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开始连载的《夏济安日记》，我有幸先睹为快。前一阵子为了出版《文学的前途》，和作者夏志清先生时有书信往来，他曾有一封信提到说：“……你好意要把我们兄弟的书信早早整理出版，一时实在没有空。上星期打开济安旧物，决定把他的1946年日记发表。写信给高信疆，他十分兴奋，看样子非发表不可，我又得写篇介绍性的文章……”
所谓“兄弟的书信”，是指济安先生生前和弟弟的通信，信中有许多文学上的讨论。志清曾把其中讨论有关俗文学的部分摘辑发表，题名《夏济安对中国俗文学的看法》。我很喜欢，多次阅读，曾屡次提醒志清，希望他们夫妇积极地整理出他哥哥的信件，结集出版，是对读者有益的一本书。没想到他们一时整理不出来，却先“推出”了这本九个月日记。我想这本日记得以提前发表，和我多次催求整理书信，不无关联吧？
近日时受眼疾困扰，但那晚到刘大夫处治疗眼睛回来，看见了厚厚一叠影印的《济安日记》原稿，便不顾休息，连夜把六七万字的日记和万言前言，一口气看完了。
掩卷太息，一下子先想到的竟是：这样裸的一本日记，真的就要发表了吗？好一场残酷的单恋！一片痴心，单面相思，把一个大男人常常折磨得暗自哭泣。这似乎不像是十多年前我们常见到的那个朗爽、风趣的夏济安呢！虽说人人皆有隐藏在心灵深处的另一面，但他的这一面，却似是一个“心绞痛”！
《人间）的主编，要我写一点读后，其实志清的前记，已经有了很详细的解说。他对这位死去的兄长，一向是敬爱的，他认为这本日记，不但是一部个人的恋爱史，也写出了在动乱时代（1946）里一个向上、有志气的知识青年的苦闷。因此他认为哥哥的这部日记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应有其重要性的。但是我想大半的读者，也还是对这个一往情深的单恋，对于其过程如何、结果如何，更为关心和好奇吧！
在阅读这部日记的当中，常常因为日记所记的片段，牵引着我想到济安先生生前的样子，以及回忆起曾读过多次的另外几篇文章——除了上述的《夏济安对中国俗文学的看法》外，还有《亡兄济安杂忆》和董小姐的《追念济安老师》。因为这两篇文章，每次读来，都和初读时一样的感动我：前者是亲情，后者是友情或爱情，都可以给这本三十年前的日记做引证的。
济安先生一生中，我们知道的，不管有三次或四次，都是“一败涂地”的恋爱（还是应当说“单恋”才对）。他自己在日记上也说“我生平只有单恋，没有恋爱”（见2月1日所记），这是命中注定的。他是个理想主义者，但是真正遇见了理想的女性，他却又缺乏采取主动的进攻，因此才造成了单恋的状态。他在日记中常常说自己是害了“相思病”。相思病是中国式的恋爱的一种“病症”，他罹此“症”，陷入痛苦的深渊，不能自拔，却能自我分析。后来他们兄弟在通信中曾谈到相思病，如夏济安于1958年6月20日的信中告诉弟弟，他预备写一本书，名叫《风花雪月》：
……此书将有很精彩的一章：On（患）相思病。西洋romance（罗曼司）里，似乎无相思病。相思病是心理影响生理的一个极端例子，实际的medicalcase（病例）恐怕不多，但是中国人是“相信”它有的。《西厢记》张生之病，因得莺莺之信，霍然而愈。《牡丹亭》杜丽娘因生相思之病而死。《红楼梦》里的贾瑞，害的是“单相思”，情形又不同。害相思病的人，的确因忧思成疾，而其病又因with之fulfillment（随着愿望的实现）而可很快的痊愈。也有人因“相思”而得“痨瘵”的，那就不容易好了。我认为这种病只存于中国的romance中；这一点要很大的学问来补充——包括中医，希腊罗马以及欧洲中世纪的医学，近代psychoanalysis（精神分析学），欧洲的romance与民间传说等，单此一题目，即可写成一部书。……
同年8月16日的信，又提到“相思病”：
……讲起相思病，中国人是主张“心病还须心药医”。……Grierson所编的Donne全集注解中，其中奇奇怪怪的知识更多，这里面关于相思病的事情一定有不少，此书我以前略读过，现在应当把它好好地读一读。……
由此看来，夏济安特别对“相思病”发生兴趣，而且颇有心得，自认为会是他的《风花雪月》书中精彩的一章，这和他自己的一段“相思病”的实例很有关系吧？所谓因相思而得“痨瘵”，即今之肺痨病。但济安在苦恋之后，却常说自己得的是神经病，在日记中屡次提到，他自己解释他的神经病的病状，主要是因他多年所筑成的防线，这在他2月20日的日记中，有详细的自我分析。其实在这一整部日记中，他对女性是根本还没追求，就退缩了，而且是退缩得那么惨、那么自苦。这和他自小长大所养成的个性很有关系。他这种内心的苦闷，惟有在和弟弟的通信中，才能畅所欲言。他在这时期，曾写了一封长达二十页的长信，向弟弟报告他钟情这位女生的经过，而志清给哥哥的回信中，也提到他们在青少年时代生活的空虚：
……到台湾前偶读唐诗“郎骑竹马来”，心中有说不出的辛酸，我们的Childhood（童年）是多么的空白，从没有一个姐妹或年龄相仿的游伴，或者我们对待异性不自然的态度就在那时无形中养成了。在adolescence（青春期）时，我们都有，或者现实生活上或者银幕上，不少美丽的images（偶像）都在日常忙碌工作中，在压制下，在梦幻间，渐渐地消失；真正同一个有血有肉的女子接触时，反而有说不出的恐怖，而这种恐怖必然妨碍情感的传达。我在上海虽然爱过几个女人，始终脱离不了这种紧张的初恋状态；也同你一样，在爱人的一颦一笑间，获求精神上的快乐，分析对方的心理反应。然而这种敏感式的精神享受，是否是一个lover最大的快乐？我现在怀疑。……
兄弟俩常是如此互诉衷曲，我每读志清的《亡兄济安杂忆》，都很感动。兄弟俩这一生是离多聚少，但无论离开得多么远，书信使他们的心没有分离。据志清文中说，光是1947年年底他到美留学起到1965年济安逝世，他们俩的通信，该有七八百封之多。里面除了私生活以外，很多是讨论研究文学的，这也是我一直希望他们赶快整理的原因。而哥哥这种强烈的对所爱的异性的恐惧心，能够日后稍稍改变和解除，弟弟的劝慰、鼓励，对于哥哥人生观的改变，也有很大的功劳。就拿后来济安在台大教书，又对班上的一个女学生产生爱心的事来说，就不像1946年那么自苦了，虽然这仍然是一次失败的追求。在济安死后，曾读董小姐《追念济安老师》的文中，就看出他在“主动”上，是进步多多了。
有一天，董小姐和几位同学到济安老师的宿舍去，讨论关于写论文的事，因为他是这几个学生的指导论文教授，但当他们谈完问题要告辞的时候，济安却单独要董小姐留下，这也很普通，因为她认为一定是有关她个人的写作问题还要讨论的。后来所谈甚多，与写作毫无关系，却是要请她吃晚饭，饭后并且要送她回家，还定了下次见面的约会。这事，对于一个少女来说，无论如何，是会很敏感地看出爱情的蛛丝马迹的。所以董小姐在“受之有愧，却之不恭”的情形下，不便太拂逆老师的好意，直到他以后对董小姐说出他要做她的Suitor（求婚者），她才不能不设法使老师知道，她乐于接近老师，是仰慕，而非爱情。因此董小姐对于老师的诚意，还是深感歉疚。爱情不能勉强，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所以董小姐为文说：“……我读着那些情意缠绵，长达十数页的信件，又何尝不是同情、自责兼而有之，往往热泪盈眶，不能自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