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商人间商业机构最发达者，为徽州商人，在明末“彼此间发展了汇兑业务的汇票制度”《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页66~68。为山西商人，其经营情形，见于沈思孝之《晋录》，为研究中国近代商业者所必窥。其原文如下：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其居室之法善也。其人以行止相高。其合伙而商者，多曰伙计。一人出本，众伙共而商之，虽不誓，无私藏。祖父或以子母息匄贷于人而道亡，贷者业舍之数十年矣，子孙生而有知，更焦劳强作，以还其贷。则他大有居积者，争欲得斯人以为伙计，谓其不忘死肯背生也。则斯人输少息于前，而获大利于后。故有本无本者，咸得以为生。且富者蓄藏不于家，而尽散之为伙计。估人产者，但数其伙计若干，则数十百万产可屈指矣。所以富者不能遽贫，贫者可以立富，其居室善而行止胜也摘录于多数著作，如《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页27；《山西商人の研究》，页266~267……以上两处商人，因其资金较流通，故持各处商业之牛耳。但其进步之处，仍系相对的，即较各处资金全不流动之情况为活跃。其与现代化商业组织相比，则甚瞠乎其后。徽商之汇兑，仍赖现银出入，而非彼方存款，此方转借，尤未增加资金之数额。其得汇兑便利者为徽商，亦即一极小之乡里圈。山西商人确可将通常储存不动之资金活用。前述沈思孝之观察，恐仍有溢誉之处。然即使其所称全部确实，其能树立信用，利用富者款项以经商者，全赖个人操守及道德观念，此不能有普遍效力，亦不能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以民法及公司法之作保障者相提并论。沈文之更可注意者，则放债者为巨富，借款营利者为小规模之客商。其资本仍为化整为零，不能聚集高度发挥其运用。因其缺乏庞大商业之组织，业务不能专门化，亦不能以巨额之商业资本为担保，引诱其他有居积者继续投资，并遂行大规模之信用借贷，亦即无法扩充银行业务(山西钱庄，实为票行，偏重于中国传统之汇兑业务，而不能发展为现代性之银行)。各小规模之客商，则既无力亦无意于其营业之现代化。诸如贷款与生产者以促进其制造，设立通信机构，组织定期船舶之经常航行，保障旅途安全，均非此等小规模客商之所能计及。巨商大贾则在此落后之商业组织中，愈能利用其政治特权，在短期内获大利。两者均与资本主义“萌芽”之趋向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