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四年的春天，可敬的罗诺德·阿德尔在最不寻常和莫名其妙的情况下被人谋杀的案子，引起全伦敦的注意，并使上流社会感到惊慌。在警方调查中公布的详细案情大家都知道了，但有许多细节被删去了。这是因为起诉理由非常充足，没有必要公开全部证据。只是到现在，将近十年之后，才允许我来补充破案过程中一些短缺的环节。案子本身是耐人寻味的，但比起那令人意想不到的结局，这点趣味在我看来就不算什么。在我一生所经历的冒险事件中，这个案子的结局最使我震惊和诧异。即使过了这么长的时间，现在一想起它来就叫我毛骨悚然，并且使我重温那种高兴、惊奇而又怀疑的心情，当时这心情象突然涌来的潮水一般，完全淹没了我的神志。让我向那些关心我偶尔谈起的一个非凡人物的言行片段的读者大众说一句话：不要责怪我没有让他们分享我所知道的一切。如果不是他曾亲口下令禁止我这样做，我会把这当作首要义务。这项禁令是在上个月三号才取消的。
我和歇洛克·福尔摩斯的密切交往使我对刑事案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是可以想象到的。在他失踪以后，凡是公开发表的疑案，我都仔细读过，从不遗漏。为了满足个人巳ぃ？我还不止一次地试用他的方法来解释这些疑案，虽然不很成功。但是，没有任何疑案象罗诺德·阿德尔的惨死那样把我吸引住。当我读到审讯时提出的证据并据此判决未查明的某人或某些人蓄意谋杀罪时，我比过去更清楚地意识到福尔摩斯的去世给社会带来的损失。我肯定这件怪事中有几点一定会特别吸引他。而且这位欧洲首屈一指的刑事侦探，以他训练有素的观察力和敏捷的头脑，很可能弥补警方力量之不足，更可能促使他们提前行动。我整日巡回出诊，脑子里却想着这件案子，找不到一个自己认为是理由充分的解释。我甘冒讲一个陈旧故事的风险，把审讯结束时已公布过的案情扼要地重述一遍。
罗诺德·阿德尔是澳大利亚某殖民地总督梅鲁斯伯爵的次子。阿德尔的母亲从澳大利亚回国来做白内障手术，跟儿子阿德尔和女儿希尔达一起住在公园路４２７号。这个年轻人出入上流社会，就大家所知，他并无仇人，也没有什么恶习。他跟卡斯特尔斯的伊迪丝·伍德利小姐订过婚，但几个月前双方同意解除婚约，嗣后也看不出有多深的留恋。他平日的时间都消磨在一个狭小、保守的圈子里，因为他天性冷漠，习惯于无变化的生活。可是，就在一八九四年三月三十日夜里十点至十一点二十分之间，死亡以最奇特的方式向这个悠闲懒散的青年突然袭来。
罗诺德·阿德尔喜欢打纸牌，而且不断地打，但赌注从不大到有损于他的身分。他是鲍尔温、卡文狄希和巴格特尔三个纸牌俱乐部的会员。他遇害的那天，晚饭后在卡文狄希俱乐部玩了一盘惠斯特。当天下午他也在那儿打过牌。跟他一起打牌的莫瑞先生、约翰·哈代爵士和莫兰上校证明他们打的是惠斯特，每人的牌好坏差不多，阿德尔大概输了五镑，不会更多。他有一笔可观的财产，象这样的输赢决不致于对他有什么影响。他几乎每天不是在这个俱乐部就在那个俱乐部打牌，但是他打得小心谨慎，并且常常是赢了才离开牌桌的。证词中还谈到在几星期以前，他跟莫兰上校作为一家，一口气赢了哥德菲·米尔纳和巴尔莫洛勋爵四百二十镑之多。在调查报告中提到的有关他的近况就这些。
在出事的那天晚上，他从俱乐部回到家里的时间是整十点。他母亲和妹妹上亲戚家串门去了。女仆供述听见他走进二楼的前厅——就是他经常当作品居室的那间屋子。她已经在屋里生好了火，因为冒烟她把窗户打开了。一直到十一点二十分梅鲁斯夫人和女儿回来以前，屋里没有动静。梅鲁斯夫人想进她儿子屋里去说声晚安，发现房门从里边锁上了。母女二人叫喊、敲门都不见答应。于是找来人把门撞开，只见这个不幸的青年躺在桌边，脑袋被一颗左轮子弹击碎，模样很可怕，可是屋里不见任何武器。桌上摆着两张十镑的钞票和总共十一镑十先令的金币和银币，这些钱码铺了十小堆，数目多少不一。另外有张纸条，上面记了若干数目字和几个俱乐部朋友的名字，由此推测遇害前他正在计算打牌的输赢。
现场的详细检查只是使案情变得更加复杂。第一，举不出理由来说明为什么这个年轻人要从屋里把门插上。这有可能是凶手把门插上了，然后从窗户逃跑。由窗口到地面的距离至少有三十英尺，窗下的花坛里正开满了番红花。可是花丛和地面都不象被人踩过，在房子和街道之间的一块狭长？草地上也没有任何痕迹。因此，很明显是年轻人自己把门插上的。假使有人能用左轮手枪从外面对准窗口放一枪，而且造成这样的致命伤，这人必定是个出色的射手。另外，公园路是一条行人川流不息的大道，离这所房子不到一百码的地方就有马车站。这儿已经打死了人，还有一颗象所有铅头子弹那样射出后就会开花的左轮子弹和它造成的立刻致死的创伤，但当时却没有人听到枪声。公园路奇案的这些情况，由于找不出动机而变得更加复杂，因为，正如我前面所讲的，没人听说年轻的阿德尔有任何仇人，他屋里的金钱和贵重物品也没人动过。
我整天反复思考这些事实，竭力想找到一个能解释得通的理论，来发现最省力的途径，我的亡友称它为一切调查的起点。傍晚，我漫步穿过公园，大约在六点左右走到了公园路连接牛津街的那头。一群游手好闲的人聚在人行道上，他们都仰起头望着一扇窗户。他们给我指出了我特地要来瞧瞧的那所房子。一个戴着墨镜的瘦高个子，我非常怀疑他是个便衣侦探，正在讲他自己的某种推测，其他人都围着听。我尽量往前凑过去，但他的议论听起来实在荒谬，我有点厌恶地又从人群中退了出来。正在这时候我撞在后面一个有残疾的老人身上，把他抱着的几本书碰掉在地上。记得当我捡起那些书的时候，看见其中一本书名是《树木崇拜的起源》。这使我想到老人必定是个穷藏书家，收集一些不见经传的书籍作为职业或者作为爱好。我极力为这意料不到的事道歉，可是不巧给我碰掉的这几本书显然在它们的主人眼里是非常珍贵的东西。他讨厌地吼了一声，转身就走。我望着他弯曲的背影和灰白的连鬓胡子消失在人群里。
我多次观察公园路４２７号，但这对弄清楚我所关心的问题毫无作用。这所房子和大街只隔着一道半截是栅栏的矮墙，高不过五英尺，因此任何人想进花园都非常容易。但那扇窗户可完全够不着，因为墙外面没有水管或者别的东西可以帮助身体轻巧的人爬上去。我比以前更加感到迷惑不解，只得折回肯辛顿。我在书房里呆了没到五分钟，女仆进来说有人要见我。叫我吃惊的是来者并非别人，就是那个古怪的旧书收藏家。灰白的须发中露出他那张轮廓分明而干瘦的脸，右臂下挟着他心爱的书，至少有十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