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 年，笔者尚在剑桥，前任宾夕法尼亚大学现已退休之卜德教授(ProfDerk Bodde)来访李老博士。(兹后卜德教授也择居于剑桥两年余，对《中国科学技术史》作有实质上的贡献。)他也曾对此封建及feudal一问题，下过一番工夫卜德教授的论文为Derk Bodde，“Feudalism in China”，in Feudalism in History，(Princeton，N)，，并参见卷内编者介绍。。他们商谈之后，李老博士已决定卷七不称“封建官僚主义”，则另将创造新词。但是李老博士对笔者称，其为“官僚主义”，则为确凿，已无可置疑。
《中国科学技术史》卷七问世有期，而笔者觉得如在此时阐扬李老博士的立场，在学术界及出版界必能引起领导作用。本文作者在1972年至1973年居剑桥一年，和李公日夕磋商之外，也于1974，1975，1977，1978及 1980年间多次聚首。而尤以1974年联名发表The Nature of Chinese Society：A Technical Interpretation一文Joseph Needham and Ray Huang,“The Nature of Chinese Society:A Technical Interpretation”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Hongkong)，12∶1-2(1974)，pp1-16；East and West(Rome)，New Series，24∶3-4(1974)，，在研究全文结构及措辞用字的时候，亲临謦欬，得益至多。可以说对李公的了解，较一般人为周密。可是这篇文字的写作，并未经李老博士同意，虽称洞悉李老旨意，仍是笔者窥测。所用资料也是笔者自己搜索，从明代史着手，只能代表笔者专注的兴趣，不足以网罗李老的渊博。可是也唯其如此，更能“借花献佛”。做寿辰文集的主旨，一方面在表扬受贺者的成就，一方面则由作者加以局部的创作，以代酒馔。这篇文章的旨趣如是，读者鉴之。
严格言之，欧洲之feudal system是西欧历史上的特殊创物，当时罗马帝国的遗泽犹存，若干中央集体制的机构，仍被后人袭用。但是日耳曼民族，以武力征服西欧，他们也有他们部落间的习惯制度，这两者在地域间折中重叠，遂成feudal systemMarc Bloch，Feudal Society，英译本，译者(London，1961)，此书为研究欧洲史者必读，特请王毓铨先生回国之便带回一部，希望早日译为中文出版。。其译为 “封建制度”，已属勉强(愚意早应译为日文之“谱代”，发音为fudai，与法文之feodal更为接近)。
如即以feudal system为中国之封建，则其间共通的特点，更不容忽视。这些共通的特点经过多数专家的集体研究，大约可以综揽于以下三点详28页注①内 Feudalism in History.：(1)威权粉碎(fragmentation of authority)。即封建制度行时，虽仍有中央王室的残型，其实税收之征集与支付，民法与刑法之裁判，以及兵役的区处，全由以下地方首脑就地做主。也可以说是集“地方分权之大成”。(2)公众事宜成为私人产业(public affairs being private domains)。裂土封茅，必经过遗传，才能固定。所以中国传统，以“桐叶封弟”。西欧则由为君者以泥土一块，执于为臣者之手中。两方都象征方域内的土木，全部成为受封者的家产，通过遗传，永为恒业。这样一来，所谓政府，必为私人政府。皇帝的宝座以家传的不算，而是要下至各乡邑，全部出诸遗传，全部成为私人家业，而且这样以私为公，以公为私的办法，并非短时间的违法，而是长期间的合法才算是封建制度。也就是要做到《左传》里所说：“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贵有常尊，贱有等威，礼不逆矣”，才算发扬了封建精神，以致全民都处于不平等的地位，都有尊卑上下的序次。所以封建(feudalism)必有“次层封建”(subin-feudation)。(3)武士传统(warrior tradition)。根据以上所述，全民都在一个金字塔的形式下保持其固定的身份，则其社会组织，已近于军事机构。武士的活跃，是为必然趋势。这种武士身份，有其社会价值，并非普通的职业军人，也无平时与战时的区别中国在先秦，毫无重文轻武现象。“军事部分不仅在政治机构中被尊重，而且认为有高度价值。”见于Frank ，“Phases and Modes of Combat in Early China”，Chinese Ways in (Cambridge,Massachuetts,1974)，。
基于以上三个条件，中国历史之可以称为封建社会的阶段，至为短暂。卜德教授认为古代商周之间为一个封建阶段，魏晋南北朝间又为一个封建阶段同28页注①，。还有人认为他引用这名词过于广泛。因为汉末统一的帝国已不存在，只有天下分裂，动荡期间，不成其为制度也。
所以将汉、隋、唐等统一的大帝国，与欧洲中世纪的feudal system相比，已属不伦不类。而中国固有的名词，“封建”亦与“郡县”对峙。前者出诸遗传，着重地方分权；后者则凡人事派遣任免，全不受遗传之限制，完全出于中央集权。称郡县制为封建，更是滥用名词。
至于明朝，中央集权已登峰造极，重文轻武，也史无畴匹，而且除皇位之外，凡遗传之官职则无实际之权责，有权责之官职则不遗传，可谓与以上三个条件，完全相反。即明儒顾炎武之《郡县论》也称当日政治制度，放弃封建精神过多，矫枉过正，不合实际顾炎武曰：“封建之废，自周衰之日；而不自于秦也。”又曰：“今之君人者尽四海之内为我郡县，犹不足也。”以上见《亭林文集》(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16。顾之反对矫枉过正，由杨联陞简单地介绍于英文读者。见Yang，Liensheng，“Ming Local Administration，”in Chinese Government in Ming Times:Seven Studies,Hucker(NY.,1969)，p10.。而今人三百多年后，仍称朱明王朝为封建，是即以皇位继承为封建。如此则今日英国，尚未脱离feudal system矣。滥用名词，容易改变观感，发生错觉。笔者所专攻者为明代史，最近十余年来，发觉中外著作，滥指朱明为封建，以致引用史籍，不假思考，以讹传讹之处，重见叠出。姑举二三例如次：
万历帝朱翊钧中年之后荒惰成性，最为现代学者指斥为封建威权的代表。1599年，他因为三个皇子的婚礼，手令户部进银二千四百万两，作为大礼及采办珠宝的费用，与以上所述公众事宜成为私人产业的条件符合，被研究明史的专家，研究货币金融的专家，以及为专题论文的作者引用，不止一端认为此二千四百万两白银业经万历使用者，有李光璧，《明朝史略》(武汉，1957)，页135；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1954)，页463；龚化龙，《明代采矿的发达和流毒》，(《明代经济》，包遵彭编，台北，1968)，页127。类似者尚多，也有记入西文资料中者。。其实当时户部每年的收入，以白银在北京收受者，不过四百万两左右。这二千四百万两数目之庞大，即有蹊跷。如果读者细阅《明史·沈一贯传》，即可见： “时国本未定，廷臣争十余年不决。皇长子年十八，诸请册立冠礼者益迫。帝责户部进银二千四百万为册立分封诸典礼费以困之”《明史》(中华书局1974标点本)，。。其故事重点在“以困之”三个字。当时户部无此庞大之款项，万历亦无意动用此庞大之款项。只是廷臣一定要他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万历自己属意皇三子朱常洵)，他就要廷臣进银二千四百万两作为要挟。站在廷臣这一方面的，还有户部尚书杨俊民，接到皇帝手令日内，死于任所。廷臣报告皇帝，即称“本官亦因之而毙”《神宗实录》(台北，1966影印本)，页6207。。可见问题在于君臣不和，而非罄国库数年收入为皇室一朝花费。此白银亦未缴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