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小时后我坐在杂志社的办公室里，眼前是一本记录汇编。我不懂辩论的全部，但明显的是这位英国教授非常盛气凌人，把大陆上的同行都惹火了。汇编上我看到一处又一处用括号括起来的“抗议”、“吵闹声”等字眼儿。
“我理不出个头绪来，”我惊叫着。
“如果你不是个专家，当然那是有点难懂的，”塔尔甫·亨利回答我。
“哪怕能够找到一句有用的话，”我说。“啊，有了，这句行。这句我象差不多懂得。我把它抄下来，这将会使我和那位可怕的教授搭上关系。”
“再没有别的事要我做的了？”
“嗯，还有。我想写封信给他。假如我能在这儿写并且使用你的地址，那就太好了。你可以看这封信，我担保没有惹他生气的地方。”
“好吧！那是我的桌子和椅子。纸在那儿。不过你发信前给我看看。”
写信花了点时间，不过当信写完了的时候，我认为这事干得并不那么坏。我有些骄傲地向挑剔的细菌学家朗读着。
“‘亲爱的查伦杰教授，’”信写道，“‘作为一个大自然的研究者，我总是对你关于达尔文与魏司曼之间相异之处的考虑深感兴趣。我最近有机会重读——”
“你这个坏透了的骗子！”塔尔甫·亨利惊叫着。
“‘重读了你在维也纳出色的讲演。不过内中有句活，好象我不理解。如蒙允许，请赐一见，因为我有些建议，而这些建议只能在个别谈话中说明。如蒙同意，我定于后日（星期三）上午十一时前来叨光。
‘谨向先生致以真诚深切的敬意。爱德华·顿·马隆敬启’”
“怎么样？”我得意洋洋地问。
“嗯，假如你能昧着良心——。不过你这是要干什么？”
“到他那儿，只要我到了他的屋里，我也许会知道怎么做。我甚至可以坦白认罪。假如他有运动家的风度，他会理解的。”
“好吧，再见。星期三上午在这里我会接到给你的答复——如果他真答复的话。他是一个危险的人物，谁都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