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在早饭桌上，我父亲问我母亲，哎，你说，贾宝玉生下来嘴里就含着一块玉，这不是扯淡吗？母亲张了张嘴，觉得父亲的实在是太低了，根本没法子跟他探讨这类问题，母亲叹了口气不予回答。
此刻的我正背着书包要走，听见父亲的问话，又没听见母亲的回答，就情不自禁地停下脚，向父亲卖弄起来。我说，爸，那是神话！是假的！要不怎么叫贾宝玉贾宝玉的？
我母亲显然是吃了一惊，她姥异地别过头来望着我，问，你看《红楼梦》了？我吓得点头不是摇头也不是，因为母亲对这类毒草书一般都藏得很严，不让我们接触中毒，我是偷偷在看。我母亲又疑惑地问我，你能看得懂吗？我硬着头皮回答，马马虎虎吧！就拉开门―溜烟跑掉了。
我母亲对我偷看**的行为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我也就心照不宣地比较公开了这种偷看。放了学，我哪也不去直奔家门，溜进父母的卧室，拉过《红楼梦》，把父亲看到的地方先做个记号，然后就趴在床上如饥似渴地看起来。如果听到脚步声，我还要把书放回原处跑到桌子前拉开抽屉装出找东西的样子。
问题是，我父亲看书看得太慢了，我都看完了第一遍又翻过头来看第二遍然后再翻看我喜欢的章节看第三遍，就这样父亲一本书还是看不完。我跟父亲像龟兔赛跑，只不过这次是乌龟睡过去了。我实在熬不住了，就去催父亲，爸，你快点看，要不我老看不上第二本。父亲满脸堆笑，满口笑应，可就是不见乌龟快动。我就对父亲发脾气警告说，你再不看快点，我就偷着吃盐啦！自从我得了肾炎，父母一直让我吃清淡的饭菜忌口太咸。父亲在我的威胁下，甩掉了母亲的木尺，先是一目十行，到后来就百米跨栏一般，连蹦带海抛过去了。
我在看完了全本《红楼梦》后，实在想对人倾诉一番，而这个人又必须是也看过《红楼梦》的，我就只有斗胆找我的父母了。
我把时间选在军营里媳灯号响过，再过十分钟发电厂就要停止供电的时候。我跑进父母的卧室，母亲已经进了被子里，父亲在地下找着什么。
妈，晴雯死得实在太可怜了！她的哥哥嫂子实在是太坏了！我倚在门边这样开头。
还没等母亲开口，父亲就惊奇地停下手里的动作望着我说，哎，晴雯最后不是嫁给了那个姓蒋的戏子了吗？怎么死了？
这大概是父亲生平第一次没好好听**的话，糊弄了他老人家。他只看了一遍《红楼梦》，而且看得极不认真，极敷衍了事。
看完《红楼梦》后，我的作文的想像力和表述能力有了突飞猛进的长足进步。我的一篇题目叫《海上落日》的记叙文甚至还被编入了省里的小学生作文选。母亲对此大概产生了一种幻觉，觉得我应该而且能够成为一种坐在家里写书的作家。虽然我父亲看不起作家，但我母亲崇拜他们，敬仰他们。母亲给了我一种前所未有的荣誉：开放她珍藏着的“毒库”——母亲有一箱子那时还被称作“毒草”的书——我在里边自由地呼吸。
那简直是我一生中最最快乐的时光。放了学，我在外边一分钟也不想多呆，飞跑到家，抱起一本“毒草”，或躺在我的单人床上，或到院子里那棵老桃树上找个舒服的位置靠上去，跟着那些封资修的代言人们，满世界乱跑，在世纪的公园里上蹿下跳。
那张照片，就是我在看完苏联伟大的作家列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后发现的。
我看完最后一页，轻轻合上，不知为什么，我心里有一种说不上的滋味在流窜。我试着猜，这种滋味大概就叫惆怅吧？那时，我还不太容易接受文艺作品中这类性格、人品和行为都比较复杂的人物。对这个叫安娜的苏联女人，我说不上是喜欢还是厌恶；对她的悲剧，我也说不好应该拍手称快还是捉腕叹息。我感情复杂地把这本用牛皮纸包着的散发着樟脑球清香的《安娜卡列尼娜》抱在怀中，想象着安娜是个怎样的女人。后来我突然反应过来，感到这本书不像其他书一样有插页，它一张插页也没有。我想，哪怕有一张安娜的侧面画呢，也好让我看看这个叫安娜的苏联女人到底是长得什么模样。这样我一下子就想到了书的封面。是啊，封面上会不会有呢？于是，就在我拆开牛皮纸的包面时，那张照片掉了出来。
这是一张四英寸的黑白照，由于年代久远的原因，相纸也像这本藏书一样泛着一种古典的黄色。我在看到这张照片的一瞬间，安娜，卡列尼娜的一切问题都不在我的话下了，我脑子里惟一的一个念头就是：他是淮？
这是一个穿着西装的年轻男人的半身照。头发一丝不苟井井有条，脸上认真地拘束着，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信任他的好感。问题是，他的那件西服和脖子上的领带！我大概是被这两样东西吓住了。
那个年代像我这么大的孩子对西服的误解相当的深，在我们看过的有限的几部故事片里，穿西服的一般都不是好东西。即便是好人，在他穿西服出现时，一般都是在执行某个需要乔装打扮的比较危险的任务。我们那时对西服没有好感，甚至在潜意识中还存有几
这箱书是母亲的，好像是母亲作为嫁妆一起带过来的，那么，这个男人一定也是作为母亲的陪嫁一起进了我们的家门。可这个男人是谁，是我母亲的什么人？
我无意地翻过照片来，照片背面把我吓了更大的一跳，因为上边有一行用钢笔写的外文。我当然一个也不认识，但底下那行阿拉伯字码写的年月我可认得：“1947.6”。我的天啊！这不是解放前吗？
解放前，外国字，穿西装的男人。我头上有汗在慢慢地渗出，我感到我四肢在发凉，那一刻我的心跳简直就没有了。一大堆的不幸铺天盖地地向我硒来，我甚至都想到了我母亲是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那外国字是指示我母亲潜伏下来的命令，这张照片的男人是跟我母亲接头的男特务。
我一下子从我的单人床上蹦下来，我想把这张照片藏起来，我不能没有母亲！如果真没有母亲那我可就完蛋了，在学校就别想再抬起头来了！
我先把照片压在褥了“底下，觉得不行，又掖到大衣柜后边的墙缝里，还不放心，我就钻进床底，把那西装男人塞进了我上体育课穿的散宥一股难闻的味道的白球鞋里。
饭桌上，我的母亲不知在跟哪个哥哥生气，脸拉得老长，我越看她这个样子觉得她越像个因接不上头而焦躁不安的女特务。我心里那种绝望、痛苦和恐庹，简直要把我压疯了。
我一个人实在承担不了这样巨大的灾难，我想我应该向淮报告，于是，我又钻进床底下，把那只臭球鞋拖出来，取出那个西装男人，郑重地交给了我父亲。
午睡的时候我躺在我的单人床上，耳朵却支起来听着我父母房间的动静。我等啊等，等啊等……啊，终于有了。我一跃而起，赤着脚溜到父母卧室门口，把耳朵贴上去偷听。
我说过了，这是我高中时的同学，母亲的声音。同学？一般同学送什么照片？你那么多同学怎么就单单他送给你照片？父亲的声音，咄咄逼着我母亲。
你真狭隘！一个男同学送的一张照片你也这样，再说这是多少年前的事了，那时我们还没结婚，甚至连汄识也不认识。母亲的声音。
你跟我谈的时候可没提过他，你说你没谈过恋爱。父亲的声音，越趣像个农民。
我是没谈过恋爱！我有什么必要骗你，我嫁不掉吗？当初是我硬追着你要嫁给你的吗？母亲的声音，开始翻箱倒柜了。
没谈过恋爱？那这张照片是怎么回事？父亲的声音，车轱辘话又转到了照片上。
我没办法跟你解释了。你没上过学，你根本不知道同学是怎么回事！母亲冷冰冰的声音。
哼！父亲的冷笑声，我是没上学，我不知道你们这些洋学生那些乌七八糟的事！
你真无聊！母亲开始动怒了。
好，我无聊。我无聊。那我问你，这后边写的什么字？
英文。
我知道这是英文！我问你写的什么？送给密司安留念。
密司安？父亲的山东腔把这个文明的称呼说得怪腔怪调，非常可笑，什么意思？父亲又问。
屋里“咣”的一声巨响，我猜想是母亲把床头柜上的台灯扫翻在地上，接着是母亲歇斯底里的声音骤响：安小姐！安小姐！安小姐！安小姐！安小姐！安小姐……
母亲喊安小姐的时候，声音愈来愈低沉，愈来愈嘶哑，愈来愈悲愤，愈来愈凄然，最后，竞带了哽咽。
母亲大声喊安小姐的时候，我分明是感到母亲在喊她自己，喊那个二十年前在青岛街头漫步的穿着碎花旗袍的年轻的她自己。密司安！安小姐！母亲的声音穿透了二十年的时空，把那个已走得好远好远的安小姐又叫得回过头来，她冲着泪流满面的正在衰老的母亲璀瑰地一笑，那笑容既清晰又模糊，既亲切又感伤，令母亲痛彻心肺！
门被突然打开，我差点栽了进去；跟我一起趔趄的楚我的几个哥哥和姐姐，他们不知是什么时候跑过来的。滚！父亲对着我们大吼，都给我滚出去！那天晚上，小招待餐厅里有上边来的客人，陪客的父亲竟喝得酩酊大醉。他被人架回来时，浑身的筋像被抽去了似的。他的军装上吐得斑斑点点的，老远就闻得到他身上的酒气。他喊着冷，冷，我冷啊……嘴里的黏液怎么也吐不干净。
母亲送走客人，回到父亲身边，用冷毛巾给他措脸。父亲让凉气一激，睁开了眼，认出了母亲。他一把抓住母亲的手，叫着母亲的名字，说，安杰呀，安杰！你，你，你对不起我！我对你这么好……好，你还藏着别人……人的照片，你说……说……你对……对得起我吗？
你说父亲说醉话吧，他说得条理清楚，事情明白；你说他没醉吧，他连眼睛都睁不开了。他伸出一根手指头，点着我母亲，数落着我母亲的不是。
想……想当年，追我的女……女……女青年多……多的是，我全……全没看！！就看上了你……你，我想，你……年纪轻轻，一定单……单纯，嘁！单纯个屁！小小的年纪，就……就知道收男人的。
白炽灯下，我母亲的脸色惨白，拿着毛巾的手气得发抖。我望着那条发抖的毛巾偷偷地想，爸爸他也只能借着酒劲才能收拾住妈妈。
那是个星期天的下午，我父亲难得在家。那天他的兴致极好，见我们正围在案板前包饺子，就挽起袖子一起干开了。
门被小哥撺开，被他同时撺开的，还有一扇看不见的灾难之门。
跟在小哥身后的人，我们没见过，但我们又分明都认识他，那张国字形的脸，还有我父亲家祖传的特有的鼻子：高挺的鼻梁上方那明显的凸突。
他大约二十岁出头，穿着一身农村自家织的黑不黑灰不灰的粗布衣裤；高髙的个头，有一张同影集里我父亲年轻时一模一样的清癯的国字脸，留着一种剃头刀子剃到头顶时戛然而止的头发，我们笑称“锅盖头”。他站在我小哥身后，像个走错了门的不速之客，脸上被血充得红彤彤汗津津的。他立在那儿，一双方口的很笨很拙的布鞋拘谨地行在一起。那种姿势，令他有随时倒下去的危险。我的怜悯之情大概就是在这一瞬间产生的。
我的父亲不由自主地站起身来，拃着两只沾着白面的手，疑惑地问：你找谁？
那农村青年上下嘴唇翕动着，努力了几次也没发出音来，那双忧郁的眼睛突然滚出了大颗大颗的泪珠，他哽咽着，费劲地叫出了一声“爹！”
我父亲的两只眼睛马上就骇得圆住了。他惊慌失措地望了望站的站坐的坐的我们，又望着那喊他“爹”的农村青年，嘶哑着声音又问，你叫谁？叫谁爹？
那清癯的国字脸上的泪珠越滚越多，他突然蹲下身于，双手捂住锅盖头，又大着声哽咽了句“爹！”
“啪”的一声脆响，我急忙转过头去，见我母亲把手里的擀面杖往案板上一丢，站起身来，拍了拍手上的面粉，一脚踢开凳子，向她的卧室走去。房门在她身后轰然震响，吓了我们一跳。
我父亲看了看蹲在地下哭泣的农村青年，又看了看惊骇得不知如何是好的我们，掩饰地拍了拍手，也很快地钻进了卧室。
我的姐姐和哥哥们气愤地盯住地下这个抱头而泣的蹲着的人，我的小哥甚至还用回力球鞋踢了踢那双又笨又拙的黑袓布鞋，恶声恶气地说，你来干吗？你滚！你滚！
我二姐大声制止了小哥，厌恶地望了望地下这黑糊糊的一团，—甩头说，走！我们走！率先离开了饭厅。
我先跟着他们走了几步，又觉得不太对劲，我的心不知为什么被揪得一扯一扯的痛。那时，我看了我母亲箱子里的许多“毒草”，那些中国的外国的小说中好像也有类似的情景：一个被欺辱的小人物的眼泪和痛苫。我下意识地跑进卫生间，从铁丝上抽下一条洗脸毛巾，跑到那人的身边，用手捅了捅他。我说，哎，别哭了，那，给你毛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