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床·明六帝纪

作者:李洁非

朱厚熜登基,改年号“嘉靖”,以明年为嘉靖元年。

嘉靖时代开始了。

这年号,是朱厚熜亲自取定。内阁原先奏请以“绍治”为年号,被否决。朱厚熜不喜欢那个“绍”字的“继承”含义,虽然“绍治”无非是将治世发扬光大的意思,也不喜欢,他在心理上讨厌一切暗示他需要“继承”什么的字眼。他所更定的“嘉靖”,语出《尚书》“嘉靖殷邦”,意谓“美好的政治,富足的国度”。

后世,人们对他就以“嘉靖皇帝”相称。

起初,的确很有一番“嘉靖”的气象。除罢前朝弊政的诏旨,一道接着一道。“裁汰锦衣诸卫、内监局旗校工役为数十四万八千七百,减漕粮百五十三万二千余石。其中贵、义子、传升、乞升一切恩幸得官者大半皆斥去。”皇家鹰犬——宦官的势力大为削弱,老百姓的经济负担减轻许多,而拉关系、走后门、靠政治腐败升官发财的人,纷纷失去了职位。“正德中蠹政厘抉且尽”,“中外称新天子‘圣人’”。

其实,这一切跟嘉靖皇帝并无关系,所有举措,都是杨廷和依据他所起草的即位诏书精神,一一加以落实罢了,嘉靖无非签字批准而已。那些在新政中蒙受损失的人,很清楚“罪魁祸首”究竟是谁。他们咬牙切齿,恚恨不已,以致要跟杨廷和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廷和入朝,有挟白刃伺舆旁者”——情形如此危重,以致嘉靖皇帝不得不下令派百人卫队,保护杨廷和出入。

这个正统的儒家官僚,过去多年的政治生涯中,饱尝个人理念与现实之间激烈冲突之苦。身为首辅,眼睁睁看着正德皇帝恣意胡为,“未尝不谏,俱不听”,“以是邑邑(悒悒)不自得”,心灰意冷,多次提交退休报告,却又不被批准。现在,终于改朝换代,国家迎来新的君主。这就像注入一剂强心针,杨廷和的政治热情高涨起来,积郁许久的抱负似乎有了施展的机遇。应该说,他对于嘉靖皇帝是寄予很高期待的,“以帝虽冲年,性英敏,自信可辅太平”。复活的热情,对年轻皇帝的期待,使杨廷和特别认真地对待自己的职责,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向嘉靖全盘托出自己的政治理想:“敬天戒,法祖训,隆孝道,保圣躬,务民义,勤学问,慎命令,明赏罚,专委任,纳谏诤,亲善人,节财用。”这三十六个字,浓缩了儒家对于“有道明君”的基本认识,果能一一践行,寓涵在“嘉靖”中的愿望,庶几可以变为现实。

嘉靖对杨廷和的除弊举措,均予照准;对杨廷和疏请的三十六字,也“优诏报可”。单就这些迹象看,君臣和睦,嘉靖朝似乎有一个良好开端。但所有这些,或者并未触及朱厚熜个人利益,或者不过是一些空洞的道德承诺,他不难于拿出开明的姿态。

而在新气象的底下,一股暗流已经悄然涌来。

即位刚刚第三天,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嘉靖降旨遣员,去安陆迎取母妃蒋氏来京。两天后,四月二十七日,他又发出旨意,同样与自己的父母有关,“命礼部会官议兴献王主祀及封号以闻”。

——此即“大礼议”之肇端。简明通俗地讲,礼,就是王权制度下的等级秩序,是这种秩序对社会成员的关系与差别的规定。因为这次所涉及的是皇家级别的人和事,所以特别加上一个“大”字。其他很多时候也都这样,比如,皇帝结婚称“大婚”,刚刚去世的皇帝叫“大行皇帝”等等。

迎取蒋氏的谕旨这样说:“朕继入大统,虽未敢顾私恩,然母妃远在藩府,朕心实在恋慕。”据说,辞别蒋氏、启程来京之际,朱厚熜“不忍远离”,好一顿哭鼻子,“呜咽涕泣者久之”。论理,十五岁并不算小孩子了,但作为王子,自幼娇生惯养,独立性比较差,对母亲仍感依恋,这可以理解。

提出兴献王封号问题,也在情理之中。兴世子现在成为皇帝,作为皇帝本生父,名分如何,和皇帝之间关系又怎样,自当议定。

倘若事情仅只如此,就很寻常。实际却不这么简单。嘉靖这两个连续动作,是继位过程中就礼仪问题与北京当权派所发生的矛盾的延伸——他没有忘掉矛盾,也不打算回避,相反,进一步表明了挑战的姿态。

礼部尚书毛澄承旨,召集会议商讨兴献王封号问题。与会者对这个问题在理学上如何看,没有犹疑;关键是找到“故事”,亦即以往历史上处理此类问题的范例。杨廷和举出两个先例,认为最适合作为处理眼下兴献王地位问题的范本。

一个是汉成帝以定陶王刘欣为皇太子的故事。成帝在位二十余年仍无子嗣,因此在绥和二年决定册立皇侄刘欣为太子;刘欣成为太子的同时,自动过继到成帝一宗。为了解决定陶王一支奉祀乏人的问题,成帝下旨让楚孝王之孙刘景袭爵定陶王。

第二个例子来自宋代。宋仁宗无子,遂于至和二年立濮安王第十三子赵曙为皇太子,此即日后之宋英宗。英宗即位后,从伦理上如何认定身份,当时的大儒名公之间一派混战,欧阳修等人主张英宗可以本生为皇考,而司马光等认为“为人后者为之子,不得顾私亲”,论战持续十八个月,是为宋史上有名的“濮议”事件。结果,英宗强行决定以本生为皇考,司马光等台谏集体请辞作为抗议。英宗虽以权力达到目的,但在道义上却没有赢,因为理学宗师程颐明确站在反对立场,说:“为人后者,谓所后为父母,而谓所生为伯、叔父母,此生人之大伦也。”既然你继承了别人的家业,就理当成为别人的后代,这样的义务是不可以放弃的。正因程颐这样的大宗师持此观点,杨廷和才把宋英宗故事当做能够支持己方立场的例子,加以引用。

两个例子,一个是正确的实践,另一个虽然实践是错的,但理学上却早已形成公认为权威的结论,可以说代表了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非常好,相信皇帝从这样两个例子当中,自然能够了解眼下关于兴献王封号问题,可取的态度是什么。

大家一致赞同杨廷和的意见,并由毛澄形诸文字,作为奏章上呈嘉靖。奏章叙述了汉代和宋代那两个例子,又引征程颐的观点,最后写道:

今兴献王于孝宗为弟,于陛下为本生父,与濮安懿王事正相等。陛下宜称孝宗为皇考,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大王”,妃为“皇叔母兴献王妃”。凡祭告兴献王及上笺于妃,俱自称“侄皇帝”某,则正统、私亲、恩礼兼尽,可以为万世法。

扼要地讲,他们建议,以后嘉靖要称孝宗朱祐樘为父亲,而改称自己亲生父母为叔父、叔母。

朱厚熜见奏,气不打一处来:“父母岂有说换就换的?”发回再议。

五月二十四日,再议的结果出来了:大臣们不单坚持原有意见,还争辩说,本朝历来皇帝对于藩亲,在相应情形下,都只称伯父、叔父,是不能加称“皇”字的,同时自称也径称“皇帝”,后面并不带名讳的;现在,廷议认为皇上对于兴献王可以称“皇叔父大王”,可以在“皇帝”后面加上自己的名讳,明显把兴献王与其他宗藩区别对待,已算格外破例,相当隆重了。争辩同时,还把程颐《代彭思永议濮王礼疏》专门抄了一份,请嘉靖看,隐约有教训的意思。

嘉靖不吃这套,命礼部“博考前代典礼”,“再议以闻”。潜台词是,别拿程颐压我。

毛澄、杨廷和们同样固执。他们的确重新开会研究了,但只是做做样子,上报的意见丝毫未变。

嘉靖一时没有办法,就来个“留中不发”——把问题搁在那里,以表示坚决不同意廷臣的立场。

皇帝与重臣之间争执不下,已二月有余,满城风雨。面对传闻,有个人静观其变,到了七月初,觉得看出了一些眉目,因此决定出手。

此人姓张名璁,浙江永嘉人氏。他前半生功名不顺,从弘治七年起,二十年来,连续七届会试皆落榜。到了第八次,也就是正德十六年辛巳科,时来运转,终于中了二甲第七十七名进士。此时,他年近五旬,一般而言谈不上有何辉煌前程了。但他并不死心,因为有人曾替他算命,说他不光有中进士的命,还有“骤贵”的命。中进士的预言已然实现,恐怕“骤贵”也不远。他笃信不疑。新皇帝登基以来,他密切关注朝中动向。新皇帝因欲尊崇本生父之故,与朝廷当权派陷于拉锯局面。张璁一面睁大眼睛、竖起耳朵观察,一面用心思考。观察,主要是搞清楚皇帝决心到底有多大;如果陛下本人态度不够坚决,那么以杨廷和在朝中如日中天的威望和势力,他张璁贸然出手,下场一定是逮不着狐狸还惹一身骚。至于思考,则因此事实质在于如何阐释礼学的精神,所以理论上要过硬、站得住,足以和对方抗衡。

嘉靖两次把廷议退回“命再议”,以至搁置廷议不予答复,让张璁确信陛下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同时,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他自信在理论上也找到了突破口。眼下,满朝上下还无一人敢于站在皇帝这一边,跟杨廷和唱对台戏,张璁却断定僵局迟早打破。四十七岁的新科进士意识到,这是千载难逢的机遇,能否第一个站出来支持皇帝、抢得头功至关重要。建功立业,在此一举。

七月三日,张璁递交了他的《正典礼第一疏》。这是一个转折。此前,以嘉靖为一方,朝臣为另一方,阵线分明。嘉靖几为光杆司令、孤家寡人,除了他从安陆带来的藩邸僚属,没有哪个朝臣敢于附和他的观点。现在,天下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终于出现,虽然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礼部观政进士”——类似尚未正式授职、处在实习期的大学毕业生——但毕竟有不同的声音发出。让嘉靖喜出望外的是,这声音还颇有分量,堪比重磅炸弹。

对这么一颗重磅炸弹,我们只能不吝笔墨,全文易为白话,俾令读者知其详尽:

《正典礼第一疏》

臣下我个人认为:孝子的极致,是尊亲;而尊亲的极致,是竭尽一切和所有,加以奉养。

陛下应承天意、顺从人心,继承皇位,立即提出追尊兴献王、更正他的名号,同时派人迎接母亲来京奉养,这完全是发乎内心的孝情的自然流露,是必然的、无法抑止的。

现在,廷议形成了这种意见,说陛下由“小宗”入继“大宗”,应该以孝宗为皇考,改称兴献王夫妇为皇叔父、皇叔母。这种观点,无非是拘泥于汉定陶王、宋濮王两个典故而已,以及程颐所谓“为人后者为人子,不得顾私亲”的说法。对此陛下不能苟同,指出此事在礼学上关系重大,应该广征博考,得到最恰当的结论。我由此深深体会到,陛下具有一颗何等纯孝之心。

从收到的反馈意见来看,都认为廷议是正确的——这恐怕有胶柱鼓瑟之嫌,并不切合实际;其次,也是党同伐异的表现,并不符合圣人之教。对此,至少我是不赞同的。

试问,天下怎有无父无母之国呢?我身处清明的时代,对居然出现这样一种论调深感痛心,不得不出来澄清一些基本原理,为陛下辩护。

最高经典《礼记》说得很清楚:“礼,不是从天而降,也不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而起自于人的情感。”因此,归根结底,圣人是根据人的情感来创作礼制的,以人的情感来规定亲疏、评判嫌疑、区别异同和明辨是非。也就是说,礼绝不违背人情。

汉哀帝和宋英宗,很早就被汉元帝、宋仁宗立为皇位继承人,养于东宫。这种情形下,“为人后者为人子”是说得通的。现在,武宗作为孝宗继承人,居帝位十七年,他驾崩之后群臣遵照祖训、奉武宗遗诏,迎取陛下入继大统。这是另一种继承关系。

我认真研究过祖训。祖训说:“如果皇帝无子,就实行兄终弟及。”孝宗皇帝是兴献王的兄长,兴献王是孝宗皇帝的亲弟弟,而陛下则是兴献王长子。武宗皇帝没有子嗣,在这种情况下,根据祖训所规定的伦序,实际上就是兴献王以孝宗的亲弟弟取得继承权,从而顺延到陛下这里。所以《遗诏》里面这么说:“兴献王长子,根据伦序应当立为皇帝。”这句话,分毫没有以陛下为孝宗皇帝之后的意思。陛下是按照祖训规定的程序,直接继位为君的,这跟哀帝、英宗预先被立为元帝、仁宗太子而继位,其公私关系有天壤之别。有人或许感念孝宗皇帝恩泽,不忍心他无后,这固然可以理解。然而,倘使兴献王今天仍然健在,那么当他继承皇位时,显然也没有因此变成兄长的后代的道理吧?

退一步说,虽然兴献王不在人世了,陛下称他一声“皇叔父”还不是特别为难的事,但陛下生母仍健在,而且就在迎来北京的途中,今后如以“皇叔母”相称,那么母子就必须以君臣之礼相见,天底下哪有以自己母亲为臣的呢?

依礼,长子不应该成为别人的后代。况且兴献王只生有陛下一个儿子,虽说利于天下而为别人之后蛮高尚,但无论如何也不存在儿子让自己父母绝后的道理吧?

所以我认为,陛下在“继统”武宗的同时继续尊崇自己父母,是可以的;反之,以“继嗣”身份成为孝宗后代而与自己父母绝亲,是不可以的。“统”与“嗣”不是一回事,继统不必循父死而子立的关系,从前,汉文帝以弟弟身份继统于惠帝,宣帝则是以侄孙继统于昭帝,都没有听说需要以放弃与亲生父母的关系为条件。

仍旧那句话,礼的本质是人情,抽掉人情这个根本,礼就走到自身反面,成为非礼。

以我个人孔见,今日之事如此处理为善:应该为兴献王在京师建立单独的奉祀场所,来突出尊亲这一最高孝道;同时本着母以子贵原则,使陛下生母享受和兴献王一样的尊荣。一言以蔽之,就是要突出兴献王作为一位父亲、陛下生母作为一位母亲本来应有的地位。

人,都该当自觉认识生命本于父母这个道理;“礼”的探讨者,也都该当用自己的良心去体会礼学真义。可现在有些人,不去考量古礼的根本出发点,反而拘泥于后代的一些典故;不遵照祖训中的明确思想,反而从史书中翻出陈旧的篇章说事,这是我全然不能理解的。

本来,只有天子才可以谈论“礼”。现在,陛下虚心求言,我才敢就大礼问题发表己见。我坚决反对以廷议为大礼之议的正确意见,它将助长后世的实利主义,亦即为了利益而抛弃天伦,这是大大有害于孝道的。

手握威柄的大臣固然可以指点江山,却也不妨碍微不足道的小臣有所献言,这都合乎各自的本分。古训说,遇到什么话违乎你心,一定别忘了考量它是否合于道,遇到什么话与你志趣有异,也要看看它究竟怎样不合于道。有时候,以忠耿的样子说出的话,未必都合于道,同样,好像志趣不高的话,也未必都不合于道。我以上所谈,既不敢献谀陛下而使自己失于忠诚,也不敢为刻意表现自己的什么直鲠而误陛下于不孝。一切,都请陛下明断,在我,只愿做到恳切和服从。

文人就是文人,头头是道,正本清源,直接从根子上打击“继嗣派”;一句“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一句“圣人缘情以制礼”,让嘉靖吃下定心丸。

《明史·张璁传》说,此前嘉靖受阻于廷议,自己又无力反驳,正不知如何是好,“得璁疏大喜,曰:‘此论出,吾父子获全矣。’”立刻批转廷臣讨论。而对方的反应,则“大怪骇”,既意想不到,也很有些慌乱。可见张璁之半路杀出的威力。

为什么?

一来张璁所据理论,确实站得住。儒教纲常,忠孝为本,这是人所皆知的。其次,张璁认为论礼不得悖离人情。“圣人缘情而制礼”,并非他的杜撰,查查《礼记》,这一点是很清楚的——《礼记·丧服四制》明白地写道:“顺人情,故谓之礼。”

其二,张璁的观点不是孤立的,背后有人,还是一股颇为强劲的力量。近世学者欧阳琛指出:“考赞礼诸臣之思想渊源,多为姚江王门高弟,则此一新旧士大夫集团之政争,实与当时新兴王学及正统朱学之对立有关,此又欲明大礼议之思想背景者不可不知也。”

“姚江王门”,指王守仁(王是余姚人)。“大礼议”中,赞助嘉靖的人,往往为阳明弟子,或与之有思想渊源。王氏本人虽未直接介入“大礼议”,但他的理论主张,无疑是跟继嗣派相左的,例如他说:

天下古今之人,其情一而已矣。先王制礼,皆因人情而为之节文,是以行之万世而皆准,其或反之吾心而有所未安者,非其传记之讹缺,则必古今风气习俗之异宜者矣。此虽先王未之有,亦可以义起,三王之所以不相袭礼也。若徒拘泥于古,不得于心而冥行焉,是乃非礼之礼,行不著而习不察者矣。

所谓“先王制礼,皆因人情”,显然正是张璁持论的基础。

王学的核心诉求,欲使理学返璞归真,从形式主义回到本义和本心,“天下古今之人,其情一而已矣”,“虽先王所未有,亦可以义起”,认为不论天理或人礼,皆源于良知即内心的真善,否则,“若徒拘泥于古,不得于心而冥行焉,是乃非礼之礼”,走到反面。王氏所要摇撼的,正是宋以来以程朱为正统的理学。黄宗羲评之:“先生悯宋儒之后学者,以知识为知”;他要拨开这迷雾,使人了解“本心之明即知,不欺本心之明即行也”的道理。

这里面的玄学奥思,我们不必深究,只是应该晓得,嘉靖挑起的这场“大礼议”,因了背后有新兴理学崛起的缘故,才如此波澜壮阔。倘若不然,就只是嘉靖的一点私念而已,很难走得那么深,那么远。

一面是嘉靖死命维护个人利益,一面是杨廷和等主流官僚要捍卫正统理学价值观,一面是张璁等反宋儒的新兴力量想在思想和理论上崛起。这三方各执一端,一并搅战,好戏只是刚刚开始。

嘉靖把张璁《正典礼第一疏》交发廷议,杨廷和只说了一句:“书生焉知国体。”毫不客气地将疏文封还。封还,又叫“执奏”,是明代内阁的一项权利,虽然旨意到阁,但如果内阁认为不妥,可以退回请皇帝重新考虑。同样,皇帝如不同意内阁意见,也有一个针锋相对的办法,即“留中”。先前,嘉靖对内阁用过“留中”这招,此番杨廷和投桃报李,回敬一个封还。

张疏被封还之后,嘉靖索性直接以手敕的方式,强迫内阁拟旨。七月十六日,他亲自召见杨廷和、蒋冕、毛纪这几位大学士,当面把一道手敕交给他们,上面写道:

卿等所言俱有见,第朕罔极(无穷尽的,专指与父母之间的情感)之恩,无由报耳。今尊父为兴献皇帝,母兴献皇后,祖母为康寿皇太后。

既有点可怜兮兮,却也有图穷匕见的味道。谁知,杨廷和等人顽固非常,以“不敢阿谀顺旨”为由,再次封还。顺便说一下,手敕里提到的“祖母”,指朱祐杭生母、成化皇帝的邵贵妃;嘉靖不单要将父母升格为皇帝皇后,也想给九泉之下的老祖母邵氏加上皇太后名分。

男人之间的矛盾闹到这地步,一般就陷于僵局,除非撕破脸面,真刀真枪干仗。嘉靖当然很想对杨廷和们来个一锅端,但此刻尚非其时,自己羽翼还不丰满,腰杆还不硬。因此,必须有另一种人物登场了。

自然是女人。

平素生活中间,一家人和另一家人吵架,纵然男人揎拳裸臂,多半并不济事,真正解决问题的是女人,谁家女人泼辣、耍得开,能够连哭带骂,倒地打滚,拿出“今天老娘跟你们拼了”的狠劲,胜利天平就会朝那一边倾斜。

其实我们发现,国家大事上面往往也如此。

就在杨廷和们坚定不移地坚持着自己立场的时候,通州传来消息,嘉靖的妈咪、兴献王妃蒋氏已经大驾光临。样板戏《沙家浜》里,刁德一先生跟阿庆嫂女士才交谈数句,就连连叹息“这个女人不寻常”;不过倘与蒋氏相比,恐怕阿庆嫂之“不寻常”,犹有不如。因为蒋氏根本不用进城,就已经搞得大家狼狈不堪。

九月底,奉迎蒋氏的船队抵达大运河北端终点。不知她早有所闻,还是到了通州后才了解到儿子数月来与大臣——自然,以她来看,主要还是幕后的武宗之母张太后——之间就大礼问题发生的争论,总之,这个极具楚地风骨的女人双脚刚刚踏上京郊土地,便怒声宣布,兴献王尊号问题一日不解决,本老娘便一日不进北京城!她说到做到,当即赖在通州不走。史书上,留下了她的两句话。一句是:“安得以我之子为人之子!”这话是以一个母亲身份讲的,应该也是讲给另一个母亲听的。另一句是:“尔曹已极荣宠,献王尊号胡犹未定?”这句是以兴献王妃或一个妻子身份讲的,但讲话对象却是随朱厚熜先期来京的王府人员,这实在有点奇怪。无论如何,那些人对于尊号问题是无能为力的,也根本轮不到他们插嘴。因此,如果说前一句话尚可因母子情深而被人理解,后一句就简直是找碴和胡搅蛮缠了,由此可见她的风格。

有人评价她:“母亲蒋氏,也是一个个性顽强的人,一直到她在一五三八年死去为止,对这个少年皇帝影响最大……要不是母后蒋氏为他撑腰,一个顽强而不懂事的少年君主,想不会那样硬干下去的。”

因此,下面一幕给人的感觉更像是做出来的,是母子之间灵犀相通的里应外合:嘉靖皇帝听说母亲因为伤心和愤怒,拒绝进城,留在通州不走了,他“涕泗不止”,跑到张太后那里声称宁愿不干了,“愿避位奉母归”。

这种情形,是谁都不能预见到的。大家的反应,《明史纪事本末》只用四个字来描述:“群臣惶惧”。惧是害怕,惶是慌乱、不知所为。仅仅害怕,也还罢了;要命的是,大家被搞得措手不及,方寸大乱。

蒋氏这一手,跟一般泼妇的“坐地炮”是没有什么两样的,比如拆迁纠纷中,不愿被拆的一方往地上一躺,说:“有本事,你就把老娘也弄走。”往往就真的弄不走,如强行弄走,是要出人命的。

蒋氏在通州“坐地炮”,她的宝贝儿子则在紫禁城闹辞职,配合极佳。自古以来,皇帝——传说中搞禅让的尧舜不算数,他们并非“皇帝”——除了自己翘辫子和被赶下台,都是一屁股坐到底,向来无有主动请辞的。没想到,嘉靖小小年纪,居然要创造这样的历史。

谁想得到呢?想不到,当然就“惶惧”了。

趁众人“惶惧”之际,嘉靖再次召见杨廷和、蒋冕、毛澄一班阁员,重申“父兴献王独生朕一人,既不得承绪,又不得徽称,朕于罔极之恩,何由得安?”张璁也得了风声,赶来火上浇油,递交第二篇攻击内阁的奏疏,说:“非天子不议礼,愿奋独断,揭父子大伦,明告中外。”言下之意,议礼乃天子专权,陛下完全不必理会阁臣,自己做出决定。

几经搅和,继嗣派的防线不知不觉已呈颓陷之象。十月初,突然发布了这样一道上谕:

卿等累次会议正统之大义、本生之大伦,考据精详,议拟允当,朕已知之。

钦奉慈寿皇太后(张氏)之命,以朕既承大统,父兴献王宜称兴献帝,母兴献后,宪庙(成化皇帝,庙号宪宗)贵妃邵氏为皇太后。朕辞之再三,不容逊避,特谕卿等知之。

这道上谕,是政治造假术的一个典型文本。首先,它根本不来自嘉靖本人;其次,里面“朕辞之再三”云云,亦纯属子虚乌有;所谓“考据精详,议拟允当”这种对辅臣的称赞之词,更不会合于嘉靖的心意。

只有一处是真实的,即旨意来自张太后。这说明,在蒋氏和嘉靖分别上演了“坐地炮”和“撂挑子”两出闹剧之后,继嗣派顶不住了,脓包了,认𪨊了;尤其说明,弘治夫人张氏不是弟媳蒋氏的对手——也许朝臣与嘉靖之间尚未分出胜负,这两个女人之间无疑却已见出高下。

以谁为皇考的问题,这里仍未解决,然而,对方被迫接受兴献王可以称“帝”——尽管还小气抠门地吝啬了一个“皇”字,只称兴献帝,不称兴献皇帝。但这些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继嗣派开始退却。《明史纪事本末》叙述这个文件出笼经过时说:“廷和见势不得已,乃草诏下礼部。”从最初以天时、地利、人和而居上风,到相持不下,再到“势不得已”,继嗣派已走上下坡路。对继统派来说,这比眼下取得何种战果更有实质意义。缺口一旦打开,只会越来越大,那是无法阻挡的。

列位看到这里,不免愈来愈困惑,外加好笑:什么“大礼议”,说来道去、你争我夺、伤肝损脾,不就为了几个词儿、几个字眼吗?说实话,在下亦甚感无聊也。然而列位有所不知,先圣孔老先生有句名言:“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名,就是词儿——只不过是一些特殊的、表示权力专属的词儿罢了;器,是用具,这里专指标志着名位、爵号的器物,本质仍然是“名”。盖因权力这东西,一方面最实在,最实惠,另一方面也最虚玄,最神经兮兮。搞权力搞到最后,往往就进入一种神秘抽象境界,时常发生幻象,且需要通过幻象来揣摸、猜忌、狐疑、试探、旁敲侧击、察言观色……不一而足,所以,爱护权力非得像爱护眼珠一样,疏忽不得,保护高度的紧张与敏感,以至于细腻到一字之差。譬如轰轰烈烈的“大礼议”,到目前为止,双方你来我往咬住不放,我们瞪大眼睛所能发现的,始终是个别字眼的讨价还价。继嗣派这样强调他们的雅量与胸襟:瞧,我们已然同意在“叔父”前头加一个“皇”字,在“王”字前头加一个“大”字,来表示对兴献王的尊崇,你们怎么可以还不满意呢?等到抵挡不住、不得不称兴献王为帝时,却又很仔细地收回了那个“皇”字。而嘉靖及其母亲蒋氏哭天抹泪、寻死觅活要争的,恰恰也无非于此。这都是孔夫子一再强调的那句“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在今天,我们觉得很无聊、很神经,当时双方无疑却一致同意“悠悠万事,唯此为大”。这场围绕着几个字眼而不亦乐乎的大论争,不久还进一步升级,直到闹出十几条人命,兼带着把整个政局掀了个底朝天,这似乎就更好笑了。

且说兴献王、妃分别得了帝、后称号,蒋氏颜面有光,乃收起“坐地炮”,赏脸入了京城。但是,他们自不会就此消停,仍然念念不忘那个“皇”字,以及更多。

隔了一个月,十二月中,嘉靖两次施放试探。第一次,只提出单给蒋氏的兴献后称号加尊皇字,被杨廷和顶了回去;第二次,御批于兴献帝后尊号上“各加一皇字”,又被拒绝。由这两次行为,可以看出背后蒋氏的作用,因为第一次单提出给兴献后加尊皇字,可想见这女人特别在意,也闹得特别起劲,被回绝后,羞恼之下索性提出两个一道加。杨廷和不胜纠缠,表示不能受命,自己唯有引退。表示一出,即有百余官员齐声高叫“老九不能走”,上疏皇帝务加挽留。嘉靖一见,做了个顺水人情,“优诏留之”——他本来意在试探,除了试探杨廷和现在态度究竟怎样、反对有多坚决,也想试探杨在朝中受拥护程度如何。现在,这两点他都已清楚。看来,事情暂不能操之过急。

他需要时间,来搬走杨廷和这块大石头。

不光是嘉靖需要时间,别人同样需要时间——那些希意干进,却还拿不定主意的人。时间将为他们把窥伺之门推得更开一些。不过,开头总免不了有几个去充当替罪羊。

例如一个叫史道的兵科给事中。此人自以为已看出端倪:皇帝与首辅势不两立,杨廷和这棵大树迟早要倒——这一点,他的确搞对了。他不曾搞对的是,跳出来充当弹劾杨廷和的第一人,却不知势必成为嘉靖倒杨行动的祭品。

他上疏质问,正德年间朱厚照荒诞不经地自称“威武大将军”,没有听说杨廷和有所力争,“今于兴献帝一皇字、考字,乃欲以去就争之?实为欺罔。”他说得有道理,但一是持论过苛,难以服众——像武宗那样不可理喻之人,力争又有何用?二来,这番高论其实有犯忌之处,嘉靖看了未必舒服,因为他将兴献尊号问题与朱厚照为自己胡乱加“镇国公”“大将军”“总兵官”头衔相提并论,岂不是嘲笑嘉靖昏乱。三来,他跳出来弹劾杨廷和,是很好的,不过嘉靖却不宜立刻倒屣相迎,相反他一定要表现得很生气,挺身回护廷和,这才便于他将来除掉廷和时得以阐明如下姿态:大家看啊,朕都保护他N次了,实是迫不得已的。所以,史道成为倒楣蛋儿,一道谕旨,他被送入诏狱,而杨廷和因遭弹劾依例提出的退休申请,却不被批准。

紧接着,又一个冤大头跳将出来。御史曹嘉替史道打抱不平,他认为史道弹劾杨廷和,尽其职责,没什么不对;皇帝把史道下诏狱,对廷和则温旨慰留,处置有失公道;又暗指杨廷和及为之辩护的人,有结党营私嫌疑。这个指责很严重,大臣要公忠体国,聚为朋党实为大忌。所以曹嘉此言一出,马上引来轩然大波。显然是协调一致的,从曹嘉上疏第三天起,连续十一天,内阁成员集体留在家中,没有赴阁办事。而后,杨廷和、蒋冕、毛纪三位大学士,以及刑部尚书林俊、兵部尚书彭泽、户部尚书孙交、吏部尚书乔宇,各自提出辞呈,杨廷和和蒋冕连续递交了几次。嘉靖概不批准,三番五次派员至上述诸大臣府第传旨,请他们回阁视事,杨廷和等却称疾坚不出。表面看来,嘉靖仁至义尽,杨廷和们却颇为托大,乃至有要挟之意。其实,曹嘉的说法确实让人吃不消,廷和等人必须讨个说法,在未得到明确说法之前,不可以稀里糊涂地出来工作。而在这十一天里,嘉靖虽对杨廷和们好言相慰,一再重复如何寄予信任,却始终回避曹嘉劾章中的关键之处,即这些重臣之间是否存在朋党关系。以嘉靖这种聪明绝顶之人,早该清楚杨廷和避而不出所为何来;但他偏偏言不及义,尽说一些空洞的劝慰的话,且言语间不时微指杨廷和们只爱惜自己名誉,置大臣之义于不顾。似乎,他有意延长内阁瘫痪的时间,来彰显杨廷和等人的自私负气。直到后来,十三道御史刘廷簠在奏章里点破这一点,“自古去大臣者,以朋党为说。”并举出正德初年刘健、谢迁、韩文被以朋党之名搞掉的例子,嘉靖这才表示:“朝廷清明,岂可辄以朋党之说指斥大臣。”至此,十多天内阁空不见人的局面方告结束。杨廷和们虽然得到了“说法”,但这么多天“擅离职守”或“旷工”,纵事出有因、迫不得已,究竟也造成不好影响,而在道德上付出代价。至于那个曹嘉,在发挥自己作用之后,只落得一个贬谪的下场。唯一的赢家,是皇帝本人。

这时,是嘉靖二年正月。

转眼来到年底。万岁小爷入住紫禁城已然两载,转眼就十八岁。若在现代,十八岁即为成人,从此取得公民权。明代无此一说,但十八岁仍不失为人生一个重大关节,乳臭未干的嘉靖,目下应该喉结突出、颔生黑须,昂然一丈夫了,也终于到梳理羽毛、振翅高飞的时刻。

是年,对于南直隶(今江苏、安徽两省)及浙江来说非常不利,先是大旱,后又大涝。南京户部右侍郎席书递交的报告称,该地人民景况只有三等:“有绝爨枵腹、垂命旦夕者,有贫难已甚、可营一食者;有秋禾全无、尚能举贷者。”就是说,处境最好的也需要告贷维持。

恰在此情势之下,嘉靖拟派遣内官前往南方办理织造。所谓织造,指宫中帝后等人服饰的供给,其本身费用已属奢巨,加之任事的内官往往乘机大捞,扰民极重,正常年景下已令地方不堪,何况又逢大灾之年。所以消息传出,朝臣纷纷上疏谏阻。但嘉靖却如吃了秤砣一般,铁心不变,一再催促内阁拟旨。杨廷和反复申明江南民不聊生,犹处水深火热之中,如逼煎太甚,“各处饥民岂能垂首枵腹,坐以待毙,势必起为盗贼。”嘉靖就是不听,君臣再起争执。前者见无法说服内阁拟旨,竟撇开内阁,直接让人(应该是某位近侍)草诏,并付诸执行。

这是一个重要信号,也是公然的排斥。正如杨廷和所说,根据祖制,明朝“诸所批答,俱由内阁拟进”,这是制度,在当时犹如法律,而嘉靖的做法不啻于越过法定程序,性质非常严重。

杨廷和震惊于嘉靖的一意孤行,忍不住质问道:“今臣等言之不听,九卿言之不听,六科十三道言之不听——独二三奸佞之言,听之不疑。陛下独能二三奸佞之臣共治祖宗天下哉!”

末一句深中肯綮,语气未免过重。老首辅忧民心切,激于义愤,一时不能自已,而说出这种近乎顶撞的话来。

其实,嘉靖是用这种举动,宣明对杨廷和内阁的遗弃。杨廷和感觉到了这一点,却又难以置信。他在奏疏中提到一句:“臣等固当引身求避,以明不可则止之义。”这并非正式辞职,而是希望借这样一句话,换来皇帝积极的自我纠谬的回应。

但此番相较以往,判然有别。一贯对杨廷和加以挽留的嘉靖,突然改弦更张。《明史》记载,杨廷和于嘉靖三年一月退休,“帝听之去”,并无片语劝留。这就好像一出戏,推来阻去的一直很热闹,可突然间,一切就戛然而止了,鼎沸的世界瞬时死一般寂静,以致一根针落在地上都能听见。

自正德崩后,一手敉定政局、定策迎立、拨乱反正、旰食宵衣、勤勤恳恳的老首辅,就这样去了。类似杨廷和这种等级的重臣,如果提出辞职,通行的做法是前两次都要予以拒绝,以示挽留,第三次才予批准——哪怕皇帝已极讨厌该人,巴不得他滚蛋,也要做做这种文章。嘉靖不按规矩出牌,尽管杨廷和久有去意、乞休并非假心,但从皇帝方面来说,至三方准,其意不在挽留,而是以示对一个服务多年、做出重要贡献的大臣的尊敬。嘉靖却冷酷地剥夺了这种敬意,尤其一个十八岁的青年,出手如此辛辣果断,充分展示了他意志坚定、恩威莫测的性格。在以后的岁月里,人们还将有更多的机会来认识这一点。

杨廷和走了,不因“大礼议”,而因织造,这总让人感到蹊跷。在大礼问题上,杨那样执拗地与嘉靖作梗,而且多次恳切请辞,嘉靖竟一概不允。他不倒于“大礼议”,却倒于不相干的事情上,实属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明眼人自能看出,嘉靖此计乃借刀杀人。因为“大礼议”本身未见分晓,尚无结论,不可能以此斥退廷和,那么很好,我就利用织造之争把你挤走。织造这件事,有很多刻意的迹象。江南灾情那样严重,嘉靖偏偏要在此时行此事,且当从内阁到各部负责人再到科道官等所有人一致反对的局面下,不管不顾,矢志以行,甚至不惜采取撇开内阁、直接拟旨极反常的举动……这一切,结果势必要将杨廷和推到风口浪尖,并迫使他以辞职来尽最后谏劝之责的地步。这太像一个精心构设的圈套。

嘉靖三年一月,朱厚熜以这样一个行动,宣告杨廷和柄国时代的终结,也宣告了此后自己长达四十年真正“独立自主”的专制的开始。

此时此刻,他必定深深怀念着张璁。

自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兴献帝后称号以妥协方式解决,暂告一段落以后,张璁就被杨廷和调离北京,他得到了南京刑部主事的任命。杨廷和以为,让此人远离京师,减少他和皇帝接触的机会,庶可少生事端。

事实偏偏不是这样。张璁之去南京,恰好促成了继统派阵营的形成。先前在北京,张璁独力支撑,孤掌难鸣,几乎没有市场,任怎么折腾,只怕也难成大事。在理学观点上,当时南北两京用今天的话来说,一个是正统派天下,一个是新潮派渊薮。因此到南京后,张璁意外邂逅了一批同志。一个叫桂萼,一个叫方献夫,一个叫席书,一个叫霍韬。这几个人同气相求,同忧相救,交往日密,一起就议礼问题充分切磋,遂结成统一战线。

仿佛掐准了似的,杨廷和这只“拦路虎”离去的当月,一道来自南京的重提议礼问题的本章也送达御前。作者是南京刑部主事桂萼,题为《正大礼疏》,明确提出,“皇上速发明诏,循名考实称孝宗曰皇伯考、武宗曰皇兄;兴献帝曰皇考,而别立庙于大内,兴国太后(即蒋氏)曰圣母。”

三年前,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大礼议”首回合,嘉靖如愿以偿给自己父母加尊帝后称号,但同时也以承认孝宗为皇考、张太后为圣母——亦即礼法上的父母——作为交换。眼下,桂萼做的就是这个翻案文章。

它来得正是时候,嘉靖得疏大喜,即批转廷臣讨论。此时,原“大礼议”反对派领袖内阁首辅杨廷和、礼部尚书毛澄均已去职,蒋冕接首辅之位,九卿及各部侍郎以上人物,多数仍为杨内阁时代旧人,北京政治气候仍对嘉靖不利。

桂萼疏文下到礼部,现任尚书汪俊召集七十三位廷臣进行讨论。当年议尊号时,汪俊即与毛澄同一立场“力争”,这次也不出意料,由他汇总的廷议,明确反对桂萼主张;同时还特别指出:“谨集诸章奏,惟进士张璁、主事霍韬、给事中熊浃与萼议同,其他八十余疏二百五十余人,皆如臣等议。”这应当是事实,汪俊不敢瞎编:算上桂萼本人,持那种观点的总共四人,而反对者达二百五十余人,完全不成比例。

没有关系,嘉靖情知事必如此,他早有准备。一面对内阁和礼部施压,一面征召张璁、桂萼、席书、方献夫等人来京。正德末年至嘉靖初年政治格局的更迭,已不可避免。

从嘉靖三年正月至五月,是反对派节节败退的一段时光。由于杨廷和这唯一堪称德高望重的枢臣引退,反对派思想虽仍然统一,但却少了中流砥柱,根本无法制约皇帝。他们先是同意兴献帝后称号中增加原先杨廷和执意不从的那个“皇”字,然后被迫接受兴献皇帝前面再加上“本生皇考”字样。嘉靖却得寸进尺,又提出在皇宫内为父亲设立牌位以便奉祀。

事至此,反对派明白,皇帝陛下必尽伸其志而后已,然以职责所在,他们只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纵然是螳臂,也须挡一挡车轮,求个心安理得而已。

于是,在设兴献神主的问题上,退无可退的汪俊等人,态度突然强硬起来,坚决抗旨。这类似于弈局败势已定情况下,刻意弈出错招,来替自己找个台阶。嘉靖果然大怒,斥汪俊等欺其年轻、藐视纲常。得此重责,汪俊和首辅蒋冕旋即引咎辞职。请求顺利地通过。首辅之位由杨内阁硕果仅存的毛纪接替,而对于“大礼议”至关重要的礼部尚书——某种意义上相当于现代主管国家意识形态、理论思想宣传工作的负责人——嘉靖特批由原南京兵部右侍郎席书担任。

一朝天子一朝臣。政治权力的变化,总是体现于并通过人事变动来实现的。除席书接掌礼部外,五月间,张璁、桂萼、方献夫也分别被任命为翰林学士、侍读学士,为他们将来进入内阁铺平道路。

“大礼议”到了最后决战的时刻。

张、桂等人的言论,和嘉靖的重用,令北京政界普遍把他们视为希意干进、献媚邀宠的小人,一时成为公敌。给事御史李学曾、吉棠参道:“璁、萼曲学阿世,圣世所必诛。”刑部尚书赵鉴也敦促皇帝对张、桂等绳之以法,公然对人讲:“得俞(谕)旨,便捶杀之。”攻击还来自御史张翀、张本公、段续、陈相等多人。比四面楚歌的舆论环境更严重的是,很多朝臣甚至对进言皇帝惩处此数人不表兴趣,而欲径直饱以老拳;《明史》写道:“众汹汹,欲扑杀之。”

桂萼吓得关在家里,张璁也是躲了好几天,直到确信无复性命之忧,才敢上朝。在这期间,嘉靖动用权威,从动本参攻张、桂的人中挑出几个,投入诏狱,又以“朋奸”切责其余人等,方令事态有所缓解。

张、桂定了定神,开始发挥嘉靖调其晋京的作用。他们联名上疏,完全彻底否定朱厚熜继位以来杨廷和内阁有关兴献地位问题的政策,最后落实到一点,即去掉兴献尊号中的“本生”字样,指出:“若不亟去‘本生’之称,天下后世终以陛下为孝宗之子,堕礼官欺蔽中矣。”

作为现代人,我们对嘉靖君臣数年以来争得不亦乐乎的称号,恐怕早有头晕眼花之感。所以,叙述至此,有必要对称号之争的变化,及其相互是何关系,总括起来作一交代和分辨。

最早,内阁和礼部认为兴献王不能称“帝”,打算以“兴献大王”的称号来解决与一般藩王的区别问题。嘉靖不答应。之后,同意称之为“帝”,但不同意用“皇”字,来保留与曾经真正君临天下的皇帝们的区别。嘉靖仍不满意,于是,兴献又得到“皇帝”称号。在“皇帝”称号解决之后,嘉靖的目标转向“皇考”问题。“皇考”,意即“皇帝之父”。正德十六年十二月,由张太后旨意给予兴献以帝号时,嘉靖接受孝宗为“皇考”并正式诏告天下。这一直是嘉靖的心病。他在挤走杨廷和后着手解决此事,廷臣无力阻止,一番讨价还价之后,于当年三月一日宣布,即日起兴献的完整称号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兴献成为“皇考”,但与孝宗比,前面多一“本生”字样;这样,嘉靖同时拥有两位“皇考”,孝宗是政治上的父亲,兴献皇帝是亲生父亲。

——以上是过往围绕兴献称号问题,发生的全部争执及结果。

现在,张璁、桂萼发出最后一击:去掉“本生”字样,让兴献皇帝成为无论血缘或政治上的唯一父亲。他们说,“本生皇考”这样一个称号,表面上是皇帝赢了,实际却中了别人的诡计,“皇上不察,以为亲之之辞也,不知礼官正以此二字为外之之辞也。必亟去二字,继统之义始明。”“愿速发明诏,称孝宗曰‘皇伯考’,兴献帝‘皇考’”,把孝宗降低到伯父地位。

从礼法上说,这不是简单的称呼上的变动,它隐含着嘉靖帝位继承关系和权力由来,脱离于孝宗这层意思,这直接动摇了视统秩、伦序为命脉的中国帝权的法理基础,其大逆不道,不逊于弑君和谋篡。在这样的关头,所有正统士大夫脑子里,都会冒出那样一句话:是可忍,孰不可忍?

谏阻的奏章纷至沓来,一片反对之声。嘉靖一概不予理睬,扣下奏章,表示对于去“本生”决心已定。群臣陷于绝望,一股悲抑气氛在朝中流传。

七月十五日早朝散后,官员们聚在一起议论着。兵部尚书金献民、大理寺左少卿徐文华断言:“皇上把所有奏疏留中不发,说明改孝宗为伯考势在必行,国家的纯正传统将就此中断了。”这道出了所有人对形势的一致判断,众皆默然,不知如何措手。这时,吏部左侍郎何孟春猛然想起一桩往事,说:“有个很好的先例:成化年间,为了慈懿皇太后葬礼问题,百官曾经集合起来,哭伏文华门,最终让宪宗皇帝接受了大家的主张。”此语甫出,杨廷和之子、翰林修撰杨慎大声应道:“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义死节,正在今日!”杨慎的呐喊,让大家慷慨激昂,“儒”气勃发;两个年轻的官员当即跑到金水桥南,截住散朝途中的群臣,请他们留步,然后当场发表演说,倡申大义,“万世瞻仰,在此一举”,并激愤地说:“今有不力争者,共击之!”很多人留了下来,现场很快有了广场政治的气氛,人人热血沸腾,情不自禁,骚动不安,被一种共同的义愤所鼓舞;如果说天安门无数次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广场政治行为的中心,那么,嘉靖三年七月十五日的这一次,也许就是它的开端。

短暂动员之后,激动的人群拥向宫中,在金献民、何孟春等人带领下,浩浩荡荡来到左顺门外。据统计,参加这次嘉靖朝天安门事件的,上至九卿下至翰林、部、寺、台谏诸臣,达二百余人,规模空前。他们齐伏左顺门外,呼唤着太祖皇帝和孝宗皇帝(相当于现代游行高呼口号),哭声震天(这是士大夫对于皇帝的常用请愿方式)。首辅毛纪和大学士石珤闻讯,也赶来加入,请愿的声势更加浩大。二百多号人,在向来寂谧的紫禁城中齐声呼喊,扯开嗓子痛哭,从来未有,也足够惊天动地。

嘉靖朝罢退居文华殿,正在做他的道教功课——这是他毕生沉溺不已的爱好——忽听左近人声鼎沸,急遣人外出探察,得报乃是群臣“聚众闹事”。此时约可晨间七时,“命司礼监谕退,不去”,直到午时(中午十一时至一时),一再派司礼监充当大喇叭播放“劝离通告”,“群臣仍伏不起”。嘉靖大怒,使出第一招:命司礼监把参与闹事者登记在册,并逮捕积极分子丰煕、张翀等八人。这一招非但没有吓退人群,反而引起更大骚动——杨慎、王元等,扑上前用力捶击宫门,同时大哭,“一时群臣皆哭,声震阙廷”。于是,十八岁的皇帝开始展示与其年龄不相称的铁血风格,调来卫戍部队,一股脑儿拘捕了一百三十四人,传令另外八十六人待罪听候处理。两天后,他宣布了镇压手段——极具明朝特色的“廷杖”,也就是打屁股。共有一百八十多位闹事者被打屁股;虽同为打屁股,跟一般家长责罚逆子时打屁股断然不同,这是往死里打,“与我着实打”,被打官员中,直接打死或事后因为创伤过重而死者,共十九人。

持续业已三载的“大礼议”,以文攻始,以武卫终;以口舌之辩始,以打屁股终。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大棒底下出真理。嘉靖发现,三年纠缠不清的问题,一顿板子就能立刻得出结论。自信政治正确的士大夫集团,则不得不哀叹“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

翌月,由礼部尚书席书主持,最后议定孝宗“考名”。反对派已噤若寒蝉,只有个别人象征性地嘟囔了几句不同意见,也草草收场。继统派取得彻底胜利,这次的廷议,由张璁、桂萼、席书等人捉刀,做出了改称孝宗为皇伯考的决定。

九月,正式颁布诏书:“已告于天地、祖宗、社稷,称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昭圣皇太后(张氏)曰‘皇伯母’;恭穆献皇帝曰‘皇考’,章圣皇太后(蒋氏)曰‘圣母’。”


紫禁城左顺门
今协和门(清代改称)。嘉靖三年七月十五日,群臣即于此门外被打板子。古云“刑不上大夫”,事关国家礼仪和体面,假如对大臣动刑,首先应该将他革职、法办,嘉靖却开创了官职在身而直接打屁股的先例。


徐阶像
继严嵩之后担任内阁首辅。他是朱厚熜手中的另一枚棋子。他还有一个出名的地方,是发现了张居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