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一位喜欢恶作剧的老人。我们看到，至少自弘治皇帝之后，明朝百多年中，没有一个皇帝肯稍微认真地履行自己的职责，然而，在它行将完蛋之际，反而跑出来一位想要好好工作的皇帝。
历来都把崇祯皇帝视为悲情人物。除了亡国、吊死的下场，许多人还替他抱一些不平，嗟叹此人勤勤恳恳，一生操劳，却不得好报。只因人们久已习惯了皇帝的淫逸，一旦偶尔有个将身心扑在国事上的，大家好像反而于心不忍，觉得这样当皇帝，有点亏。
不管怎么样吧，崇祯皇帝——朱由检——真的是没享过一天的福。他的不享福，与老祖宗朱元璋宵衣旰食那种简单的勤政生涯不同。除了身体的忙碌，朱由检苦在精神和内心。登基前后担惊受怕；做皇帝一十七年，朝野内外，危机四起，一团乱麻，他左支右绌，疲于应付，吃不香、睡不安；末了，死都死得不轻松，国破家亡，带着耻辱和锥心之痛，吊死。
那张龙床对于他，如坐针毡。
光宗朱常洛生子不少，一共七个，活下来的却只有两个。一个是朱由校，另一个就是朱由检。
朱由检排行老五，万历三十八年（1610）十二月生。母亲刘氏，生朱由检那年，十八岁。朱常洛这个人跟他父亲朱翊钧是一丘之貉，都很薄情寡恩。刘氏十八岁替他生了儿子，他待人家却很不好，刘氏极为抑郁，万历四十二年（1614）死掉，只有二十二岁，还是花季妙龄。
朱由检四岁失去母亲，朱常洛把他交给西李——就是“移宫案”中那个赖在乾清宫不走的李选侍。那时有两个李选侍，为了区别，人们分别把她们叫作西李、东李。西李是一个刁蛮的女人，却为朱常洛所喜欢。东李人很好，后来，朱由校继位，请东李承担抚育五弟由检的任务。
又过五年，朱由校母亲王氏也悲病交加死掉，朱常洛又把他也送到西李宫中。这样，兄弟俩在一起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当时，朱由校已经十四岁，朱由检九岁。
西李的颐指气使，朱由校后来忘得一干二净，反过来跟客魏一道，迫害把自己从西李手中解救出来的杨、左等人。但朱由检不曾忘记。
“至泰昌元年九月内移宫后”，刚登基的朱由校降旨，朱由检“改托光庙选侍东李老娘娘，即曾封庄妃者看视”。东李的庄妃封号，是朱由校给的，朱常洛不曾封她为妃。
这是朱由检一生中比较幸运的事。东李，也就是现在的庄妃，性格“仁慈宽俭”。逐字地讲，就是心地善良，有母性，待人宽和，生活朴素。她给了朱由检很好的照顾，“爱护关切，胜于亲生者也”。在给予母爱的同时，也把比较端正的人品传授给朱由检。
但是，一般狗眼看人的势利之人，却并不尊重她。负责服侍庄妃的太监头目叫徐应元，魏忠贤的铁哥儿们，赌友兼嫖友。他眼里没有庄妃。“应元既倚逆贤，借势骄蹇，每叩见时，或扬扬自得，或笞詈左右，无所忌。”庄妃是个内向的人，受了气全咽在肚子里，“谨重寡言，负气愤郁，竟致病薨”。死于哪一年，不详；当在天启二年以后。
朱由检从小丧母，在西李宫中度过一段无人疼爱的时光，好不容易在庄妃这里重新找回母爱，却又很快失去，痛苦可想而知。庄妃之薨，令他极“哀痛”，“未忍视慈母异生母也”，亦即，在他心中，庄妃跟亲生母亲一般无二。而是谁害得慈母过早逝去，一清二楚。所以，朱由检与魏阉之流之间，是有深仇的。
天启二年，封信王，但一直住在宫里，直到天启六年，才迁信王府。天启七年，十七岁，选城南兵马副指挥周奎之女为王妃，即后来的周皇后。
前面人生冷漠孤寂的处境，养成了他谨慎多疑的心理。他很难信任人，小小年纪就懂得防范别人，用疑惧的眼光看世界。这不能怪他。那种经历与环境，谁都不可能发展出豁达敞亮的性格。做信王时就很有心眼儿，“虑左右侍从半是逆贤之党，倘被逆贤所知，或致猜防忌，畏殊未便”。身边的徐应元“每倚逆焰，屡恣肆不谨，今上（朱由检）久优容之，或改颜假借之，纤毫圭角不露也，圣度之用晦委蛇如此”。
他尽力保护自己。“帝初虑不为忠贤所容，深自韬晦，常称病不朝。”远离政治，也就是远离祸害。
但皇兄病重之际，他是躲不过了。天启七年八月十一日，朱由校传召朱由检。弟弟入内，见哥哥倚靠在床上，投来深深的注视。
熹宗凭榻顾帝曰：“来！吾弟当为尧舜。”
帝惧不敢应，良久奏曰：“臣死罪！陛下为此言，臣应万死。”
熹宗慰剋至再，又曰：“善视中宫。魏忠贤可任也。”
帝益惧，而与忠贤相劳，若语甚温。求出。
这就是朱由校传位于朱由检的那一刻。恐惧，不是装出来的；眼前每一个人——从哥哥到魏忠贤——以及他们嘴里吐出的每一个字，脸上浮现的任何细微的表情，都必须非常准确仔细地辨别和了解。
十天后，终于传来朱由校的死讯。魏忠贤派他的心腹太监涂文辅，到信王邸迎接朱由检入宫。有人如此形容这一时刻：“烈皇昔由藩邸入继大统，毒雾迷空，荆棘遍地，以孑身出入刀锋剑芒之中。”据说，入宫前，朱由检从自己家中悄悄藏了一些吃的在袖中，“不敢食宫中物”；当晚，“秉烛独坐”，一夜未睡，以防被害。
以当时情势，戒备、担心、紧张，可以理解。但也见出朱由检多疑、心事过重的性格。将来，在十七年执政生涯中，这种性格，坏了不少事，甚至是他走向毁灭的根由。
对于解决魏忠贤，他的处置还算有力。登基后，表面上仍优容客、魏，暗中将内廷要害处，慢慢换上从信王府带来的人，魏的亲信如李朝钦、裴有声、谭敬等，一一准其辞休，所谓“逆贤羽翼，剪除一空，复遣散内丁，方始谪逐逆贤”。不过，这也谈不上像有人惊颂的“天纵英武”、“聪明睿智”。所用手法，老生常谈。关键是魏忠贤缺乏勇气，心存侥幸，紧要关头为其“小人物”本质所主宰，傻性复发，而选择坐以待毙结局。
对朝中阉党分子，也用类似办法，潜移默夺，先削其势，解除他们的职务，再于崇祯二年定逆案。
过去几任皇帝失政，缘自认识昏聩，颠倒是非。朱由检的认识不成问题，知道何为是，何为非。单单这一点，他就算百余年来明朝仅有的不曾猪油蒙心的皇帝。
解决魏忠贤的当月，他指示兵部：“朕今于各镇守内臣概撤，一切相度机宜，约束吏士，无事修备，有事却敌，俱听经督（经略和督师）便宜调度，无复委任不专，体统相轧，以藉其口。各内官速驰驿回京。”这是大动作。镇守制度，是永乐以来依靠宦官、重用宦官政策的主要体现，是明朝的一个祸根。
过几天，指示户部停止苏杭织造。“朕不忍以衣被组绣之工，重困此一方之民。稍加轸念，用示宽仁。”这也是大动作。苏杭织造，绝不仅仅是做几件衣服的事；历来，为着几件衣服，蠹虫们盘剥敲诈、作威作福，压得东南之民喘不过气来。
指示吏部，立即着手政治平反：“诏狱游魂，犹然郁锢，含冤未伸。着该部院、九卿科道，将已（以）前斥害诸臣，从公酌议，采择官评。有非法禁毙，情最可悯者，应褒赠即与褒赠，应恤荫即与恤荫；其削夺牵连者，应复官即与复官，应起用即与起用；有身故捏赃难结、家属波累羁囚者，应开释即与开释。”态度非常鲜明，要求非常明确，考虑也很周全：对牵涉到的每一个人，重新甄别，给出官方鉴定；该恢复名誉的恢复名誉，该抚恤的给予抚恤，被错误解职的回到原工作岗位，含冤致死而身背赃务的一律解除，其家属在押者，一律释放。
如果崇祯早生几十年，在那种时候做皇帝，也搞这么几下子，绝对是鹤立鸡群，绝对可以作为一个有作为、不平凡的皇帝留诸史册。可惜，明朝到了1627年这样的时候，这一切不顶用了，历史对于朱由检提出的要求，远多于此，也远苛于此。搁在往常，这么勇于破除陋政，已属难得；但现在，他不单要能破，更要能立，国家千疮百孔，危殆旦夕，必须拿出办法来。在“破”的方面，崇祯做得不错，然而对于“立”，他却拿不出什么办法。
就主观言，他确实努力了。他曾说：“朕自御极以来，夙夜焦劳，屡召平台，时厪（勤字的古体）商确（榷），期振惰窳，共尔位一洗欺玩颓靡之习，共收奋膺熙绩之功。”这是事实，不是自吹自擂。里面提到的“屡召平台”，指皇帝亲自接见群臣，处理日常政务。这种情形自武宗起六代天子基本消失，朱由检不单把它恢复，并且一直坚持下来。他郑重承诺，除酷暑奇寒等过于恶劣天气以外，“朕当时御文华殿，一切章奏，与辅臣面加参详，分别可否，务求至当。”
他打算面对现实，动员群臣一齐来找出弊端，甚至他本人就是现实的最激烈的批评家。崇祯四年，他借遭遇旱灾为题，敦促举朝反思，一口气列举了十一种严重歪风：一、臣下“事多蒙蔽”，不讲真话。二、“用人不当”，有才干、有能力者不能进用。三、“任事者推诿不前”，尸位素餐，得过且过，明哲保身。四、“刑罚失中，而狱底多冤”，司法腐败。五、“墨吏纵横，而小民失所”，基层官吏为非作歹，欺压百姓。六、“遵、永之援军，扰害土著”，派往遵化、永平前线的军队，扰害民众。七、“秦、晋之征夫，妄戮无辜”，在山陕两地征夫过程中，擅杀人民。八、“言官之参论，修怨徇私”，负责纠察政纪的官员，不秉公行使职权，而掺杂个人目的。九、“抚按之举劾，视贿为准”，地方要员根据贿赂，来决定对于属下的荐举或参劾。十、“省、直之召买，暗派穷黎”，各省及南北直隶，把徭赋的负担主要加之于穷人。十一、“边塞之民膏，多充私囊”，国家用于边防军事的粮饷，被大量私吞。
他对局面如此之坏的理解，落在吏治这一点上。他要以吏治为纲，纲举目张。
有没有道理？有道理。经正德、嘉靖、万历、天启四朝，毁得最彻底的就是“士”这个阶层。信仰全丧，操守和职业道德也跟着土崩瓦解。大家全在坑蒙拐骗、损公肥私。
然而，崇祯虽然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却拿不出解决的办法。
简单讲，此时的明朝就像一间即将倒闭的公司：朝廷与官员之间，就好比雇主和雇员之间失去了信任，原来双方订立并且要彼此信守的契约被破坏了，循规蹈矩、认真负责、勤恳工作的雇员，一个接一个倒楣，而耍刁使滑、胡作非为、中饱私囊的雇员，反而被欣赏和提拔，给予各种实际好处甚至荣誉。所以，每一个雇员如今都明白过来应该怎么办，不再遵守契约，也不再相信他们的雇主。
崇祯的做法，无非是重申朝廷与官员之间的契约，并要后者相信他这个主子跟前面几位是完全不同的。而对官吏们来说，他们根本不可能再相信朱家，除非彻底换一个新的雇主。
以前士大夫对于朱家，心中存着“效忠”二字；而今他们脑子里只有“博弈”意识，即大家都在玩一场游戏，你玩我，我也玩你，互相玩，就看谁玩得过谁。
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天未明，时李自成军已攻入皇城，鸣钟集百官，竟无至者。朱由检登煤山，自缢；死前于袍服上大书：“无伤百姓一人！”
一个比较理想主义、比较有激情的皇帝，赶上了一群不再相信理想主义、不再有激情的士大夫，事情就比较搞笑。
崇祯的见地不能达致这一层，所以气愤：我这个皇帝，够正派，够勤奋，够负责，够辛苦，你们上哪儿找这么好的皇帝？为什么还不振作，还不兢兢业业，还不积极进取、奋发有为？没有好皇帝，你们抱怨；有了好皇帝，你们却也并不珍惜……他很替自己不平，而益发厌恶“深负君恩”的臣子，久而久之，就有“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激越之语。
孟森先生对此语尤不以为然，讥问：“孰知用此亡国之臣者即凿然亡国之君也？”这责难，在逻辑上肯定是成立的。然若仅仅以此逻辑回答一切，又未免偏颇。整个崇祯时期，锐意进取之君与病入膏肓、难挽颓势的现实之间不可跨越的鸿沟，是一对最基本最主要的矛盾。它们彼此牵制、互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以死结的方式纠缠起来，一道把明王朝绞死在一棵歪脖子树上。
我们现在就不妨看一看，在何意义上“臣皆亡国之臣”算得上有感而发，而“君非亡国之君”云云，却在何意义上并非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