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哥说过，其实最好的法子就是将给黄河改道，与其让黄河自己选择改道，不如我们先给他选好出路，这样能把损失降到最低，可是我总觉得这法子行不通，我们没可能过几年就给黄河修一条直达大海的河道。”
“大哥说大宋治理黄河的人其实都是傻瓜，和古时候大禹的父亲一样傻，光知道加高河堤，这种治标不治本的法子，和自杀有什么区别？
其实治理黄河不是让黄河的河面变宽，而是要让他变窄，只有变窄之后，水流的速度才会加快，水流一旦变快，水流就会自动往下切削河床，湍急的河水会继续带着泥沙这样一来，河面就会越变越低，岂不是解决了河床不断加高的问题了吗？”
彭蠡先生见三位弟子讨论的很热烈，就从窗口探出脑袋笑道；“想的还是简单了，庆历八年，黄河在澶州商胡埽决口，便由此改道折向西北，经河南内黄之东、河北大名之西，经今滏阳河和南运河之间，沿着南宫之东，枣强、武邑之西，献县之东，至青县汇入御河，经界河入海。
你们只想着解决东京的麻烦，怎么就不想想大名府百姓的苦衷？治河从来都不是一个单一的事情，他几乎是整个帝国意志的体现。
那里该分流，那里该加高，甚至那里该放弃都需要很清晰地论证，而做出决断的皇帝恐怕也需要有极强的控制手腕 才行，否则民变就在眼前。”
苏轼笑道；“我是治河的，统御百姓另有其人，不相干，我只负责提建议，至于成不成，能不能做不关我事！”
彭蠡先生一戒尺敲在苏轼的头上道：“混账！”(未完待续。。)
ps： 第二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