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第五在1550年发出的敕令，至今仍能令读者感到战栗。内称凡印刷、抄写和传播路德、卡尔文、茨温利(Zwingli)等离经叛道的文件的人，一律处死。即未经批准，私自阅读《圣经》，或在公开及私人场合之下讲解《圣经》的也处死。如果触犯这罪条的人表示忏悔，则男子斩首，女子活埋，要是不忏悔的即绑在木桩子上烧死。查理第五还说是因为他被其他政事羁绊，没有将这敕令全部付诸实施。但是一个目击其事的人提出，在1546年，即敕令尚未颁布之前四年，仅在荷兰(这是荷兰省，不是尼德兰国)和弗里斯兰(Friesland)两省，因触犯异端的罪名而丧生的，已逾三万人 Motley，113-114，254-257；其实查理第五已于1529年发出类似通令，唯其时尚未任皇帝，见Emile GLeonard. A History of Protestanism，Joyce MHReid译自法文(London，1965—1967)，VolII，pp77-78.。
查理退位之后，菲力普第二继承，他立即重申前令，并且于1560年在低洼国家设立新主教区(bishoprics)。所谓“西班牙的大讯问”(Spanish Inquisition)已经开始。以后的事经各种教科书载明。当阿尔瓦(Alva，或Alba)被任为军事总督之后，他在低洼国家内有执掌民事之大权。在他恐怖政治之下，丧生的又有一万八千人，也包括了当地一部贵族。因为西班牙军队需用给养，则就地增设物品销售税，值百抽十，一件物品转手十次也被抽十次。于是激起普遍的抵抗。荷兰于1581年宣布独立。因为英国的资助和同情，菲力普即派遣舰队征英。大陆上的战事缠绵，直到1609年才签订停战协定，至是西班牙已事实上承认荷兰的独立。而正式的承认，则要在三十年战争之后，去荷兰之宣布独立已有六十八年，距他们开始武力抵抗则有八十二年。
从一个研究资本主义形成的角度上看来，这一段历史，有数点值得考究之处。荷兰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以后确实进入了资本主义的体制。但是这独立战争之间，阶级斗争的成分淡薄，或者根本即不存在。低洼国家尤其是荷兰，不是封建制度根深蒂固的地区，当抵抗西班牙战事发生的时候，当地贵族与平民一齐参与，实际成为一个民族战争。只是根据一个目睹者的报告，战后幸免的贵族，家产荡然无存，虽然想保存昔日的派头，实际上他们已成为城市里绅商的雇员Herbert HRowen，ed.，The Low Country in Early Modern Times(New York,1972)，pp221-222。而荷兰之能向工商业跃进，大半由于战事所赐。安特卫普(Antwerp)的港口既为西班牙军所破坏，阿姆斯特丹的地位，因之增高。大批技工员匠，又在战事期间北迁，于是荷兰的纺织业及冶金业获得显著的进步。这些因素摆在市镇居民地方自治的背景上，就已造成资本主义体制之典型。况且荷兰的农业向来专业化，畜牧重于耕耘，更有增进水上交通发展商业的必要。
至于宗教思想与资本主义形成的关系，不易论断。只是认为卡尔文派提倡的“定命论”(predestination)立即可以构成资本主义的思想，考之于荷兰独立战争的事迹，不尽符合。低洼国家之抵抗菲力普仍有天主教徒参加。西班牙的大讯问，也不是纯粹在信仰上的虔诚着眼，而是准备设立新主教，以天主教的纪律钳制居民，实行中央集权。与新教的冲突，主要在后者提倡“凡信徒即是神父”(priesthood of believers)的说法。领导荷民抗战的威廉(William the Silent)即由天主教徒改为路德派后才再改为卡尔文派，荷兰独立的形势甫告稳定，卡尔文派内即因定命论的解释发生争执，他们的教堂(Reformed Church)仍不许放债者参加他们的“圣餐”仪式，大学内仍不给予这些人学位。而且各种神学家，也可以把定命论作不同的解释，以支持他们的政治思想。直到荷兰和弗里斯兰两省宣称教堂不能干涉银行之事，而执政慕黎斯王子(Maurice of Nassau)也说：“我也不知道定命论是蓝是绿”，这种纠纷才渐告平息R，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New York，1926)，；Rowen,。
从这些情形看来，并不是先有了一个宗教观念，才因之造成了资本主义的体制。而是各种因素的汇集，使荷兰民国先已造成一个由资本家做领导的胚胎，定命论才因之被解释得强调人生之富贵荣华实由天赋，而一个信徒更要勤俭致富，才能证明他自己既虔诚，又有神佑。如果我们对这方面的论断缺乏权威的力量，则可以引证一位荷兰史的专家。他说：“关于对上天问题之解释，很多人可能因威迫利诱而放弃了他们的宗旨。提到宗教上的事，人性经常是可以揉转混合的。一到物质上和财政上的事，抵抗强权，才会众心一致毫无异议”Motley,VolII,此文系针对反对西班牙之物品销售税而言。。他还没有说明的，则是对利害的考虑，有时尚能不自觉地决定个人的意向，连宗教思想在内。
荷兰人过去没有组织国家的经验，他们也没有向大陆扩展的能力和志趣。只有航海及经营商业则是他们之所长。况且他们需要的矿砂木材来自瑞典，治肉的香料(spice)来自远东。此时汉撒同盟(Hanseatic League)缺乏政治体系作背景以保障船舶的安全。荷兰民国补救了这缺陷，立时成为海上保险的中心，吸收了大量国际资金(过去阿姆斯特丹亦为盟员)。阿姆斯特丹银行接受不同的存款，发行统一的收据，实际成为一种交易场的筹码，也就是一种有使用限制的国际货币，已为亚当·斯密所称羡。以上措施都是别开生面，并无成例可援。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则是荷兰民国广泛地以商业组织作立国的基础，除了增进全民财富之外，没有更好的逻辑，作它存在的理由。这种体制也必定要保障私人财产的不可侵犯，同时担保私人资本会在公众事务内有一种庞大无朋的影响(a disproportionally more influential role)。读者看到这里，也可以用这些成果，加上我们前面说的三个技术条件(wide extension of credit，impersonal management，and pooling of service facilities)，算作我们对资本主义的定义了。
由于上述的原则，荷兰不能放弃既有的市镇的自治，因之也表现出资本主义之另一特征，即对外虽进取，对内则相当的保守。这新民国内部组织的公式是联邦制度(federal system)，大事由联邦决定，小事各省自理。民法的实施，大致尽量依各地既有成例处置。好在荷兰这一省，拥有阿姆斯特丹，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二，又供应联邦经费四分之三Rowen pp215-216;Harold JGrimm，The Reformation Era(New York，1954)，p443.，所以联邦内部的参差不齐，不至于使关系重大的问题完全陷于无法在数目字上管理的状态。
继荷兰之后，英国为其次完成资本主义体制的国家。
英国在17世纪，可称多难之秋。起先英皇与议会冲突，财政税收成为争执的焦点。又有宗教问题的扰攘，也纠缠于内部对付苏格兰、爱尔兰，向外须应付西班牙、法国、荷兰等等的复杂情形。也发生过内战、弑君、革新为民国、行独裁制、复辟和第二次革命的事迹。至于行暗杀、发政治传单、排斥异教徒、对外成立秘密协定及英皇受外国津贴的情形还未计算在内。其时英国的人口，不过四百万至六百万之间，不及20世纪中国人口百分之一，其不能管理的情形，也和中国20世纪初期大同小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