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对父亲的朴实总是嗤之以鼻，有时甚至无法忍受父亲这种朴实。我就经常见到母亲在面对父亲那种自然流淌的朴实时脸上所溢于言表的那份神情，那神情同一个急着赶路的城市人被一个乡下人拦住问路时的德行一模一样。
那个时候，社会上的大气候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强制性改造甚至专政；而在我们家的小气候里，情形恰恰相反，资产阶级猖狂得不成体统。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母亲在对农民出身的父亲进行着诸如饭前便后冼手、饭后漱口揩嘴、睡前洗脸冼脚洗屁股等等后犬行为的改造的同时，还得寸进尺地要对父亲一些先天的惯进行彻底的清除。
父亲吃饭时总是要闹出一些动静的。手上的，碗上的，屁股下的。这些母亲还能够忍受，让母亲不能忍受和深恶痛绝的，是来自父亲的嘴巴上的。母亲一听到父亲雄壮有力的吧嗒吧嗒的声音，就会呈现出一种美尼尔氏综合征的症状。
母亲对父亲这张在吃饭时吧嗒有声的嘴生了几十年的气，同时也问这张嘴进行过不懈的斗争。但父亲可以改掉饭前便后不洗手、饭后不漱口不揩嘴、睡前不冼脸不洗脚不洗屁股的毛病，但对这吃饭随意的权利决意誓死捍卫。后来我想，这大概是父亲被母亲管出了逆反心理。
母亲管不住父亲的嘴，就把气撒在我们七张无辜的嘴上。“不许出声！”母亲用筷子敲着大理石面的饭桌，脸吊得像个修道院的嬷嬷。有时真不知父亲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反正每当这种时候，他的咀嚼肌总是异常有力，双唇发出的声音震天动地，哪怕他吃的是一块又白又嫩的豆腐。我们的七双小眼睛就盯住母亲看。母亲又总是不说话，只用白眼珠子瞪着父亲，那里边盛满了鄙夷。
那时，我真羡慕父亲那张自由自在的嘴。那时我就想，等我长大挣钱了，离开这个家，我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放开大嘴轰轰烈烈自由自在痛痛快快地吃一顿饭。
难以想象的是，在这两个阶级的潜移默化的引导下，我竞会出现这种结果：感情向着农民出身的朴素实在的父亲漂移，行为规范却向着资产阶级出身的母亲靠拢。
我刚当兵那阵，新兵们在操场上累了一天，到吃晚饭时八个人围在一张桌子上狼吞虎咽。那天凑巧指导员坐在我们的饭桌边，她听着吧塔成一片的声音，生气地放下饭碗，批评大家说，女孩子吃饭这么不文明，你们看人家！指导员的筷子点的是我。新战友们的眼睛齐刷刷地集合在我的嘴上，要学习我吃饭的优雅。我一口馒头卡在嗓子眼里，咽不下，吐不出。当时我恨透了这个让我难堪的指导员。后来我听人说，指导员的家庭出身很不过硬，她爸爸不是个教授就是个研究员，反正是那个时候不怎么吃香的成分。我就在心里嘀咕：怎么回事？越是这些出身不好的，臭毛病越多。
母亲的臭毛病把我们兄弟姐妹们折磨得死去活来。她不但控制着我们吃饭时上下嘴唇的动静，还把许多本来相当愉快的事搞得大家无所适从怎么也提不起情绪来。
有客人送来一包地瓜干，我们对这种又甜又筋道的东西馋得简直垂涎欲滴。好容易把客人盼走了，我们刚要一窝蜂样地扑上去，那包地瓜干就被母亲保养得又白又净又纤细的手给盖住了。
不许吃！母亲喝道，口气一点商量的余地也没有。母亲当然知道我们是不会甘心的，接着就循循善诱：地瓜煮的时候洗了没有？煮地瓜的锅干净吗？切地瓜的手打肥皂好好洗过了吗？晒地瓜干的时候苍蝇爬上去了没有？……我们在母亲生动形象的怀疑中彻底泯灭了对那筋道可口的小东西的向往。
咱们摊上这么个妈真倒霉！你们说是吧？我们的大哥国庆这样对我们议论我们的母亲。我们就异口同声地说，对，对，对，真是够倒霉的了！
我母亲嫁给我父亲几十年，竟一次没回过我父亲的老家，虽然我父亲的爹娘她的公婆已先于他们结婚之前双双拘去。但我父亲还有一个大哥活着，还有甲乙丙丁戊己庚辛若干个侄子侄女侄孙子侄孙女，更不要说那些横七竖八枝枝杈杈的七大姑八大姨了。本来母亲做做样子也该回去一下，给父亲个面子，可母亲却说死也不回去。母亲理直气壮地对我父亲说，我倒不是怕回你们乡下去吃苦，嫁给你到这么个破地方来我什么苦没吃过？我主要是怕虱子，一提起虱子我就浑身起鸡皮疙瘩。母亲说到虱子时脸上那种表情，倒勾起了我对虱子的无限向往，我真还想看看虱子到底长得什么样。
我父亲的大哥我们的大伯死于一年的夏季，死因不详且死得突然。我父亲带着我的大哥回老家去给他的大哥奔丧。十多天后，父亲带着大哥回来了，我记得那是一个天边有宥晚霞的非常美丽的傍晚。
父亲和大哥是突然站在我们面前的，就像神话里的天兵天将。我们惊喜地围上去。父亲和大哥见到我们，也像是见到了久别的亲人，脸上的笑容令我们感动。
母亲听到声音，从屋里出来，一只肩膀斜靠在门框上，双手抱在胸前。回来了？她不冷不热地问了一句，像地主婆见了出工回来的长、短工。
父亲不计较母亲的态度，这么多年了他已经见怪不怪。父亲放下手里的提包，边往尾里走边说，快弄点吃的，饿坏了，也累坏了！
母亲伸出一只手扶住另一边门框，说，等等，在外边冲个澡换了衣服再进来。
父亲立在那儿，不明白母亲的意思，问，换什么衣服？我这肚子饿着呢！
母亲并不放下手，皱着眉头说，让你洗你就洗，让你换你就换，啰嗦什么？
父亲的脸吊下来，说，哎，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多毛病？这么别扭？
局面开始紧张，我们的注意力从父亲手中鼓鼓囊襄的提包里集中到了僵持着的父亲和母亲的那两张脸上。
就在这紧要关头，公务员小姜不知从哪钻出来，他提了两瓶开水端了一只脸盆。小姜把手上的东丙放在父亲脚下，边往盆里倒水边劝父亲，洗冼吧首长，水都是现成的。
父亲的火也像是天兵和天将一样，突然从天而降。他飞起一脚，踢翻了脚下的暖瓶——暖瓶的爆炸声就像我军发起的总攻的炮声——接着父亲开始横冲直撞，他边闯边朝母亲大吼一声，你他妈给我让开！老子偏不吃你这一套！
母亲被父亲的总攻吓了一跳，手没放下，倚着门的膀子却离开了门框，留下了一条窄窄的缝。
父亲的胖身子就是从这条窄缝里挤进去的。战斗似乎就这样结束了，父亲和母亲打了个平手。太不过癒了。我们站在一旁观望的孩子们普遍有这种遗憾，连公务员小姜的脸上也好像有这层意思。我们一致认为母亲太嚣张了，没有她不管的，现在是该有人管管她了。可父亲只踢翻了一个暖瓶，只大吼了一声，我们觉得父亲距离我们的希望还差得远着哩。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我们高贵的母亲因穿着短袖上衣而裸露出来的胳膊上，就像皓月当空繁星满天一样，布满了大大小小、密密麻麻的红疙瘩。
我大姐惊叫，哎呀妈！你路膊怎么了？虱子咬的，母亲简练地回答。我们一家人顿时面面相觑嘴里塞着满口的饭。父亲急速地把口里的东西咽下去，把脑袋探出饭桌，用手扑拉扑拉头发，奇怪地说，咦，咦，日他娘的，怎么光咬你不咬我？
它们跟你是青梅竹马的朋友，怎么会咬你？母亲故意拖着长腔，阴阳怪气的。
父亲脸上有些许歉意，他虽然不再吭声了，但那神情，比坑声都难受。
成年以后，我添了一个毛病，到别人家吃饭一看人家厨房卫生不理想，肚子马上就疼，过一会儿准拉稀。跑到医院一看，医生说我是神经性腹泻。我一&;这个词儿，猛地想起那年夏天我母亲胳膊上那些密密麻麻的红色斑点；同时我还想那些密密麻麻的红色斑点肯定不是什么玩意咬的，而是母亲身上自生自长的。你想，既然有神经性腹泻，为什么就没有神经性皮炎呢？这样一联系，我简直把我母亲佩服死了：母亲身上十八般武艺俱全，要什么来什么，真是神了！
我的父亲在他的家乡方圆几十里箅是混得有头有脸的了，乡里乡亲的都羡慕父亲的亲戚们有这样一个当大官的靠山。未承想恭维话听多了，把父亲的亲戚们搅得心里挺窝火：有这么个大官亲戚什么光没沾上不说，还担了个虚名，太不划算了。他们把这样一层理儿一想通，就群情激奋，就摩拳擦掌……凑巧有一个侄子像第一次农民起义的首领陈胜或吴广一样，及时地振臂一呼：走哇！到三叔家吃大盘子去呀！于是父亲的亲戚们，就像当今社会上止不住的民工潮一样，开始浩浩荡荡地势不可挡地向我家挺进。
母亲对这样一群蝗虫般的夫家的亲戚，厌恶的心情自然可想而知。但她从不多说什么，因为她觉得她这个没有工资同样吃着父亲闲饭的人在这种时候说话是不明智之举。只是她不怎么跟他们说话，也说不到一起去，整天淡着一张脸。但父亲这些厚道的亲戚们却对我母亲这张淡脸总是视而不见，或者见到了也不往心里去。他们或许还在心里说，这是俺三叔家，你个娘儿们家箅个尿！
母亲的口碑在父亲的家乡极差，他们一般能不提我母亲尽量不提，实在要提起她，通常就用“三叔那个操蛋娘儿们”代替。这真是一群爱憎分明的人们，你给他们几分颜色，他们找个机会是一定要还回去的。
每次这些穷亲戚上门，最难受的要属我的父亲了。父亲实在想善待他的亲戚们，让他们也跟他享几天福，但我父亲的工作又实在是太忙了，抽不出太多的时间陪他们，只有把他们交给我的母亲和公务员。公务员帮不了我父亲多少忙，能帮他忙的父亲又说了不算，因此父亲的难受也是可想而知的。
有一次因为来人太多，把我从我的房间挤进了父母的房间。很晚了，父亲以为我睡觉了，就不把我当回事地同母亲谈开了。其实我没睡着，父亲和母亲的对话我听得一字不漏。父亲说，你就不能笑笑？脸上好看一点？母亲说，不能。父亲说，为什么不能？母亲说，笑不出来。父亲说，怎么就笑不出来呢？
噢！你问我，我还没问你呢！母亲好像火了，声音一下子高了许多。母亲说，看着这黑压压的一片，你能笑得出来吗？父亲沉默了。他没法不沉默。
我父亲虽然保持了一些农民的质朴的淳厚，但他毕竟离开老家的年头太久了，再加上他身边有我这样一位母亲，所以父亲的变化是跑不掉的。
父亲的亲戚们却还把父亲当成几十年前的那个愣头愣脑的庄稼汉，他们并不知道他们的饭前便后不洗手，他们的饭后不擦嘴不用温水漱口，他们的上床睡觉前不洗脚不洗脸，他们手指甲缝里的污垢，他们随地吐痰然后又踏上一只脚把那口痰拉长的做派，他们满口的脏话，甚至他们吃饭时上下嘴唇的吧嗒声，都已让父亲觉得陌生，觉得不可思议，觉得难以接受，以至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他们吃饭的架势跟我的父亲很相似：那托着碗底的左手，那横腰掐住筷子的右手，跟我父亲简直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只不过他们比我父亲吃得凶猛，还比我父亲多了一种迫不及待。那频频出击的筷子，那把盘盘碗碗翻个底朝天的劲头，让同在一个饭桌上的我们很难适应和接受。我们把目光一齐压向父亲，父亲的头在这一束束的目光下一寸寸矮了下去。父亲把脸探进碗里，像鸵鸟把头埋进沙漠里。父亲放松了咬肌，细嚼慢咽，嘴里的吧嗒声忽然听不见了。
就这么不可思议！父亲的乡下亲戚把我母亲改造了十几年也没有改造成功的父亲从乡下带来的毛病给改掉了。那时我的大姐已上了初中，初中生的大姐已经能很准确地使用那些从课本上学来的文绉绉的成语典故了。大姐说，这叫“解铃还须系铃人”，父亲在乡下害下的病，就得让这些乡下的赤脚医生来治。
到后来，父亲实在草鸡了这些乡下的骨肉同胞们。父亲给老家的一个当民办教师的侄子写了封信，不知这位堂兄是怎样力挽狂澜的，反正以后的日子安生清静多了。
其实，要让我这个旁观者公平地说一下，我认为，我父亲的老家，也就是我的那些堂哥堂姐们，这些一年四季挂着一身粗布衣裤的农村亲戚们，即便是排着队来，排着队走，扛走大包，拖走小箱，他们从我当政委的父亲那儿得到的，还没有我母亲的娘家，也就是我在青岛的舅舅和姨妈，这两个城市亲戚一家得到的多。
我发现，城市人和农村人最大的差别，不在于口音，也不在于穿戴，而在于为人处世的方式和方法。农村人大喊大叫，城市人不动声色；农村人为一个针头一条线脑能计较出脸红脖子粗的效果来，城市人却决不为一国一垣的得失而轻举妄动。世上的便宜总是属于那些能沉得住气的人们。
城市人能沉得住气，农村人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