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先生对黑娃叙说完这件不寻常的事，接着说：“我把看守大门的张秀才也打发回去了，只剩下我光独一个了。我从早到晚坐在院子里等着人家来绑我，大门都不上关子。你刚才进来，我还以为孝文领着团丁绑我来了呢！”黑娃默然无语地摇摇头，随后把话题岔开：“先生请你再给我指点一本书。”朱先生说：“噢！你还要念书？算了，甭念了。你已经念够了。”黑娃谦恭地笑着：“先生不是说学无止境吗？况且我才刚刚入门儿。”朱先生说：“我已经不读书不写字了，我劝你也甭念书了。”黑娃疑惑地皱起眉头。朱先生接着说：“读了无用。你读得多了名声大了，有人就来拉你写这个宣言那个声明。”黑娃悲哀地说：“我只知你总是向人劝学，没想到你劝人罢读。”朱先生说：“读书原为修身，正已屠能正人正世；不修身不正已而去正人正世者，无一不是盗名欺世；你把念过的书能用上十之一二，就是很了不得的人了。读多了反而累人。”黑娃不再勉强先生，又把话题转移：“有一句话要转告先生，兆鹏走了。”朱先生表现诧异的神情：“到哪里去了？”黑娃：“延安。”朱先生随口说：“唔！归窝儿去了。”
黑娃从坐着青石凳站起来，从腰里衬衣口袋掏出一本书来说：“兆鹏走时让我送给你，是毛泽东写的。”朱先生瞅了一眼就摆摆头：“我刚才说过，不读书不写字了，谁的书我都不读了。”黑娃说：“这书我看了，写得好。先生可以了解毛家的治国策略。”朱先生说：“毛的书我看过，书是写得好，人也有才。可孙先生也有才气，书同样写得好，他们都是治国兴邦的领袖。可你瞅瞅而今这个鸡飞狗跳墙的世道，跟三民主义对不上号嘛！文章里的主义是主义，世道还是兵荒马乱鸡飞狗跳……”黑娃悄声说：“听说延安那边清正廉洁，民众爱戴。”朱先生说：“得了天下以后会怎样，还得看。我看不到了，你能看到。”黑娃斗起胆子问：“先生依你看，他们能得天下不能？”万万料想不到，朱先生断然肯定：“天下注定是朱毛的。”在黑娃的印象里，朱先生掐指算卦总是用一种隐晦朦胧的言辞，须得问卜者挖空心思去揣测，从来也不给人直接做出有与无是或否的明确判断，何况如此重大的国家未来局势的预测？于是陡增了兴趣和勇气：“先生的凭证？”朱先生轻松地说：“凭证摆在人人面前，谁都看见过，就是国旗。”黑娃奇怪地问：“国旗？”朱先生爽朗地说：“国旗上的青天白日是国民党不是？是。可他们只是在空中，满地可是红嘛！”黑娃醒悟后惊奇地叫起来：“这个国旗我看了多少回却想不到这个……”朱先生也哈哈笑起来：“兆谦呀，你只作耍笑罢了。这是我今生算的最后一卦。”
黑娃仰慕地瞅着朱先生，老人的头发全部变白，像一顶雪帽顶在头上；眉目上豁朗透亮，两只眼睛澄如秋水平静碧澈；瘦削的脸颊上，通直的鼻梁更加突兀高耸；鼻翼和嘴角两边的弧形皱折从长到短依次递减，恰如以口为中心往两边荡开的水纹；两只耳轮也变得透亮，可以看见纤细的血管；整个面部的肤色显现出白皙透亮的奇异色泽，像是一条排泄净尽秽物正要上蔟吐丝网茧的老蚕。黑娃诚恳地说：“先生的头发白完了，白得奇快。我上次来还没有……”朱先生柔和地笑了：“蚕老一时嘛。”黑娃再三叮嘱朱先生保重：“我过一段再来看先生。”朱先生半是认真半是玩笑地嗔怒说：“免了吧，你甭来了。你再来我就不理识你，不跟你说话了。”
第二天午饭后，石印馆老板送来十套刚刚印出的《滋水县志》。蓝色硬质纸封皮，二十九卷分装成五册。朱先生接住散发着墨香气味的志书，折膝跪拜在地：“请受愚夫一拜。”石印馆老板慌忙搀扶起朱先生，吓得脸都黄了：“天爷爷，我这号谷家弟子咋受得起！”朱先生潜然泪下：“我在这世上的最末一件事办成了，我就等着书出来哩！”
那一天，朱先生走进县府，新任的县长认不得朱先生，朱先生也不认识县长。因为国事频仍，新来滋水的大官小吏多已不再拜望本县贤达绅士，一来就投入急如星火的征粮征捐征丁的军务大事当中。新任县长姓巩，脸上有稀稀拉拉几粒麻点，一看见朱先生，劈头就问：“你是哪个联保所的？壮丁征齐了没？”朱先生笑笑说：“我不在联上，也没在保上，我在书院编县志。”巩县长自觉闹下误码会：“那你去编你的县志，到这儿乱串啥哩！”朱先生说：“县志编完了要付印，给编纂先生的工钱也该清了，请你给拨一点经费。”巩县长脖子一仰：“哪里有钱呀？”朱先生说：“用不了多少钱，少买两杆枪就足够了。”巩县长瞪大眼睛问：“你说这话味气怪怪的，倒像是共匪的口气？”朱先生笑着说：“巩县长快甭说傻话，共产党要听见你这话该兴蹦了！”随之用求乞的声调说：“你指缝松一下漏几个零钱给我印书，不过少买两杆枪嘛！”巩县长已不耐烦：“你闲得没事干啦，编什么县志！也不睁眼看看时势？你快走吧，我还忙着！”朱先生红着脸说：“你把轰出房子，你真是个好县长。我还没给人撵过，今日真是万幸！”
朱先生还不死心，于无奈中找到石印馆，对老板说：“你算一下得多少钱？”老板说：“我印先生的书不赚钱，过去印过几回不赚，这回还不赚。可当今纸张油墨都涨得翻了几个筋斗了。”朱先生说：“我只印十本，你算算吧！”老板仍然不不摸算盘不算账：“印的越少越赔钱。”朱先生便向老板学说了被巩麻子轰撵出来的耻辱，特意说明此稿凝聚着九位先生多年心血，是一部滋水县最新资料的集结，生怕火烧水淋鼠啃失传了，现在印出十本留下底本，等到太平盛世时再扩印。朱先生说：“你不算账也好。你算了也是白算。我手里没钱。我伐书院一棵柏树送你百年之后作枋板，在我乍是顶账，在你算是义举。”老板左手一挥，就显得干脆豪：“不说了，啥话也不说了，我印！”
朱先生花了五天时间，亲自把八套县志分头送给编纂过它的八位先生，终于了却了一件心事。八位先生散居滋水县的山区河川和原上，朱先生趁送书的机会又一次游览了滋水故地，感受愈加深刻，滋水县境的秦岭是真正的山，挺拔陡峭巍然耸立是山中的伟丈夫；滋水县辖的白鹿原是典型的原，平实敦厚坦荡如砥，是大丈夫是胸襟；滋水县的滋川道刚柔相济，是自信自尊的女子。川山依旧，而世事已经陌生，既不像他慷慨陈词，扫荡满川满原罂粟的世态，也不似他铁心柔肠赈济饥荒的年月了。荒芜的田畴、凋敝的村舍、死灰似的脸色，鲜明地预示着：如果不是白鹿原走到了毁灭的尽头，那就是主宰原上生灵的王朝将陷入死辙末路。这一切摆在那里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根本无需掐算卜卦。然而朱先生自己再不能有一丝作为了，这毕竟不是犁毁罂粟，更不是放粮赈济那种事。朱先生把第九套县志托人转送给那位“好人难活”的县长，剩下最后一套留给自己。做完这些事，朱先生顿时觉得自己变轻了，对妻子朱白氏说：“我的事办完了。把怀仁怀义和媳妇叫来，咱们一家子在这儿吃顿团圆饭。咱们都该离开书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