这妓女之子身上。对朱厚照正好颠倒过来，母亲缺失，受打击的是父亲这个符号，虽然他完整而明确地拥有父亲的概念，可这个“父亲”却由于不敢正视自己孩子的真正生母，抑或容忍对后者的抹煞，而陷入人格与道德危机，这种危机最终动摇的是朱厚照的人格与道德。这样，说到底朱厚照内心也是一种对“父亲”的怨恨，是间接的或更加曲折的无父状态。
他们殊途同归。“父亲”的缺失或隐退意味着什么？儒家指斥无君无父之人即如禽兽，这说法并非过时的迂腐之论。“父亲”不仅仅是具体的某人，更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是秩序与准则的象征。从人类文化学角度看，对“父亲”的认知，与国家、法制等社会理性的形成同时，是人告别原始和动物性（自然、无序）而走入文明的开端，这一基石至今未变。不单古代，即便今日，世俗生活中的缺父状态，也几乎总是造就反社会、边缘化的个人。韦小宝和朱厚照流氓性格的根源就在于此。
评价朱厚照，有或简或繁的两种角度。
简化的角度，即如官史所做，只把他作为一个皇帝论其功过——这样，结论自然明确而单向，无非“耽乐嬉游，昵近群小”，“冠履之分荡然”，“朝纲紊乱”，“至重后人之訾议”一类，基本是否定的。明白地说，这种评价既合乎事实，也是必要的，朱厚照应当为其作为皇帝犯下的罪愆接受指责。不过，这种评价虽然中肯，却并不表示它很周全。尤其是如果对朱厚照仅仅从这种角度评价，我们明显发现他的特殊性、个异性被抹煞了，只有昏君的共性，成为中国古代层出不穷的老套的众昏君中之一员。其实，他远比普通的昏君复杂有趣。
此人一生，上演了一出绝大的喜剧，乃至闹剧，其中固然有极权的作用，却显非仅仅以此所可解释者；他的个性，他内心世界的不均衡性、破损性，他人格发育上的障碍，他理想与现实、禀性与角色之间的冲突……这些因素都大大超出政治层面之外，而极宜加以人文的剖视。在历史上成堆的帝王中间，朱厚照既不能以英明，亦不能以强力、暴虐引起注意，但放眼望去，他在诸多同类里仍然称得上卓荦不凡、骇世惊俗，唯一的资本便是他那堪称怪诞少见的性情与风格。如果说，金庸以韦小宝写出了武侠小说的反英雄形象，朱厚照则是以一生的行事塑造了皇帝中的反皇帝形象。这个从政治历史角度三言两语就可以搞定的“简单人物”，从文艺眼光看其实却是个相当可爱的家伙，浑身是戏，可惜我们的小说家、编剧家至今还不太懂得像这样一位皇帝，才有很好的表现价值，不知胜于刘彻、李世民、玄烨之流多少倍。所以我们得为他鸣冤叫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