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装作没听懂，“她对谁都挺热心的，我们处里一个姓陆的小伙子很喜欢她，大伙都想帮着促成这个事呢。”
“啊，是吗？”萌萌笑了。
他们回到家，厨房的餐桌上摆着快要凉的饭菜，萌萌一边洗着手，一边问吴阿姨：
“他们都吃过了？”
“吃过了，都在客厅。”吴阿姨忙着帮他们点火热菜，又带着几分大惊小怪的神气悄悄补了一句：“你爸爸正跟小虹说话呢。”
果然，他们刚刚吃上头一口饭，就听见施万云在客厅里提高了声音，语气似乎有点异样。
“怎么能这样比呢，难道这不是‘四人帮’破坏造成的吗？”
“老是‘四人帮’破坏，‘四人帮’打倒多久了，还赖‘四人帮’？”季虹的声音，“我就不服这个说法。”
“那你说，你说！因为什么？”施万云明显忍耐着。
“因为什么？因为咱们自己！哼，你瞧人家日本，盖一座楼，十几层，一个星期就交工，咱们呢？神农街那座楼盖了多久啦？别说盖大楼了，就连咱们门口修的那条地下管道，从十一月初，修了半个月，到现在，土还摊在那儿没人管，这还是在太平街，要是在老百姓的小巷里，堆三年也是它。噢！这也是‘四人帮’破坏造成的？哼，我看纯粹是中国人的劣根性，越穷越懒，没治！”
宋凡的声音：“对了，这真是个事，万云，你明天想着和市政工程局说一下，这门口老是这样堆得乱七八糟怎么行，叫他们派人来清理一下。这些人，你不提出来，他就永远不管你。”
施万云又开口了，声音还是冲着季虹的，“我看你们这些干部子弟，就是生活上和精神上都太优越了，那些真正住小巷子的群众，倒不像你们这样牢骚满腹，怨天尤人的。”
“牢骚满腹？我满腹牢骚还没发呢，你就说我调工作这件事，要是在国外，有什么本事做什么差事，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可咱们国家，哼，事儿多了，什么工转干啦，什么跨行业啦，什么调户口啦，什么名额分配啦，想要干成点儿事真是难透了。”
“行了！我不想听你再发你那点儿牢骚了，你自己碰过一点儿不顺利，就对什么都看不惯，都有气，你现在的思想成了什么样子，自己都不清楚！你周围都是些什么人？他们吹嘘西方资本主义的话你都信，可我跟你讲了那么多正确的道理一点儿也听不进，你还要说什么！”
施万云动气了。志明和萌萌不由都停下碗筷，不无担心地把注意力投向客厅的方向。
“算了算了，你爸爸好不容易能休息一个晚上，你让他安静一点儿吧。”宋凡是一副息事宁人的语气，“万云，医生不是说过了吗，不要动不动就发火。”
“我周围是什么人，”季虹的声音明显弱了下来，“无非是一些朋友来跳跳舞。”
“你们要跳着迪斯科走到共产主义去吗？”施万云的火却按捺不住了，“那几个男人，留那么长的头发，像什么？你要跳出去跳，我的家里不允许这种假洋鬼子进来！”
“人家舞蹈演员，都留那么长头发，妈，你瞧爸爸，简直不让我说话了。”
“哎呀，你们都吵个什么？虹虹，爸爸也是对你负责嘛，那些男的留那么长的头发是不好，还留着小胡子，完全是追求资产阶级那一套，我看着也不顺眼，总带到家里来跳舞对爸爸在外面该是什么影响呢？你们从来不考虑的。”
“哼，”季虹还是有点嘟嘟囔囔，“美国人日本人也留长头发，不也搞得挺富吗……”
“虹虹，算了，少说两句行不行？那是资本主义嘛……”
“咱们倒是社会主义，可搞了几十年还那么穷。”
“咣！”是茶杯重重地扣在桌子上的声音，连周志明和萌萌都吓了一跳。
“出去！你简直不像我的女儿，不像一个共产党员的后代！”施万云终于爆发了，“你们是从蜜罐子里长出来的，以为自己天生就该享福，你们见过中国过去是什么样吗？见过帝国主义杀中国人吗？我们死了多少人才打出社会主义，死了多少人！光攻四平，就死了多少人！……打出了社会主义，是为了给你们随便骂的吗？你们这些娃娃，竟然对毛主席也指手画脚，有什么资格！滚出去！”
客厅的门砰的一声，一阵咚咚的脚步在走廊穿过，接着，季虹的房门撒气般地狠狠摔了一下。客厅里，宋凡唧唧咕咕地埋怨着，一会儿，全都静了下来。
“哼哼，”施肖萌的鼻子里很勉强地笑了两声，然后端起饭碗，“没事儿，我爸爸就这样儿，老头们对现在的年轻人总是理解不了，动不动就拿旧社会比。”
周志明闷头吃饭，心里面沉甸甸的。在感情上，当然，也在道理上，他是不接受季虹的观点的，季虹放这种“厥词”已经不是一两次了，他并不像头一次听见时那么难受，似乎“久闻不知其臭”了。此刻心里的沉重，大半倒是为施伯伯刚才的激动而来的。他能理解他的激动，但对他批评季虹的角度却多少觉得有点简单和陈旧。他觉得季虹对自己的生活道路已经有了相当固定的和具体的看法，远非一两句道理所能改变，如果一味拿她已经幻灭的那些理想信念来说教，只能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适得其反而已。周志明自己也说不出，如果一个人对所有的大道理，革命的信念和原则都已经感到苍白乏味了，那么该用什么来使她警醒和服气呢？他说不出，也许，也许，只有历史吧……
他很想把这些话同萌萌交流交流，话至嘴边又止住了口。萌萌最近埋头功课，政治思想方面的事儿不去多想多看，跟着她那些同学人云亦云，他和她一谈起来，每每不投机。特别是他自己还没有搞懂或者找到答案的问题，他现在就避免和萌萌谈，萌萌很任性，免得不快。所以他只是低声地对她咕噜了一句：
“你姐姐是不对。”
“社会上本来就有很多阴暗面嘛，咱们国家有的方面就是没搞好，还不让人发发牢骚？发牢骚也是忧国忧民，我们大学里的同学也净发牢骚。”
“发牢骚看怎么个发法儿，我也发，可你姐姐……我说句你不爱听的话吧，她有点，怎么说呢，我说是有点自私，把自己看得太重了，不能触犯，也不能委屈，真的，我知道你不爱听，但我就是有这个感觉。你姐姐有好多优点，我承认，但一个老是觉得个人利益得不到满足的人，看事物的眼光大概会变得越来越阴暗的。”
“我不懂什么叫阴暗，你就说那条破管子吧，从十一月初就开始修，到你来的那天才修完，足有半个月天天回家都得跳沟，晚上沟边还支个二百瓦的大灯泡，照得你一宿睡不着觉，连江伯伯那些天都跑市委招待所过夜去了。到现在，废土还不给清，就冲市政工程队这帮官商老爷，谁没个意见呐，发发牢骚就是个人主义，自私，眼光阴暗？”萌萌笑了一下，“我看你才阴暗呢，你这职业习惯就老是把别人看得那么坏。”
“你说的和我说的根本不是一回事，算了算了。”他觉得还是不该在背后多说季虹的坏话，所以没再恋战，闷着声往嘴里扒着饭。突然，他的筷子一停，霍然抬眼，“你说什么？咱们门口的地下管道是夜里施工的？”
“可不是吗，等你白天上班了，他们也回去睡觉了，你下班休息了，他们又来了，把我们给气坏了！”
“原来是这样！”他扔下饭碗，猛地站起来，从饭厅跑出去了。
“怎么啦？一惊一乍的，什么毛病！”施肖萌端起碗，莫名其妙地跟出了饭厅。
“有电话号码本吗？”他按着电话，愣愣地问了一句。
“有，就在电话下面的抽屉里，你要干什么？”
他不答话，找出电话本，把纸页翻得哗哗作响。
“你到底要干什么，给谁打电话？”施肖萌满腹疑惑地走过去，她一眼看到周志明那只在电话本上划动着的手指停在了一行字上——
城东区，市政工程队。
城东区市政工程队的院子里，凌乱地堆满了钢管、缆绳、小推车、十字镐一类的器材和工具，办公室的门都上了挂锁，只有一间供夜班工人休息的小屋子，还亮着混浊的灯光。
小屋里生起了一只火炉，炉子上坐着一壶开水，几个工人拥挤着围坐在炉子边上抽烟烤馒头，炉盖儿被掀得劈里啪啦不停地响着。带着股酸味儿的煤烟气，水壶口上噗噗作响的水蒸气和人们嘴里喷出的烟草气融汇成一片灰暗的浊雾，弥漫了整个屋子。
靠门边，摆着一张破旧的“两头沉”，挨着桌子坐着两个人，一个是位胖胖的工人，年纪约有五十开外，另一个便是周志明。
“那么，太平街这条管道是什么时候修完的呢？”周志明用钢笔帽在自己的记录本上轻轻敲打着。
胖师傅手里捧着一只硕大的洋瓷缸子，一面吹着缸子里的热气，一面竭力回忆着，“干了有半拉月吧……哎，小傅，太平街那活你们什么时候干完的？”
从炉边的烟雾中，抬起一张煤黑熏染的脸，“不是有工作记录吗，查记录不就得了。”
“对对对，”胖师傅被提醒了，拉开桌子的抽屉翻了半天，翻出一个卷了边的本子，打开来，一页一页地寻找着，“我记得他们是十七号干完的，因为从十八号开始我们就……你看，我说没错吧，是十七号完的工。”他把查到的记录指给周志明看，随后眨巴着眼睛问道：“出什么事了吧？”
炉子边上的几个年轻人也瞪起眼睛，投来好奇的目光。
周志明简单解释着：“没什么大事，有人丢了东西。”
“是不是和我们这儿谁有牵连？”胖师傅神秘地压低了声音。
“不不，偷东西的人可能经过你们的工地，所以我是想了解一下你们每天干活儿的时间。”他把询问的目光移到炉子边那张熏着煤黑的脸上，显然，这个工人是在太平街修过管子的。
姓傅的工人顶多不超过三十岁，慢吞吞地吮着烟卷，一双窄窄的眼睛望着水壶里喷出来的白花花的热气，简短地说：“开头几天上白天，后来改夜班了。”
“最后几天上什么班？”周志明钉着问。
“夜班，后来一直是夜班。因为那段管子修到太平街路面上去了，白天施工影响交通。”
他在本子上飞快记着，嘴却没停下来，“夜班是从几点到几点？”
“夜班呀，晚上十二点开始，”胖师傅抢着回答，“到早上六点收工，然后白天就休息，我们这儿夜班都是这个钟点。”
“那就是说，在太平街的最后一班是十六号夜里十二点到十七号早上六点，对吗？”
“没错儿。”年轻工人说。
他合上本子，思索片刻，又问：“你能不能回忆一下，十七号早晨是整六点收的工吗？因为那是最后一天了，活儿是不是完得早点儿？”
“最后一天？噢，那天活儿倒是不多了，可干完活儿还得收拾工具，拆电线，归置归置什么的，怎么也得到天亮，我记得我们是五点四十五分到五点五十分这时候撤的。”
青年工人说完，站起身来，端开水壶给炉子加煤，圆鼓鼓的脸被炉火映得通红。
“啊——”周志明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
“怎么样？”胖师傅见他站起来，很负责地问道。
“啊，谢谢你们啦，打扰啦。”他握了握那胖而粗糙的手。
出了市政工程队的大门，他的心跳有点儿急促，大概，科学家在突然遇到新的发现之后，神经也是处在这样强烈的兴奋状态之中吧。显然，刑警队完全没有料到这样一个事实——在作案人进入现场的必经之路上，竟有一大帮工人在明烛高挂地修管子。他刚才的这一收获，至少把有条件作案的时间缩小了五个小时以上，这可以肯定是个重要的发现。
街上有风，风把地上枯干的败叶扫得哗哗响，他奋力蹬起自行车，没有回太平街，而是向机关骑来。
那么这个发现究竟重要在哪里呢，价值在哪里呢？他的耳鼓吼着呼呼的风响，脑子里却异常清晰起来。杜卫东在十六号晚上九点钟到十点半钟这段时间，被叫到警卫连去修暖气，江一明和援朝、季虹他们离开家是七点半，距九点钟正好一个半小时，这段时间太平街上人很多，杜卫东在这段时间里匆匆跑来跳窗子作案是不可想象的事。从十点半他修完暖气到十二点市政工程队的工人上班，也是一个半小时的间隔，从９４１厂骑自行车到太平街，玩命骑恐怕一个小时也拿不下来，坐公共汽车倒来倒去就更慢，如果他真是用十点半到十二点这段时间作案的话，就不能不考虑是不是用了其它交通工具，可他能有什么交通工具呢？时间又掐得这么合适，就像是事前反复观察算好了似的，为四十块钱的蝇头小利，值得这么处心积虑吗？或者……果然是政治性盗窃？或者根本就不是他干的！
他骑车赶到处里，已经入夜十点了，跑进办公室，抓起市公安局的内线电话，拨通了刑警队的值班室。
听筒里传来马三耀困意蒙碦的声音，“啊——，是你呀，晚上怎么没来？什么？你慢点儿说，又发现哪块新大陆啦？”
“你知道吗，我刚从市政工程队来，市政工程队——，对，从十一月十六号晚上十二点，不，是十七号凌晨的零点，到早上六点，他们在太平街施工，对对，就是堆着渣土的那儿，那儿不过离江一明家二十米远，对，这说明……”
“行了，我明白了！”对方没等他说下去就咣的一声挂断了电话。
“他不高兴了？”他慢慢放下嘟嘟作响的电话听筒，热烈的心情骤然冷落下来，自己是不是太认真了？这毕竟是人家搞的案子，事外之人这样热心会被人家看做挑刺找茬的，可是干公安这一行，不认真点儿怎么得了呢？手里头捏着人命哪！
他离开办公室，骑车子回太平街，他想好了，明天说什么也要再去找一下马三耀，不管他发脾气也好，连损带挖苦也好，反正这个案件是不该这么急就打上句号的，他得尽一番“苦谏”的责任去。
施家的走廊里黑洞洞的，静无声响，他蹑足走向自己的房间，从虚掩的门缝里，他发现自己的屋子亮着灯光，推门一看，是施肖萌趴在床边的桌子上睡着了，桌上台灯的幽幽绿光，在她酣甜的脸上泛出一种大理石般的细腻。她的胳膊下面，压着张照片，他轻轻抽出来，这是萌萌几年前照的，那时候头上还扎着两条稚气的“小刷子”，脸上露着俏皮的微笑，非常非常的自然，在萌萌所有的照片中，他最宠这张，也许是他心目中最喜欢这样的萌萌吧，可萌萌自己却不喜欢，为此，前几天还对他下过“艾的美敦书”呢。
“告诉你，以后别把这张照片压在玻璃底下，讨厌死了，换一张现在的。”
“我就喜欢这张，不带一点儿脂粉气，”他把照片对着她，“小姑娘，多可爱！”
“我现在照的相片带脂粉气？”萌萌盯问他。
“脂粉气倒没有，可就是有点儿……任性的样子，还有，你总想摆出一副成熟的架子来，让人看了不敢亲近。”
“那是你老那么别扭，对你就得任性一点儿。”
他借着灯光，对着照片看，照片上的人也对着他看，“再过几年，你又变成什么样儿呢？”他苦笑了一下。
“你回来了？”萌萌醒来了，看了看手表，“你到底出去干什么？你现在干什么我一点都不知道。”她不无恼火地说。
“我到市政工程队是为了工作上的事，非今晚上去一趟不可。”
“你怎么又把这个照片压在玻璃板下面了？”萌萌转移了话题，扯过他手上的照片来。
“好好好，那就换一张吧。”他觉得很累，没心思和她争辩了，“把这张给我。”
“不给你。”萌萌把照片揣到兜里去了。
他坐在床上，看了她一眼，讨饶似的说：“困死了。”
“也不知道你整天瞎忙什么，哎，跟你说，我妈妈明天上医院看病；我明天有大课；我姐姐他们剧院的《货郎与小姐》马上就要彩排了，忙得要死；爸爸明天要上北京开会。我跟妈说了，让你陪她去医院，你明天请半天假吧。”
他心里明白，只要家里有什么“家务”，萌萌都尽量揽来给他做，为的是联络他和宋阿姨与季虹之间的感情，他点点头：“行。”
“那你早点儿睡吧。”
萌萌哈欠连天地走了。他把闹钟的铃拨到了五点钟上。
闹钟在早上五点响了，他浑身酸懒地爬起来，轻手轻脚跑到厨房里擦了把脸，然后，搬着自行车出了大门。
这时候的天色还带着浓夜的深沉，几颗星星孤零零地挂在墨黑的天幕上，路灯睡眼迷离地亮着，萧瑟的寒气中，浮动着片片冰冻的雾，偶或有几声清脆的自行车铃声从影影绰绰的街对面传来，令人为之一醒！
他骑着车去刑警队，因为上午要陪宋阿姨上医院，下午不知道又会有什么事，而杜卫东案的起诉意见书今天上午就要被报到检察院去，所以他想利用早上这点儿时间和马三耀见一面，昨天晚上马三耀在队里值班，早上肯定不会走得这么早的。
刑警队的院门洞开，院子里没有一个人，楼里也静得出奇，使他不由不下意识地把脚步放轻，循着木制的楼梯上了二楼，推开了队长办公室的房门，他一下呆住了。
屋子里坐了五六个人，桌面上凌乱地摊着各种材料，地上的烟头和废烟盒狼藉不堪，空气十分污浊。
“你们在开会？”他僵在门口。
马三耀从桌子后面站起身来，眼睛里布满了血丝。
“进来进来。”他招呼着，又对另外两个有些面生的人介绍说：“周志明，认识吗？以前是咱们队的。”
挨近志明的一个刑警握了握他的手，“是‘四人帮’时期给抓起来的那个吧，听说过，那时候我在分局呢，西城的。”
周志明被让到马三耀身边坐下，马三耀从桌上拿起一沓照片递过来，“你看看这个。”
他俯身去看了一会儿，抬起头说：“这些鞋印照片我都看过了呀。”
马三耀用一种异样的目光凝视着他，嘴角的肌肉突然舒展开，笑了。
“你胜了，杜卫东不是作案人。”
志明的眉尖高高地扬起来。
“你看，这几张是杜卫东的。”马三耀从照片堆里挑出了几张，成一字形摆开，说：“足迹表面有雨淋斑点，看这张，边沿倒塌，轮廓不清，这都是他雨前在江家修管子的时候踏的。你再看这几张——”马三耀又挑出几张来，“也是他的，这是留在洗漱间窗户外面的那几个鞋印，足迹表面光洁，花纹清晰，是雨后留的。”
周志明点头说：“这些我昨天都看了，我知道杜卫东的嫌疑就出在这几个没有雨点儿的鞋印上。”
马三耀笑笑，“我们原来也是这样认为的，可是根据你昨天晚上的调查结果，罪犯的鞋印只能是在十七号零点以前，也就是说，在修地下管道的工人上工以前留在现场的，问题的关键就在这儿。”他拿起一只放大镜递给周志明，接着说：“在江一明家周围那种比较松散的泥土上留下的足迹，如果是午夜以前的，足迹表面的泥土应呈细末状，如果是午夜以后留下的，表面泥土呈块状；午夜前的足迹上常有昆虫爬过的痕迹，而午夜后的则通常没有，你看杜卫东这几张雨后的足迹和其它三个人雨后的足迹相对比，区别不正在这里吗？这说明……”
周志明恍然大悟地站起来，“这说明杜卫东在夜里十二点以前没有去过现场，而十二点以后也不可能去现场，他在洗漱间窗子外面的脚印的确是早上天亮以后踏下的，是去找弹簧尺的时候留下的，对吗？”
“对。”马三耀坐下身来，说，“我们得谢谢你……”
“得了，”他也坐下，“那我可受不了。”
一屋子的人都愉快地笑起来。
“好，”马三耀面向刑警们说：“咱们的会也该结束了。大家也都够困的了，不过，把困劲儿攒足了一块儿睡倒也更过瘾。你们先休息一下，吃点儿早饭，呆会儿上了班，我跟王玉山上局里汇报，老武，你和小李子根据咱们这个会研究的意见写一份书面材料；老程、小柳抓紧把对杜卫东的审查结论写出来，争取上午能拿到看守所给杜卫东看了，然后释放他，你们先把释放通知书和释放证明书填好，我上局里汇报之前好批一下。还有什么要做的？……就这些，大家赶快办吧。”
大家纷纷站起来，走了出去，王玉山收拾着桌面上的材料，马三耀忽然叫住了他：
“王玉山，调资办给我写的鉴定还在你那儿吗？”
“在，等上班我就还给他们，最迟今天就得报到局里去了。”
“你拿来。”
“怎么，你不是说不看了吗？”
马三耀没有回答他，转脸对周志明说：“谢你还是要谢的。怎么样，这个案子得重新查起了，你现在在五处忙不忙？来跟我们一块儿干吧，我去找你们老段借你来行不行，说不定还真能搞出个窃密来。”
王玉山把取出的调级鉴定材料递给了马三耀，马三耀没看，哧——一声，把材料撕个两半，摔进废纸篓里去了。
“这是干什么？”周志明被弄得一愣，“用不着嘛。”
“人贵有自知之明。”马三耀挥了一下手，“这一级不要了！”
他扔下周志明，顾自走出了屋子。
周志明是怀着一种得失相间的矛盾心情离开刑警队的。作为一个侦查员，他觉得自己没有白干，不是个废物，成功的喜悦一跳一跳地直冲心口。可是对马三耀呢，他那个二十几年无错案的显赫纪录，却被这半路上的一闷棍打断了，将要到手的升级也打飞了！马三耀的脾气他知道，这一级是绝不会再要了。作为朋友，他又有点儿难受，甚至觉得欠了马三耀什么情分似的，其实欠了什么呢？
对了，该去西夹道把这个消息告诉王大爷、淑萍他们，他心里闪过这个念头，旋即又打消了。算了，这种人情好事，该让给马三耀去做的。看看表，还早，路边的副食店刚开门，他进去转了转，看见有活鸭子，买了一只，高高兴兴地回太平街来了。
然而，高兴之后，心里又茫然。上午陪着宋阿姨看病就忘东忘西、神不守舍，在透视室甚至还拿错了另一位病人的透视单子，结果弄得宋阿姨一看到单子上写着“肺癌待查”四个字的时候，差点儿没背过气去。他心里的结子又沉重起来，“真正的罪犯是谁呢？”
他没有想到，两天之后，案情突然发生了意料不到的进展——一个检举人出现了！
绿色的上海牌轿车从灰色大门里疾驶而出，车轮微微跳动着，在干卷的枯叶上轧过，发出一串劈劈剥剥的响声。
透过弧形的风挡玻璃，周志明的视线漠然地投向路边一闪即逝的建筑物，脑子里慢慢清理着自己的思绪。
１１·１７案结论的推翻，杜卫东的冤情的洗白，使他在两三天之内蜚声全处。关于他和刑侦专家马三耀争论的始末，也演绎成各种版本的故事，在各科室不胫而走，成为人们闲扯的话题。正式的和玩笑的赞扬纷纷灌进他的耳朵，有得体的，听了还坦然；有言过其实或者没正形的，却叫他如坐针毡似的不安定，直到陆振羽拍着他的肩膀，说了那一段很有意思的话以后，他才明白自己是被人彻底地误会了。
“人哪，要打算一辈子不默默无闻，打算有点儿什么成就的话，光靠勤勤恳恳不行，总得爆出些引人注目的声响，给别人留点儿不寻常的印象来。”陆振羽做出一副深得此道的神态说：“不管到什么时候，人们一提起你，首先能想起来的，还是那些不同凡响的印象。就像咱们纪处长、段科长，他们在侦查系统的名气，还不就是叫五十年代那几起大案带出来的？这就叫老本儿，老本儿！知道吗？反正你小子这下算抄上了。”
他摇摇头，未加解释地苦笑了一下。许多人把出人头地视为乐事，他却不，从心眼儿里不想嚼这个蜡。也许只有那些蹲过监狱，或者在其他什么阴山背后趴过的人，才能体会到一个倒霉蛋在转运之后的那种不求闻达，但求默默的心理状态和战战兢兢地做人的处世哲学，而这种心理状态和处世哲学在他身上，几乎成为一个固定的性格侧面了。坐监狱那会儿，在田保善这帮家伙的压迫下，他并没有一时苟全，而是拼命地争斗过。现在出了狱，他倒常常反而希望能与世无争地过日子了，什么事儿都别锋芒太露，宁可示人以无为，即便是在盛极的时候，也不要失去那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谨慎，不能有一丝忘形，如今的世界大概真像萌萌所说的那样，得意洋洋的人总是让人讨厌的。
可是，看到那些不管就容易毁误的事情，他总憋不住还要去管，这也许是一种双重人格吧。
这回，就算是“抄上了”吧，给马三耀挑的这个“刺儿”是挑对了。可现在冷静地自省一下，他仍然觉得自己那个死认真的脾气是个坏毛病，这毛病是他性格上的另一个侧面，肯定会有人看不惯，以为他是想爆出点儿不寻常的声响来呢。可这毛病也是难改呀。
汽车在红灯路口停下来，随着一阵呛人的烟气，坐在后排座上的大陈把脑袋探了过来。
“科长，是怎么样个检举人，纪处长在电话里没提吗？”
段兴玉手里把握着舵轮，眼睛注视着前方，一动不动地答道：“没提，他在局里开别的会，大概刚才刑警队打电话向局里汇报这件事，马局长就说叫我们五处出面同检举人谈一谈，纪处长在电话里只交待了这么多。”
陈全有把身子往后一仰，一口接一口地吸着烟卷儿，自言自语地念叨着：“一个盗窃案件，为什么让我们插手？难道真有可能是政治性的……？”
“怎么没可能？”坐在他身边的严君说道，“江总工程师的笔记本里掉出来的那个小条子就很可疑嘛。咳咳！”她连连咳嗽了几声，把车窗玻璃摇下来，“你少抽几口行不行？”
“也说不定那字条是老头儿自己无意中弄掉的呢。”大陈把烟扔进烟灰斗里。
“和检举人谈完了再看吧，”段兴玉轻轻松开离合器，汽车穿过路口，“谁知道检举的是什么问题呢。”他又说。
汽车开进刑警队的院子。
他们先到办公室里，段兴玉看了检举人和马三耀谈话的记录，然后他们四个由马三耀陪着来到了刑警队的群众来访接待室。没进门的时候，马三耀在周志明的脖子上轻轻拍了一巴掌，小声说：“这人你认识。”
认识？谁呢？他肚子里打了个问号。果然，一走进那间陈设简单的接待室，他还没看清检举人的脸就认出了那身很刺目的黑色小西服。
施季虹也看见了他，抢先和他打招呼：
“噢，你也在这儿呀，原来你是干这行的。”
他笑着点点头，没说什么。
经过马三耀极简短的互相介绍，他们和施季虹面对面坐下来。
施季虹坐在一把款式陈旧的高背木椅上，显然对这类场面很不习惯，有点儿局促地对马三耀问道：“怎么着，是不是要把刚才同你谈过的跟这几位再谈一遍？”
段兴玉翻弄了一下刚才的谈话记录，很客气地对施季虹问道：
“被检举人是你的未婚夫，对吧？”
“是我的男朋友。我们认识很久了，啊，他知道。”施季虹用手指了一下周志明，随即更正说：“我不是检举他，我只是向你们反映一下那天晚上我所见到的情况，究竟是不是他，那要靠你们调查甄别了。”
“你为什么没有在案发后立即报告，而要等到今天呢？”段兴玉的问话是很尖锐的，语气却依旧礼貌温和。
施季虹已经开始从局促中松弛下来，恢复了平时那种雍容自持的态度，像外国人那样耸了耸肩膀，两手一摊，说道：“我知道你们会这么问。怎么说呢？……其实那天夜里我完全是偶然的失眠，也完全是偶然地走到窗前，又无意地站在那儿往窗外看。当时，我还以为见了鬼呢，或者是看花了眼。要知道，这些年我和他常常在一起，会不会是由于一种生物电流的作用使我把一个在夜深人静翻进江伯伯家窗子的贼看成是卢援朝了呢，我想大概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当时可真把我吓坏了，钻进被子一宿都没睡好。第二天天一亮我就跑到窗边去看看，江伯伯家的窗子都好好的，所以我想那天晚上看到的卢援朝，也许就是我自己的幻觉，一种神经质的臆想吧，或者是我梦游了？哼，反正我没再把它当回事。那几天我也特别忙，我们歌剧院在排歌剧《货郎与小姐》，我是演Ｂ组的阿霞的，我这是头一次参加专业演出，歌剧又是艺术上的重工业，难度特别大，像我们这些年轻演员就得刻苦点儿，呃——噢，我把话扯远了吧？我想那几天我们是搞什么来着，对了，那几天正赶上合乐、舞台合成，所以我每天都是很早就到剧场去，很晚才回家，回家就在自己屋里睡觉，结果一直没有听说江伯伯家被人偷了，我是直到你们公安局的人来找我了解情况的时候才知道这件事的，而且我还知道因为那天下午我去过江伯伯家，所以也成了涉嫌人的。那两位民警同志找我谈话的时候，我一下子又想起了那天晚上看见的那个像卢援朝的人，可是，我没跟那两位同志说出来。因为我就是在月光下面看了那么一眼，谁知道准不准呢？我没把握就乱说，那不成了诬陷吗？当然，我没说出来还有另外一条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那就是我根本不相信他会是个贼。后来，大概没几天，又听说这个案子破了，小偷就是那天在江伯伯家修管子的那个工人，所以我也就没再把这档事放在心上。昨天下午，突然又听说那个人抓错了，真正的小偷还没抓到……”
施季虹沉默下来，段兴玉没有催问，静静地等着。片刻，她又接着说下去，声音略略低沉了一些：
“我……犹豫了很久，我和卢援朝认识这么多年了，这么多年的相处，虽然够不上一部罗曼史，但可以说是非常轻松愉快的。当然，挑剔地看，他并不是我的理想中人。他的兴趣很狭隘，性格也嫌呆板了些，可他有他的长处。他不是个没主意的人，脾气也不错，而且我们都是过了‘而立之年’的人了，彼此还挑什么劲儿呢。我们本来是计划春节结婚，家具都打得差不多了，噢，对不起我又扯远了。唉——！”她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说实话，我来你们这儿，是经过痛苦的犹豫的，从感情上讲，我真不愿意失去他。”
施季虹在说话的时候，眼睛几乎一直没有离开过自己的脚尖。这时，她又把话头停住，像是说得疲倦了似的，做了个重重的深呼吸。马三耀借着这个暂短的停顿，直截了当地插问了一句：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又促使你站出来检举他呢？”
“我害怕，我放不下心去，我不能同一个盗窃犯同床共枕地过日子，假如那天我看见的人果真是他的话。”施季虹微微仰起头，声音抬高了一些，但有点儿发抖，“我不能糊里糊涂地跟他结婚，让怀疑和恐惧折磨一辈子，所以我下决心来找你们，我相信公安局一定能把这事搞清楚的。如果真是我看花了眼，那我也就可以放心的和他组织家庭了。我想他是会谅解我的。如果他真的犯了罪，那我对这样一个人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
她停住了嘴，足足有一分钟的光景，沉默占据了这间屋子。
段兴玉轻轻地按压着手指的关节，打破沉默问道：“你到我们这儿来，和你父母谈过吗？”
“我父亲去北京开会，前天上午就走了，那时候我还没想到会到这儿来呢。至于我母亲，我怕她精神上一时受不了，所以也没告诉她。不过，如果卢援朝真是那个小偷的话，她迟早会知道的。”
段兴玉又拿起那份谈话记录翻看着，大家都静静地听着他手上的纸哗哗响。作为刑警出身而又半路改行搞反间谍的周志明最清楚，五处的案子和刑警队的不同，案情常常复杂而微妙，前途也多变难测，非一般刑事案件可比，所以，搞反间谍工作的人多长于谨慎。比如像现在这样的谈话，要在刑警队，常常是七嘴八舌地问话，而五处的习惯，除了在场身份最高的人主谈外，其余的人是不乱插嘴的。哪些先谈，哪些后谈；哪些深谈，哪些浅谈或不谈；以及用什么方式和口气谈，这些个谈话的路数和技巧，主谈人自有腹稿。别人插嘴插多了，不但容易搅乱他的逻辑思路，而且插话的过与不及，都非所宜。所以这时候，他们几个都缄封了口没有说话。
段兴玉的眼睛从材料上抬起来，问道：“你所看到的那个人穿的是一件尼龙绸登山服，对吗？他穿了什么裤子呢？”
“这我记不得了，就是一般的裤子吧。”
“能想想吗？”
“好像……咳，的确记不清了，好像是……”
“记不准就算了，以后再说吧。”
段兴玉没有再问这条裤子，因为硬要别人回忆印象模糊的事情是取证的大忌，有的证人为了不使询问者失望，常常硬想硬说，结果免不了掺进个人的猜测和编造。段兴玉改口问道：
“卢援朝有没有尼龙绸登山服呢？”
施季虹不假思索地答道：“有的，可他不常往外穿，而且颜色也不同。他的那件是橙黄色的，而跳窗子那个人穿的是银灰色的。”
段兴玉合上材料，沉吟一下，又问：“根据你这些年对卢援朝的了解，他是个十分看重金钱的人吗？”
“不，他不是那种满身铜臭的人。我们一向都是把钱看作身外之物的，从来没在经济上闹过矛盾。当然，我也不是缺钱花的人。”段兴玉顺着她的逻辑推下去，“他既然对钱是这么一种超然的态度，那为什么还要为了几十块钱冒险呢，从道理上看是不是有点儿矛盾？”
施季虹点点头，“是的，我也觉得不好解释，按说他不是这种人，但愿是我看错了人吧。”
段兴玉没有再提什么问题了，他看了马三耀一眼，表示可以结束了。
马三耀又对施季虹嘱咐了几句关于注意保密之类的话，然后站起身来。
“好，谢谢你提供的情况，我们今后可能还会去打扰你的。”他说了这句例行的告别辞令。
施季虹由刑警队的一位女民警送出接待室以后，马三耀笑着对段兴玉问道：“怎么样老段，感觉如何？”
“咳，还不就是你刚才问的那些情况，看起来还可信就是了。”
马三耀两手抱着肩，说：“这案子倒不大，可是越搞越古怪，我们两家一块儿搞怎么样？你这位‘大手笔’要是能参加，我们就全仰仗了，你要是不能参加，就叫周志明来跟我们一块儿凑凑主意也成。这样一来，今后要是判明真是敌特案件的话，你们接过去也就方便了。”
“好哇，”段兴玉站起来，说：“你这个刑侦专家自愿帮我们处的年轻干部搞实战练兵，我们何乐而不为呢。不过，前些天周志明去你们那儿，只是了解情况而已，要是以五处人员的名义正式参加到你们专案组里去，恐怕还得局里批一下，否则就名不正言不顺了。下午马局长不是要亲自听汇报吗？这案子究竟怎么搞，看他的决策吧。”
三楼会议室里，１１·１７案的汇报会正开到一半儿。
这是一间宽敞明亮的屋子。一扇扇宽大的落地窗朝南而辟，豁然开朗，因为采光面大，所以冬暖夏凉。这种大窗户在近些年新建起的建筑中已不多见了。屋子的北墙上，并排挂着大幅的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东西两面墙，对称挂着我国边界图和南州市街道详图，这种“装点”虽说独出心裁，倒也实用大方。屋子中央，宽大的条桌上铺着军绿毛毯，毛毯上成一字摆着几个雪白的瓷烟缸，桌边绕了一圈铁制的折叠椅，给整个会议室落了个朴洁严肃的格调。
纪真坐在桌子的一端，凝目望着保暖杯口上冒出的缕缕热气在眼前散开。他右手夹着根香烟，没点，左手的手指用重复的动作摆弄着一只外表精巧的石英打火机，在周志明向他汇报案情的过程中，这个下意识的动作几乎就没有停止过。
这类会议，照例该由组长陈全有进行汇报的。但因为周志明对全案的情况更熟些，所以今天便改由他来讲。他讲得快而简单，可讲可不讲的细节一律省去不讲，可读卷可口述的一律口述，他看了表，整个汇报统共用了二十四分钟的时间。
侦查员汇报案情也好，写报告也好，除了力求准确、全面地反映情况外，还得学会一手不可或缺的本事，那就是得掌握住每个领导各自的习惯和性格。有的领导听汇报、看材料，喜欢详尽、具体，一条小线索，一项无关紧要的证据，每天外线的侦查情况，甚至连侦查员误餐补贴的数目、支用特费的单子都要毫不遗漏地一一过目，而纪真却恰恰相反，他讲究简明扼要，反对面面俱到，年轻的侦查员给他汇报案子，多少都有点儿提心吊胆，稍有?唆，他就会表现出不耐烦，任何重复都会被他当场打断。所以周志明的汇报就专注在一个“简”字上，刑警队对此案从立案到侦查的全过程，他只是一带而过，至于他自己发现问题、调查取证这一段则干脆一字未提，全部略去了。
讲完，他合上卷宗，目光仍然留在卷宗皮上，并没有到纪真的脸上去看他的反应，他实在有点儿怵这位处长。
纪真的脸上没有一点儿表情，慢慢地点上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半天，才纡缓地吐出来，面向陈全有问道：“你们汇报完了？最后连个意见也没有吗？下面的工作打算怎么进行啊？”
陈全有一时语塞，不知所措地把目光朝段兴玉投去。
段兴玉知道，“四人帮”横行时，纪真就养成了这么个毛病，各科向他的请示汇报，事无巨细都得行文，然后领导轮流传阅画圈，自己是不敢说了算的。那个时候嘛，纪真处境不好，凡事不愿负责也是难怪的。可这会儿，粉碎“四人帮”这么久了，他的文牍作风反倒变本加厉，各科给他汇报工作，不管轻重缓急，一律公文往来，并且还非要明确写上科里的意见，然后他再在这个意见上划批。弄得侦查员搞案子，得有一半儿的脑筋花在笔墨功夫上。写报告，重要事项当然非写不可，可一般小事也要动笔做“文章”，不光段兴玉不满意，各科室都有点儿怨声载道。
段兴玉把身体转向纪真，略一思索，说：“下一步工作的意见嘛，他们组里倒是有个初步想法。不过，这个案子是马局长亲自批转给我们的，对下一步工作的部署免不了还得往局里报，为了节省时间，我们想先向处长汇报一下再成文，定下来的方案就可以作为处里的意见直接报局，也省得一份报告再处里科里组里的改来改去了。”
纪真没有吭声，一来段兴玉是政保系统的“老底子”，又是年轻时的患难之交，面子一向大；二来案子牵涉到了市委政法委书记的女儿，马局长又怀疑有特务背景，也的确不可等闲视之，所以他没有表示什么反对的意见，默然地听段兴玉接着说下去。
“这案子刑警队已经搞了一段，现场勘查和一些调查材料都是现成的。从昨天下午马局长批示刑警队把案子转交我们侦查到现在，已经有十几个小时了。从小周刚才汇报的情况中可以看出，发案前后，现场只留下四个人的脚印，这四个人中，江一明可以排除作案嫌疑；９４１厂工人杜卫东经刑警队鉴定脚印，也已经排除。剩下的两个人，刑警队原来是排除的，理由是不具备盗窃财物的主观条件，那么如果马局长对这个案件性质的估计不幸言中的话，这个主观条件就得重新考虑了。虽然施季虹站出来检举了卢援朝，但从客观条件上来看，他们两个人谁也不能排除。当然啦，卢援朝的嫌疑更大些。”
“你们初步的意见该怎么办？”纪真问道。
段兴玉没有直接回答，迂回地说：“马局长的怀疑并不是捕风捉影，这些年敌特机关对９４１厂觊觎已久，所以这件盗窃案是不是敌人的情报行动也未可知。不过案子既然由刑侦部门转交给我们，那下一步侦查所追求的目的，就不能仅仅像刑事案件那样，是为了查出作案人，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了，而还要考虑到其他方面，比如，罪犯用什么方式向敌人传递情报；用什么方式接受敌人指令，是靠‘盲发’电台，还是靠无人交接点？或者是有秘密交通员？诸如此类的情况都得搞清。”
段兴玉停顿了一下，似乎是要给大家一个思考的时间，然后他接着说：“所以我看，最佳方案是对嫌疑人进行秘密监视和调查，把情况掌握起来再看，现在不宜采取什么公开的举措。”
“不妥。”纪真毫不犹豫地打断了段兴玉的话，“这事牵涉到万云同志的子女，应该迅速查破，搞久了市里不会同意。再说，施季虹整天和万云同志住在一起，你怎么监视啊？监视了她，就等于监视了市委负责干部，弄不好要扣你一顶对党内搞侦查的帽子哩！我们不干这种事。还有，施季虹不是计划春节结婚吗？已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你对卢援朝查不清她就不会结婚，如果卢援朝真有问题，显然会有警觉的。”
段兴玉其实何尝不知道他提出的这个方案会在实际工作中碰到麻烦呢，他之所以提出来，无非是想撞撞运气，如果纪真肯出面撑腰，那倒不妨试一试。不出所料，纪真果然心怀顾忌，断然否决，他当然也就不再坚持。喝了口水，说：
“还有一个搞法，既然卢援朝有重大作案嫌疑，按条件可以先行拘留，通过审查搞清问题。不过这一抓人，案子也就没有什么搞头了。”
“我看可以。”纪真斩钉截铁，一言定局，“卢援朝有重大嫌疑，又被目击者指认犯罪，完全可以拘留审查，就这么定了吧。”
纪真的口气是不容商量的，会议就算到此结束了。大家站起来离开会议室的时候，纪真把段兴玉单独留下来了。
屋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纪真踌躇了少顷，说道：“兴玉，你看这个案子周志明要不要回避一下？”
段兴玉似乎完全没有料到他会提出这么个问题，先是一愣，随即摇摇头，说：“我看不必，完全不必要。”
纪真掸掸烟灰，说：“施季虹是他女朋友的姐姐，这种关系按说可以不实行回避，要是放在别人身上，我都无可无不可，可是对他，就算我是成见作怪吧，反正不太放心。”
段兴玉的眉头拧起来，“怎么，对曝毁胶卷那件事，你至今还耿耿于怀吗？老纪，我可实在不敢苟同你的成见，办事情总要讲个道理吧，周志明这件事做得有什么不对？他当时在广场事件问题上的觉悟，是我们所不及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处里不仅没有宣扬过他的事迹，反而对他的彻底平反问题持一种漠然的态度，许多群众对此是有议论的，这些你是听不到的。你是一处之长，小周回来以后，我就没听你对他说过一句勉励的话、安慰的话，连我这个一向感情麻木的人都要替他抱不平了。现在这个案子，如果是因为和施季虹的关系决定他回避倒也成理，如果因为胶卷那件事，那就太不公道了。”
对段兴玉这番颇为激烈的指责，纪真并没有感到不快。虽然在下级干部中，只有段兴玉一个人敢于这样直言无忌地当面指责他，但段兴玉在群众中总是维护他的。于是他露出一副豁达大度的微笑，说道：
“当然，用现在的观点来看，周志明是对了，我在政治上对他并无成见，只不过对他的那个做法有点儿不接受罢了。好啦，好啦，我们不争这个啦，我知道这小伙子你使着顺手。”纪真用指头点点段兴玉，话锋由此一转，“那么对卢援朝，你准备什么时候动手啊，我看抓紧一点儿吧。”
“今天晚上，等他下班回家以后。”段兴玉说。
晚上七点半钟，大灰门里开出两辆“北京２１２”型吉普车，一前一后向南城驶去。
周志明随着段兴玉坐在后面一辆车里，头仰靠在座椅的靠垫上，车身时缓时烈的颠动，使他的心绪越发麻乱不堪。
１１·１７案发展到现在的局面，是他始料未及的，尽管卢援朝在案情中的嫌疑所系，十分明显，但在自己的全部内心感觉中，却搜寻不到半点儿可以解释他犯罪的印象来。直到现在，他坐了车去抓他，可心里头仍然不相信他就是作案人。在这种情况下，侦查员执行任务的复杂心情，外行人大约是难以想象的。但是，无论是昨天夜里他们分析案情的时候，还是今天上午向处长汇报的会议上，他都没有把这个心情流露出来，因为他毕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支持自己的这个直觉，毕竟不像对杜卫东被抓那样，怀疑得那么强烈，那么明确。即使是对杜卫东，倘若不是和马三耀厚交，他大概也断断不会到刑警队去讨个没趣。
整个下午他一直忙忙碌碌，先跟大陈去９４１厂保卫处“通气”，顺便了解了一下卢援朝日常上下班的时间规律。他和安成有好久没见了，见了面还是挺亲热厮熟的样子。据安成介绍，卢援朝每天下午五点半下班，下了班就回家，一般不在厂里逗留。他看得出，安成对今天晚上的举措虽然没有发表任何看法，但显然掩饰不住内心的惊讶。从９４１厂出来，他们又直奔南城区杏花西里的９４１宿舍区，实地观察了一下卢家的位置和周围地形，等回到处里，就匆匆吃晚饭，换民警服、检查枪支、手铐等物具，忙得不闲，他也没有再分心去解心里的疙瘩了。
但是在刚才他们离开办公室下楼去坐车的时候，段兴玉突然莫名其妙地问了他一句话。
“卢援朝这个人，你很熟吗？”
“还可以吧。”他低着头往楼下走。
在楼梯上，段兴玉又问：“我看你好像有什么心事啊？”
“没什么。”
“是不是对拘留他有什么想法？”
在楼梯电灯无力的侧射下，段兴玉的脸庞挂上了一圈淡黄色的镶边，在他闪亮着白色反光的视网膜周围，黑红色的血丝隐隐可见，周志明看了他一眼，心情犹豫地站住了。
“别停着，边走边说，我看出你是有些想法的。”段兴玉继续朝楼下走去。
志明跟在他后面下了几节楼梯，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在杜卫东身上产生过的直觉，现在又来了。你说，我的第六感官是不是挺准的？”
这回是段兴玉站住了，他仰起布满倦意的脸，眉毛低低地压在眼睛上，对周志明凝视片刻，才说：“对，我承认直觉对一个侦查干部来说是不容忽视的，而且实际证明你上次的直觉是对的。但是，我得提醒你一下，还有另外两条是同样不能忽视的：第一，断案需要直觉，但不能只有直觉或依赖直觉，不能走到‘自由心证’的方法上去；第二，我们不是诗人，不是文学家，不能仅仅注重一己的感受，老是这样或一味这样，非出差错不行。告诉你，我现在也有很多想法和怀疑，有些也许是你不会想得到的。但是作为一个侦查员，首先应当注重和依凭的是事实，这是你一进公安大门就明白的道理嘛！”
周志明默然了。当然，段兴玉的道理是无可置疑的，他强调的是事实，什么叫事实？在法律意义上说，事实＝证据！
汽车大拐了几个弯之后，猛然停在一幢简易的红砖楼前，小楼的门边上，挂着一块长形的牌子，在幽暗的路灯下牌上的字依稀可辨：
“南州市公安局南城分局杏花西里派出所”。
坐在司机位置上的小陆下车走进门去，不大一会儿工夫，领着一个中年民警走了出来，一同上了车。段兴玉和周志明隔着汽车前座的靠垫和他握了握手，陆振羽向段兴玉介绍说：“这是林所长。”
“林谦和。”那位民警十分礼貌地笑着说。
“段兴玉，”科长也通报了姓名，然后对着车窗外透来的一丝亮光，看看手表，用商量的口吻对林谦和说道：“林所长，如果情况没有变化，现在就动手怎么样？”
汽车向９４１厂宿舍楼开去。路上，段兴玉又问：“搜查工作的见证人请好了？”
“请好了。”林谦和苦笑一下，“咳，现在请个见证人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了，邻居们大都不愿意出头露面得罪人，怕往后见了面不舒服。我们请到的这个人就住在他楼上，是街道上的老积极分子。”
在离卢援朝住家几十米处，他们停了车，步行来到楼下，因为卢家住二楼，他如果拒捕的话，从楼后阳台往下跳是可能逃脱的。所以，小陆同原来守候在这儿的一个派出所民警到楼背后去堵那条唯一的逃路，林所长到楼上去请见证人，其余的人便来到二楼。楼道里静静的，周志明同段兴玉交换了一下眼色，然后敲响了卢家的门。
屋子里，传来咯咯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在门前停住。被一种很俗气的淡黄色漆成的房门拉开了，正房里日光灯刺目的光线把门边走道的墙壁映得瓦白一片，在门口的逆光处，站着一个女人，眨着吃惊的眼睛，想辨认这一群穿蓝色警察服的不速之客。
周志明没容对方有所反应就一步跨进门去，宽宽的肩膀把猝不及防的开门者撞在一边，那人尖声叫了一下，周志明不由得愣住了！
“萌萌！你怎么在这儿？”
施肖萌先是惊讶得发呆，旋而又用恐惧疑惑的眼神瞪着拥进过道冲向内室的几个警察，声音发抖地对他问道：
“你……你们要干什么？”
卢援朝和他弟弟卢跃进正在房间里看电视，望着闯进来的警察，手足无措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你叫卢援朝吗？”陈全有跨步向前，声音在突然静下来的屋子里显得分外响亮。
“是。”卢援朝似乎很快便镇定下来，点了一下头。
“现在拘留你。”陈全有亮出拘留证。
“我犯了什么罪？”卢援朝紧张地质问道。
“签字！”没做任何解释，陈全有果断地把拘留证摆在桌子上。
“他犯了什么罪？”施肖萌从走廊里冲进屋子，突然横在陈全有和卢援朝中间，“同志，请问他犯了什么罪？你们有逮捕证吗？”
陈全有冷冷地瞥了她一眼，“你是他家的客人吗？我们在执行职务，请你马上离开。”
周志明从走廊里跟进来，拧着眉毛正要对肖萌说什么，隔壁房里传来卢援朝母亲颤巍巍的声音：
“谁呀，是谁来了呀？”
施肖萌朝隔壁跑过去，段兴玉跟着一起过去了。
卢援朝没有再争辩，伏在桌子上很认真地在拘留证上签了字，陈全有又向他出示了搜查证，他也一块儿签了字。然后，抬起头对陈全有问道：“我们单位知道不知道？我手头上正在翻译一份外文资料，厂里急等着要用的。”
陈全有收起拘留证，答道：“厂里的工作你不用管了，跟我们走吧。”
周志明过去给卢援朝戴上手铐，目光在卢援朝脸上很快地扫了一下，似乎能感觉到卢援朝的眼睛冲他流出一种宽容的微笑来。
隔壁屋里，传来老太太呜呜咽咽的哭泣，夹带着段兴玉温和的劝解声。卢援朝被两个民警一前一后押着往外走，到了门口，突然转过身来对他弟弟说了一句：“别怕，我什么事也没有。”
卢跃进是个待业青年，年纪比周志明还小一点儿，和他哥哥的书生外貌相反，他长了一副宽脸盘，短脖子，背阔腰圆，样子很茁实。在陈全有他们刚进屋的时候，他被这种严厉的场面弄得有些惶然不知所措，在他哥哥被押出屋子以后，心头的紧张才渐渐平息下来，代之而起的却是年轻人的自尊心和好胜心，他的两手怒气冲冲地插在腰上，斜棱起眼睛，冲着跟在林谦和身后走进屋子的一位女邻居喊起来了：
“出去出去！没你的事，看什么热闹！”
陈全有把搜查证又在他眼前抖了一下，“我们现在要对这间屋子进行搜查，她是请来的见证人，你无权让她离开。你也别走，作为卢援朝的亲属，你也是见证人。”
卢跃进一梗脖子，“怎么着，要抄家吗？”
陈全有根本不去理他了，和周志明、林谦和几个人开始在屋里搜翻起来。
卢跃进的浑劲儿也上来了，用短粗的胳膊把正要搜查书架的林谦和一挡，吼着说：“少动！这是我的东西，你们要搜搜他的，那是他的床，其他都是我的东西，我又没犯罪，你们搜不着！”
陈全有沉下脸，走过来厉声说：“我警告你，不要继续阻碍我们依法执行公务，否则你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周志明和卢跃进不熟，但有一面之交，他拉开他的胳膊，连推带劝地把他弄到沙发上，“跃进，搜查证上写明是搜查你哥哥的住处，不是光搜他个人的物品，你不懂，别再惹事了。”
卢跃进望望陈全有胖大的身躯，比他足足猛出半个头，只好顺势下了台阶，不吭声了。
这间屋子摆设不多，除了两兄弟各自睡觉的床，一个小衣橱，一张桌子，一个书架等几样旧家具外，墙角立着一个没完全打好的大立柜，一对小沙发也显然是新打的，样子不坏，这大概就是杜卫东的手艺吧。
塞在床下的箱子也拉出来了，施季虹提到的那件橙黄色的尼龙登山服正放在里面，周志明取了出来，在扣押物品的清单上登了记。
床上床下，桌子的抽屉，连那个尚未挂门的大立柜都细细地搜了，什么可疑也没有。大家差不多都停了手，只有林谦和还蹲在书架下一本一本地抖着书页。
周志明知道，卢援朝这个书架，所载不多，种类却繁，有单位里发的政治书籍，新新的，大概从来没有翻动过；有外文书，是清一色的技术资料和工具书，还有几本新版的《福尔摩斯探案》，大约是卢跃进的财产，奇怪的是几本关于天文学知识方面的书不知怎么也上了这个书架。他站在屋子当中朝书架看了一会儿，轻轻对陈全有说：“怎么样，差不多了吧？”
陈全有点点头，刚要说什么，林谦和突然喊叫起来：
“这是什么？你们来看！”
所有人的目光一齐投向他，他手里拿着一个青色的小金属盒子，陈全有接了过来，对着灯光看了看，冲卢跃进冷笑了一下，说：
“这架微型照相机也是你的东西吗？”
卢跃进脸色顿时煞白，吃吃地说道：“我不知道，不是我的，我不知道……”
“这儿好像还有东西。”林谦和把书架最低一格的旧杂志统统搬出来，从杂志后面又拿出两只小瓶子，周志明接过打开，闻了闻，他觉得背脊上有股凉丝丝的汗往下流，事实！这就是事实！事实无情，他的脑子乱成了一锅糨子。
“什么东西？”
“密写药，还有显影药……”他发呆地说。
卢援朝被抓的消息几天之内不胫而走，一时间，在９４１厂内成了头条新闻，卢援朝也成了名噪一时的新闻人物。这个看起来老实巴交、与人无争的书呆子，竟然是个间谍特务，人们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间谍，除了电影上能见到几个外，在人们的感觉中，就如同“天外来客”一般遥远。而现在，一个活生生的间谍，出现在自己的生活中，自己的身边……人们无不感到惊讶和新鲜。
在熟人的眼睛里，卢援朝是个历来不大关心政治，上班来，下班走，和和气气，无亲无仇的人，业务上挺不错，生活上又攀了市委政法委书记女儿的高枝，运气正在得意。也许正因为现实与印象如此相悖，才更使这个原来看上去很平凡的人物带上了一圈神秘甚至怪诞的光晕。关于他的种种猜测于是添枝加叶地在厂里和社会上哄传起来。有人说他有一部高级电台，在发报的时候被公安局的讯号检测车查出来了；有人说在他家里挖出了手枪和炸弹；还有人说他准备把９４１厂破坏掉以后逃到国外去……，据从厂保卫处传出的“权威”消息说，他七五年去法国时就和外国人有过不正常接触，在里昂住旅店又违反出国人员住宿规定，一个人住了个单间，半夜有个年轻漂亮的女特务钻进了他的屋子，等等，不一而足。
由于对卢援朝的公开拘留，１１·１７案已无密可保，继续经营和扩大战果都丧失了可能性。剩下的便只是如何公开处理的问题了。因为卢援朝与市委政法委书记施万云家的关系众所周知，一些在下面叽叽喳喳的群众便常免不了要把议论的锋芒指向施家，甚至还流传了一部特务策反市委政法委书记女儿的现代“阴谋与爱情”的故事。这些“民间传说”和“群众创作”虽然漏洞百出，不能自圆，但毕竟影响很广，因此市委领导指示公安局在短期内迅速结束预审，提请起诉，交付公开审判，一来教育群众，二来肃清流言。
为了尽快结束预审、提请起诉，陈全有小组一连十来天都住在单位里加班，因为从卢家当场搜出了微型照相机和密写器材等特务用具，所以第二天便将卢援朝由拘留转为逮捕，并押往预审处看守所，由五处和预审处共同进行审讯。
周志明这些天的工作主要是对几个细枝末节的证据做补充调查，有时也帮严君一起整理审讯录音。对卢的审讯他没有直接参加，但每次大陈和严君从预审处回来，都能把当天的审讯情况大致描述一番，从他们嘴里，他知道卢援朝断然否认了对自己的全部指控。
“这家伙，给你来个死不承认！”大陈摇着头笑道，“其实他这一手不但救不了自己，反而落个认罪态度不好。现在咱们国家的法律，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像这样的案子，有目击者的揭发；有现场勘查的痕迹，又当场搜出特务器材，人证物证俱全，可以说是铁案如山，他自己不承认，白搭！预审处的同志说，按间谍罪，判他个无期徒刑，富富有余！”
在卢援朝被逮捕两个星期以后，结束了预审工作，全部案卷连同证据材料，随起诉意见书移送了人民检察院。他们在处理了两天扫尾工作以后，大陈因为孩子割阑尾请了事假；小陆准备学习驾驶摩托车，也忙着办他的“学习执照”去了；案子上既没什么事可做，严君便也抽身出去收拾这些天积累下来的内勤事务，办公室里顿时清静下来。
晚上，快下班的时候，段兴玉走进办公室，看了一眼独自趴在桌上抄写案卷目录的周志明，突然问：“你多少天没回家了？”
“有两个星期了吧，干吗？”
“得回去看看了，那也是你的家嘛，总该回去帮着干点儿什么家务事，尽些义务。今天下班回去，明天别来了，给你两天假。”
是该回去看看了。
下了班，他骑上车回施肖萌家来了。
施伯伯还没有从北京回来，家里，因为卢援朝被抓而带来的阴影显然还没有消退，晚饭的气氛是沉闷的。
宋凡脸上有点儿浮肿，饭厅里的暖气虽然烧得烫手，她还是在棉衣外面又披了件粗呢短大衣，她很没有胃口地吃了小半碗饭，便放下了筷子。
周志明看了看她的脸色，轻声劝了句：
“阿姨你吃得太少了，我再给您盛一点儿？”
宋凡摆摆手，问道：“你这么多天没回来，净忙卢援朝的事了吧？他究竟属于什么问题，查清了吗？”
周志明没想到她会知道自己参加了这个案子的工作，先是一怔，马上明白小萌一定是把在卢家看到他的情况告诉她了。于是支吾了一下，未及回答，宋凡又说：
“我到市委问过了，还是前些天问的，他们说正在查。外面的人们都议论他是里通外国，他又跟小虹有这么个关系，我当然应该去问问清楚，如果他真有严重问题，小虹也好早有个态度呀，这牵涉到你施伯伯的名誉问题。”
志明瞥了季虹一眼，她埋着头只顾吃饭，从宋凡的话中可以听出，季虹显然没有把她出面检举的事向母亲透露。他迟疑了一下，对宋凡说：
“拘留卢援朝的时候，我去了，后来审查的情况……我不大清楚，听说是有严重问题的。”
“听说？哼，过几天都要公开审判了。”宋凡淡淡地一笑，接过吴阿姨刚刚沏好热茶的保温杯，打开盖子嘘了一下浮在水面上的茶叶，又盖上，说：“我知道你们公安局有纪律，工作上的事，上不告父母，下不传妻儿，更不要说我们了。既然不愿意跟我们说，好吧，等老施回来我叫他去问吧。”她说罢站起身来，端着保温杯离开了饭厅。
季虹匆匆扒了两口饭，放下碗也走了。从刚才宋阿姨的辞色上，周志明明白她对他的吞吞吐吐是很不满的。此刻他想对肖萌说点儿什么，但见她也始终沉着脸，慢吞吞地数着米粒往下咽，便没开口，默默吃完了自己碗里的饭，到厨房里帮吴阿姨刷了一会儿碗，等又回到饭厅的时候，施肖萌已经吃完了，正坐在饭桌前发呆。他在她身边坐下，斟酌了一下词句，说：“那天，在卢援朝家里，我看你不该说那些打抱不平的话，你那么一嚷嚷，卢跃进也来劲儿了，你走以后他差点儿要动武，像他这样的小伙子，一冲动起来什么荒唐事都敢干的。”他停了一下，观察着她的反应，又说：“我原来也不相信卢援朝会有问题，结果事实证明真有问题。看来咱们平时只了解他的表面，并不了解他的实质。”
施肖萌冷冷地抬起眼皮，望着他，说：“我还是那句话，在你们搞公安的眼里，天下没好人，谁都可以怀疑，谁都可能是特务，是反革命。现在社会上小偷、流氓狂得不得了，你们倒不抓，凭个照相机就能认定是个特务！”
“照相机，你怎么知道？”
“卢跃进早告诉我了。”肖萌很不屑地说：“你们这些搞公安的也太土了，还真以为跟电影里那样，特务都跟傻瓜似的，拿个照相机专偷秘密图纸？人家比你先进多了，要你的图纸干什么？你们懂不懂科学？人家的卫星把你有几根汗毛都数出来了，还有什么密可保啊！”
“那照相机怎么解释呢，自己长出来的？”
“就不能是其他人放的吗？现在这种照相机在国外街上随便买。”
“现在并不是光凭这架照相机定案的，我们还有其他证据。我的意思是，你那个不分青红皂白的同情心实在让人受不了，将来到法院、检察院工作怎么能适应呢？”
“我的志愿是做律师。在某种意义上说，罪犯是弱者，我是同情弱者的，我愿意在法律上给他们帮助。我说的是政治犯，小偷、流氓不管！”
“律师的责任是站在国家和法律的立场上帮助法庭公正审判，尽管是为被告人争取无罪和从轻，也绝不等于同情政治犯呀！这话说得没一点儿原则，难道坏人也值得你同情吗？”
“坏人，有几个？自从‘文化大革命’以后，坏人我见得多了，我过去比你还恨这些人，真心的恨！可究竟谁是坏人，有多少？连我爸爸妈妈都当过坏人。行了行了，我们这一代人受够愚弄了，现在我谁也不相信，只相信我自己的眼睛，我不知道什么好人坏人，我只知道——人！”
“人又不是抽象的，你，简直荒谬！”
“你现在说我荒谬了？你在自新河烧砖那会儿，我如果不是凭着对你这个‘坏人’的信任，凭着同情心，能不顾一切地去看你吗？那会儿你怎么不说荒谬呢？”
周志明张口结舌，“好人坏人，总有客观标准嘛……”
“你就是客观标准？”肖萌越说越抬杠了。
“算了，我讲不过你，讲对了你也不服，反正你不要固执己见，对卢援朝这件事，你不了解全部情况，最好别在外面乱发表意见。”施肖萌从座位上站起来，真生气了，“以后别老这么嘱咐我行不行，我不是小孩子，不想总让别人指手画脚！”
志明皱起眉头，“你今天碰上什么不顺气的事了，说话这么刺儿。我劝你别管卢援朝这件事也不是坏话，怎么叫指手画脚呢？”
“卢援朝的事我管定了，明天上午我还要去看守所看他去呢。”周志明在鼻子里哼了一声，“算了吧，这你还骗得了我？卢援朝是未决犯，未决犯是不准探视的。”
施肖萌冷冷地说：“我可没那么大心思跟你骗着玩。今天上午法院已经正式通知我，卢援朝请我做他的辩护人，我决定接受了。明天我要同我的委托人会面，请问公安人员，这符合规定吧？”
他愣住了，“什么，你做辩护人？你又不是律师，你还没有毕业嘛！你当什么辩护人，你，你别去。”
“你不是很懂得规定吗？法律规定：除律师外，被告人的亲属、朋友、同事以及人民法院允许的任何公民，都可以担任辩护人，这是我的权利，请你别干涉。”
“卢援朝的案子铁证如山，你能辩出什么来？让法院为他指定一个律师当辩护人不也很好吗？不是职业律师的人当辩护人，只能了解简单的案情梗概，连案卷都不能看的。”
“怪事，你为什么不愿意我出庭辩护？为什么？如果不是冤假错案，不是轻罪重罚，你们怕什么？我非去不可，这是我的权利，就是我爸爸妈妈反对也没用。”
志明重重地出了一口气，脸色阴沉着向门口走去，“这是你的权利，你要去就去，是不是冤假错案，是不是轻罪重罚，到法庭见吧。”他拉开饭厅的门，愣住了……
宋凡脸色难看地站在门口。
“你们，在说什么？”
他没回答，低下了头，让开了路。
“小萌，你们在说什么？”宋凡走进饭厅，声色俱厉，她显然已经听到了他们刚才的争吵。
“我要给卢援朝出庭做辩护人。”施肖萌毫不畏惧地说。
“谁让你去的？”
“我自己。”
“这是你自己的事吗？你要不是我女儿，我根本不管！刚才我已经和你姐姐谈了，连她都同意和卢援朝划清界限，不再保持关系了，你还要往里掺。现在外面对家里的谣言有多少你知道不知道？你这么一来，不更要弄得满城风雨了吗？”
“阿姨，”周志明说话了，“这是卢援朝自己提出来要萌萌做辩护人的，法院也许可了。”
“她不会不答应吗？法院总不会强迫嘛。卢援朝自己提出来的，他怎么不提别人，不找个律师，专找你呢？”
“我也是学法律的。”
“他根本不是这个意思，人家是冲着你爸爸来的，还不明白吗？你爸爸是市委政法书记，他拉上你，好让法院判轻点儿，这是司马昭之心，明白得很的！”
“你，你怎么把人想得那么坏！”
宋凡气急败坏地说：“萌萌，你怎么学得这么倔呢？你不要把家里的话当耳旁风，这几年，你干的那些一意孤行的事，没有一件是和我商量过的，我是不是你母亲？这种母亲我真当够了！”
周志明在旁边一声不吭，他心里明白宋凡还在翻萌萌去自新河看他的老账，或者还包括擅自把他领到家里来住……
“志明，你说说，你怎么看这件事，你劝了她没有？”
“宋阿姨，”他咬了一下嘴唇，“我不同意她去，是因为她这样做的指导思想不恰当。可这是她自己的事，应该她自己做主。”
宋凡脸上发青，饭厅里出现了一阵紧张的沉默。
“那好，我的话算没说，你们大了，自己做自己的主去吧！”
她说完走出去了。门，砰然发出一声巨响！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南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审判席的正上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在碧蓝的衬幕前赫然醒目。
上午八点半，可以容纳五百人的旁听席上座无虚席，一片嗡嗡的声浪从黑压压的人头中传来。
周志明和严君是在开庭前半分钟来到法庭的。
周志明来旁听，与其说是为了欣赏肖萌的辩护，倒不如说是因为案件的本身，这个看起来普通实则奇特的案件，已经把他牢牢地吸引了。至于施肖萌的辩护，他并没有抱多大兴趣，甚至觉得对肖萌自己来说，这场辩护也是一件十分无味和十分难堪的事情。
严君却是实打实地冲着施肖萌的辩护而来的，她自己也说不清这是一种什么古怪的心理，大概是觉得周志明今天的主要兴趣一定在肖萌身上，所以也想来看个究竟吧。
他们两个往四下里找了半天，才发现了两个不挨着的空位子，在一连串“劳驾”、“对不起”的抱歉声中挤了进去。
施肖萌已经坐在了审判台右侧辩护人席位上，为了使自己显得庄重，她今天穿了身很老式的蓝上装，雪白的皮肤在深色衣服的衬托下，更给人一种娇嫩的感觉。她低头翻着摆在面前的辩护词，一丝紧张隐然牵在嘴角上，——也许，只有周志明才会有这样的感觉吧。
在她的对面，是公诉人的席位，坐着一位四方脸盘的中年人，正侧着头，目光自若地在旁听席上扫来扫去。
侧门开了，审判长、人民陪审员和书记员鱼贯走进大厅，人声顿时静下来。
审判长是个五十多岁的女同志，身材瘦小，双颊苍白，眯着的眼睛里带着一种凛然的气质，坐在她两侧的人民陪审员都是四十岁开外的中年人。
铃声。
静场。
“卢援朝充当外国间谍，窃取我国绝密情报一案，现在开庭。”
审判长略显苍老的声音在肃然的大厅里清晰有力。
“提被告人卢援朝到庭。”
旁听席上一片细细骚动，人们伸长脖子，几百双眼睛一齐注向左侧的耳门。卢援朝在两个法警一前一后的押解下，走了出来。他穿一身深灰色的棉衣，没有罩外衣，显得有些邋遢，剃光的头上刚刚长出些茸茸的短发，刺猬似的立着，脸虚胖，眼皮微觉浮肿，一双眼珠却仿佛比以前还有精神似的，在眼镜后面一闪一闪地往听众席上张望。
审判长用平静的声音有条不紊地宣布案由；宣布合议庭组成人员、书记员、公诉人和辩护人的名单。然后，她面向卢援朝：
“被告人卢援朝，对法庭组成人员和公诉人，你有权申请回避，你申请吗？”
卢援朝似乎对要他享受这一法律上的权利没有什么精神准备，迟疑了一下才摇头说：“不。”
“现在，由国家公诉人宣读起诉书。”审判长向左侧的检察员点了一下头。
公诉人站了起来，周志明这才发觉他是个体格异常魁梧的大汉，他首先向审判席行了一个礼仪性的注目礼，然后从容地环视了一下会场，操着淡淡的山东口音，朗声宣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