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列变换的训练手段是现成的，邓名没有让大家讨论，而是直接拿出了自己前世的军训方法，不过现在能够把这个做好的只有他一个人而已。对此邓名也不着急，左右旋转正和骑车一样，一开始都是大脑指挥身体，难免动作僵硬而且反应速度慢，不过等多次练习后就会转入由小脑控制，那个时候就是下意识的反应了。在众人敬佩的目光中，邓名做了几遍示范的动作，告诉大家他会把这套训练办法首先教给自己的卫队，然后一级级地传下去。
“左右旋转，向左看齐、向右看齐，现在我知道为什么军训课上要学这个了。不过“一、二”报数是干什么用的？邓名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没有把报数这种训练方法教给部下，这当然不是核战争时期的特殊训练，不过现在还不明白它有什么用，讲给军官们听，他们更不知道有什么用了，还是留着以后再说吧。
除了阵型训练外，还有人提出需要进行更多的沟通训练。现在邓名的军队已经拥有了这个时代军队的正常沟通能力，但如果想进行复杂的通讯就很困难。比如今天的两翼调整就因此出现混乱。这个时代的军队在复杂的地形上，中军无法迅速向两翼发出内容复杂的命令，只能通过统帅和将领之间的长期合作来改善。比如郑成功的左膀右臂甘辉、余新二人，他们都在郑成功的手下效力十多年，跟随着延平郡王打过几十场仗，彼此间已经相当默契熟悉，因此郑成功不需要太复杂的旗号，就能指挥他们进行复杂的军事行动。
在这个问题上，邓名拿不出任何训练手段来强化，只能让大家讨论，但也没有讨论出好办法。在会议的最后，邓名提出要善待俘虏，争取把他们都转化为川西的居民和劳动力。另一个内容，就是向全军通报撤退意图。
虽然下令全军撤退，但邓名却有一种感觉，那就是敌人不会轻易地放明军撤走。
……
在明军召开全体尉官军事会议的同时，李国英在巴县召集了大批将领，研究清军的下一步军事行动。
除了标营的甲骑外，重庆城中还有一百名满州八旗兵和近八千名甲兵。当初发现邓名将辎重装船撤离时，李国英就考虑过追击明军的问题。川陕总督追击的第一个目标是袁宗第，因为虁东军人数较少，据李国英观察，装备似乎也不如邓名的直属部队。最关键的是袁宗第是李国英比较熟悉的老对手，而不是邓名这样骤然出现完全摸不清路数的敌人——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李国英宁可与熟悉的强敌作战，也不愿意在摸清对手套路前贸然交战。
不过李国英没有想到邓名居然和自己的想法一样，身为一军之主却留下来为部将断后。等邓名露出撤退迹象时，袁宗第已经远离重庆，再要追也赶不及了。
这次重庆之战暴露出李国英的很多弱点，最可怕的就是从广元到重庆的慢长补给线。之前清廷的全国战略重心一直在云贵，这次南京战后，大概清廷仍然会提高对东南的重视。甘陕一带的战局之前就常常被清廷忽视，而李国英估计，以后甘陕地区在朝廷的心中会变得更加无足轻重，不可能有资源改善的措施，也不会强化这条补给线上的众多据点。
重庆的清军实力增长很快，让邓名和袁宗第忧心忡忡，明军中的不少人都担心清军的实力会继续高速增长，时间拖得越久，明军越无法威胁重庆；但李国英则有完全相反的担忧，他生怕清廷会因为东南和云贵的战事紧张而进一步削减对甘陕战区的支持。现在甘陕地区的战争潜力几乎已经被李国英榨干了，如果清廷不肯增大投入的话，那么现在重庆的兵力就是李国英能够维持的极限。
返回川西的明军一旦开始军屯，他们的实力就会继续增强，李国英觉得邓名迟早能把对保宁的口头威胁变成现实，到那时重庆就真的无法再坚守下去。
只有一个机会能让李国英扭转危局，那就是对撤退的明军发起追击，如果能消灭邓名的主力，李国英就能乘势夺取成都，一劳永逸地稳固四川；如果做不到的话，也要重创邓名的军队，让他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恢复元气，让明军的反攻来得越迟越好，或许到那个时候朝廷已经解决了东南和云贵的问题，能够给李国英送来更多的资源。
虽然李国英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在得到赵良栋的消息以前，川陕总督知道自己根本没有把梦想变成现实的能力。为了防备袁宗第的回马枪，他至少要在重庆留下一、两千的预警部队，那样能够用来追击邓名的披甲兵就只有七、八千之数，而这个数字并不比邓名更多。
得到赵良栋率军抵达的消息后，李国英顿时感觉这是上天赐给他的机会，四川也不会得而复失。赶到南岸与赵良栋会面后，李国英计算了一下清军的力量，如果留下一千名新到的兵力守卫重庆，那么除了李国英精锐的一千名标营骑兵，他还拥有一万名甘陕绿营的披甲兵，而邓名的披甲兵估计在七、八千人左右。
“贼人的兵大都是浙江兵，还有一些湖广的新兵，对这里人生地不熟，而且成军不过几个月，能有多少斤两？”赵良栋说道。
赵良栋对邓名实力的估算比李国英还要低，他指出在正常情况下，刚建军几个月的新兵根本形不成战斗力，即使有盔甲也没用。而且，对于邓名能不能在短短几个月内给部下凑出几千副盔甲，赵良栋也表示了怀疑——无论李国英还是赵良栋，都不清楚湖广和南京清军的损失到底有多么惨重。他们觉得张长庚的报告看上去并不是非常可怕，邓名所得有限，而且从胡全才那里得到的战利品还要与许多虁东将领分享。
至于南京一仗，李国英和赵良栋都认为邓名的缴获应该是以军粮为主，所以在管效忠已经发动内乱拿下城门的情况下，都无法与叛军取得联系夺取南京（蒋国柱写报告妙笔生花，把南京的平叛过程讲得惊险无比，但又因为各种原因不敢说邓名太多坏话，所以邓名显得无所作为）；后来邓名又在湖北遇到一个周举人的骚扰，邓名也无可奈何（张长庚写奏章的本事并不在蒋国柱之下，因为同样的顾虑不敢自称击败了邓名，只好拼命地描述周培公的兵力是如何的弱小，这样即使战平也比大捷毫不逊色）。
不管蒋国柱和张长庚如何吹嘘邓名的强大和他们平局的得之不易，落在其他人的眼中，那就是邓名无法彻底击败弱小的敌军，这只能说明邓名的实力十分有限。
“现在总督大人新胜，我军士气高涨，兵合一处，直捣邓名大营，正是把贼人尽数歼灭的好时机。”赵良栋急不可待地要发动进攻，尽快洗刷自己弃军潜逃的名声。
由于李国英遇敌不慌，料敌如神，现在重庆的清军军心大振，王明德等人羞愧之余，一个个都对李国英崇拜得五体投地。因此，这次重庆系的将领没有一个反对追击邓名，反倒人人摩拳擦掌，争着喊道：“末将敢请总督大人命令满洲大兵出阵。皇上定鼎以来，只要满洲大兵出阵，贼人无不肝胆俱裂，而我军则人人奋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