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白了！”沃谆说，“是我的朋友查伦杰教授。”这象是最终的解释，在笑声中恢复了他的演说。
但是只要提及过去，总要使他说到灭绝或史前生命，这立即招来教授的同样牛吼。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听众也开始跟着快乐地叫喊。好几排坐在凳子上的大学生参加了进来，每次查伦杰的胡子一张，一百来条噪子就叫着“瞎扯！”另外还有同样多的人喊看“秩序”，“可耻”。沃谆，虽然是个坚强的人并且是个遇事不慌的演说家，最后还是发火了。他犹豫不定，结结巴巴，来回重复他的讲话，对造成他困难的原因气坏了。
“这实在是不能忍受！”他喊道，眼睛扫过讲台。“查伦杰教授，我要你停止打断我的讲话。”
大学生们高兴地看到教授们自己吵起来了。查伦杰教授慢慢地向前探着身子。
“沃谆先生，”他说，“该我要你停止那种与科学事实不严格相符的说明。”
跟着这句话是一片喊声：“可耻！可耻！”“把他赶出去！”“把他从讲台上撵下米！”主席站了起来，挥着两只胳膊，激动他讲着活。“查伦杰教授——个人的——看法——以后，”这是几个我们唯一能听得见的字。打断别人讲话的人鞠了一躬，微笑着，捋了捋胡子，往后仰着身子坐着。沃谆继续他的讲话，时不时地看着他的对手，而这位对手脸上挂着始终那样开朗快乐的微笑，好象睡着了。
演说终于结束了，沃谆坐了下来。在主席说了几句谁也听不见的话以后，查伦杰教授站了起来，来到讲台的边上。
“女士们，先生们，”他开始说，“我被挑来动议感谢厌谆先生，为了我们刚刚听到的非常形象，非常富于想象的演讲，演说中有几点我不同意，当这几点出现的时候，我有责任指出。沃谆先生的目的，是提供一个简单而有趣的，他相信是我们这星球的历史记录。通俗演讲是最容易听的。但是沃谆先生（这里他微笑地望着演讲人），请原谅我，我认为这类演讲肯定既是表面的又是引入歧途的（挖苦的感叹），通俗讲演就其本质来说是寄生的。”沃谆先生打了一个愤怒的抗议手势。查伦杰接着说：“在实验室得到的一个最小的新事实，远胜过任何不会给以后带来有用结果的通俗讲演。”这时沃谆先生跟主席小声说了一阵，后者半站起来，很严肃地说了点只有饮水瓶听得见的话。查伦杰说：“但是就说到这里吧！（长久高声地欢呼。）“让我把题目转到兴趣更广泛的方面吧。哪一点我作为一个研究人员不同意演讲人的说法呢？是在地球上某些类型动物的生存上。在这个题目上，我不是以业余爱好者的身份讲话，我再加一句，也不是以通俗演说家的身份讲话，而是以一个他的良心要他紧密符合实际的科学家的身份讲话。嗨，沃谆先生非常错误地认为，因为他自己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所谓的史前动物，这些动物就不存在了。如他所说，它们的确是我们的祖先——但是它们是，如果我可以用这种表达法——和我们同时存在的祖先。被认为是属于侏罗纪的动物，现在依然存在。”（叫喊：“证明它！”“你怎么知道？”“瞎扯！”）“我怎么知道，你问我？我知道，因为我看见过他们中的一些。”（鼓掌，吵吵嚷嚷，有个声青，“撒谎！”）“我撒谎？”（普遍的喧闹）“我听到谁说我撒谎？好不好请这个说我撒谎的人站起来让我见见？”（一个声音，“他在这，先生！”一个戴眼镜的不惹是生非的小个子死命地挣扎着，被一群大学生举过了头顶。）“你敢大胆说我撒谎？”“没有，先生，没有！”小个子喊道，消失了。）“假如我到你们中间——”（一起合唱“来吧，亲爱的，来吧！”会议被打断了好一阵子。）“每一个伟大的发现者总是遇到同样的不信任。”（长时间的欢呼，会议完全被打断。）
这一切取自我当时匆忙做的笔记，对大厅里彻底的混乱提供点挂一漏万的概念。人数很多的听众哄哄嚷嚷象沸腾的茶炊。教授向前走了一步，举起他的双手。在这个人身上有某种巨大吸人的东西，叫喊声逐渐停止了。他象有什么肯定的话要说。他们停下叫喊，听着。
“我不耽搁你们了，”他说，“这不值得。真理就是真理，一些愚昧人的声音不会影响事物本身。我宣称我开辟了一个科学的新领域，你们不相信我。”（欢呼。）“那么你们肯不肯在你们当中找出一个或几个人来作为你们的代表，以你们的名义来验证我的说法呢？”
索摩里先生，一个有经验的比较解剖学教授在听众中站了起来，他是个高高瘦瘦的男人。他说，他希望问问查伦杰教授：他提到的那个成果是不是两年前他去亚玛逊河一带旅行期间得到的。
查伦杰教授说是那样。
索摩里先生间查伦杰教授，肯不肯把存在史前动物的乡土的经度和纬度讲出来。
查伦杰教授回答，他要保持适度的小心，告诉给一个从听众中选出来的委员会。索摩里先生愿不愿意参加委员会工作，亲自验证他的故事？
索摩里先生说他愿意。（高声欢呼）
查伦杰教授说：“那么我保证，我会把这种能够使你找到道路的材料，交到你手上。不过，既然索摩里先生要去核对我的说法，我希望有一个或几个人跟着他，核对他的验证，而且必须说明，那里有困难，有危险。索摩里先生需要一个年轻的同事。我可以征求志愿者吗？”
这不正是格拉迪斯说的机会吗？格拉迪斯会要我去的。我站起身来。“我去，主席先生，”我说。
跟我在一块的塔尔甫·亨利小声说，“坐下，马隆。不要自己在大众面前当俊瓜。”就在这同时，我看到了又一个高瘦的男人，黑头发，从我前面儿排的座位上站了起来。
“我愿意去，主席先生，”他一再重复地说。
“名字！名字！”听众喊着。
“我的名字叫爱德华·顿·马隆，我是《每日新闻报》的记者。”
“你的名字哪，先生？”主席问那个瘦高男人。
“我是约翰·腊克斯顿勋爵。我去过亚玛逊河，我知道它的沿岸一带。”
“约翰·腊克斯顿勋爵作为体育家和旅行家的声誉的确是举世闻名的，”主席说，”同时在这样的探险中有一位报界的人员参加也是理所当然的。”
“那么，我动议，”查沦杰说，“这两位先生被本次会议选为代表，陪同索摩里教授登上旅途，来考察并报告我说法的真象。”
就这样，在叫喊和欢呼声中，我们的命运被决定了。不一会我就在利简特大街银色的灯光下走着，满心想着格拉迪斯和我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