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江南这边的哭庙案和奏销案，北京可还没有定性是不是因言罪人，蒋国柱已经彻底想明白了，只要这两案的涉案人没本事闹得和于七、庄允城那么大，那这就不是因言罪人而是罪有应得。而是不能能够闹得和庄允城、于七那么大，明显问题的关键还是在……
“不是邓名。”蒋国柱想也不想地否认了幕僚的猜测：“赵国祚就是这里搞错了，他以为最关键的人是邓提督，所以一直想收买邓名就够了；而本官一开始犯的错完全一样，幸好赵国祚的前车之鉴，让本官没有一错到底。”
“真正的麻烦还是这些缙绅本人，如果他们肯团结起来对抗本官，邓提督怎么都会卖给他们军火，又能赚钱，又能牵制本官，还能削弱朝廷的威信，他何乐而不为？光给他银子有什么用？他卖大炮、步枪不是一样有银子嘛。”蒋国柱扫视了幕僚们一眼，对他们说出了自己苦思所得：“但如果这些缙绅不团结起来抵抗，那邓提督也不会派兵替他们出头。”蒋国柱发现，在这个问题上成都和北京的态度实际是完全一样：如果缙绅闹大北京就招安，成都就支援；如果缙绅束手就擒的话，北京就要江南将其定罪，部分抄查的家产上缴朝廷，而成都回来推销债券。
“所以奏销案的人员名单，应该用新的办法来定。”蒋国柱以前制定名单的原则是：有钱、对朝廷不敬、有过逃税行为（对大明）；而蒋国柱拿出来的新原则是：没买邓名的枪，没有反抗欲望。
“凡是和四川有联系的缙绅，一律不列入名单，本官可以给他们亲口保证，但他们也需要回报本官的好意，不去串联，不转卖四川的步枪给更多的人——”蒋国柱对幕僚口述战略：“而那些和四川没有联系的人，守财奴，胆小怕事的，都是此案的罪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