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梅亚莉也不知真的少了根筋还是没注意，她听了我母亲的话，竞然笑眯眯地接着对我大哥说：“听见了没有？还不快给我道歉，要不我会让你爸爸揍你的。”
她的话音还没落，一直站在她身后的我父亲就像一个听话的家奴，一个箭步冲上来，抡圆了胳膊，“啪”的一声甩在我大哥脸上，直抽得我大哥向后跟跑了几步才没有倒下。
血马上就从我大哥的鼻孔里喷涌出来，顺着他的下巴速度很快地向下流淌。他哭叫着抹着眼泪，将鲜红的血液涂抹得满脸都是。在血污中，他的半边脸眼看着肿了起来，很快就面目全非地认不出縣了。
梅亚莉目瞪口呆地望着眼前的一切，她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地极不自然，像对面那张血污的脸是她造成的一样。
我父亲这一巴掌，不光掴在了我大哥的脸上，相信也一定掴在了梅亚莉的心上。
这一巴掌还伤害了在场的另一个人，那就是一直在一旁冷眼观看的我母亲。
在某一天的早晨，我母亲突然发现我大哥的耳朵似乎不怎么听话了。带他到医院一检查，发现他左耳的耳膜竟然是破的！在医生奇怪地将这一结果告诉我母亲的时候，我母亲脑子里马上就浮现出那天我父亲的暴政。我母亲的心中永远是有数的。
我母亲从小在私塾学堂里受到的“人之初，性本善”的教育受到了挑战。她不能理解亦无法原谅我父亲的那一巴掌。你说他是失手的吗？显然不是；你说他是有意的吗？显然更不是。这不是那不是，那我大哥的耳朵是怎么聋的呢？那些日子里，我母亲一直为这个问题闷闷不乐地想不开。
一对夫妻，不是因为外遇方面的问题，是很难结下怨恨的。但我母亲整天面对着一个喊他喊不住的聋了一只耳朵的儿子的背影，又很难不把这笔账记在谁身上。在后来的日子里，我母亲按照她的思维方式，把这笔账记在了当时在场的梅亚莉的身上。
我们两家的关系开始微妙起来。母亲在那孤儿寡母的身上是进退两难的别扭：她既同情怜倘他们且又对那次事故心怀着深切的内疚，但她又没有办法不在乎自己聋了一只耳朵的儿子。于是，我发现我母亲开始回避他们，像错误是她犯的需要回避一样。
想不到的是，我母亲的躲避几乎是正中了梅亚莉的下怀。她似乎更不能面对我的聋掉了一只耳朵的大哥，她每次见到我大哥的神态就好像那只聋耳朵是被她打坏的似的。两个女人的不谋而合，使两个家庭慢慢地疏远开来。但仅仅是疏远，而不是断绝往来，两家还在礼尚往来的走动。只是这种走动失掉了以往的温情，只剩下一种单纯的礼节了。这种礼节上的周到仅仅证明了我母亲和梅亚莉的文化和修养，其他就再也没有什么了。
我父亲永远是个不明就里的人，在重要的仕途上是这样，在非重要的日常生活中也是这样。这种不明就里的起源，大概一是因为他的文化素养的不够，二是因为他心思的粗疏。我父亲对一些微妙的事物总是摸不着头脑，自然，对我们家同梅亚莉家微妙的变化也是一如既往地摸不着头脑。
他一如既往地善待那需要善待的孤儿寡母。走在路上碰到时的问长问短，路过家门口时进去的嘘寒问暖，节假日更是没有掉以轻心。我父亲对梅亚莉和她儿子的这种善待的态度，在岛上刻意回避的聪明的男人中，就显得比较引人注目。在引人注目中风言风语是很容易风起云涌的。我父亲以他身正不怕影子斜的简单不去理睬那些风言风语，再加上以前我的母亲是支持我父亲的这种善待之举的，夫妻两人齐心协力地抵御一种流言蜚语就像预防感冒的板蓝根—样，有时也是有效果的。
但我粗心的父亲不知道，现在的情况起了变化，板蓝根被提前用光了，感冒病毒就很容易亲近他的还算壮实的身体。
事情的起因是几个大柜子。
那个时候军人家庭的频繁换防调动使军人的家里极其简陋朴素。制式的营房制式的营具使每个军人的家庭生活几乎也是制式的。在这种制式的生活下，人们过着心安理得的简朴的日子，能够相安无事地宁静地生活着。那一年，有一种不像样的大柜子破坏了这种宁静。
打坑道的时候剩下一堆木头扔在外边任凭风吹雨淋，那都是些上好的木头，任何一个有责任心的人看了都会心痛的。那一年，恰好管理科新上任了一位科长，正在烧三把火的科长无意中路过那堆木头，不禁动了侧隐之心。于是，那堆木头被拉到了木工房里，被几个手艺极其一般的木匠们打成了一批制式的柜子。
用现在的眼光看，任何一个家庭都不会容忍那种柜子落户到自己家中。那东西柜子不像柜子橱子不像橱子的不伦不类不说，连油漆的颜色都涂成不伦不类的杏黄色。说实话，那真不是什么好东西。但偏偏就是这个不是什么好东西的东西起了祸端，给我行为正派、品德端庄的父亲惹了一身的不是。
那批柜子每个首长家一个地分下来还余了几个，这余下的几个柜子吸引了众多的脑筋来集思广益地打主意。最后，以管理科长为代表的方案占了绝对的上风。这个方案挺简单的，就是干脆再做上一批，每个科以上干部家都配发一个。又不是没有木头又不是没有人。
对这种得道多助的方案，任何一个长脑子的领导都会顺水推舟地同意通过的，但偏偏我父亲却不明就里地不同意。他皱着眉头对管理科长说：“那种东西还能再做？”
父亲对那种柜子的不良看法来自我的母亲。我母亲在看到那柜子的第一眼，就开始在我父亲面前诋毁那难看的东西。我父亲原本对那东西大概是无所谓的，但架不住我母亲经常性的说三道四，因此，也那东西越看越不顺眼起来。管理科长在我父亲这儿碰了钉子，但他不死心，以那剩下的几个柜子不好处理为借口请我父亲三思。我父亲将粗壮的大手一摆，说：“三思个屁！有什么难分的？每个遗属家一个不就得了？！”
父亲的一锤定音得罪了一批人，尤其是这批人背后的女家属们。家属们历来都是些爱憎分明的单纯之人，哪里有把不快压在肚子里折磨自己的道理？她们三五成群地扎在一起议论我的父亲，她们议论的内容自然不会涉及到我父亲的工作，她们不懂那些也不理会那些，她们仅家长里短和男女作风方面感兴趣。我父亲在家里的表现她们自然是抓不住的，但她们对我父亲对梅亚莉一家的关怀是有目共睹的，再加上那不伦不类的破柜子的帮忙，她们在这方面的想像力突飞猛进。
我母亲对这种风言风语的来龙去脉自然是清楚的，以她的为人和修养，对这种牵强附会的议论是有足够的抵抗能力的。但我吁亲这次没有抵抗，大约她压根就不准备抵抗，也就是说她自动放弃了抵抗。她像当初我父亲找確揍我的哥哥们以解脱自己一样，找到了同我父亲大闹解脱她自己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