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鸣没有惊诧而陷入深沉的思考，更令他悲哀的是，在他年过五十的今天，他才弄清楚，白灵是他的亲生母亲……
白灵一进入红军在南梁的根据地，就有一种受虐待的小媳妇回到娘家的舒展和放松的畅快感觉。她一看见那些在坪场上操练的战士，就忍不住笑得弯下了腰。令她发笑的是红军战士五花八门的服装，有的是当地拦羊汉常穿的黑袄黑裤；有的上身穿一件有垫肩的国军军官呢了制服，下身却是一条手工缝制的大折腰棉裤；有的上衣是已经开花露絮的破袄，下身却穿着乡村士财主才穿的暗花条纹绸裤。帽子和鞋更不讲究了，有的戴国军士兵制帽，有的裹一块白布或蓝布帕子。脚上蹬着的有吃饭也是一样的。无论士兵，无论大队长支队长乃至最高统帅廖军长，都在一个锅里舀取同样的饭食。没有椅凳，更没有饭桌，大家一律蹲在地上，围成一圈边吃边聊，为数不多的几位女队员，也习惯了和男队员一样蹲在一堆吃饭。白灵第一次端着打上了洋芋丝小米干饭的碗蹲下去时，忍不住又笑得差点跌倒。
白灵被安排做文化教员。一孔窑洞里摆着石头树根和顺地放着的木头，战士和军官轮流上课，轮流进出窑洞，轮流坐石头和木头。她的黑板是一扇用锅底黑墨染制过的门板，粉笔是用黄土泥巴搓成指头粗细的泥条；后来有热心的战士在山坡上发现了一种质地酥软的灰白料礓石，写出字来跟标准的粉笔锭儿相差无几，从而代替泥条。战士们则一人一根树枝在地上练写，白灵在黑板上写一划，战士用树枝在地上划一划，给战士教会了“共产党红军为人民打日本救中国‘这些字，而每个人名字就分别施教了，白灵面对那些稚气未脱的小战士，感到一种庄严和神圣，这些穿着五花八门连自个名字也不会写的大孩子，注定是中国腐朽政权的掘墓人，是理想中的新中国的奠基者，他们将永远不会忘记在这孔土窑里跟她学会了读写自己的名字。她得到上至廖军长下至小队长的表彰，也得到游击队员们的拥戴，一方面是她出色的工作，另方面则由于她活泼开朗的性格。她给游击队员教字学文化，也帮他们缝补撕裂磨损的衣裤鞋袜，报酬往往是要求他们给她唱一支家乡民歌。这些大都来自黄土高原沟沟岔岔时的娃子，操着浓重的鼻音唱出一曲又一曲悠扬哀婉的山歌，令人心驰神荡。他们生硬怪异的发音，使她听不懂歌词的意思，常常一句一句、一字一字订正后才翻释成长安官用语言。她每得到一首便抄摘到小本上，居然聚汇拢了厚厚一本，她把那些酸溜溜的倾汇爱的焦渴的词儿改掉，调换成以革命为内容的唱词，只需套进原有的曲调里，便在干部和队员中间很快流行起来，有一首居然成为这支红军游击队的军歌。
白灵半年后调到军部做秘书。军部也是一孔窑洞，有五六个男女工作人员，她对他们包括廖军长都不陌生，不过现在接触的机会更多了。她第一次见廖军长是听他给队员们讲军事课。廖军长的面貌似乎就是一个军长应该有的面相；四方脸，短而直的鼻梁，方形的下巴，突出却不显“奔”儿的额头，那双镶嵌在眉骨下眼下，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石崖下的深涧。白灵一下子意识到游击队员有许多张和廖军长极其相似的脸型，这是黄土高原北部俊男子的标准脸框，肯定是匈奴蒙古人的后裔，或是与汉人杂居通婚是后代，集豪勇精悍智慧谦诚于一身，便有完全迥异于关中平原人的特点而具魅力。他是整个游击队里文化最高的人，也是军事知识最丰富的人。他毕业于黄埔军校，参加过北伐战争，随后被迫退到关中拉起一杆共产党举行暴动。暴动失败，又退回北部高原再次组军，直到把红军仍沿用三十六军又葬送到滋水县的秦岭山中。现在的红军仍沿用三十六军的番号，他已变得聪明，变得老练，再不贸然出击了。廖军长刚登上讲台（土台子），突然指着白灵佯装愣呆呆地问：“这个同志哥儿啥时候溜进来的，我咋认不得？”白灵豁朗地站起来：“报告廖军长，战士白灵向你报到，我从西安逃来的，半个月了。”廖军长愈加显出楞呆莫名的神色问：“你是关中人？关中也有你这么漂亮的同志哥儿。”窑洞里骤然爆发出轰然大笑，白灵也不由地脸红了。廖军长恍然大悟地自语道：“我还以为漂亮的同志哥儿、同志妹儿，都出在咱们陕北哩……”然后仰起头纵声朗笑……
白灵到廖军长的窑洞去送一份密件。廖军长突然问：“大地方娃娃到沟岔里来，习惯不习惯？”廖军长总是开玩笑称她为大地方来的娃娃或同志哥儿，却从来不称她为同志妹儿或直呼其名。她说：“挺好。”廖军长皱皱眉，摇摇头说：“不好不好，你说有什么好？这儿的人除了放羊再弄不了啥。没文化，没麦子，没棉花，连水出缺得要命──你没说真话。”白灵笑说：“这儿有好听的曲儿。”廖军长赞成地点点头说：“这倒说对了，曲儿可以称得上再好没有了！我走过好多地方，包括你们大地方关中，都听不到这么好的曲儿。你说还有啥好哩？”白灵笑说：“男娃一个个都漂亮俊俏！”廖军长突然说：“给你找个女婿怎么样？”白灵就在那一刻，从身底的暗袋里摸出一条纸绺交给廖军长。那是临行时前兆鹏让她交给廖军长的。她进根据地时，没有交给廖军长，现在觉得有必要交出来了。廖军长看罢字条儿，站起来，久久地瞅着她，然后庄重地伸出右手。白灵和廖军长的手握在一起。廖军长说：“白灵同志！”白灵激动地说：“鹿兆鹏同志让我代他向你致敬！”廖军长说：“可是你……为啥到现在……才说呢？”白灵说：“我怕你太照顾我……廖军长说：“好啦！只要我活着就保你无事。以鹿兆鹏同志的名义……”
后来部队发生了揭露国民党潜伏特务事件，并因此而导致了一场内乱，使这支刚刚蓬勃起来刚刚形成气候的红军游击队又急骤直下陷入灭顶之灾。那个特务以投奔革命的名义潜入根据进时，也带着西安地下党的路条，他比白灵晚半年来到南梁，被分配给一位游击大队长做随身秘书。他在前几天突然逃亡，游击队的情报小组从获得的证据最终鉴定出这个人可怕的身份。紧接着举行了廖军长和毕政委的最高密谈，内容不得而知。又紧锣密鼓似的在当晚举行了支队长以上的干部大会，内容依然不得而知。白灵开始预感到自己已跌入一种危险的境地。这并不是她过于敏感，而是凭她的常识。她平时能旁听各种重要会议，名括廖、毕二人的最高决策。凡这些会议或决策，都由他们两三个机要人员作出记录，形成文字，写成决议，整个根据地的重大决策和军政大事都对她不存在保密的问题。她没有被通知旁听廖、毕的最高会议尚可自慰，而支队长以上指挥官会议也回避她参加，她就感到不正常，一种被猜疑，不被信任的焦虑开始困扰着她尤其是支队长以上指挥员会议之后，整个根据地里陡然笼罩着一片沉默紧张的严峻气氛，白灵从那些指挥员熟悉的脸上摆列的生硬狐疑的表情更证实了某种预感。她晚上失眠了，这是进入根据地一年多来的第一次困扰。第二天晌午，她被通知参加全军大会，会议由毕政委做肃反动员报告，宣布组成肃反小组名单，紧接着就对十一个游击队员当场实施逮捕。白灵在惊恐里猛然发现了，十一个被宣布为潜伏特务的，游击队员全部都是由西安投奔红军的男女学生，禁不住一阵哆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