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君恕手里捧着书，笑笑说：“这东西，在北京并不算新鲜，复生兄请吧！”
谭嗣同早已馋涎欲滴，便不再客气，左手端起碗来，右手拈起羹匙，“呼噜噜”吞下一口，便觉如醍醐灌顶：“啊，又吃到北京的凉粉儿了！”
易君恕却只顾如饥似渴地翻检图书。猛然间看见其中一本，封面印着《甲午战纪》，便立即取过来，打开了，急急地翻阅。此书自甲午战前起，至乙未议和止，把整个战争过程中的中外电报、皇帝诏令、大臣奏折、中日双方军事装备、作战方略、议和历程，尽行收录，洋洋大观。尤其是其中一节，列有北洋水师阵亡将士名单，“易元杰”三字赫然在列，更使易君恕激动不已！那场浩劫早已震动中外，虽然著文评说者不乏其人，但都是择其大端，述其概略，易君恕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详尽的记录，第一次看到白纸黑字的行世书刊中提到父亲的名字！父亲既不是提督、管带，也不是枪手、炮手，他只是一介书生，怀着报国之志，卷入了那场战争，最终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对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殉国者，也有人记得他，在煌煌巨著之中列上他的名字，传布天下，流传后世，那么，父亲的死也就值得了！
匆匆浏览，易君恕自然不可能通读全书，但心中已经对这位作者升起了敬意。他连忙翻过书来，重新审视封面，才注意到刚才未曾在意的一行小字：“林若翰著”。
“复生兄，”他迫不及待地问谭嗣同，“我孤陋寡闻，不知这位林若翰林先生是……”
“噢，”谭嗣同已经把两碗凉粉一口气吃光，把空碗递给胡理臣，朝易君恕手中的那本书看了一眼，说，“你不认识他，并不足怪，林若翰是个英国传教士……”
“英国人？而且还是个传教士？”易君恕很觉意外。
“是啊，”谭嗣同说，“十几年前他就到华北赈灾、传教，还得了个雅号叫‘鬼子大人’。”
“‘鬼子大人’？”易君恕琢磨着这个不伦不类的称呼，“我一向对传教士并无好感，不过，这位‘鬼子大人’倒是颇有学识，一个外国人，能够对甲午之战作如此深人的研究，著书立辩，倒是令人刮目相看！”
“这也不足怪。像傅兰雅、李提摩太、林乐知、花之安等人，都是西方的传教士，但他们的著作却远远超出了宗教范围，把西方的科学、文化传到了中国，对中国的许多事情都很关注。林若翰写过不少著作，《甲午战纪》是其中最好的一部，资料翔实，立论公允，对中国战败的原因作了透彻的分析，值得一读
“我一定仔细拜读。不知这位林若翰现在哪里？”
“现在北京，”谭嗣同说，“和我约定今晚来访的，便是此人！”
“噢？”易君恕又是出乎意料，“你和他认识？”
“也不过是一面之交。他久居香港，也常到内地走动，去年他到湖南拜会张之洞，我就是那时候和他认识的。这次，我刚到北京，就收到了他的帖子，说有要事和我相商，”谭嗣同说着，看了看窗外，院墙已经被夕照染红，“现在，他也该动身了。”
易君恕听谭嗣同说到“香港”二字，心中便不禁一阵刺痛。抬头看看外面，见天色不早，便阖上手中的书，说：“兄长还要会客，我就告辞了。”
“不妨，不妨，”谭嗣同忙说，“我的朋友，也就是你的朋友，你完全不必回避，和他认识认识又有何不可？”
“嗯……”易君恕便犹犹豫豫地坐了下来，心中泛起一股复杂的情感，难以言表。手中这本《甲午战纪》的作者即将来访，不能不说对他具有相当的吸引力，但林若翰那来自香港的英国传教士身分又使他本能地产生抵触情绪，见与不见都无关紧要了。他本想走开，无须勉强留在这里奉陪那位“鬼子大人”，但和谭嗣同刚刚见面，满腹的话还没有来得及说，却又舍不得离去。几个月来，他在孤独之中苦闷、彷徨，听说谭嗣同在湖南与梁启超等人办时务学堂，创《时务报》，倡导维新，鼓吹变法，中国十八行省，湖南开风气之先，令他十分向往，只恨山重水复，无缘相见；今天，谭嗣同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犹如黑夜中看到了亮光，焦渴中遇见了甘泉，他有多少话急于倾诉啊！
“好吧，在客人到来之前，我们还可以说说话儿……”
“君恕，”谭嗣同望着他那异样的神色，说，“我看你好像有什么心事……”
“唉！”易君恕叹息道，积问已久的胸中块垒又被搅起，两个月前在总理衙门被李鸿章斥退、马家铺挥泪送别邓伯雄的情景浮现在眼前，“复生兄，见到你，我心里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
残阳西照，酷热已经渐渐消退，路旁的槐荫下吹来一丝凉风。清静的东江米巷，一辆轻快的骡车驶出了巷口。北京城里大街小巷川流不息的车辆之中，最为常见的就是这种小鞍车，它比大鞍车规制小巧，进深仅三尺六寸，行驶便捷。讲究的是山西造轱辘，钉“十”字瓦，摈榔木鞭杆儿，称之为“山西较子摈榔杆儿”。车厢上为穹顶，下置栏板，又有内帏、外帏，一年四季用料都有不同的讲究。如今时值盛夏，这辆车的内帏已经撤去，只挂熟罗帘子，外罩蓝布外帏，左右的玻璃也换了纱窗。像所有有身分的人出门一样，车后尾上站着一名仆人，车夫则跨坐在车前盘上，熟练地甩着那光滑柔韧的模榔木杆儿鞭子，发出一声声脆响。驾辕的骡子，毛色乌黑油亮“一锭墨”，俏耳，长颈，宽胸，细腰，四条长腿矫健敏捷，碎步小跑，蹄声得得。车轴上装着车箭，这是北京能工巧匠的绝活儿，车跑起来，便传出一串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响声，连绵不断，犹如京戏场面上的鼓点儿“放丝鞭”。
这辆地地道道的北京骡车，车厢里坐着的却是一位外国人。他已经年近花甲，白皙的皮肤布满细密的皱纹，高挺的鼻梁，深陷的眼窝，一双微微眯起的灰蓝色的眼睛，上唇和下颚蓄着一部蓬松的大胡子，洁白如银。而他的装束则又是彻底的中国式：头戴瓜皮帽，身穿长袍马褂，虽在盛夏季节也一丝不苟。美中不足的是脑后没有辫子，瓜皮帽的边缘只露出鬈曲的白发。此人便是英国牧师John
ling，和那身中式装束一样，他还有一个中国化的汉文名字：林若翰。
公元1839年，林若翰出生在英格兰中部美丽的小镇斯特拉特福，那里有葱郁的森林，铺满绿茵的平缓山丘，碧水瀑瀑的艾冯河蜿蜒流过，两岸星罗棋布木结构的乡间民居，还有诺曼时代的老式教堂，青青草地上点缀着雪白的绵羊，牛群缓缓地走过古老的贵族庄园。与繁华喧嚣的伦敦相比，英格兰中部是一片宁静安详的世外桃源，但这才是英格兰的本来面目，被称为“真正英吉利的英格兰”。林若翰的祖上是当地的豪门望族，父亲是一位著名的牧师，他对遥远的东方怀有浓厚的兴趣，曾经打算横渡沧海，到古老的中国传播基督的福音。然而在中国，自康熙末年起，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四朝长达百余年间，西方宗教一直被视为异端邪说、洪水猛兽，被严厉禁止。鸦片战争的炮声轰开了闭关锁国的大清国门，也冲垮了朝廷禁教的法规，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传教士们迫不及待地越过浩瀚的大西洋和印度洋，从欧洲和北美涌入中国，教会势力在一夜之间迅速壮大，超过了以往的几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