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你听哪个讲的？”李鸿章突然失去慢条斯理的常态，一着急，连老家合肥话也出来了。易君恕突然提出的问题，使他颇为震惊。总理衙门和洋人谈判，几乎每天都有，在李鸿章如同家常便饭，但对于平民百姓来说，则是不应该知道也不应该关心的国家机密。可是，易君恕却不但说出了谈判对手的名字，连两国相争尚未定局的议项也点出来了，这是怎么回事？是总理衙门的哪位大臣或是戈什哈、苏拉不慎泄露了秘密，还是易君恕受了什么人的指使，前来刺探情报？
“回禀中堂大人。学生日前到南横街粤东会馆，听南海康有为先生在保国会演讲，谈到近来时事，据说英使窦纳乐要求展拓香港界址，”易君恕答道，他已经从李鸿章那双警惕的眼睛里证实了这个传闻，“看来，是确有其事了。”
李鸿章不语，倒吸了一口凉气。易君恕的消息来源是康有为！提起那个康有为，李鸿章的内心深处再一次被触动了伤疤！
就在甲午战败之后，慈禧皇太后又要派李鸿章这位败兵统帅赴日议和。李鸿章知道，此去日本，无非是割地赔款，但圣命难违，也不得不去。在日本马关，李鸿章作为战败国的全权代表，受尽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和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的奚落和恫吓，而且还被日本浪人开枪打伤，其中委屈，向谁去诉？他忍辱含垢，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以及澎湖列岛，赔偿白银二万万两，添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并规定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享受与进口货同等优惠待遇。
消息传到北京，举国哗然。朝廷文臣武将，号泣谏言、愿决死战者不乏其人，不肯以寸土与人。当时正赶上乙未科会试，各省举子齐集京师，群情激愤，台湾赴京举子痛写血书，表示誓不从倭！广东举子康有为趁机一呼百应，带领六百余名举子联名上万言书，反对签约，主张变法，一时闹得沸沸扬扬。中国自实行科举以来，举人进京应试，均由公车接送，所以举人又称“公车”，康有为此举，便以“公车上书”之名轰动全国，使得赴日议和的李鸿章骑虎难下。幸而朝中还有一班主和的老臣，对康有为的万言书予以抵制，未能上达天听，而号称“四小枢”的恭亲王奕訢、庆亲王奕劻、兵部尚书孙毓汶、军机大臣徐用仪则冲破帝师翁同龢和他一帮门徒的重重阻挠，力谏皇上休战言和，光绪皇帝虽顿足流涕，到底也还是在和约上签字用宝，才了结了这场纷争。如若不然，一旦朝廷拒签和约，他李鸿章尚在日本马关，性命危矣！
李鸿章一想起这些，心中就打翻了五味瓶。康氏一举成名，是踩着他的肩膀爬上去的！而向皇上引荐康有为的不是别人，正是在甲午战争中一味主战、与李鸿章尖锐对立的帝师翁同龢！由于翁氏极力怂恿，今年春节，皇上竟然不顾“破五”的成例，在大年初三命翁同龢、李鸿章和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荣禄，刑部尚书兼署兵部尚书廖寿恒，尚书衔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共同在总理衙门西花厅召康有为“问话”。康有为不就是在乙未科刚刚中的进士吗？至今也还只是六品的工部主事，让五位顶尖级朝廷大员会见他一个人，可谓郑重其事到了极点。
当时，荣禄开宗明义，对康有为说：“祖宗之法不能变！”
康有为对曰：“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祖宗之法乎？即如此为外交总署，亦非祖制所有，因时制宜，诚非得已。”
竟然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就地取材，回答得可谓机敏狡黠，使荣禄一时语塞。
接着，廖寿恒问：“宜何变法？”
康有为对曰：“宜变法律、官制为先。”
李鸿章问：“然则六部尽撤，则侧尽弃乎？”
康有为对曰：“今为列国并立之时，非复一统之世。今之法律、官制，皆一统之法，弱亡中国皆此物也，诚宜尽撤！”
……
那次“问话”，使李鸿章震惊地感到，三年前横空出世的康有为，如今已成气候。平心而论，康有为高屋建领的立论和舌战群儒的辩才，都使他折服。李鸿章为官一世，深知中国积贫积弱，症结在于法治涣漫，官制陈旧，官场腐败，与近百年来崛起于世界的列强各国相比，就像病入膏肓的垂垂老者较之青春焕发的青年，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他渴望变更这种现实，渴望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却又不敢触及那个要命的根本，只能在原有的框架之内小改小革，为此耗尽了心血，熬白了须发。而年方不惑的康有为，刚刚步入政坛就显出一股咄咄逼人的锐气，直指大清国的要害，出一鸣惊人之语，收振聋发聩之效。李鸿章不敢说的话，康有为说出来了；李鸿章不敢做的事，康有为要亲手去实现。这真让李鸿章羡慕而又嫉妒，自己办了一辈子的洋务，由于康有为打出了“维新”的旗帜而变得陈旧，突然之间黯淡无光。像一匹不甘伏枥待毙的老马，李鸿章不肯让时代抛弃，不愿让“维新”的浪潮淹没，他本能地要急起直追，甚至不惜屈尊俯就，投在康有为的麾下。早在“公车上书”之后不久，康有为在北京发起强学会，李鸿章不计前嫌，愿捐银二千两，申请入会，不料却未获批准，想做“康党”而不可得！李鸿章的名声已经臭到这种地步了吗？连步“维新”后尘的资格都没有了吗？那一次对他的打击，实在太大了，使李鸿章真真切切地体味到了“墙倒众人推”的孤独和尴尬。他厚着老脸捱过了世态炎凉的三年，以明升暗降的总理衙门大臣身分维持着虚弱的体面，静观着时局的变化。而康有为却锋头正健，新鲜花样层出不穷，今年三月又发起保国会，慷慨激昂，呼风唤雨。这一次，李鸿章不会再主动上门自找没趣了，他甚至不无幸灾乐祸地觉得，今天的保国会也许仍像当年的强学会一样，风头出得太大了，难免再次落到被朝廷查禁的下场！
只因为易君恕毫无顾忌地说到康有为，使李鸿章浮想联翩。洋务派首领和维新派旗手之间本来应有的声气相通和血脉相连，却又被不可消弥的积怨所纠缠，所间隔，形成积瘀于胸中的一四块垒，难以排遣，难以言说。
“嗯，原来易公子是康有为保国会的人？老夫倒是失敬了……”他喃喃说道，语气中流露出某种失望和怨忽。
“不敢当！”易君恕说，“晚生为南海先生的主张和学说所动，不揣浅薄，慕名追随，虽忝列会员之末，却自惭无所作为，”他毫不掩饰对康有为的尊崇爱戴和自己的保国会会员身分，但也隐隐感到对方似乎听得有些逆耳，于是试探地说道，“还望中堂大人指教！”
“哦，哪里，哪里！‘雏凤清于老凤声’，康、梁诸君与足下之辈，年轻有为，后来居上，老夫早已望尘莫及！”李鸿章尴尬地勉强笑了笑，自谦之辞包含着酸酸的无奈。“不过，康氏以保国为名，发起组织，俨然政党，却在朝臣之中招致颇多议论。荣中堂就说：‘康有为立保国会，现在许多大臣未死，即使亡国，尚不劳他保也。其僭越妄为，非杀不可。你们如有相识入会者，令其小心首领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