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风劣坏，人们往往以“腐败”二字言之。但细察其情，腐败也是有分别的，不能一概而论。
有一种腐败，钻制度与法律的空子，以权谋私；这类现象，何朝何代都有，无法根除，或者索性可以认为——权力必然伴生腐败，惟程度不同而已。制度比较严密、监管比较有效，就轻一些，反之就重一些。总之，这种腐败虽同属可恨，但我们无奈却只能以“正常”理解之，除非权力本身这东西人类可以消灭之。
还有一种腐败，已不仅仅是钻空子，偷摸以为而已，简直成了与制度和法律分庭抗礼的另一套规则、尺度。制度、法律，名义上虽在，却已形同虚设，社会的真正运行不能按照公开的合法的准则，而非得按照腐败的准则，不然就不能运转，就简直无法办任何事。这种腐败一旦发生，社会必已到崩溃边缘，因为在它背后，是人心的彻底涣散，社会没有任何公信，完全返于“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动物状态，显示了“好一似食尽飞鸟各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普遍而强烈的预感。
李清，崇祯年间中进士，并开始做官，历刑、吏、工三科给事中，官场见闻极广。明亡后隐居，将所历者记于著述，因为曾任职三科，故名《三垣笔记》（垣，古时也是官署的代称）。明末政坛的腐败，究竟到什么地步，翻翻此书，大致可以明白。
内有一条，记锦衣卫头目吴孟明，“缓于害人，而急于得贿”。其子吴邦辅“尤甚”，“每缉获州县送礼单，必故泄其名，沿门索赂，赂饱乃止”。东厂情形亦复如此。李清举了一个例子，说某知县送给翰林编修胡守恒二十两银子，求他写一篇文章，胡钱还没拿到手，仅仅事为东厂所闻，“亦索千金方已”。
这里面值得注意的，有这样几点：一，锦衣卫、东厂是当时两大刑侦部门，竟然完全变成敲诈搞钱工具，而谁都晓得，司法腐败（执法违法）乃是最可怕的腐败。二，事情的背景，应该是崇祯狠抓吏治，展开清查贪官污吏的行动，然而连这样一个行动本身都变成了腐败的一部分，时事糜烂到何等地步可想而知。三，吴孟明及其儿子“故泄其名，沿门索赂，赂饱乃止”的做法，令人目瞪口呆，但同时这做法的背后，也确实是以大量腐败现象为支撑，“缉获州县送礼单”即为明证，可见从中央到地方，统统烂掉，大家无非是在黑吃黑。
很黑暗么？且慢，仅仅索贿受贿还不算什么，更有甚者，不是什么人都能让当权者接受你的贿赂，这钱送得出、送不出，还得有门路。当时有个叫吴昌时的礼部郎官，专门充当行受贿赂者的中间人，出了名，所有被查出问题的官员，都走他的门路，“必托昌时以数千金往方免”。而姓吴的，自己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亦扬扬居功”。这是李清亲眼所见。
是不是只有东窗事发、大祸临头的人，才行此龌龊之事？非也。权钱交易，渗透到官场的每个细胞。每年政绩考核之时，便是权钱交易旺季，因为考核的结果与晋职或改迁直接相关，想高升的，或想换个肥差的，此时就全靠金钱开路。李清说：“予同乡数人，转易如流，问其故，皆以贿之增减为升降耳”。谁说金钱万能是资本主义特产？极权帝制，金钱也万能嘛。
工作中的棘手问题，同样靠钱摆平。崇祯即位以后，对赋税抓得很紧，给各地方定下额度，但这额度又很有些想当然，不容易完成。不完成，休说升官不可能，还得停发工资和降级，据说有“住俸数十次，降至八十余级者”。如此，计将安出？还得靠孔方兄出面。“时户部（财政部）堂司皆穷于磨对，惟书手为政，若得贿，便挪前推后，指未完作已完，不则已完亦未完也。故一时谣言有‘未去朝天子，先来谒书手’之诮。”书手，也即文书，负责编抄的刀笔小吏。地位虽卑微，但在这件事上意外地握着生杀予夺大权。他们所为，说白了就是做假账，现代社会的腐败分子也很用得着这种人。
上述种种，尚为可想象之腐败。李清另外所记的某些情况，完全匪夷所思，若非白纸黑字、有名有姓地记录下来，谁都无从设想那样的情节。
崇祯十一年三月，清兵深入关内，围困北京，明廷几乎覆亡，只因这一次清人似乎尚未做好取而代之的准备，仅饱掠而去。前后数月内，明军从无还手之力，而当清兵退却之时，却有人以为其机可趁，借此发一笔国难财。有个太监叫孙茂霖，朱由检给他的命令是不要放跑敌人（“严旨令无纵出口”）——这也很扯淡，人家根本不是失败逃跑，是主动退却，何谈一个“纵”字？——但更绝的是孙茂霖的做法，他领着人马，在长城关口布置好，等北退的清兵到来，先向他们要钱，“孙及部下皆得重贿，凡一人出，率予五两，乃不发炮而俾之逸”。拿买路钱，就放行，否则，打炮。当时清兵在中原劫掠数月，满载而归，而且本来不准备打了，已“无必死心”，每人掏五两银子，小意思。于是，孙茂霖居然得逞。这件事被揭露以后，朱由检极为震怒。不要说朱由检震怒，就是时隔四百年的我们，听见这等事，也彻底目瞪口呆。人一旦疯狂到只想捞一把，看来就必定是天良丧尽。
还有一个故事，令人哭笑不得。翰林院庶吉士郑鄤被参下狱之后，李清跟郑的同乡、御史王章谈起此事，王言语间极为鄙夷，李清于是问：“孙尚书（孙慎行）可谓你们家乡的正人君子吧，何以他老先生会那么欣赏郑鄤呢？”王章叹气道：“孙大人爱读书，但他身边的人，全都拿了郑鄤的贿赂，每次孙大人正看什么书，准有人飞速报知，过了几日，郑前来拜谒，孙大人一谈起所读之书，郑无不口诵如流，让孙大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历来行贿，要么为了升官，要么为了枉法，要么为了发财。为了解别人读什么书而行贿，真是头一遭听说。这个故事也许不值得扼腕，却足够让人大开眼界——连孙慎行喜欢读书这么微不足道的细节，都引得“左右数人莫不饱鄤贿”，崇祯时代政坛还能有一处干净地方么？
明末政治的涣散，并不止乎腐败一端。办事不力、不堪用命、敷衍塞责、虚与委蛇，是普遍状况。即便没有腐败到那样的地步，以当时士大夫的精神状态和工作作风，明朝离亡国亦已不远。
崇祯图谋振兴的抱负，很快受到这种现实的沉重打击。他好几次怒不可遏当面斥责大臣：
你们每每上疏求举行召对文华商确，犹然事事如故，召对俱属虚文，何曾做得一件实事来！
朕自即位以来，孜孜以求，以为卿等当有嘉谋奇策，召对商榷时，朕有未及周知者，悉以入告。乃俱推诿不知，朕又何从知之？
这些批评，一针见血。一则，正德、嘉靖、万历、天启四朝，所有皇帝基本都不理朝政，凡事潦草，廷臣难见帝君一面，即有奏对，也多为虚套，一百多年不曾认真研究问题、处理问题，大小臣工早已养成大而化之、马虎含糊的习惯。二则，科举取士本身，就是从虚文浮礼中选拔人，满嘴子曰诗云，实际的经世治国才干原非所学所长，当着承平之世，这种弊端不大显得出来，一到多事之秋、国家急需用人之际，士大夫拙于实干的本质，立即彰然。
关于科举误国，我们可能以为那个时候的人认识不到，非等十九世纪洋枪洋炮把西方文明打到中国来，才认识到。其实不然，明朝人不单有此认识，而且认识之精准根本不逊于鸦片战争之后。崇祯九年，有个名叫陈启新的武举，上书论“三大病根”，列为头条的即为“以科目取人”。他是这么论的：
以科目取人，一病根也。据其文章，孝弟（悌）与尧、舜同辙，仁义与孔、孟争衡，及考政事，则恣其贪，任其酷，前所言者皆纸上空谈。盖其幼学之时，父师所教，则皆谓读书可致富致贵，故进步止知荣身荣亲，谁更思行其致君、泽民之道哉？臣所以效贾生之哭者此也。
不惟指出科举所重的道德文章，“皆纸上空谈”，更进而戳穿科举的本质就是做官，“致富致贵”“荣身荣亲”。后来，近代对科举的批判，也不过如此。既然区区一个普通武举，能把话说到这个层次，可以推想类似的认识绝非少数人才有，很多人都心里有数。但读书人靠科举吃饭，他们不会出来抨击，砸自己饭碗。陈启新因为是武举，而武举制度在明代一直摇摆不定、本身并非求官之道，所以他的角色实际上是“体制外边缘人物”，同时他“觇知上意”，揣摸出崇祯现在最头疼的问题之一就是士大夫皆好发空论，于是瞅准机会，投其所好，上此疏抨击科举，果然“上嘉异之”，破例授以吏科给事中官职。此事可悲之处在于，抨击科举而且抨击如此有力之人，其目的也在博取功名——这是题外话了，按下不表。
总之，不足任事的士大夫，偏遇见一位头脑敏锐并且在燃眉之急的煎熬下时常显得尖酸苛薄的君主，二者间错位、尴尬的局面，遂势所难免。
在《烈皇小识》中，类似场面比比皆是。作者文秉，为东林名流文震孟之子，所叙之事显出自乃父。文震孟曾任崇祯侍讲，常得亲炙圣颜（崇祯为学颇勤）。因此，《烈皇小识》的内容，有相当可信度。
自文秉笔下，崇祯皇帝朱由检展示出来的，是让人耳目一新的形象。思维非常清晰，注意力非常集中，总是能够抓住要害；性格激直，谈吐犀利，注重效率，直截了当，不留情面。就明快干练论，明代所有皇帝中，只此一人。
早在登基之初处理逆案中，他即显露了这种风格。在听取刑部官员就“李实空印案”（详前）的工作汇报时，朱由检与署理刑部的侍郎丁启濬之间，有一番对话：
“李实一案，有疑惑无疑惑？有暗昧无暗昧？”
“奉旨，九卿科道会问过，据实回奏。”
“李实何以当决不待时？”
“李实与李永贞构杀七命，不刑自招。”
“岂有不刑自招之理？”
（丁启濬无言以对，朱由检转而质询参与会审的吏部尚书王永光。）
永光对：“李实初不肯承，及用刑，然后承认。”
请看他言辞思路，何其锋利难当，三言两语即让本欲敷衍的负责官员难措其辞，只能说出真实情况。这些官僚们，从来只见过或心不在焉或愚闇昏庸的皇帝，也从来只以糊弄即可了事，不能料到眼前这位青年皇帝这么不易对付，脑瓜这么好使。
整顿吏治的号召发出，给事中韩一良上《劝廉惩贪疏》，铿锵有力，非常漂亮。崇祯命韩当庭向众“高声朗读”，并极赞之曰：“朕阅一良所奏，大破情面，忠鲠可嘉，当破格擢用，可加右佥都御史。”落实这一指示的吏部，研究后回奏：韩一良慷慨激昂的批评，应该是有依据的，他究竟在指摘谁，希望能够具体指明。意思是不能空发几句议论，就被提拔；既交代不过去，也会引起别人效尤。崇祯要的就是这句话，马上把韩一良找来，“着据实奏来”。韩嗫嚅道：“我现在不敢深言，要等到察哈尔部、辽东事平复以后才能具奏。纳贿的问题，我在奏疏中本来用词就是‘风闻’，并不知道具体人名。”崇祯脸一变，怒道：“你连一件事都不掌握，就敢写这样一份奏疏？限五天之日把情况搞明奏上。”几天后，韩一良拿一些众所周知且已查处的旧事来搪塞，崇祯一一点破，然后羞辱性地“又取一良前疏，反覆展视，御音朗诵”。
至“臣素不爱钱，而钱自至。据臣两月内，辞却书帕已五百余金。以臣绝无交际之人，而有此金，他可知矣。”读至此，击节感叹，厉声问一良：“此五百金何人所馈?”一良对：“臣有交际簿在。”上固问之。良始终以风闻对。上遂震怒，谓其以风闻塞责也。上即谕阁臣：“韩一良前后矛盾，他前疏明明有人，今乃以周应秋等塞责。都御史不是轻易做的，要有实功，方许实授!”刘鸿训等合词奏请：“臣不为皇上惜此官．但为皇上惜此言。”上愠色曰：“分明替他说话！他既不知其人，如何轻奏，岂有纸上说一说，便与他一个都御史?”召一良面叱曰：“韩一良所奏疏，前后自相矛盾，显是肺肠大换。本当拿问，念系言官，姑饶这遭。”
崇祯显然一读韩疏即发现它避实就虚，欲以空文邀宠。但他先假装激赏，表示要升韩的官，下吏部议处，借以观察吏部如何处理。还好，吏部未因皇上发话就遵旨照行，给出的意见，也符合他暗中的判断。这时，崇祯便把愤世嫉俗、刻薄的一面，淋漓尽致表现出来，逼韩一良非拿出真凭实据来不可，韩哪里敢？一味推托，确实很不像话。但韩是言官，不能因进言而治罪。这种情况，通常训斥一通了事，崇祯却咽不下这口气，冷嘲热讽，当众反复折辱之，让他出尽洋相；顺带儆示全体官僚集团。“他既不知其人，如何轻奏？”“岂有纸上说一说，便与他一个都御史？”这两句话就是说给所有士大夫听的，因为像韩一良这么做官的，比比皆是。
使人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发生在袁崇焕身上。
崇祯即位不久，接受暂摄兵部事的吕纯如建议，让袁崇焕复出，支撑辽东局面。
元年七月十四日，袁崇焕赴任陛见，崇祯询以平辽方略：“建部（即建州女真，明廷以建州泛指后金诸部）跳梁，十载于兹，封疆沦陷，辽民涂炭。卿万里赴召，忠勇可嘉。所有平辽方略，可具实奏来！”
话说得很清楚，“具实奏来”。
崇祯是个认真的人，要求臣下讲真话，不喜欢弄虚作假。
袁崇焕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他这么答复崇祯：
所有方略，已具疏中。臣今受皇上特达之知，愿假以便宜，计五年而建州可平、全辽可复矣。
因前已特地强调“具实奏来”，崇祯便认定这是袁崇焕周详考量之后拟出的计划，十分高兴。
他的确很细心，很认真，把袁崇焕的承诺重复了一遍，也说出自己的许诺：“五年复辽，便是方略。朕不吝封侯之赏，卿其努力以解天下倒悬之苦，卿子孙亦受其福。”
中间稍事休息，给事中许誉卿借这机会，赶紧找到袁崇焕，请教他“五年方略”究竟怎么回事。袁的回答让他大吃一惊：“聊慰圣心耳。”许当即指出：“当今皇上非常精明，岂可浪对？将来按期责功，你怎么办？”
甫闻此语，袁崇焕“怃然自失”。
过了一会儿，召对继续。袁崇焕马上设法补救。一面替自己留下后路，暗示建州问题积聚四十年，由来已久，“此局原不易结”；一面提出一系列条件，要求“事事应手”，凡钱粮、武器装备的供应，人事任用乃至不能以朝中意见纷然而干扰平辽方略等，都请崇祯给予有力支持。
袁崇焕陈述之时，“上起立”，一动不动地站着，“伫听者久之”——可想见多么专注、认真。最后留下这么一句：“条对方略井井，不必谦逊，朕自有主持。”包含的意思也是非常明白：你平复辽东的方案我都听清楚了，我的态度也很清楚——全力支持。
袁崇焕后来被杀，是冤案无疑。不过，赴任陛见时，他在一定程度上对崇祯虚与委蛇，也是事实。
除所谓“五年平辽”的方略属于想当然、“聊慰圣心”的漂亮话，更不应该的是，袁崇焕内心其实早就认明“辽不可复”。以当时朝廷和军队的朽烂，击败清人平定辽东，根本是天方夜谭。辽东问题最好的局面，不过是以军事手段为辅，以“羁縻之策”为主；“谈谈打打，打打谈谈”，维持一种均衡，把事情拖下去。
袁崇焕请求王象乾出任宣大总督，作为他的西翼，抵挡蒙古察哈尔部，即因王在上述基本策略上与自己观点完全一致。
崇祯召见时，王象乾所谈主张即八个字：“从容笼络，抚亦可成”。到任后，采取的行动也“专任插酋（对蒙古察哈尔部的蔑称，“插”与“察”音同）抚赏事宜”。当时察哈尔部落看准了明廷这种心理，乐得利用，大占便宜。其与中国贸易，各以马匹、纺织品交换。察哈尔人分马为三等。他们把母马系在山上，饥饿的马驹能够一跃而上者，为第一等，留下自用；登到半途倒地者，第二等，杀而食之；根本跑不动几步的，为第三等，卖与中国。而王象乾明知如此，照样做亏本买卖，目的是收买、安抚。但没有用。“未几，插酋内犯入大同，杀戮极惨，抚终不可成，而浪掷金钱数十万。”
其实换了谁主持辽东、宣大事务，也都只能照袁崇焕、王象乾的法子办理。京城朝中诸公可以高谈阔论，发表激越的爱国演说，真正面对现实，却除了委曲求全、含辱忍让，不再能做别的。国家羸弱如此，腐败如此，何谈外却强敌？此时明朝的情形，跟十九世纪末清朝的情形很相似，袁崇焕、王象乾的处境，跟奕、李鸿章的处境也很相似。
袁崇焕可算一极端例子。他在召对时说点假话，吹点牛皮，既非成心想骗崇祯，亦非借此替自己捞点什么，是只能这样与万岁爷周旋。归根结底，这不有损他为国尽忠的实干家本色。
但话也要分两面说。连袁崇焕这样的人，也不得不对皇上玩儿虚的，嘴上一套、实际一套，崇祯的境遇可想而知。设若他一而再、再而三发现，朝中其实没有一个人肯于或认为值得跟他讲真话，个个袍服底下都藏着掖着，他，还能够信任他们么？
崇祯时期政界还有一大问题：逆案虽定，党祸后遗症却相当严重。一批官员失势了，另一批得势；得势的抱成团，为其所排挤者则愤愤不平。宗派主义成为朝中主旋律。跟天启朝东林党与阉党的斗争不同，崇祯间的门户之争，有时并不见得有何大是大非，只为争权夺利，而逐日攻讦。
崇祯元年十一月的“枚卜之争”，即是为抢夺内阁阁员位子发生的激战。几位主角，钱谦益与温体仁、周延儒，在士林中声望有好有差，但这件事本身却纯粹是权力斗争，并不关乎正邪，钱谦益入阁，不代表正义战胜邪恶，温、周得位，也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左右朝政把它引往黑暗。双方只为了权位归属，争讼于御前。这令崇祯感到，大臣心中只有门户和宗派利益，为此舌敝唇焦，心思全不放在国家大政的得失上。他对此不胜烦恼。抱着这种心理，在钱、温双方对质时，崇祯内心先自情绪化地对人多势众的钱谦益一方更为反感，最后支持了温体仁、周延儒。
温、周不是什么好东西，《明史·奸臣传》共列八大奸臣，此二人即在其中。不过，钱谦益就很正派么？《三垣笔记》载一事，说清兵南下，钱谦益迎降，留在家中的柳隐（柳如是）与一私夫乱，被钱谦益之子送至官府，杖死；为此钱谦益恨透了儿子，从此睽目，对人说：“当此之时，士大夫尚不能坚节义，况一妇人乎？”闻者莫不掩口。这个故事肯定是编的，因为柳如是死在钱谦益之后，而且根本不是被官府打死，是上吊自尽。但钱谦益迎降总是确凿的。明末党争，本有正邪之辨，但到最后，恐怕也蜕变为拉帮结派，令国家徒陷内耗。温、周之得逞，实在是钻了明末政坛宗派主义太过严重的空子，将崇祯对士风的不满和绝望加以利用的结果。崇祯支持温、周不对，但他对党争的不满有没有道理呢？大有道理。党争作为导致明朝亡国的原因之一，没有疑问，中立的李清，就以切身感受论道：“信哉，明党之能亡人国也。”
试想，贪贿之风遍及整个官吏阶层，素日工作中又“不肯实心用事”、惯于敷衍塞责，国运多舛、群臣却把一大半心思用在争詈排陷上……这样的局面，怎么不令崇祯沮丧？
关于崇祯“有君无臣”看法的形成过程，文秉作出如下分析：
逆珰余孽，但知力护残局，不复顾国家大计；即废籍诸公（被罢黜的东林政治家），亦阅历久而情面深，无复有赞皇魏公其人者（像魏徵那样的人）。且长山（大学士刘鸿训，长山人）以改敕获戾，而上疑大臣不足倚矣。未几，乌程（温体仁，乌程人）以枚卜告讦，而上疑群臣不足信矣。次年，罪督以私款偾事（袁崇焕下狱事），而上疑边臣不足任矣。举外廷皆不可恃，势不得不仍归于内（宦官）。……虽圣主日见其忧勤，而群上（大官们）日流于党比。痼疾已成，不复可药矣。
阉党余孽，唯图自保，千方百计阻挠拨乱反正；而早先积极进取的东林党人，如今变得世故滑头；宰相级大官居然私改圣旨，崇祯从此觉得重臣不可信；“枚卜之争”，崇祯从此觉得群臣都不可信；袁崇焕一案，崇祯从此觉得边臣也不可信。最后整个外廷都失去了崇祯信任，只得重新依靠宦官。这边厢，皇帝日甚一日地操忧勤苦；那边厢，朝廷中的头面人物也日甚一日地醉心于宗派斗争。
就这样，崇祯一步一步走向那个著名的结论：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李自成攻入北京前一天，情甚危，崇祯紧急召见百官，彼此相视无语，束手无策。“上书御案，有‘文臣个个可杀’语，密示近侍，随即抹去。”这一刻，崇祯对群臣的仇恨达至顶点。
上面，文秉已谈到崇祯对群臣失望的标志，是重新依靠宦官。
这苗头在他下旨撤回各镇守太监后不久，即已显露。崇祯元年五月，他重新委派内官提督京城及皇城各门。崇祯二年十月“乙巳之变”，即皇太极率十万满蒙骑兵突入关内、逼临北京之际，他又将太监安插到军营中充当特务，从事监视或稽查人员编制、军饷情况。到崇祯四年，派遣太监的范围，波及政府部门。朱由检最关心也最不放心的是钱的问题，于是挑选了两个与此有关的部门——管钱的户部和用钱最多的工部——让司礼监张彝宪总理二部。有关臣工深受羞辱，工部右侍郎高宏图上疏抗议，有“内臣张彝宪奉总理二部之命，俨临其上，不亦辱朝廷而亵国体乎？臣今日之为侍郎，贰（副之，居于其下）尚书，非贰内臣”之语。崇祯答以“军兴，兵饷紧急，张彝宪应到部验核”的理由。高宏图继续抗议，连上七疏，最后愤而引疾求去，崇祯也很恼怒，报以开除公职。
崇祯回到依靠太监的老路上去，是他一生遭受诟病最多的问题。后来，打开城门放李自成军进城的，正是太监曹化淳。很多人就此对朱由检感觉到一种自食其果的快感。其实，谁放李自成进来，是次要的。若非曹化淳，别人就肯定不会开这个门么？或者，只有太监会投降，文臣武将就必无此辈么？关节显然不在这里。那个门，曹化淳不开，也总会有别的人来开。李自成攻下北京，岂是靠着一个太监替他将门打开？
崇祯的错误或者无奈在于，他感到满朝上下无人可用，于是重新信任太监。说信任，恐怕不是真信任。一来既然他一开始自己主动撤回各镇守太监，说明他对太监干预军政的危害是有认识的；二来，以崇祯的性格，恐怕很难信任任何人。所谓信任，不过是相形之下，何种人他更便于控制而已。在与朝臣的关系中日渐身心俱疲之后，他感到用太监比较简单直接、比较容易掌握，他想办实事，也有太多急事要处置，不能多费口舌与周折，虚耗不止——如此而已。他对群臣说过这样一段不满的话，很代表他的心思：
总是借一个题目，堆砌做作，落于史册，只图好看，一味信口诬捏，不顾事理，但凡参过内臣就是护身符了，随他溺职误事，都不诛处，这是怎么说？
这些话，是戳着士大夫痛处的；同时，非深受其害者，说不出来。
至此，我们从方方面面考量了崇祯的“有君无臣论”，感觉此论之出尚非一味自怜，怨天尤人，将过错诿于他人。官场的腐败、士风的椓丧、人心的涣散，总之，如崇祯“溺职误事”一语概括的那样，明代官僚政治机器已经处在严重的运转不灵的朽坏状态。
我们替他的辩白，或给予他的同情，到此为止。关于明朝亡国的认识，必须还以历史的公道。我们看得很清楚，百余年来，甚至更早，朱家登上龙床的每个人，都在自掘坟墓、驱离人心。现在，不过是到了它应当领受这种合理结局的时候。崇祯只说他不是亡国之君，单单不提前头理该称为亡国之君的恰有多少！据此，说他对朱明统治的罪孽既无认识，更无任何诚恳的醒悟与忏悔，恐怕毫不为过。一旦挖出这个思想根源，虽然他自评并非亡国之君，而国仍在自己手里亡了，照我看也并不冤枉。
除了思想认识说明他并非真正的杰出人物，见地、觉悟与道德都不足以挽狂澜于既倒之外，他在性格方面也存在太多瑕疵。这些性格的缺陷，置他于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境地，并随时随地抵消着他的努力，使他注定不能超越命运，成为它的战胜者。
他肯上进，不甘堕落，困苦中仍不放弃而冀有所作为，这些品质是确凿的，在朱棣的那些几乎清一色污泥浊水的子孙中间，殊为难得。然而，这仅是在其家族以内比较而言；一旦出此范围，衡以更高标准，朱由检只能归于平庸之辈。
他几乎每一个好的方面，都同时伴随着致命的局限性。比如说：他有鲜明强烈的意志，却缺乏把这样的意志成功贯彻的能力；他有高昂的热情，却因为不能冷静缜密地思考而使这种热情流于急躁与浮躁；他自尊自持，却又分不清楚自尊自持同刚愎自用的区别；他有是非有主见，却缺乏对现实实际的体察和理解；他渴望效率、喜欢雷厉风行，却往往忽视事情的曲折和复杂性；他明快直切，却不懂得很多时候不能相逼太急、要给人空间和余地；他很有原则性，却不解当执则执、不当执则不执，不会妥协、不善合作、不知转圜；他严于律己，却不能宽以待人；他敢爱敢憎，却没有识人之明……他这种人，能在承平之世做一个还算正派的皇帝，做不得危乱之时的英杰之主——才具不够。
固然他可以声辩，原供皇权驱策的官僚机器，这时已经像一个自我编程、有自我意志的“生命机器人”，拒不执行他的指令；或单独构成了一种网络，依自己的规则运转，针插不入，水泼不进。某种程度上，崇祯对官僚机器的指挥，的确失灵，最后关头，鸣钟集百官竟无至者，形象地说明了这种现实。但是，他不是没有指令畅通的时候，也不是没有树立威望从而可以有力掌控官僚机器的机会。
当其一举扫除权阉、敉定逆案时，天下归心，很多人对他寄予厚望，以为得遇中兴之主。那时，他的声望达到了顶点。如果他对现实的认识力足够深刻，如果他性格足够健全，如果他对事务的处置足够高明和恰当，他将不难于做到统一思想、使大家团结在他的周围、锐意进取。然而，他显然未能抓住已经出现在眼前的大好时机，任性、率性、固执、偏激，一再出错，遂使刚刚复苏温暖的人心重新变得冷漠。
“枚卜之争”是非常典型的例子。他对于朝臣拉帮结派的愤怒固然很有道理，但岂能不由分说地认定较为人多势众的钱谦益一方就是罪魁祸首，乃至所谓“科场舞弊案”，钱谦益与之无涉明明已有司法结论，他却一定要推翻，而且把自己的支持毫不犹豫地奉送给品质很坏的温体仁。
至于袁崇焕一案，更是他轻躁苛刻、不辨贤愚、心性狭薄的明证，当着人心涣散、满朝碌碌、充斥着空头政客的时候，崇祯能有袁崇焕这么一个干才可用，实乃福分，他却因为皇太极兵临北京城下而受到的一时惊吓，和敌方设计的一出类乎蒋干盗书式反间戏，极其幼稚、丧失理智地将自己的边疆干城拆毁、推倒。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崇祯连这起码的政治风度都没有；而目睹袁崇焕的下场，每个有才干、敢承担的士大夫，又怎能不心寒？至于后来在边防、剿“贼”之中的用人，更加一无是处——不足倚任的引为心腹，可用之才却被百般掣肘；在杨嗣昌、熊文灿与洪承畴、孙传庭、卢象升之间，他的立场基本搞错。
杀袁崇焕时，河南府推官汤开远上疏，批评崇祯不能善待臣子，并及其性格缺陷。开宗明义，第一句“皇上急于求治，诸臣救过不给”就论得很透；崇祯君臣间不解之结，大致就在此句中。以下具体论述，都击中要害：
明末战争形势
崇祯年间，明王朝积攒下来的危机，齐发并至，集中爆发，其四面楚歌境地，由此图可知廓盖。
袁崇焕像
袁崇焕被杀，显示了朱由检轻躁苛刻。“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临御以来，明罚敕法，自小臣以至大臣，与众推举，或自简拔（指崇祯直接提拔），无论为故为误，俱褫夺配戍不少贷，甚者下狱考讯，几于乱国用重典矣。
皇上或以荐举不当，疑其党徇——四岳（尧有四大诸侯,分别主管东南西北四方,史书称为四岳）不荐鲧乎，绩用弗成（鲧没把事情办好），未尝并四岳诛之也。
皇上又以执奏不移（指阁臣坚持己见），疑其藐抗——汉文不从廷尉之请乎，亦以张释之曰：“法如是止耳。”不闻责其逆命也（张释之乃汉文帝的首席大法官，执法严明，多次拒绝皇帝的干预，反而敦请他以法律为准绳）。
皇上以策励望诸臣，于是多戴罪——夫不开以立功之路，而仅戴罪，戴罪无已时矣。
皇上详慎望诸臣，于是有认罪——夫不晰其认罪之心，而概行免究，认罪亦成故套矣。
侵粮欺饷之墨吏，逮之宜也；恐夷齐（伯夷、叔齐，商代孤竹国两个独善其身、不肯用命的隐士，这里引申来指代比较个性化、有“自由主义毛病”的士大夫）之侣，不皆韩范（指韩琦与范仲淹，宋仁宗时两大直臣，曾共同防御西夏，时称“韩范”），宜稍宽之，不以清吏诎能臣。
今诸臣怵于参罚之严，一切加派，带征余征（官员害怕处分，不敢违抗繁多的加重人民负担的旨意），行（这样下去）无民矣。民穷则易与为乱，皇上宽一分在民子，即宽一分在民生。
而尤望皇上宫府（宫，宫庭；府，政府。代指君臣）之际，推诸臣以心，进退之间，与诸臣以礼。锦衣禁狱，非系寇贼奸宄不可入。如是而大小臣工，不图报为安攘者，未之有也。
对崇祯执政以来，君臣之间的问题做了很好的总结。着重批评崇祯“求治过急”，一味以严苛待臣工，殊乏宽容，甚至容不得臣工有自己的主张，或依其本分履行职责。奏疏认为，崇祯对士大夫和普通百姓，都过于严逼，这两个方面将来会有大麻烦——几年后，事实证明都言中了。其中，“皇上急于求治”、“不以清吏诎能臣”、“宽一分在民子，即宽一分在民生”和“推诸臣以心，进退之间，与诸臣以礼”这四句话，如果崇祯听进去了并在行动上切实注意，他应该会受益匪浅。
不过，从根本上说，我们为崇祯“有君无臣论”费这番口舌，意义不大。明之亡国，绝不亡于崇祯年间。君贤臣奸也罢，君臣俱贤或都不怎么样也罢，那亡国之大势早就不可逆转，能够有所不同的，无非迟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