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rritories”——“新租借地”，简称“新界”，土地面积由此扩展了十一倍，水域扩展了四五十倍。
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海盗行径和清朝政府的软弱无能，激起了新安县人民的强烈义愤，邓、文、廖、彭、侯五大家族联合十万乡民发起抗英保土的武装斗争，并且得到了深圳、东莞、惠州等地民间社团的支持，在1899年4月港英接管“新界”前后，他们与英国军队、警察展开了殊死搏斗，先后两战大埔，再战林村谷、上村石头围，最后据守锦田吉庆围，与敌血战到底。围破之时，英军大肆“屠城”，无数抗英志士为守尽最后一寸国土献出了热血与生命，谱写了一曲中华民族不甘受辱、宁死不屈的慷慨悲歌。中国人民历来富于抵御外侮的光荣传统，但是，与戚继光抗倭、郑成功收复台湾、三元里抗英斗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有所不同的是，“新界”人民的抗英斗争是在两国已经正式签订拓界《专条》和《合同》之后进行的，他们已经失去了祖国，成为大清国的“遗民”，不但得不到清朝政府和军队的支持，反而还受到官方告示的威胁和官军弹压的危险，他们的行动在中、英两方面都是“非法”的，而且，以胼手胝足的农夫，落后、原始的武器，去对付拥有先进武器装备、训练有素的大英皇家军队和警察，其结局必败无疑。然而他们知其不时为而为之，宁做华夏之鬼，不做英夷之民，其英勇悲壮可谓前无古人！他们捐躯之日，“新界”已经飘扬着“米”字旗，笼罩在殖民主义血腥恐怖之中，港英当局大肆搜捕抗英领袖，没收他们的财产，查抄抗英指挥部，盘查、传唤、逼供、处罚村民，强迫他们递交“归顺”请愿书，幸存的抗英志士和他们的家属不得不逃亡内地，有家难归。死难者的遗体则由乡亲们肉葬在鸡公山下，血肉之躯和着那血染的黄士，堆成一座硕大的土坟，直到三十五年后，才执骨修建了这座“义冢”，那时已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了。为了避免港英当局的追查和迫害，这座“义冢”没有树立墓碑，而实际上，墓中到底埋葬着多少位抗英烈士，也已经难以确切统计了，他们不屈的英灵默默地长眠地下，隐姓埋名，等待着国土回归、日月重光的那一天，从他们捐躯之日算起，将要等待九十八年，才到租约期满，那一天是1997年6月30日。
我从北京远道而来，拜谒鸡公山下这座无名烈士的义冢，凭吊这些为国捐躯的英灵。义冢无碑，英灵无言，我向他们三鞠躬，默默地，默默地……
我一次一次从港岛穿越海底隧道，登上九龙半岛，翻越大帽山，从吐露港到大埔墟，从林村谷到石头围，从锦田到屏山、厦村，沿着他们当年走过的路，辨认他们战斗的足迹，查询他们的姓名。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九十多年的时间在历史老人眼中只不过昨日之事，而在人间却显得十分遥远了，那一场血肉之躯的激烈搏斗，那一群宁死不屈的中国人，长眠在地下，被埋没得太久了，要清晰地认以他们，已经十分困难了。
在吉庆围西门前方不远，路旁有一座“友邻堂”，经常关闭着大门，不知底蕴的人很难想象它是作什么用的。此堂原名“英雄祠”，供奉着黑白两色木牌，代表当年英军屠围时死难的邓姓与外姓抗英烈士。“英雄祠”后来修缮一新，却改了名字叫“友邻堂”，其中的衷曲自然也无须解释，在港英统治之下的香港，纪念抗英烈士只能用这种“地下”或“半地下”的方式。我试图从牌位上找到我心中默念着的名字，但是没有找到，牺牲的人太多了，而留下姓名的又太少了！
我从锦田来到元朗旧墟，寻找当年抗英总指挥部“太平公局”的遗址，它早已不存在了，我只根据有关线索，找到了位于公局后门的那棵大榕树，据当地人说，它也已经不是原物，当年的老榕树被台风摧毁，现在的这棵是在原址补种的。如今老干龙钟，枝叶葱宠，树冠直径数文，也颇具规模，睹物思史，聊作纪念吧！
与当年抗英斗争有关的文物，保存最为完好的当属锦田的“清乐邓公祠”、厦村的邓氏宗祠“友恭堂”、屏山的邓氏宗祠，因为这些建筑都是宗族祭祀场所而得以保存下来，并且不断修葺，至今仍呈现完整的面貌。觐廷书室当年曾是太平公局首领们进行抗英斗争的参谋部，屏山失陷后，又成为英军的指挥部，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被港英“手下留情”而未被摧毁。1993年，包括觐廷书室在内的“屏山文物径”正式开放，古塔聚星楼、上璋围、侯王庙、五桂堂、邓氏宗祠、愈乔二公词、若虚书室、洪圣宫、述卿书室等修葺一新的古典建筑迤逦一公里，移步换景，令中外游客大开眼界。末代港督彭定康从港岛中环总督府远道驱车赶来，亲自主持了开幕仪式并剪彩，为这一民间活动增添了政治色彩，似乎要给人造成一个强烈的印象：港英政府是如何珍视香港的文物古迹，如何尊重华人传统文化，如何热心公益，与民同乐，然而，表面的热热闹闹却难以掩盖残酷的事实。
就在这条文物径的尽头，六百年古塔聚星楼的近旁，有一座硬山式老屋，已经十分破旧了，粉墙斑斑驳驳，门前堆满垃圾杂物，长着齐腰深的荒草，与修葺一新的聚星楼极不协调。它显然不在供人参观的“文物径”之内。出于寻访历史的好奇，我走近了这座已经废弃的三开间老屋，端详着檐下残存的木雕、壁画和花岗岩雕成的门框，门媚上浮雕着“达德公所”四个楷书大字，不知是什么意思。这房子比我脚下的地面要低很多，像是“入土半截”，显然是出于某种原因，房前的地面垫高了，老屋不能随之拔高，仍然屈居于原来的地基，便如同陷进了深坑。我探头往门内看去，不觉又吃了一惊，原来这老屋不但“入土半截”，而且还存着半截水，黑黝黝微波不起，那是一潭死水，仿佛是一座水牢，令人毛骨悚然。
紧靠“达德公所”的右侧，相连又是一座同样风格的老屋，但山墙比它低了尺许，并且幅宽也小得多，仅仅一开间。门框也是以花岗岩雕成，门媚上浮雕着三个大字：“英勇词”。与“达德公所”一样，它里面也积了半截死水。
这两座老屋使我大惑不解：此“所”是个什么机构？此“词”又是祭祖何人？又为什么废弃破败如此呢？
屏山邓氏宗祠“一体堂”司理、七十三岁的邓圣时老人以徐缓低沉的声调，回答了我的疑问，揭开了那尘封的历史……
屏山文物径近旁，当年曾经有一条屏山河，发源于洪水山，自南向北，蜿蜒曲折，流经三围六村，汇入深圳湾，聚星楼前便是入海口，港阔水深，载重木船可以驶进桥头围的拱桥，建筑祠堂、书室的石柱、石梁都是从水路运来。“门环碧水观龙跃，地枕屏山听鹿鸣”，青山古围、小桥流水、渔歌帆影，绘就一派旖旎幽雅的田园风光。屏山河不仅是天然的泄洪河道，两岸村民的生活废水经过池塘的沉淀，澄清后也流入河道。池塘夏季养鱼，冬季塘涸，又可取泥肥田。按照现代环保理论，屏山先民们这一“制天而用之”的良性循环系统倒是十分科学，立村八百年来，即使盛夏豪雨，山洪暴发，也调节自如，从未发生水浸灾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