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卖小报儿、晚报的，说相声的曾这样形容他们的吆唤：“快买份儿群强报看咧！看这个大姑娘女学生上了新闻喽！”北平的小报，如小实报、群强报、时言报等，上面连载小说特多，看小报是市民的消遣，时局紧张变化多的时候，则是晚报的销路好。
南柳巷是个四通八达的胡同，出北口儿，是琉璃厂西门，我的文化区；要买书籍、笔墨纸砚都在这儿。我在《家住书坊边》，曾详细描述过，现在，我不但是在家住书坊边，而且是“家住报房边”了。出南柳巷南口儿，是接西草厂、魏染胡同、孙公园的交叉口，是我的日常生活区；烧饼麻花儿、羊肉包子、油盐店、羊肉床子、猪肉杠、小药铺，甚至洗澡堂子、当铺、冥衣铺等等都有，是解决这一带住家的每日生活所需。出西草厂就是宣武门大街，我的初中母校春明女中就在这条大街上。
春明女中是福州人办的私立女校，学生人数不多，所以全校同学几乎都彼此认识。因为在南城，是京剧演艺人员住家地方，所以有一些和京剧有关的子女，以及演话剧电影的，都在这儿上学。比如话剧电影明星白杨（学生时代名叫杨君莉）比我低一班，北平学生流行演话剧，学生话剧运动开会，我曾和白杨代表学校去参加。她和她姊姊当时住在西城一个公寓里。她皮肤白皙，眼睛灵活，笑口常开，很可爱。老生余叔岩的两个女儿慧文、慧清，和我同班，是好友。她们的功课棒极了，慧文后来读医，慧清学财商，生活保守，父亲不许她们听戏，更别说唱两句了。言慧珠也在本校，比我低多班，所以没见过。
南柳巷也是在我一生居住中占有重要的地方，时间又长，从我在无父后的十年成长过程中，经过读书、就业、结婚，都是从这里出发；我的努力，我的艰苦，我的快乐，我的忧伤……包含了种种情绪，有一点，我们有一个和谐的、相依为命的家庭，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贤良从不诉苦的母亲。
永光寺街
1939年我和承楹结婚，夫家住在附近的永光寺街一号，走路五分钟就到，我虽然离开了南柳巷，但那儿还是我的娘家，来往非常方便。我来到一个四十多口人的大家庭做第六个儿媳妇。这家庭的情形和生活，我在《闲庭寂寂景萧条》一文中，曾有描述。永光寺街房子是公公自宦海退休后，自己设计建造的房子，他在《枝巢记》中曾为文描述，里面提到所种植的白丁香，马缨花、葡萄架、紫藤架，我都欣赏。前两年焯儿访大陆，特回他出生故居，想寻找爷爷、奶奶、叔伯的住屋。谁知院子里盖满了一个一个小破厨房，住了二三十人家，哪还有白丁香、绿葡萄、红缨花、紫藤花的影子呢！这也是可以想见的。焯儿想拍一张奶奶堂屋地，竟无法拍到，惨哪！
大家庭的生活，有其好处，1941年我做了第一个孩子的母亲（夏家老规矩，生了孩子满月时，要先到婆婆屋里向她叩头，并且说：“娘，给您道喜！”）。我那时仍然在师大图书馆工作，家里虽然有仆妇，但是我不在家时，婆婆、妯娌，都帮着照顾孩子，可以说在办公室整日伏案工作而无“后顾之忧”吧！我们这一房住在东院楼上，焯儿是个夜哭郎，住在楼下的爷爷，冬日里会夜半披衣上楼来观看。二嫂更是疼爱焯儿，她常常上楼来陪我住一两天，照顾孩子。二哥、四哥都到后方四川，二嫂和她的五个孩子从上海移来北平依大家庭住，在大家的生活都很艰苦下，她竟把还缝着五彩丝线的陪嫁缎子衣服，叫我给焯儿拆做外罩大褂。
夏日的天棚下，在堂屋里一边和婆婆话家常，一边替她搓吸水烟的纸媒儿。有时卖南货的上海人来了，挑担放在院子里，婆婆就挑买她所需的金华火腿、杭州茶叶、锡箔银纸、福建烟丝等。这种生活经历一直过到抗战胜利后，我做了两个孩子的母亲，我们才要求搬到南长街一所小三合院的房子，过独立的小家庭生活。
南长街
南长街是一条安静、美丽的大街，它是属于紫禁城区。这条大街向下走，过了西华门大街就是北长街，太监李莲英的大府第在那儿，一女中在那儿，我未曾问过家人原因，为什么这条紫禁城区的大街，会有那么一排八所小门小户的三合院呢？我们就住其中的一所，门牌二十八号。我后来猜想，这当时一定是前清在宫里当差的旗丁、车夫、厨子、小太监的住家吧！在我们家后面死胡同里有一人家，有个说话阴阳怪嗓娘娘腔的老人，据说就是个太监。可能民国后，公公把这排房子便宜买下的吧！房子虽小器，地区可好，对面就是中山公园的冰窑后门，天气好的假日，我们推了藤制小孩车，拉着大的，推着小的，四口儿过马路从冰窑门进去，就是大柏树下的那一片茶座了，柏斯馨，长美轩，春明馆，可以饮茶、吃点心、下棋，屋子里可以开画展。
南长街南口外的府右街，有私立艺文中小学，焯儿在这儿读一年级，我也在这时做了第三个孩子的母亲。我每天早上牵着焯儿的手，送他到学校，下午又去接他。站在教室窗外，看他们上最后一堂课，大概是有多余的时间，老师就让小朋友自由讲故事，焯儿有发表欲，常听他讲的，总是有“放屁”的故事，有一次竟然唱起京戏：“武家坡蹲的我两腿酸，下得坡来向前看，见一位大嫂……”窗里窗外的人都笑了，我也只好不好意思的笑吧！
这时已经是时局不安的时候了，刚一光复，台湾的家人——包括我林家和母亲简姓娘家（母亲生母家姓简，后给黄家做女儿），都不时来信要母亲返台，拖延到1948年下半年，才做决定。
我们在南苑上飞机，飞机在北平城绕过，最后的一瞥是协和医院的琉璃瓦屋顶。
综观我在北平住了二十六年，北京话说得嘎巴脆，七声的闽南话却是以国语的四声来说，可谓是“京味儿台语”，所以返台后人常问我：“你是高雄人吧！”
我的京味儿回忆，到此暂告一段落，写时老是想起这个那个还没写呢，其实，要撒开儿写，是没完没了的，留待日后想起什么再慢慢儿找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