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我们一下，她那美丽而又焦虑的面容又一次留给我深深的印象，还有她那受惊的目光和紧闭着的嘴。她走出了房门。
起初的裙子摩擦的窸窣声渐渐听不见了，接着前门砰然一响，声音完全消失了。这时，福尔摩斯微笑着说：“华生，女性属于你的研究范围。这位漂亮的夫人在耍什么把戏呢？她的真正意图是什么呢？”
“当然，意图她讲得很清楚，而她的焦虑也是很自然的。”
“哼！华生，你要想想她的表情、她的态度、她的压抑着的焦虑不安和她一再提出的问题。你知道她是出身于一个不肯轻易表露感情的社会阶层。”
“的确，她的样子是很激动的。”
“你还要记住，她一再恳切地对我们说，只有她了解到一切，才对她丈夫有利。她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而且你一定注意到了，她坐在那儿设法使阳光只照到她的背部，她不想让我们看清她的面部表情。”
“是这样的，她特别挑了那把背光的椅子坐下。”
“妇女们的心理活动是很难猜测的。正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我怀疑过玛尔给特的那位妇女，这你大概还记得，从她鼻子上没有擦粉而得到启发，终于解决了问题。你怎能这样轻信呢？有时她们一个细小的举动包含了很大的意义，一个发针或一把卷发火剪就可以显露出她们的反常。华生，早安。”
“你要出去？”
“是的，我要去高道尔芬街和我们苏格兰场的朋友们一起消磨今天上午。我们的问题和艾秋阿多·卢卡斯有直接关系，不过，究竟采取什么方法解决，我现在是毫无办法。事情还没有发生便得出看法，这样做是极大的错误。我的好华生，请你值班接待客人，我尽量回来和你一起吃午饭。”
从那天算起，三天过去了，福尔摩斯一直很沉默，凡是他的朋友们都知道他在沉思默想，而外人却以为他很沮丧。他出出进进，不停地吸烟，拿起小提琴拉两下又丢开，不时坠入幻想，不按时吃饭，也不回答我随时提出的问题。显然，他的调查进行得很不顺利。关于这个案件，他什么也不说，我只是从报纸上知道一些片断，例如逮捕了死者的仆人约翰·米尔顿，但是随后又释放了。验尸官提出申诉说这是一件蓄意谋杀案，但是弄不清楚案情以及当事人。杀人动机不明。屋内有很多贵重物品，都丝毫未动，死者的文件也没有翻动。详细地检查了死者的文稿书信等，得知他热衷于研究国际政治问题，非常健谈，是个出色的语言学家，往来信件很多，他和几个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都很熟悉，但是从他抽屉里的文件中没有发现值得怀疑之处。至于他和女人的关系，很杂乱，但都交往不深。他认识许多女人，但是女朋友很少，也没有一个为他所爱。他没有特殊的生活习惯，他的行为循规蹈矩。他的死亡是很神秘的，也可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至于逮捕仆人约翰·米尔顿，那不过是沮丧失望之余的一点措施，以免人们议论当局无所行动。这个仆人那天夜里到汉莫尔斯密去看望朋友，案发时不在现场的证据是充分的。从他动身回家的时间推算，他到达威斯敏斯特教堂的时候，还没有人发现这件凶杀案。但是他解释说当晚夜色很好，他步行了一段路程，所以，他是十二点到家的，到家后就被这件意外的惨案吓得惊惶失措。他和他主人的关系一直很好。在这个仆人的箱子里发现了一些死者的物品，引人注目的是一盒刮脸刀，但是他说这是主人送他的，而且女管家也证实了此事。卢卡斯雇用米尔顿已有三年，值得注意的是卢卡斯没有带米尔顿去过欧洲，有时卢卡斯在巴黎一住便是三个月，而米尔顿只是留在高道尔芬街看家。至于女管家，出事的夜里，她什么也没听到，如果有客人来的话，她说也是主人自己去请进来的。
我从报纸上一连三个上午都没有看到侦破此案的消息。如果福尔摩斯知道更多的情况的话，至少他没有讲出来。但是，他告诉我，侦探雷斯垂德把所掌握的情况都告诉了他，我也相信他能够迅速了解破案的进展情况。直到第四天上午，报上登载了从巴黎拍来的一封很长的电报，似乎就解决了全部问题。电文如下：
巴黎的警察已经有所发现〔据《每日电讯报》报道〕，这可以揭示艾秋阿多·卢卡斯先生惨死之谜。读者或许还记得，卢卡斯先生是本周星期一夜间在高道尔芬街自己的住室内被人用匕首行刺致死的。他的男仆曾受到怀疑，后经查证因他不在犯罪现场而释放。昨日有几名仆人向巴黎警察当局报告他们的主人亨利·弗那依太太精神失常。她居住在奥地利街某处的一栋小房子里。经有关卫生部门检查，证实弗那依太太长期以来患有危险的躁狂症。据调查，弗那依太太本周星期二自伦敦归来，有证据说明品行踪与威斯敏斯特教堂凶杀案有关。经验证和多方核对照片之后，当局认为Ｍ·亨利·弗那依与艾秋阿多·卢卡斯，事实上是一个人，死者由于某种原因，分别在巴黎和伦敦轮流居住。弗那依太太是克里奥尔人，性情古怪，很易激动，因忌妒而转为颠狂，据估计病人可能由于颠狂发作而持匕首行凶，以致轰动整个伦敦。目前，对于星期一晚间病人的全部活动尚未查清。但是，星期二清晨，在查林十字街火车站上，有一名容貌酷似她的妇女，由于外貌奇异、举止狂暴而引仆人们的特别注意。因此，有关人士认为或者是病人因处于颠狂状态而杀了人，或者是由于行凶杀人，致使病人颠狂症复发。目前，她尚不能连贯地叙述她的过去，并且医生们认为使她恢复理智是无望的。有人证明，有一位妇女，本周星期一晚上在高道尔芬街曾一连几个小时地凝视着那栋房子，她也许就是弗那依太太。
福尔摩斯快吃完早饭的时候，我给他读了这段报道，并说：“福尔摩斯，你对于这段报道怎样看呢？”
他站起来，在屋里来回踱步，他说：“华生，你真能把话闷在心中不说。过去三天里我没给你讲什么，是因为没有什么可说的。现在从巴黎来的这个消息，对我们同样没有多大用处。”
“和卢卡斯之死总还有较大的关系吧？”
“卢卡斯的死只是个意外的事件，它和我们的真正目标——找到文件并使欧洲避免一场灾难相比，实在是小事一件。过去三天里唯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事也没发生。这两天我几乎每过一小时就收到一次政府方面的报告，可以肯定整个欧洲，不管在哪里，目前都没有不安的迹象。如果这封信丢失了，不，不可能丢失，如果丢失了，信又在哪儿呢？谁拿着这封信呢？为什么要扣压这封信呢？这个问题真象是一把锤子，日夜敲着我的脑子。卢卡斯的死和丢失信件，这真是巧合吗？他收没收到过信呢？如果收到了，为什么他的文件里却没有呢？是不是他的疯狂的妻子把信拿走了呢？这样的话，信是不是在她巴黎的家中呢？我怎样才能搜到这封信而不引起巴黎警察的怀疑呢？亲爱的华生，在这个案子上，不但罪犯和我们为难，连法律也和我们作对。人人都妨碍我们，可是事情又很重大。如果我能顺利地解决这个案子，那将是我平生事业的最大光荣。啊，又有最新的情况！"他匆忙地看了一眼刚刚交到他手中的来信，说：“好象雷斯垂德已经查出重要的情况，华生，带上帽子，我们一同走到威斯敏斯特教堂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