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荷兰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则为英国。英吉利及苏格兰称“联合王国”。大于荷兰五倍至六倍之间。今日我们看来面积小，在18世纪之前的欧洲则为大国，又有坚强农业的基础。这国家在商业组织没有展开之前，常为其他国家掣肘。如银行业，首为意大利垄断，以后保险业，也被荷兰操纵。意大利人在伦敦的住区，称伦巴德街(Lombard Street)，他们也享有领事裁判权。英国对外贸易，以输出羊毛为主。意大利人即先垫款于畜牧的农场，将羊毛预先收买，又掌握其海外市场。
英国整个17世纪，可称多难之秋。起先英皇与议会冲突，财政税收成为争执的焦点，又有宗教问题的扰攘，司法权也成问题，对外关系又发生疑忌。曾发生过解散议会、内战、弑君、革新为民国、行独裁制、复辟、第二次革命，此外还有暗杀、发政治传单、排斥异教徒、与外国成立秘密协定与英皇受外国津贴的情节。而它的人口，则不外四百万至六百万之间，其与中国在本世纪初期不可治理的情形说来大同小异。当然这一段历史，可以产生不同的解释，有时同一作家，也可以作两重论调。有如艾诗立(Maurice Ashley)，就自己指责以前立说不对。这情形也和中国明朝同时。克伦威尔在马斯顿荒原(Marston Moor)击败查理一世时，为公元1644年，亦即是中国所谓“崇祯皇帝上煤山”的一年，岁次甲申，也就是明亡的一年。
我今天极想提供中国读者参考的，则是针对中国大历史(macrohistory)言，英国的历史应以1689年的“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为分野。在此时期以前，英国是一个“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mathematically unmanageable)的国家。法律就有不同的见解，法庭也有三四种不同的种类。所谓“普通法”(mon law)者，乃中世纪遗物，绝对地尊重成例，凡以前没有做的事都不能做，对地产注重占用权(seizin)，对所有权倒弄不清楚；缺乏适当的辞章足以解释动产的继承权；不动产的押当，也不符合社会需要现款的情况；也没有将地租按时价调整的办法；农作物只能推销于本地，限于历史上有根据的市场。其他如组织公司，宣告破产，防制侵盗，或者全未提及，或者与现状牛头不对马嘴。简言之，这种法律以旧时代欧洲封建制度的农村作背景，无意改革。一到17世纪初期，也即是明朝万历、天启年间，大批白银由西班牙自西半球输入，引起欧洲物价陡涨，英国内地情形也受国际战争及对外贸易的影响。地主则不能保持他们的产业，商人则不愿付额外之税，皇室则因军备增加而无法筹饷，一般贫农及小市民为生计所迫，有时感情冲动，宗教上教义抽象之处更给他们火上加油，所谓君权民权的冲突，两方各以成例为自己辩白。而实际上则成例已无法概括现状。即克伦威尔代表议会派军事上胜利，其标榜的方案仍行不通，因为社会本身还没有改革，上层机构不能以理想方式将其法令下达于农村的下层机构也。
1689年不流血革命之后，即无此现象，以前的问题，掀动了半个世纪，至此渐渐销声匿迹，宗教派别的冲突，也好像被遗忘了。其中最大关键，则是兵戈扰攘之后，土地所有已渐渐规律化。英国在17世纪，当然谈不上平均地权，只是内部较前合理，以前地主不知道自己产业在何处，大佃户(chief tenant)不知何在，以及种田的人不知道自己是短期赁户或者倒是半个业主的糊涂情形，也随大时代的大动乱而扫除，很多地界不明的情形经几十年的斗争也弄得清楚了关于英国17世纪地产与革命的影响，下述两篇论战文章，为初学者所必读。此即R，“The Rise of the Gentry，1558-1640，”Economic History Review，11(1941)，pp1-38. And Trevor-Roper，“The Gentry，1540-1640，”Economic Review Supplement I(1953)。其背景则可见Lawrence Stone，The Cauese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London，1972)，关于战前地产无法规律化的情形，见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Cambridge，1967)，阅于1692年土地税，见Bromley，ed.，Cambridge Modern History,(Cambridge，1970)，pp285-286.但直到18世纪初封建性的地产关系仍若干待肃清的例子，见 G，English Economic History(London，1970)，p108及，The Gentry：The Rise and Fall of a Ruling Class(London，1976)，p173.。这经过的情形使唐尼(RHTawney)幽默地指出，地归业主，以打仗的方式执行，要比法庭告状诉讼便宜得多了!而普通法庭至此能接受公平法(equity)也是一种进步的征象。公平法本身非法律，只是一种法律观念，等于习俗说“照天理良心办事”。在英国初行时只限于英皇的“特权法庭”(prerogative courts)，有格外开恩之意。在这种安排之下，普通法庭逼于情势，起先对公平法让步一二，以后积少成多，公平法不顾成例的办法也自创成例，于是两种法律观念对流。1689年贺尔特(John Holt)为首席法官，他命令普通法的法庭兹后与商人有关的案子，照商业习惯办理关于公平法与普通法的情形，可参考基本著作，如Theodore Plucknett，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Common Law,5th ed.(London，1956)，Edward Jenks，The Book of English Law(reprint,Athens,Ohio，1967)在光荣革命后的影响，可见Plucknett，pp245-248,664亦见 Clark，The Wealth of England from 1496 to 1760(London，1946)，。这样一来，英国内地与滨海、农村与工商业的距离缩短，资金对流，实物经济蜕变而为金融经济，前述资本主义的三个条件，都行得通。一方面这可以说英国已进入资本主义的时代；另一方面则是一个这样相当大而有农业基础的国家，能够使公私利害凝合为一，以操纵金融的办法管理全国，和自由城市的形式一样，已经史无前例。所以它能够以这些条件作本钱，称雄世界几个世纪。至于资本主义的弊病，则不在本文讨论之内。
从以上各国历史的摘要看来，资本主义的形成，不是预订计划、按部就班地完成，而是世界的交通通讯进步，商业展开后，这种需要用数目字管理的趋势，从小国推展至大国，从海上的国家推展到滨海的国家，从没有农业基础的国家推展到农业基础甚坚固的国家。这种情势所至，内外兼逼，以致每个国家都要照自己历史地理的情形，作必要的调整，然后社会组织法制思想宗教等等也会作同样的调整。
从欧洲历史上来看，这推动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是商业，而不是工业。工业发达是以后的事。英国在1694年设立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为资本主义的中流砥柱关于英格兰银行组织的情形，以及立即吸引欧洲大陆各处的资本，支持英军对法战事见John Giuseppi,The Bank of England:A History from Its Foundation in 1694(Chicage，1966)，and ，The Early History of Banking in England(New York，1965)也可以参考Phyllis Deane，and WACole，British Economic Growth：1688-1959，2nd ed(Cambridge,1969),and PG：A Study of Development of Public Credit(London，1967).马克思曾说英格兰银行是“放高利贷者，不再假装伪善”，又说它“到底使商业得到活动的自由”。美国经济学家介博兹(John Kenneth Galbraith)曾说：“英格兰银行在金融界的地位，有如罗马圣彼德教堂在宗教上的地位。”见彼著Money：Whence It Came，Where It Went(Boston,1975)，p30.，事在清朝康熙年间，但是英国的工业革命，则展开于19世纪上半期，已在中国的嘉庆、道光年代。并且资本主义形成的条件，在历史上讲，有不可逆转(irreversible)的趋势。这也就是说资金广泛的流通、企业在所有人之外雇用经理、技术上的全面合作三个条件一经展开，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把它们向历史里退化地推回去。社会主义可以视为修正资本主义的办法，但是在技术上讲，仍是接受这三个基本条件，只是所有权不同，私人资本受节制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