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种现象可以认为官僚主义之作风者，则因为文官集团，有皇帝支持，自视其代表天意民心。只要行政设计为大局打算，对于纳税者个人，不负法律上的责任。而欧洲中世纪虽称“封建”，其座主及附庸之间，有合同关系(contractual relationship)，这种物质条件，既有历史成例，不容一方片面更动；更不容以仁义道德的名目，作为更变的张本。两方如有争执，势必请法官及律师裁判，如此才能培养司法独立的传统，中国长期受官僚主义的垄断，可谓未曾经过这种阶段。
永乐之征收田赋，表面上照此三千余万石的数目作准则，其实征数量则必较此数目远甚。因为永乐派兵入安南，征漠北，又大兴土木，全面创建北京为帝都，令郑和率艨艟巨舰下西洋，更开凿徐州至临清间的大运河，不可能以洪武年间的用度作标准，亦不可能较宣德年间的用费，只有少量逾额也。即如其使用民夫，可为证鉴。洪武所定“均工夫”，农民应于农隙时应政府征召，做工三十天，工匠则于三年之内服役三个月《太祖实录》，页1060，1671；《大明会典》1891。。永乐于1406年将所有匠役全部延长为六个月，而1410年政府报告内亦即承认应召的匠役“逾年未归”《太宗实录》，页0836，1435。。《天下郡国利病书》称“自永乐北都，挽输道远，加耗滋多” 《天下郡国利病书》，611。。均可见其额外加征之耗巨。本文之旨趣，不在称叙其向民间勒索之多寡明代田赋收入见于官方账目者，一般均低。 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已详言之。一般所以称赋重者，乃赤贫者不得免税，无法推行累进税制。贫农无从借贷。经手人额外多征，则更在税率问题之外矣。，而系表明其税收施政，全由上级做主，对下级之权力，可以完全漠视。永乐一生经历，虽可以“君主专政”概述之，但其专政必须透过文官集团长久的习惯，有其思想及信仰上的根据。此种习惯及根据，则为李老博士所称官僚主义。因其存在，自宋至明以至现代，国家之统计数字，因未经过独立的司法机关的“照磨”(这系明代名词，其字义不言而解)与留难，无确切的价值。
(B）馈运北京粮馈运北京粮，亦称“漕米”，即系田赋征实内的米粮，经过海运或由大运河内漕运到达北京的数目。其记入《太宗实录》始于1409年。自此至1414年，其上下有限，每年在200万石至250万石之间。1415年之后，则波动较大。如1415 年超过600万石，1417年超过500万石，而1420年则不及100万石是也。
图表二永乐年间
馈运北京粮数额
（单位：百万石）此记录虽有数目上的上下，其正确性反而可靠。明代的粮运在1415年以前为海运，因之运数经过统筹，极易固定。1415年后经过新开凿的大运河行“支运”，也就是“接力运送”，以淮安、徐州、济宁及临清为接力站，各设米仓，以便囤集。于是“支者不必出当年之民纳，纳者不必供当年之军”《明史》，79，1916。。也就是供给与分配，不必在一年内两造对销，而可以在次年内交替。所以一年在途中囤集者多，则入北京者少，与其总运数无关。 1420年馈运数少，显系以前多年京仓囤集有余，而1421年元旦，永乐正式迁都于北京，其筹备须要大量的人力和船舶，以前一年馈运粮少，也是必然趋势。
今将1415年至1424年共十年的馈运数平均，则每年运数为三百二十余万石，此数亦与漕运历史符合。明代以田赋征实的米粮运北京，供给官员军匠，从二百万石左右逐渐增加，至1472年后固定为每年四百万石《明史》，79，1918。。上述平均每年三百余万石，是为逐渐增加中的一个阶段。
以上数字之比较可靠，因其会计制度有法律的监视。漕粮北运，由运军为之。自江南水次由纳税的县分交兑，至北京仓库缴纳销差，运军的总旗小旗(等于排长、班长)责无旁贷，如有差失，此辈须卖儿鬻女筹款赔偿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这种立法，不近人情，令人发指。但是财政责任，反比一般官僚做事者分明，所以凡上级能确切加压力于下级时，其会计则可置信。
(C) 屯田子粒屯田子粒在《太宗实录》中有一直下降的趋势。自1403年之二千三百余石降至1424年之五百余石。在永乐之二十二年之内，只有三次次年之数超过前年之数；而只有一年，此超过之数目，数量尚为可观。而前后三次，每增之后又降，且降至以前更低之数额。
实录原文未叙明所称数目出自“军屯”或包括“民屯”。但是明代军屯，全是“一笔糊涂账”，则无可置疑。王毓铨先生作《明代的军屯》，还只轻描淡写地说出数目上有夸大之处《明代的军屯》，页217。。而实际上其夸大到难于置信的地步。图表三的每况愈下，即无法解释。何以永乐初年，子粒几与田赋等量齐观?何以后来会退缩数倍?如果以前有剩余，此剩余做何去处?以后如有减缩，又曾做何法补救?明代文献中不能寻出适当的解答。
图表三永乐年间
屯田子粒数额
（单位：百万石）
此间应注意者，明代之军屯与民屯，始终无中枢之行政机构负责掌管。工部之屯田清吏司掌理柴炭名不副实。在国防边境之卫所，奉命利用所在可以耕种的田土是否可行，上级毫不闻问。在内地之卫所，所拨为军屯的田地，也不是集中于一处，而是此处数亩，彼处数亩，与民间田土，互相错综。《明史》所称每军受田五十亩，交纳子粒二十四石《明史》，771884。，只能代表中央设计者理想中的原则，与事实完全不符。《春明梦余录》指出四川省在明代初年称有屯田65 954 500亩，而当时军则只有14 822人，如全数屯田，则每军应耕田4 500亩矣孙承泽《春明梦余录》(香港影印古香斋袖珍本)，。。其不足信可知。而这种谎报，迄明代未止。如嘉靖年间各边区仍有屯田子粒数，而户部尚书潘璜即奏称“十数年并无一处通关奏缴”徐孚远等编《皇明经世文编》(台北，1964影印本)，19819。。庞尚鹏奉命清查军屯，其报告辽东情形，则称“兵荒相寻，尺藉消耗，耕作之业，率归舍余，屯军已尽废矣”。及其至大同，则称“或据册有数，而纳粮无人”。及其至甘肃，则称其经理为“操纵收缩，莫知端倪” 《皇明经世文编》，，24；3593；36010。。而官方统计，仍称屯粮收入每年370万石，其虚冒情形可知矣。
何以《太宗实录》内屯田子粒几成直线下降，只好猜测系当时上级冠冕堂皇地责成各部队屯田，自五军都督府至各卫所，不得不尽量报告，全部赴事，于是按照人数计屯田子粒。永乐既好大喜功，经常征集卫所员兵远征。每一差派，负责官员才有所借口，将子粒数剔除。这是我们暂时的结论。(除非更有新发现之资料提供新说法，并指出这猜测谬误外，目前情况不明，更无其他方法，足以解释此中奥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