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粗略地看了一遍我积存的一八八二年至一八九○年间福尔摩斯侦探案的笔记和记录时，我发觉摆在我眼前离奇有趣的材料浩如烟海，实在太多了，竟不知如何取舍是好。有些案件通过报纸已经广为流传，但是也有些案件缺乏可供我的朋友尽情发挥其出类拔萃的才能的余地，而我的朋友的这种卓越才能正是那些报纸亟想报道的主要题材。还有些案件使得他的擅长于分析的本领无法施展，正象有些故事一样，成为有头无尾的了。又有一些案件，他仅搞清楚了一部分，对其情节的剖析只是出于推测或臆断，而不是以我的朋友所珍视的、准确无误的逻辑论证为依据。在上述最后一类案件中，有一个案件情节异常、结局离破，使我不禁要有所叙述，尽管与这桩案子有关的一些真相是从未弄明白过，而且也许是永远弄不明白的。
一八八七年我们经手过一系列颇为有趣和趣味不大的案件，有关这些案件的记录，我都保留着。在这一年的十二个月的记录的标题中，有关于如下各案的记载："帕拉多尔大厦案"；“业余乞丐团案"，这个业余乞丐团在一个家具店库房的地下室拥有一个穷奢极侈的俱乐部；“美国帆船'索菲-安德森'号失事真相案"；“格赖斯-彼得森在乌法岛上的破案"；还有"坎伯韦尔放毒案"。记得在最后一案里，当歇洛克-福尔摩斯给死者的表上发条时，发现该表在两小时前曾被上紧了发条，从而证明在那段时间里死者业已上床就寝。这一推论对于廓清案情至关重要。所有这些案件，我有朝一日也许会略述其梗概，但是其中没有一个案件比我现在就要执笔描述的有着一连串扑朔迷离的情节的案件更加怪诞不经。
那时正值九月下旬，秋分时节的暴风雨猛烈异常。一整天狂风怒号，苦雨击窗，甚至在这伟大的人类用双手建造起来的伦敦城内，我们在这时刻，也失去了从事日常工作的心情，而不得不承认伟大的自然界威力的存在。它犹如铁笼里未经驯服的猛兽，透过人类文明的栅栏向人类怒吼。随着夜幕的降临，暴风骤雨也更为猛烈。风时而大声呼啸，时而低沉饮泣，颇似从壁炉烟囱里发出来的婴儿哭泣声。福尔摩斯坐在壁炉的一端，心情忧郁，正在编制罪案记录互见索引；而我则坐在另一端，埋头于阅读一本克拉克-拉塞尔著的精采的有关海洋的小说。这时屋外狂风咆哮，瓢泼大雨渐渐变成海浪似的冲击，仿佛和小说的主题互相呼应，混成一体了。我的妻子那时正回娘家省亲，所以几天来我又成为我那贝克街故居的旧客了。
“嘿，"我说，抬头望了望我的同伴，“确实是门铃响。今夜谁还能来？也许是你的哪位朋友吧？”
“除了你，我哪里还有什么朋友？"他回答道。“我并不鼓励人们来访。”
“那末，是位委托人吧？”
“如果是委托人，案情一定很严重。如果不严重，此时此刻谁还肯出来。但是我觉得这人更可能是咱们房东太太的亲密朋友。”
福尔摩斯猜错了，因为过道上响起了脚步声，接着有人在敲门。他伸出长臂把照亮他自己的那盏灯转向那张客人一定会在那里就座的空椅子一边，然后说：“进来吧。”
进来的是一个年轻人，外貌大约二十二岁左右，穿着考究，服饰整洁，举止大方，彬彬有礼。他手中的雨伞水泄如注，身上的长雨衣闪烁发亮，这些都说明他一路上所经历的风吹雨打。他在灯光下焦急地向四周打量了一下。这时我看出他的脸色苍白，双目低垂。一个被某种巨大的忧虑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人的神情往往如此。
“我应当向您道歉，"他边说边将一副金丝夹鼻眼镜戴上。
"我希望我不致打扰您！我担心我已经把从暴风雨里带来的泥水玷污了您的整洁的房间。”
“把您的雨衣和伞都给我，"福尔摩斯说，“把它们挂在钩子上，一会儿就会干的。我看，您是从西南来的吧。”
“是的，从霍尔舍姆来的。”
“从粘在您鞋尖上混合在一起的粘土和白垩上，我就很清楚地看出您是从那里来的。”
“我是专诚来向您请求指教的。”
“这我很容易做到。”
“并且还要请您帮助哩。”
“那可就不总是那么容易了。”
“我已久闻大名，福尔摩斯先生。我听普伦德加斯特少校说过，您是怎样把他从坦克维尔俱乐部丑闻案件中拯救出来的。”
“啊！不错。人家诬告他用假牌行骗。”
“他说您能解决任何问题。”
“他说得太过分了。”
“他还说您是常胜将军。”
“我曾失败过四次——三次败于几个男人，一次败于一个女人。”
“可是，这同您无数次的胜利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不错，一般地说，我还是成功的。”
“那么，对于我的事，您可能也会成功的。”
“请您把椅子挪近壁炉一些，讲一讲您这件案子的一些细节。”
“这决不是一个寻常的案子。”
“到我这里来谈的案子都是不寻常的。我这里成了最高上诉法院。”
“可是，先生，我想问您，在您的经验中，有没有听说过比我家族中所发生的一连串更为神秘、更难解释的事故？”
“您说的使我极感兴趣，"福尔摩斯说道。"请您首先告诉我们一些主要事实，我随后会把我认为最关紧要的细节提出来问您。”
那年轻人朝前挪动了一下椅子，把两只穿着潮湿鞋子的脚伸向炉火边。
他说：“我名叫约翰-奥彭肖。据我的理解，我自己本身同这一可怕的事件没有多大关系。那是上一代遗留下来的问题，因此，为了使您对这事有一个大概的了解，我必须从这一事件的开端谈起。
“您要晓得，我的祖父有两个儿子——我的伯父伊莱亚斯和我的父亲约瑟夫。我父亲在康文特里开设一座小工厂，在发明自行车期间，他扩展了这个工厂，并享有奥彭肖防破车胎的专利权，因而生意十分兴隆，这就使他后来能够将工厂出让，而依靠一笔巨款过着富裕的退休生活。
“我的伯父伊莱亚斯年轻时侨居美国，成了佛罗里达州的一个种植园主。据说他经营得很不错。南北战争期间，他在杰克逊麾下作战，后来隶属胡德部下，升任上校。南军统帅罗伯特-李投降后，他解甲归田，重返他的种植园，在那里又住了三、四年。大约在一八六九或一八七○年，他回到欧洲，在苏塞克斯郡霍尔舍姆附近购置了一小块地产。他在美国曾发过大财，他之所以离美返英，是因为他厌恶黑人，也不喜欢共和党给予黑人选举权的政策。他是个很怪癖的人，凶狠急躁，发怒时言语粗鄙，性情极为孤僻。自从他定居霍尔舍姆以来的这些年月里，他深居简出，我不知道他曾否涉足城镇。他拥有一座花园，房子周围有两三块田地，他可以在那里锻炼身体，可是他却往往几个星期都一直足不出户。他狂饮白兰地酒，而且烟瘾极大，但他不喜欢社交，不要任何朋友，甚至和自己的胞弟也不相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