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床·明六帝纪

作者:李洁非

历史,是一位喜欢恶作剧的老人。我们看到,至少自弘治皇帝之后,明朝百多年中,没有一个皇帝肯稍微认真地履行自己的职责,然而,在它行将完蛋之际,反而跑出来一位想要好好工作的皇帝。

历来都把崇祯皇帝视为悲情人物。除了亡国、吊死的下场,许多人还替他抱一些不平,嗟叹此人勤勤恳恳,一生操劳,却不得好报。只因人们久已习惯了皇帝的淫逸,一旦偶尔有个将身心扑在国事上的,大家好像反而于心不忍,觉得这样当皇帝,有点亏。

不管怎么样吧,崇祯皇帝——朱由检——真的是没享过一天的福。他的不享福,与老祖宗朱元璋宵衣旰食那种简单的勤政生涯不同。除了身体的忙碌,朱由检苦在精神和内心。登基前后担惊受怕;做皇帝一十七年,朝野内外,危机四起,一团乱麻,他左支右绌,疲于应付,吃不香、睡不安;末了,死都死得不轻松,国破家亡,带着耻辱和锥心之痛,吊死。

那张龙床对于他,如坐针毡。

光宗朱常洛生子不少,一共七个,活下来的却只有两个。一个是朱由校,另一个就是朱由检。

朱由检排行老五,万历三十八年(1610)十二月生。母亲刘氏,生朱由检那年,十八岁。朱常洛这个人跟他父亲朱翊钧是一丘之貉,都很薄情寡恩。刘氏十八岁替他生了儿子,他待人家却很不好,刘氏极为抑郁,万历四十二年(1614)死掉,只有二十二岁,还是花季妙龄。

朱由检四岁失去母亲,朱常洛把他交给西李——就是“移宫案”中那个赖在乾清宫不走的李选侍。那时有两个李选侍,为了区别,人们分别把她们叫作西李、东李。西李是一个刁蛮的女人,却为朱常洛所喜欢。东李人很好,后来,朱由校继位,请东李承担抚育五弟由检的任务。

又过五年,朱由校母亲王氏也悲病交加死掉,朱常洛又把他也送到西李宫中。这样,兄弟俩在一起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当时,朱由校已经十四岁,朱由检九岁。

西李的颐指气使,朱由校后来忘得一干二净,反过来跟客魏一道,迫害把自己从西李手中解救出来的杨、左等人。但朱由检不曾忘记。

“至泰昌元年九月内移宫后”,刚登基的朱由校降旨,朱由检“改托光庙选侍东李老娘娘,即曾封庄妃者看视”。东李的庄妃封号,是朱由校给的,朱常洛不曾封她为妃。

这是朱由检一生中比较幸运的事。东李,也就是现在的庄妃,性格“仁慈宽俭”。逐字地讲,就是心地善良,有母性,待人宽和,生活朴素。她给了朱由检很好的照顾,“爱护关切,胜于亲生者也”。在给予母爱的同时,也把比较端正的人品传授给朱由检。

但是,一般狗眼看人的势利之人,却并不尊重她。负责服侍庄妃的太监头目叫徐应元,魏忠贤的铁哥儿们,赌友兼嫖友。他眼里没有庄妃。“应元既倚逆贤,借势骄蹇,每叩见时,或扬扬自得,或笞詈左右,无所忌。”庄妃是个内向的人,受了气全咽在肚子里,“谨重寡言,负气愤郁,竟致病薨”。死于哪一年,不详;当在天启二年以后。

朱由检从小丧母,在西李宫中度过一段无人疼爱的时光,好不容易在庄妃这里重新找回母爱,却又很快失去,痛苦可想而知。庄妃之薨,令他极“哀痛”,“未忍视慈母异生母也”,亦即,在他心中,庄妃跟亲生母亲一般无二。而是谁害得慈母过早逝去,一清二楚。所以,朱由检与魏阉之流之间,是有深仇的。

天启二年,封信王,但一直住在宫里,直到天启六年,才迁信王府。天启七年,十七岁,选城南兵马副指挥周奎之女为王妃,即后来的周皇后。

前面人生冷漠孤寂的处境,养成了他谨慎多疑的心理。他很难信任人,小小年纪就懂得防范别人,用疑惧的眼光看世界。这不能怪他。那种经历与环境,谁都不可能发展出豁达敞亮的性格。做信王时就很有心眼儿,“虑左右侍从半是逆贤之党,倘被逆贤所知,或致猜防忌,畏殊未便”。身边的徐应元“每倚逆焰,屡恣肆不谨,今上(朱由检)久优容之,或改颜假借之,纤毫圭角不露也,圣度之用晦委蛇如此”。

他尽力保护自己。“帝初虑不为忠贤所容,深自韬晦,常称病不朝。”远离政治,也就是远离祸害。

但皇兄病重之际,他是躲不过了。天启七年八月十一日,朱由校传召朱由检。弟弟入内,见哥哥倚靠在床上,投来深深的注视。

熹宗凭榻顾帝曰:“来!吾弟当为尧舜。”

帝惧不敢应,良久奏曰:“臣死罪!陛下为此言,臣应万死。”

熹宗慰剋至再,又曰:“善视中宫。魏忠贤可任也。”

帝益惧,而与忠贤相劳,若语甚温。求出。

这就是朱由校传位于朱由检的那一刻。恐惧,不是装出来的;眼前每一个人——从哥哥到魏忠贤——以及他们嘴里吐出的每一个字,脸上浮现的任何细微的表情,都必须非常准确仔细地辨别和了解。

十天后,终于传来朱由校的死讯。魏忠贤派他的心腹太监涂文辅,到信王邸迎接朱由检入宫。有人如此形容这一时刻:“烈皇昔由藩邸入继大统,毒雾迷空,荆棘遍地,以孑身出入刀锋剑芒之中。”据说,入宫前,朱由检从自己家中悄悄藏了一些吃的在袖中,“不敢食宫中物”;当晚,“秉烛独坐”,一夜未睡,以防被害。

以当时情势,戒备、担心、紧张,可以理解。但也见出朱由检多疑、心事过重的性格。将来,在十七年执政生涯中,这种性格,坏了不少事,甚至是他走向毁灭的根由。

对于解决魏忠贤,他的处置还算有力。登基后,表面上仍优容客、魏,暗中将内廷要害处,慢慢换上从信王府带来的人,魏的亲信如李朝钦、裴有声、谭敬等,一一准其辞休,所谓“逆贤羽翼,剪除一空,复遣散内丁,方始谪逐逆贤”。不过,这也谈不上像有人惊颂的“天纵英武”、“聪明睿智”。所用手法,老生常谈。关键是魏忠贤缺乏勇气,心存侥幸,紧要关头为其“小人物”本质所主宰,傻性复发,而选择坐以待毙结局。

对朝中阉党分子,也用类似办法,潜移默夺,先削其势,解除他们的职务,再于崇祯二年定逆案。

过去几任皇帝失政,缘自认识昏聩,颠倒是非。朱由检的认识不成问题,知道何为是,何为非。单单这一点,他就算百余年来明朝仅有的不曾猪油蒙心的皇帝。

解决魏忠贤的当月,他指示兵部:“朕今于各镇守内臣概撤,一切相度机宜,约束吏士,无事修备,有事却敌,俱听经督(经略和督师)便宜调度,无复委任不专,体统相轧,以藉其口。各内官速驰驿回京。”这是大动作。镇守制度,是永乐以来依靠宦官、重用宦官政策的主要体现,是明朝的一个祸根。

过几天,指示户部停止苏杭织造。“朕不忍以衣被组绣之工,重困此一方之民。稍加轸念,用示宽仁。”这也是大动作。苏杭织造,绝不仅仅是做几件衣服的事;历来,为着几件衣服,蠹虫们盘剥敲诈、作威作福,压得东南之民喘不过气来。

指示吏部,立即着手政治平反:“诏狱游魂,犹然郁锢,含冤未伸。着该部院、九卿科道,将已(以)前斥害诸臣,从公酌议,采择官评。有非法禁毙,情最可悯者,应褒赠即与褒赠,应恤荫即与恤荫;其削夺牵连者,应复官即与复官,应起用即与起用;有身故捏赃难结、家属波累羁囚者,应开释即与开释。”态度非常鲜明,要求非常明确,考虑也很周全:对牵涉到的每一个人,重新甄别,给出官方鉴定;该恢复名誉的恢复名誉,该抚恤的给予抚恤,被错误解职的回到原工作岗位,含冤致死而身背赃务的一律解除,其家属在押者,一律释放。

如果崇祯早生几十年,在那种时候做皇帝,也搞这么几下子,绝对是鹤立鸡群,绝对可以作为一个有作为、不平凡的皇帝留诸史册。可惜,明朝到了1627年这样的时候,这一切不顶用了,历史对于朱由检提出的要求,远多于此,也远苛于此。搁在往常,这么勇于破除陋政,已属难得;但现在,他不单要能破,更要能立,国家千疮百孔,危殆旦夕,必须拿出办法来。在“破”的方面,崇祯做得不错,然而对于“立”,他却拿不出什么办法。

就主观言,他确实努力了。他曾说:“朕自御极以来,夙夜焦劳,屡召平台,时厪(勤字的古体)商确(榷),期振惰窳,共尔位一洗欺玩颓靡之习,共收奋膺熙绩之功。”这是事实,不是自吹自擂。里面提到的“屡召平台”,指皇帝亲自接见群臣,处理日常政务。这种情形自武宗起六代天子基本消失,朱由检不单把它恢复,并且一直坚持下来。他郑重承诺,除酷暑奇寒等过于恶劣天气以外,“朕当时御文华殿,一切章奏,与辅臣面加参详,分别可否,务求至当。”

他打算面对现实,动员群臣一齐来找出弊端,甚至他本人就是现实的最激烈的批评家。崇祯四年,他借遭遇旱灾为题,敦促举朝反思,一口气列举了十一种严重歪风:一、臣下“事多蒙蔽”,不讲真话。二、“用人不当”,有才干、有能力者不能进用。三、“任事者推诿不前”,尸位素餐,得过且过,明哲保身。四、“刑罚失中,而狱底多冤”,司法腐败。五、“墨吏纵横,而小民失所”,基层官吏为非作歹,欺压百姓。六、“遵、永之援军,扰害土著”,派往遵化、永平前线的军队,扰害民众。七、“秦、晋之征夫,妄戮无辜”,在山陕两地征夫过程中,擅杀人民。八、“言官之参论,修怨徇私”,负责纠察政纪的官员,不秉公行使职权,而掺杂个人目的。九、“抚按之举劾,视贿为准”,地方要员根据贿赂,来决定对于属下的荐举或参劾。十、“省、直之召买,暗派穷黎”,各省及南北直隶,把徭赋的负担主要加之于穷人。十一、“边塞之民膏,多充私囊”,国家用于边防军事的粮饷,被大量私吞。

他对局面如此之坏的理解,落在吏治这一点上。他要以吏治为纲,纲举目张。

有没有道理?有道理。经正德、嘉靖、万历、天启四朝,毁得最彻底的就是“士”这个阶层。信仰全丧,操守和职业道德也跟着土崩瓦解。大家全在坑蒙拐骗、损公肥私。

然而,崇祯虽然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却拿不出解决的办法。

简单讲,此时的明朝就像一间即将倒闭的公司:朝廷与官员之间,就好比雇主和雇员之间失去了信任,原来双方订立并且要彼此信守的契约被破坏了,循规蹈矩、认真负责、勤恳工作的雇员,一个接一个倒楣,而耍刁使滑、胡作非为、中饱私囊的雇员,反而被欣赏和提拔,给予各种实际好处甚至荣誉。所以,每一个雇员如今都明白过来应该怎么办,不再遵守契约,也不再相信他们的雇主。

崇祯的做法,无非是重申朝廷与官员之间的契约,并要后者相信他这个主子跟前面几位是完全不同的。而对官吏们来说,他们根本不可能再相信朱家,除非彻底换一个新的雇主。

以前士大夫对于朱家,心中存着“效忠”二字;而今他们脑子里只有“博弈”意识,即大家都在玩一场游戏,你玩我,我也玩你,互相玩,就看谁玩得过谁。

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天未明,时李自成军已攻入皇城,鸣钟集百官,竟无至者。朱由检登煤山,自缢;死前于袍服上大书:“无伤百姓一人!”

一个比较理想主义、比较有激情的皇帝,赶上了一群不再相信理想主义、不再有激情的士大夫,事情就比较搞笑。

崇祯的见地不能达致这一层,所以气愤:我这个皇帝,够正派,够勤奋,够负责,够辛苦,你们上哪儿找这么好的皇帝?为什么还不振作,还不兢兢业业,还不积极进取、奋发有为?没有好皇帝,你们抱怨;有了好皇帝,你们却也并不珍惜……他很替自己不平,而益发厌恶“深负君恩”的臣子,久而久之,就有“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激越之语。

孟森先生对此语尤不以为然,讥问:“孰知用此亡国之臣者即凿然亡国之君也?”这责难,在逻辑上肯定是成立的。然若仅仅以此逻辑回答一切,又未免偏颇。整个崇祯时期,锐意进取之君与病入膏肓、难挽颓势的现实之间不可跨越的鸿沟,是一对最基本最主要的矛盾。它们彼此牵制、互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以死结的方式纠缠起来,一道把明王朝绞死在一棵歪脖子树上。

我们现在就不妨看一看,在何意义上“臣皆亡国之臣”算得上有感而发,而“君非亡国之君”云云,却在何意义上并非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