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须什么证据！”卜力不假思索地打断了他的话，“我们有强大的陆军和海军，还有六百多人的皇家警察部队，对付一个小小的九龙城简直易如反掌！骆克先生，我想你一定给你的孩子讲过《狼和小羊》那个著名的故事吧？……”
这时，办公室门外响起了一声：“报告！”把卜力的话打断了。
“进来！”卜力头也不回地命令道。
他的秘书走了进来，手里捧着文件夹，笔直地站在他的身旁，把文件夹打开来。
“总督阁下，这是警察司梅轩利上尉送来的报告，请总督签字！”
“好的，”卜力连看也不看那份报告，就向秘书伸过手去。秘书把已经准备在手中的笔递给他，他却突然收回了手，说，“不，你把这份报告留下，我看过之后再签字。告诉梅轩利上尉，请他明天上午九点钟到我这里来，我要听他谈一谈警察部队的情况。”
“是，阁下！”秘书把文件夹放在总督的办公桌上，转身走出去了。
“对不起，骆克先生，”卜力重新面对骆克，要继续意犹未尽的谈话，“我刚才讲到哪里了？”
“《狼和小羊》。”骆克耸耸眉毛说。
“对，《狼和小羊》，”卜力想起来了，“那个著名的故事最生动地阐明了一个真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弱肉强食，天经地义。在没有抵抗能力的敌人面前，其实什么理由都不必去讲，吃掉它就是了。”
“《狼和小羊》，很精彩的一个比喻，”骆克会心地一笑，“可是很遗憾，中国人对这个西方寓言似乎缺乏应有的理解能力，他们保守而且固执，把不宣而战、弱肉强食看作可耻的行为。在中国的历史上，许多诸侯国之间、地方割据势力之间虽然也曾经发生过无数次战争，但谁也不肯承认自己是在侵略和掠夺对方，总是打出‘吊民代罪’、‘除暴安良’等等正义的旗号，非常忌讳‘师出无名’。在中国的军事家看来，最高明的战略是不采取军事行动、不造成流血冲突而使对方屈服，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卜力不以为然地摇摇手，从地图前踱过来，回到自己的座椅上，从茶几上的食盘里拈起一颗开心果，“请你告诉我，如果不诉诸武力，你有什么办法能说服那些野蛮人从九龙城撤走？”
“有的，阁下，”骆克说，“以总督的智慧，可以想出充分的理由。您已经敏锐地指出《专条》在文字上的漏洞，而这些漏洞正好可以为我们所利用。我提醒阁下注意‘所有现在九龙城驻扎之中国官员’这一句话，在英、汉两种文本当中是有所不同的……”
“吻”卜力若有所悟，手里捏着的开心果停在嘴边，也忘了吃，饶有兴致地琢磨着骆克的意思，“Chinese official—中国文官……”
“是的，英文本使用的是‘中国文官’这个词，这就意味着中国无权在城内驻军！英、汉两种文本都是由双方大臣签字画押，经两国政府批准，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我们以此为理由，要求中国驻军撤出九龙城，他们还有什么话可说？”骆克那双眯缝眼闪烁着狡黠的光芒，望着总督，“而据我所知，中国在九龙城内一直实行的是军事管制，并不是文官管辖，他们的最高长官是大鹏协副将，城内的二百个平民都是军人家属和仆役之类，一旦撤军，必然随之一走而空。而且，‘Kowloon
walled
City’这个词毫无疑问指的是九龙寨城，也就是城墙以内的地方，他们撤出城去便没有立足之地，只能退到展拓界址的界限以外，九龙寨城不就自然而然地归属香港了吗？”
一好，好极了！骆克先生，你的这一番文字游戏足以‘不战而屈人之兵’，比皇家炮舰还要厉害！”卜力把手里的开心果又丢回盘子里，兴奋地站了起来，重新走到地图前，“那么，中国的九龙税务司设在汲水门、长洲、佛头洲和九龙城外的这四个税关，是不是也可以用同样的办法把他们赶走？”
“不必。”骆克笑了笑，说。
“什么？”卜力对这一回答感到吃惊，“我们难道可以允许中国的税关继续保留在香港的土地上？难道可以容忍中国的缉私船在香港的水域游弋？难道可以眼睁睁地看着潮水一般的白银从香港流向中国？要知道，他们的这四个税关，每年仅仅征收鸦片税就是三十万两，还有其他税收高达七十万两！不，如果允许他们在新租借地保留税关，我们的经济利益将受到极大损害，香港将变成广州的财政附庸，而且香港作为自由港的国际形象也将被破坏！这是决不能允许的，骆克先生！”
“总督的意见完全正确，中国的税关必须从新租借地赶走！可是总督似乎不必为此而伤脑筋，因为在《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中对这件事只字未提！”
“是这样吗？”卜力一愣，“我对这些条文记不大清楚了，真地只字未提吗？”
“是的，阁下，”骆克肯定地说，“我曾经仔细地把《专条》反复研究过许多遍，都没有找到有关关税的一个字。据我所知，当初在两国谈判的时候，窦纳乐公使的确曾经向李鸿章保证：在英国接管新租借地之后，将尽可能采取一切措施防止这一地区被利用来向中国走私，尽力保护中国关税；然而有意思的是，李鸿章竟然没有要求把这一保证写进《专条》……”
“口头保证根本不具法律效力，我们完全可以不予承认！”卜力放心地笑了，他的右臂在地图上有力地一挥，“把他们赶走，统统赶走！这样，在这片土地上再也没有麻烦了！”
“不，阁下，麻烦还会有的，”骆克却并不像总督那样乐观，“我们从李鸿章手里拿到了一份《专条》，还不等于占领了新租借地三百六十六平方英里的土地，更不等于驯服了那里的十万人口。我说过，中国人是非常保守而且固执的，尤其是农民，他们世世代代在一块土地上生活，很少迁移，乡土观念极为浓厚，以家族纽带构成了稳定而封闭的社会，不容许任何外界的力量来打破它。‘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这是一首非常古老的中国民歌，代表了典型的农民意识，他们满足于这种原始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连他们的帝王也无法改变它，直到今天还是这样。他们非常排外，对两次鸦片战争记忆犹新，仇视外国人，尤其是英国人，根本不相信白人会带给他们幸福。而现在，我们正是要他们离开原来的祖国，归顺干女王陛下，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征服十万人要比征眼一个李鸿章困难得多！根据我在新租借地一个多月的调查中所观察到的情形，估计在正式接收时会遇到反抗的……”
“反抗？一群农民会反抗政府？你估计得太严重了，”卜力轻蔑地笑了笑，“英国当年占领香港时遇到反抗了吗？”
“不，五十七年前的情况和今天大不相同，新租借地和香港也大不相同。”骆克说，“义律钦使和伯麦司令占领香港时，岛上只有十六个村庄，七千四百五十个居民，当然容易治理。可以说，港府是先在这里建立了英国式的政法体制，然后才发展这个商埠，以后大量的移民从中国内地来港定居，就不得不服从已有的社会制度。今天的新租借地则不然，那里的居民至少从宋、元时代就定居在此，早已形成了锦田邓氏、新田文氏、上水廖氏、河上乡侯氏和粉岭彭氏这五大家族势力，他们自行组织社团，订立规约，建立团练公局，各自都有地方武装，不可轻视！如果我们强制他们改变这一切，势必会引起他们的反感，武力反抗也是可能发生的。所以，我认为，我们今后统治、管理这块地方，应该尽可能地维持现状，保留现有的乡村机构，保持原居民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