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的朋友们见她这个样子，很是着急。那阵子他们为她举行的聚会特别的频繁，大家在一起喝酒聊天，希望她能振作起来。我姐姐坐在那儿，话说得很少，酒却喝得很猛。以前很有些酒量的姐―卩一段口子酒量大跌，几杯酒就将她醉得不省人事。
多少年以后，姐姐的一个好朋友对我说：那时，我才算知道什么叫醉生梦死了。
姐姐有一个在军区管档案的朋友。有一天，他打电话来跟姐姐聊天，无意中说到他那里存放着全战区所有团以上干部的档案。这个朋友开着玩笑问我姐姐：怎么样，想不想看看你老爹的红色档案？我姐姐随口说了句想，于是，他俩就约好第二天在档案馆门口见。
姐姐打开父亲那厚厚的一叠档案，除了看见父亲的战功，还看见了那封信，那封父亲在1950年上交给组织的大爷从江西的来信。
当时，姐姐双手捧着那封信，旁边的朋友看见，那被岁月浸得泛黄的一页纸在她的手上窸窣着发抖，朋友还发现，姐姐瘦削憔悴的脸色特别特别的难看。
第二天，姐姐就不见了。没有人知道姐姐去哪黾了，姐姐那阵子在等待重新分配工作，自由度是相当大的。
五天后，姐姐回来了。当天晚上，姐姐在她的小屋里吞下了整整两瓶安定，还喝了大半瓶啤酒。姐姐将啤酒当水，将置她于死地的二百片安定送进胃里。等有人发现，我姐姐年轻的身子早已凉透了。
姐姐死得很仓促，头发零乱，衣衫不洁，她连将自己梳洗打扮―下的心情都没有了，可见，死她是件多么急迫的事情。
没有谁知道那五天姐妲上了哪里，干了什么，她没给我们留下只言片语。我只能这么说：我那一刻的姐姐心如枯槁。这个世界已没有什么能吸引她的了，连骨肉相连的亲情也不能。
随着我姐姐的死亡，寻找大爷以及跟大爷有关的一切事情都戛然而止。
其实，寻找大爷的事情，自始至终不是一种家庭的行为，而是家庭中某一个成员的固执或者说是不可思议的热情所致。除了我热情的浪漫的多愁善感的姐姐，我们家没有什么人再会对他的杳无音讯和生死存亡牵着一份情，担着一份心了。
大爷是谁？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他的在或者他的不在，能改变我们相对稳定的生活吗？我们认为不大可能。既然跟我们的生活无关，我们找他干什么呢？
我们那时对生活的态度就是这么简单。别看我们成天把“全人类”之类的事情挂在自己的嘴边，其实我们知道，越是宏伟越是远大的东西，越是虚无越是缥缈。我们把些虚无和缥缈的东西成天挂在嘴里，却对跟我们生命中息息相关的一些东西视而不见。比如血缘，比如亲情。
那个年代，是个不允许人道主义抬头的年代，对人道主义的警惕和批判，使我们对亲情啦，血缘啦这类的词汇感到无比生疏。不要说去想它们，更不要说去寻找它们了。
我在28岁那年，生下我的儿子做了含辛茹苦的母亲。那年，我年迈的父母双亲从千里之外来到北京我的小家，帮助我们料理那段慌忙而杂乱的日子。
我父亲的老态虽然不能用“龙钟”来形容，但用“老态”是完全胜任的。他基本上帮不上什么忙，他的到来，只是起着一个“声势浩大”的作用。再说，他已基本上习惯了我母亲的控制，对母亲的“失控”，恐泊已不习惯了。
他的睡眠很少。早晨很早就醒，晚上很晚也睡不着。早上起来就满屋子乱走，碰碰东，撞撞西，制造出许多在清晨格外刺耳的响声；晚上就守在电视前，一直等到最后一个电视台最后一个播音员亲切地祝他晚安，约他明天再见。
一天晚上，我大约是白天睡多了，怎么也睡不着了。灯是不能开的，会刺激孩子安睡的眼睛，哪怕台灯也不行。我想与其这样翻来覆去地惹丈夫烦，还不如到客厅去陪陪父亲说说话。父母来后，我光顾理直气壮地忙自己和忙孩子了，连坐下来同父母谈一谈的时间都不给他们。想到这些，我有点内疚。
来到客厅，见父亲半倚半靠在沙发上，眯着眼睛打吨。电视里是一部多看一眼就能把火给看出来的破电视剧，我以为父亲也怕把自己惹火了已经让自己睡了，谁知我正要关电视，忽听父亲说，别关，我还看呢。
我吓了一跳，回头看了眼父亲，说，这么臭的东西你也看呀？我给你换个台吧。
父亲不反对，我就嘛嘛啪啪地一阵猛按，换了半天台，其他台都是一张沙沙的雪花脸，还惟有这个台在折磨人。父亲说，别管了，就它吧！于是，我只好坐下来，陪父亲忍受着。音乐中出现了很悲很哀的唢呐声，接着画面上出现了一座新坟。一根树枝插在坟边，上边绑了条白带子，大概有什么讲究。这个时候，我父亲突然很郑重其事地叫着我的名字，很认真地对我说：
于青，我想回趟老家去，找找你奶奶和二大爷的坟。我吃了一惊地望着父亲。日光灯下的父亲，头发几乎全白了，连短短的胡茬也若隐若现出一种模糊的白色。我突然意识到：父亲老了，父亲真的老了，父亲从里到外彻底地老了。
当然，我是不会允许年老的父亲返老还童地耍些小孩子脾气的。我知道，对付老人的任性最好的方法是嬉皮笑脸，你要把自己搞得比他更任性，提醒他你比他更小。
我开玩笑说，爸，你怎么净徙记着死的？你怎么就不想想有可能活着的大爷？
说完这句玩笑话，我心里悚然一惊。我怎么觉得这句话是如此的耳熟？好像若干年前，有谁说过这句话，或者说过与这句话非常相似的话。
是谁说的呢？我的大脑向前猛跑，跑着跑着，跑到了1974年的那个中秋之夜。
哦！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那天夜晚，在清澈如水的月光下，我的叫于明的姐姐，说过与这极其相似的一句话。
她的原话是这样的一一她当时问我们的父亲：那大爷呢？你想不想大爷呢？
那个时候的记忆忽然如无边无际的浪涛，铺天盖地地扑到面前：父亲坐在一张藤椅上，清澈如水的月光沐浴着他。我还清晰地记得父亲当时的回答，甚至那精疲力竭的样子。父亲当时的声音就在耳边——
父亲深叹出一口气来，很压抑地说：失去联系这么久了，想又有什么用？
我望着日光灯下半倚半靠在沙发上的父亲，他苍老的头颅在日光灯下显得有气无力。
父亲叹出一口气来，那气也叹得无精打采。父亲底气不足地说：
想啊，想。他是我的亲大哥。我怎么能不想呢？父亲的样子和父亲的回答，令我有一种伤感在体内弥漫。我不知道是因为父亲老了，对往日的事情和往日的情怀有一种不可遏制
的向往和留恋，还是因为父亲离职闲适下来，无官一身轻地返璞归真了。我以为，这两点对父亲都有点为时已晚了。他老了，对一些对他可能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只能有想法而无法有行动了。我想，这真是一种悲哀，一种于事无补的悲哀。
那天，去给儿子上户口的丈夫，除了带回―栋色的硬壳户口本外，还带回了一个鲜红的小塑料证。我接过一看，是个独生子女证。丈夫在一旁开玩笑说：你可别小看了这个小本子，它一个月可以给儿子挣六块钱哩。
我也紧接着开了一个玩笑说：我可真没敢小看它。一个月六块钱，剥夺了儿子享受兄弟姐妹快乐的权利，买断了儿子终身的孤独。
我怀中尚未满月的儿子，罾将享受一种不知是有幸还是不幸的没有兄弟没有姐妹的叫做独生子女的娇惯。今后，恐怕除了他的父母，他将连个与其血脉相通的亲人的想头都没有。他将孤独地承受着父母的血缘。他的生命注定着脆弱也注定着沉重。他的脆弱，在于他今后简直就不能有个三长两短，他连个可靠的血源都很难找到；他的沉重；在于他寄托和承担了太多太多的东两，恐怕他这一生都要为这种寄托和承担所累。
我感到我倾儿子。
儿子在我的怀中很乖，他睁着黑亮的眼睛望着我，眨漸艮少眨一下。人家说，未满月的孩子是看不见东西的，我不信。这么黑这么亮的眼睛会看不见？他会看见的，他一定看见了他母亲此刻脸上的愧色和忧郁。
我摇着怀中很乖很乖的儿子，嘴里轻轻地说些想说给他听的话。我说，
噢噢，有哥哥有姐姐多好呀。
噢噢，有弟弟有妹妹多好呀。
这个时候，父亲在那天晚上的苍老的底气不足的声音响起在我的耳边：
想啊，想。他是我的亲大哥，我怎么能不想呢？
那一刻，轻拥着怀中尚未满月的儿子，我决定：找大爷！继续寻找我们的大爷！
真是这样，我继续对我们大爷的寻找，是从同情父亲的衰老和感悟儿子的孤独开始的。我的这种寻找，不同于我姐姐的寻找。我的寻找远远比不上我姐姐那种莫名其妙地发自内心的充满了激情和热情的寻找，我的寻找是一种同情和一种启发的结果。因此，我的寻找注定不如我姐姐的寻找主动和顽强。这种寻找不可能影响我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它只是我生活中的一种顺便而已，要看我的心情，还有我的方便。
我工作的编辑部有一个到南昌去约一部关于起义方面的稿子的差事。因为那日子既不是春暖也没有花开的不合旅游的时宜，加上南昌城除了一些革命的遗迹也的确没什么好看的。因此，主任的话音息了许久也没人挺身而出。此时，我正在自己的办公桌前看一部三校的长篇，一而再再而三地阅读已使我失去了阅读的热情，剩下的只是一些职业道德的例行公事。当主任第二次提到南昌时，我突然地意识到南昌是江西省的省会，而九江又在江西的境内。
我放下手里的红笔，站起身来，跟主任说，我去。主任颇感意外但很满意地望着我，我的同事们虽然不解但集体地不约而同地如释重负。在这种情况下，我简直觉得这趟去南昌约稿子、顺便到九江找大爷之行，是件利国利民利己的好事情，自然而不牵强。
我肯定是要先到南昌办公事然后去九江干私事的，这点事我还是懂的。到了南昌，我坐着出租车直奔那位有一定知名度的作家的家。他在他的书房里比较矜持地接待了我。他以为他的矜持跟他的身份和名气很配套，但我对他的矜持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他电脑里的东西能不能马上给我。据我们所知，他的这部吹了一年多的长篇纪实小说，吸引了不少的出版社和书商，我们出版社也想要这部小说，极想要。
他矜持地说，这个嘛，让我再考虑一下。
我是不允许他的考虑的，连半下都不行。我此行的目的不是南昌而是九江，不是约稿子而是找大爷。对我来说，南昌之行只是个顺便，我没有必要把时间耽误拍顿便上。
我说，你如果还有别的打箅请千万直说，我们不想跟别的出版社撞车。
他愣了一下。他们这些人是很乐意看自己的作品那份被争抢的热闹的。即便没有这种可能，他们也想制造出这种可能来，更别说这种可能的确存在了。他有些意外地望着我，意外之下言词就有明显地自恋倾向，他说，不是我不想给你们，实在是别的出版社的朋友太想要这稿子了……
我忙说，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不难为你了。他更加意外地望着我，但这种意外只停留了一会儿。作家的虚荣和自尊使他很快就校正了意外，他更加矜持了，慢条斯理地说，好吧，那我替我的朋友谢谢你们。
我说，不谢！在他起身送客之前抢先抬起了屁股。我是不想被人家主动送出门的。我站起身来，很诚恳地伸出手来谢他：谢谢你，真的！
我的确是真的谢他。若不是他的虚荣还有他的自尊，我还不知要被他在南昌吊多久的胃口耽误多少时间哩。
九江其实很小。下了火车，我只问了两个人，就找到了父亲提供的藏在他肚子里四十多年的地址：陆知里路后楼九号。
本来我以为这是一间或几间房子，没想到它竟是一幢房子，一楮有围墙的二层小楼。
我颇感意外地望着铁门上的门牌号，我想，1950年的大爷和他的一家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情形？住在这样的一幢房子里，竟然也敢用“水深火热”这样的词汇，的确是太不像话了，难怪我父亲会有不快呢。国民党的确不是东西，把大爷这么好的人都带坏了。起胃得不老实了，不说实话了。
我敲开铁门，一个小保姆模样的女孩站在铁门里边毫无礼貌地上下打量着我，她那张典型的南方脸上没有一丝热乎气儿。她简洁地问我：找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