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校的女儿

作者:王海鸰

我对彭澄说了护士长对她的信任,她无所谓地一笑,“她怎么不信任信任她自己呢?噢,自己分配自己陪轻伤员散步去。谁不想陪伤员散步?可以趁机到处转转,看看风景,走出营区都不算违纪——还能减肥!”

她是那样地想出去看看,她来后还什么地方都没有去过,我决定想法满足她的这个愿望。我跟领导说我一个女同志单独出行不方便,如果可能,请安排一个女同志一块。领导问:“没问题。说,要谁?”我说:“彭澄。”

那天傍晚,我去阵地采访回来——我晚上住医疗所,白天出去——彭澄鸟儿一般向我飞来,跑到跟前一句话不说,张开两臂抱住了我,一张脸就埋在了我的肩上。我不太习惯这种同性间身体上的密切接触,使使劲,推开了她,她把脸别在一边不肯正面对我。

“嗨嗨嗨!怎么啦?”

她迅速在脸上擦了一下,“韩琳姐我有一种预感——”

“什么预感?”

“改变我命运的时刻来到了!”

我顿时感到了压力,同时也产生了怀疑,我这样做究竟对还是不对?

在一个没有太阳的晴天里,我们来到了三连。这种天气我也只在云南的大山里见过。没有太阳,却是严格意义上的晴:湛蓝湛蓝的天空明澈高远找不到一丝丝云,山绿水绿地绿满目皆绿鲜绿鲜绿,纯粹、浓密、耀眼。三连连指设在一个天然石缝里,穿过窄而昏暗的通道,就有一个相对宽敞平坦的空地,空地中间摆几个子弹箱,上面蒙块军绿塑料布,就是连部的会议桌兼餐桌了。桌子中间有一盏煤油灯,明亮的灯花在玻璃罩中跳动。连长去哨所了,指导员接待的我们。指导员快三十岁了,已有干部、老兵称他为“老爷子”了。彭澄跟在我的身边,大睁着两眼看东看西,有时看得着了迷竟会呆呆站住,像个跟妈妈来到从未到过的地方游玩的孩子。指导员向我介绍着连队的情况,眼睛却时时向彭澄那里投去像是不经意的一瞥。彭澄的年轻可爱,她的好奇单纯,她毫不掩饰的敬意,最能激发出男人们的男子汉气概。概况介绍完毕时指导员主动提出带我们去十六号高地看看。“连部这里没什么看头。”他说。彭澄欢呼雀跃。指导员别过脸去,极力掩饰起眼里的笑意,几秒钟后,转过脸来,已然满脸满眼的严肃。“戴上钢盔。”他说,谁也不看地说。但马上就有战士跑去给我们拿来了两顶钢盔,一个素质很好的连队。

前面两个拿着冲锋枪的战士开路,后面指导员殿后,我们一行五人向十六号高地出发。地上湿漉漉的,地表被雾浸湿了,下面的山地依然坚硬,因而格外滑,稍不小心就是一个趔趄。我们人手一根拐杖,几步一滑地向山上蹭。山中有一条被踩出来的小路,身边,头顶,遍是藤蔓枝叶纠缠不清的亚热带植物,我们遵嘱不去碰它们;要滑倒时,尽力身体前倾不向两边去,山上到处都是地雷。静下来用眼睛搜索都可以看到:也是绿色,扁圆形,大小如烧饼。彭澄比我先看到,回过头来指给我,神情相当紧张,但不失镇定。我让她一定记住指导员嘱咐的上山要领,她点点头,转身跟着前面的战士继续向上爬。这时二号军裤在她腿上都显得短了,每一次向上攀爬时腿的后蹬,裤脚与袜之间都会露出一截白皙的小腿。

十六号高地本是这场边界冲突中的一个热点,今天却热闹非凡,八一电影厂来了个摄制组正在拍摄,士兵们围在一边嘻嘻哈哈地看,树下面甚至还拴着两只后方慰问来的没舍得杀的鸡,人笑鸡叫,一片祥和。这时对峙双方两国外交似已取得了某种进展,于是,作为“外交的延伸”——军队的军事活动,也随之暂停。加上春节是双方共有的节日,大家便都遵守了和平的默契。

摄影师拿着把镐头对准一个钢盔猛砸,别人要帮忙他不让,大概是怕达不到他脑子里的设想。彭澄小声问我:“他要干吗?”“做旧。”我说,并进一步解释,“他可能想拍战斗实物,这钢盔太新啦。”一个士兵插道:“早知道有用我们就留下了,那玩艺儿太多了,钢盔、枪、枪管都打弯了,都让军工给运走了。”士兵们早就注意到我们了,或说,注意到彭澄了,只是一直没好意思、没机会同我们搭讪。

摄影师开始拍摄,对准一些破钢盔、炸烂了的工事、秃了顶的半焦树木左拍右拍。彭澄看得目不转睛,自跟我出来以后,她就是这副表情,看什么都目不转睛,黑眼睛瞪得溜圆,似要把看到的一切都通过眼睛吃进胃里再通通地消化吸收掉。那样子简直就像饿狼觅食,又像是海绵吸水,干透了的海绵,地。

摄影师拍完了实物,开始拍人,对着一张纸片看看,叫道:“谁是张天富?”

士兵们纷纷扭头,找,嘴里胡乱叫着张天富的名字。没有张天富。一个士兵转身向山洞跑去,那里是他们阵地上的宿舍。片刻后,从洞里带出来一个个子小小的战士。他的个子实在太小,目测不如我高,顶多一米六,刚出现在我视野里的一刹那令我的心怦然跳动:这不姜士安吗?个子,肤色,脸上那略有些腼腆的神情……当然同时知道他不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姜士安已高出我大半头了,穿着四个兜的衣服,是干部了,营干,不仅不再腼腆,而是相当地自信从容了。

张天富的事迹是,独自一人在一个距敌方只有六米的哨位上坚守了七个月零五天。那个哨位是一个小石缝,小到只能容得下一个个子在一米六○以下并且要单薄的人。张天富符合这些要求,就被派了上去。他今年二十岁,十八岁当兵,第三年兵的老兵了。如果两年多的部队生活仍没能让他长高的话,他可能就是长不高了,这点他不如姜士安幸运。摄影师安排他坐到了摄影机前,自带的马达转起来了,上千瓦的大灯亮起来了,张天富被灯晃得眯起了眼睛,两手放在两膝盖上,像是正在听课。摄影师对着他不断下一些很具体的命令:“别眯眼!……说话。……随便说什么,现在不录声音。……笑一笑。稍微笑大一点——太大了!……”张天富忠实执行着摄影师的每一道命令,却没能力使摄影师满意。摄影师也看出了这点,关了灯,沉思片刻后左右环顾,相中了彭澄,招手叫她坐到张天富的对面,把彭澄吓得连连摇头。

“不行不行我不行,我从来没有拍过电影!”

“放心,不拍你。”摄影师很实在,“你就负责跟他聊天,愿聊什么聊什么,目的只一个,让他松弛。”

大灯再次亮了起来,周围一下子安静了。明亮灯光下的彭澄美丽得无可挑剔——唯有年轻才能经得住这样明亮的挑剔——头发、眼睛、皮肤,直至脖子,细腻,光滑,熠熠生辉。彭澄如入无人之境。一旦明确了自己的任务就不再紧张,对付士兵那是她的强项。她一手支在膝上托着下巴,微微含笑看着张天富,像一个好脾气的大姐姐。

“小张,多大了?”

“二十。”

“我比你大多了,你得叫我姐。”

于是小张心甘情愿地,或者说十分高兴地,叫了一声:“姐。”

彭澄点点头。“听说你一个人在一个哨位上待了七个月零五天,真的一直是一个人吗?”

“是呀。送给养的军工每次来只能把东西放在另一个地方,我趁天黑的时候去取,他们不能过来。”

“那不闷死人了?”

“是呀。电话不能打,广播也不能听,离敌人太近了,很闷的,精神上也很紧张。每过一天我就在本子上画一道杠,算日子。八月十五那天,指导员上来了,那天正好下大雨,比较安全。安全也不能走得太近,但是指导员还是想办法让我看到了他。我就知道连里还记着我,心里头好过多了。”

“听说下阵地后,从连部到休整点七十公里,你喊了一路,喊哑了嗓子?”

一个士兵插道:“开始我们都以为他疯了。”

小张不好意思地笑笑:“七个多月没说话了嘛。”

彭澄问:“都喊了些什么?”

“瞎喊。”

“什么嘛!”

小张想了想,又不好意思地笑了:“也没什么特别的。爹,娘,我又活啦,毛主席万岁,还有就是唱了歌。”

“什么歌?”

“‘大雁听过我的歌,小河亲过我的脸’——好多,想到什么唱什么。”

“还有哪!”这次说话的是小张的战友。

“没有啦!”

“有!你还喊:‘嗨——希特勒!’”

所有人都笑了,笑得小张脸都紫了。摄影师满意极了,转动着摄影机镜头忙个不停,拍了这个拍那个。完后对彭澄说:

“谢谢你,小姑娘!我把你也拍进去了,回去等着看电影吧。”彭澄一听又紧张了,一只手摸着自己的脸蛋,嘴里边一个劲地“哎呀”。摄影师道:“放心放心,镜头里看你更漂亮!”呱!呱!呱!士兵们出人意外地鼓起掌来,大约因为摄影师说出了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心里话。这下子轮到彭澄脸红了,一向在士兵面前伶牙俐齿,这回,哑了。

中午饭我们在十六号阵地吃的,战士们把两只活鸡都给我们杀了,还开了一大堆罐头,开了酒,春节期间部队允许喝少量红酒。但是指导员喝多了,开始是话多,到后来索性哭起来了,哭着哭着,突然,意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他一头扑在坐他左侧的彭澄腿上,两手紧紧地抱住了她的腰,头就拱在了她的怀里,同时嘴里呜呜噜噜:“我们很不容易啊!谁也不知道,我们有多不容易!”

事情来得太过突然,所有人都呆住,彭澄也呆住,面孔由红到白,苍白。片刻之后才有两个人在震惊中清醒,站起身,走过去,把他们的指导员从彭澄身上架起来,一边对指导员更是对我们道:“指导员你喝多了,走走,去睡会儿!”连拖带拽把他弄进了洞里。

我们下山,指导员就留下了,由来时的两个战士同我们一道,再加上八一电影厂的人。刚走下阵地不久摄影师就骂开了:“我操!这也叫政工干部,整个一个流氓!回头找他们领导,告丫的!”

彭澄没吭,脸色依然苍白。后面传来急促的脚步,同时,还有急促的喊声:

“姐!姐——”是小张。彭澄站住等他,目光温和友爱。小张却不敢看她了,看着一边的树,说:“姐,别跟领导说!指导员他喝多了!指导员他心里难受!他家属要跟他离婚,他孩子才两岁。他其实是好人,特别好!”

“你放心,我不会。又不是小孩子了,这点儿事还理解不了吗?”

“姐!……对不起。”

彭澄摇头笑笑,像一个真正的姐姐伸手拍拍小张的脸颊:“我走了?”

小张的眼圈红了。

从此我对彭澄格外地另眼相看,她立刻就感觉到了,对我越发依恋,有时会猛不丁地冒出一句:“韩琳姐,你要真是我的姐姐该多好啊!”

彭澄的父亲也是军人,也离休了,也去世了。比我更不幸的是,她的母亲也去世了。同时,她既无姐姐也无妹妹,只有一个比她年长九岁的哥哥。

大年初三的时候,彭澄的哥哥来看她了。按说这里不允许探亲,她哥哥是省委下属部门的干部,正好省里组织春节慰问团,她哥哥就借工作之便,代表本部门随团来了。那天我下部队了,彭澄把电话一直打到了我所在的那个哨所,让我“务必马上回来!”就这样,我见到了她的哥哥。

漆黑的板寸头,平淡的五官,中上等个,长腿,正是“雷锋”!我目瞪口呆。比起我的意外和吃惊,他要从容得多,甚至给我一种感觉,一切早在他的意料之中,或说,安排之中。他向我伸出了手,说:

“你好韩琳,我是彭湛。”

从哨所采访回来,在汽车驶上通往医疗所的小路时,我就已看到了等在路口的彭澄和同她在一起的这个穿便服的男子了,非常醒目。在云南边防,穿便服比穿军装醒目。但我没认出他来,直到下车,因为想不到。我机械地握住他的手张口结舌:

“你不是那个、那个——”

“对,我是。”

我脱口而出:“我还欠你钱呢!”

他笑了:“没错!”

彭澄也笑,说:“哥你不是专门来要钱的吧!”

听口气她好像什么都知道,怎么回事?这时彭湛问我:

“你的脚怎么样了?”

“没有骨折。”

“那天有人去车站接你吗?”

“有。谢谢!”

彭澄站一边一言不发,晃着她短发蓬松的脑袋,笑眯眯地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这时我便断定,她肯定什么都知道,怎么回事?

这天是云南边防一个难得的晴好天气,像我和彭澄去三连那天的天气一样,没有雾,天空明澈高远湛蓝。彭澄请求:“咱们去外面走走!”我们在外面走,沿着傍山的小路,到处是浓绿和大山吐出的清鲜,三人成列,彭澄居中,一手挽我,一手挽她的哥哥。

彭澄说:“今天天气真好!”

我说:“真好!”

彭澄说:“可惜没有太阳。”

没话说时人们便会谈“天”,意识到这点我觉得有点好笑,正寻思着找些有意思的话来说,彭湛开口了,接着我们刚才的话题,他道:“——太阳出国了。”

我和彭澄笑了。他看我们一眼,又道:“去了美国。”

我们大笑,他继续说:“留学。”又一顿,“——自费。”

我笑得气都喘不过来了,彭澄则干脆捂着肚子蹲在了地上。事后,彭澄生怕我不明白还特地向我指出:“我哥这人挺幽默是不是?他其实特有才!要不是婚姻问题没处理好,早出来了。”

彭湛结过婚,现在是单身。据彭澄介绍,她哥哥的前妻是服装商场的售货员,又虚荣,又俗气,还懒。“整个儿就是个小市民,没文化!我哥本来一直挺好的,二十三岁就是副连长了。”我的判断没错,果然他是当过兵的。“一结婚,全完了。我爸从前一直指望着他这个儿子子承父业当少将的,结果刚当到中尉就转了业,到地方这么多年来,也没什么长进。都说一个女人就是一所学校,我看我哥就是在‘她’那个学校里给待坏了。当然我哥也有问题,意志力薄弱。”对于他们最终分手的原因,彭澄概括说:“他们从根上就不是一路人!”我说这样一无是处的一个人你哥当初为什么还要同她?彭澄说:“我哥说她漂亮。”我说:“她漂亮吗?”彭澄说:“一般。”

医疗所节日聚餐,彭湛作为彭澄的亲属出席,席间落落大方不卑不亢,跟女孩子们谈笑风生,跟男人们大碗喝酒,诙谐幽默豪爽热情,把在场男士们比得没了颜色,令女孩子们满眼满脸放光,其中尤以彭澄为甚,随着她哥哥的每一个不俗表现拍手跺脚大笑大叫,有时都有点儿过了,有点儿“领笑”“领叫”的嫌疑了。我当然不会那样幼稚,已过了轻易被谁蛊惑的年龄。后来大伙让我唱歌,不唱不好,这种场合。唱又不能,我内向。这时他站了起来,说是愿代表我们两个后方来的人,在春节之际,为远离家乡亲人战斗在云南前线的同志们献上一曲。选的歌出人意料又恰到好处,苏联歌曲《灯光》。

“有位年轻的姑娘,送战士去打仗,他们黑夜里告别,在那台阶上……”

头一句既出,偌大的房间一下子静了下来,此时此境此曲,再加上感情充沛有着相当水准的演唱,令人动容。好几个女孩儿泪光闪闪想必是已进入了角色。隔着诸多餐桌人头以及饭菜香烟的氤氲我遥望着他,心想,他与他的妹妹倒真的有些相像。

那天晚饭后彭澄值班,请我陪她哥哥“出去走走”。这是我们俩第一次单独相处,因为他一直表现得热情洒脱妙语连珠所以我轻松上路,却不料那天走出好远他都没有说话,我因没思想准备也没有话说,静默中只能听到两人的脚步声,令人紧张不安还有些尴尬。我想,得说话,否则,一对孤男寡女这样默默地走下去没事也有事了。环顾四周,天上正下大雾,不失为一个话题,于是咳了一声准备开口,他却早我半拍先开口了,说的是:

“你的脚怎么样了?”接着就笑了,自我解嘲地道,“‘没有骨折’。”

我也笑了。同时心里不无感动,暗忖:难道像他这样的人也会紧张会不安吗?这时听他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