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时不看沈从文，觉得他的文字“拗”。故事也无趣。
年岁稍长，却越来越喜欢他。一派冲淡自然，若沉下去咀嚼，便能读出其中的苦味。再品，是苦后的回甘。有些像田园诗里的王维孟浩然，却多了真性*情。
三四十年代作家的文章，由于此时白话文初生未久，读来总有文体上的稚拙感，再不然便受西洋文学影响，用词遣句架床叠屋，少了中文的灵动。像茅盾，冰心，丁玲，以及名声稍逊的路翎，沙汀，等等，那一时期的作品皆然。就连鲁迅，有时也难免于此。
在我有限的阅读经验里，那个时代的作家，白话文用得浑然天成不留痕迹的，唯有沈从文与张爱玲。同时，这两位作家也是最远于政治，有意保持与时代的疏离的。这种疏离反而使他们的写作获得了超出时代的审美价值。
沈与张的写作，都是源于性*灵的。但相形之下，张的魅力，更多地由于她出身王谢门第，再加上过人的早慧，繁华后的苍凉在她笔下有最穷形尽相的书写。人生阅历虽不足，但对中国传统小说的扎实阅读，使其悄悄地续上了五千年的文脉。
而看沈。以我之浅薄，竟难以看出他的文章中有任何来自前人的影响。好似一切源自天然，源自湘西边地。方言野语的大量入文，只是自然，并不粗鄙。沈视自己亦为此地野汉村夫中的一员，笔端饱孕感情与尊重，将艺术加工的痕迹降至最低，仿佛如实白描。这种写作路子，文学史上实少同俦。
写到此处突然意识到，张沈两人还有一个共同之处，便是其一生最重要的作品，都作于人生早期的短短几年内。张的绝大部分作品，包皮括最著名的《金锁记》《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十八春》等，均作于1943至1951年，此时她不过二十几岁。其后经历与胡兰成的情变，战乱，移居美国后除了一些散文、译作，在美授意下的反共文学《秧歌》《赤地之恋》及《红楼梦魇》外，四十余年中再无力作。张像烟花，绽开时绚烂之极，又短暂之极。但那一瞬的绽放，便奠定其文学史上的地位，并让后人永远缅怀。
沈亦然。其重要的散文作品《从文自传》《湘行散记》《湘西》，以及小说《边城》等，都是1930-1940年间所作。他是只有小学毕业文凭的湘西青年，一文不名，1920年代凭着一支笔和一颗心，以及湘西人特有的野劲，硬生生地闯进了北京文坛。倒是1939年他成为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后，再也无法写出早期那种充满野味和韵味的作品。在1943年的《云南看云记》里，能读出掩不住的内心深处的纷乱和苦恼。到了1949年后，由于政治原因，他更全身心转入古代服饰研究，再无重要文学作品问世了。
大上海本繁华，张爱玲只是诸多海上传奇中的一部。虽然她的故居现在还常有人去探寻芳踪，但更多的人对她的缅怀只限于文本中。不像沈从文，他的写作使凤凰县由边陲小镇一跃而成一个大热的旅游景点。很多人正是因为沈而去凤凰，探寻他写到过的山水与人文。
我，亦不能免俗。虽然几经犹豫，怕看到的一切会破坏我心中的沈从文，但我还是去了。2005年3月，清冷的雨天里。沱江上的吊脚楼，巨大的水车，故居。我看到了他写过的这些。我应该离他更近了。可是，我却觉得，我离他更远了。他的湘西，早已不在了。和他一起，只永存在他的文字中。我又何必来呢？沱江上的游人欢天喜地地唱着流行歌曲，我却怅惘又悲伤。
我在虹桥上买了一本沈从文散文，坐在沱江上的亭子里读着。那些亲切的文字啊。沱江水缓缓地在我脚下流，两岸杨柳依依。无因地，我想起我深爱过的人，想起这无常的生。不知道以什么感情，来对此情此景。只是空白。
还去看了沱江边沈从文的墓。看了黄永玉的字。一个战士，不是战死沙场，就是回到故乡。还有张充和的字，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他的墓很简朴，只是一块碑，还有碑前不知谁放的一束盛开的菊花。
他们是他的亲人。可是，他们真的了解他吗？他并不想做一个战士，他也并没有做到不折不从。他只是一个被尘世折磨的凡人，不同的是，他有文章来表达自己的苦痛。终于，他化迹于湘西故乡，与这片山水同在。而他的文字，与后世的读者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