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次的中秋之日下起了毛毛细雨，在毛毛细雨中，我背着丁当作响的书包快步朝家里走。在那种清清凉凉的蒙蒙细雨中，梅亚莉从后边追上来，她拍了我的头一下，笑眯眯地对我说：“小政，今天是你妈妈的生日，对不对？”我说：“对，我妈妈今天过生日。”梅亚莉揽住我的肩膀，使我的脚步在细雨中不得不慢了下来。她微微地弯下腰来，对着我的耳边轻声细语：“小政，告诉你妈妈，晚饭前到阿姨家来一下，阿姨有事要间她商量。”我仰着头，望着梅亚莉问：“什么事？”她在细细的毛毛雨中很妩媚地笑了，说：“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小孩子不能知道。”我也跟着笑了起来，很郑重地点头，又很郑重地“嗯”了一声。
冋到家里，我把梅亚莉的话转告给母亲。母亲用腰上扎着的围裙揩着湿漉漉的手，奇怪地自言自语：“有事商量？什么事呢？”我在一边说：“很重要的事情，你去了就知道了呗！”
我母亲原本是不大想去的，她不打算同梅亚莉重温旧好。但母亲抵御不住那“很重要的事情”的诱惑，还是去了。
临出门的时候母亲突然叫上了我，大约母亲怕两个久不讲话的女人见面时场面趟她，拽上我可以起一个缓冲的作用。
细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母亲用黑发卡别着的整整齐齐的短发上很快就蒙上了一层细细小小的水珠，母亲披着这一头亮晶晶的小雨珠，一言不发地向梅亚莉那油漆剥落的家门走去。
快到梅亚莉家了，母亲的步子突然犹豫起来，她拉住我，站在细雨中，再一次向我证实：“小政，她是说让我去吗？”我的回答是肓定的，她又问：“她当时是怎么对你说的？”我看了母亲一眼，不得不再如实地重复一遍。母亲好像最后下了决心，说：“好吧’走！”
梅亚莉家油漆剥落的门又是虚掩着。她的家门似乎永远都是这样虚掩着，像一座不设防的城堡。
站在这张油漆剥落的门前，母亲像有预感似的止住了步子，她迟疑地看了我一眼，对我说：“小政，你先进。”
我推开虚掩的门，走进了梅亚莉这永远散发着一种上海友銜牌雪花膏淡淡香味的家。没走几步，我就撞到了鬼一般地定在那儿了。
我吃惊地望着眼前的一切，不知该怎么办才好。我惊慌地回过头看紧随其后的我的母亲，我看见母亲受到的震动似乎比我更大更强烈。母亲白皙的脸一下子就燃烧起来，母亲的呼吸也随之急促起来。我吓得去拉母亲的手，母亲的手冰凉冰凉的令我更加地害怕。我控制不住自己，再一次把目投向梅亚莉的卧室。
我看见，我父亲已经惊慌失措地站了起来，目瞪口呆地望养屋外的我们。同父亲一同望着我们的还有躺在床上的梅亚莉。准确地说，梅亚莉是半倚半靠在床上的，她的身后是一床淡绿色的织锦缎的被子，她穿着一身月白色的很宽松的衣裤，缱绻地倚在那床淡绿色的被子上。刚才被我父亲捤着的手正抱在胸前一脸平静地望着屋外的我们，尤其是呼吸急促、满脸通红的我的母亲。
父亲刚才坐着的方凳被惊慌失措的父亲攒得摇摇欲坠，终于，它在父亲的身后轰然倒地。
在这声巨响中，母亲一声不吭地转身离去。我看见母亲的后背打着晃，但打着晃的母亲还是一步一步地走出了梅亚莉油漆剥落的家门。
母亲回到家既没吵，也没闹，只是对我满脸不自在的父亲视而不见。她把早就备好的颇为丰富的晚饭一样不少地全部做出来，然后就坐在饭桌前，一言不发地看着我们狼吞虎咽。
二姐吃了一半，突然反应过来，她停下手里的筷子，问：“妈，你怎么不吃？”母亲站起身来，边解腰间的围裙边说：“我有点累了，呆会儿再说，吃你的吧，别管我。”
我是在梦中被父亲摇醒的。打着手电的父亲声音里透着焦虑，问道：“知道你妈上哪去了吗？”我揉着蒙蒙昽昽的睡眼迷迷糊糊地摇头，父亲扭头就走，我愣了一会儿，意识到什么地爬起来穿上衣服，跟着慌成一团的哥哥姐姐们跑进了漆黑的夜中。
我跟着聋了一只耳朵的大哥跑，没跑儿步，就听见我二姐尖厉的叫声。可怜的大哥对那么恐怖的叫声竟然听不见，依然在前边一路小跑。我上去拖住大哥的上衣，拉着他向那尖叫声跑去。
在那片小树林中，母亲在曾经为梅亚莉烧纸驱鬼的地方，用她最喜欢的一条白丝巾，将自己吊在一棵摇摇摆摆的树杈上。那打着结的丝巾的一角，在中秋的清澈如水的月光下被微微的夜风吹得袅袅绕绕，树杈下的母亲似乎也在随风轻袅。
当时的情景令我终身难忘！什么时候想起来，就控制不住地泪流满面。
现在，我经常半夜三更一身冷汗地惊醒，翻身下床，摸黑走到另一个屋子，打开床头柔和的台灯，盯住儿子一呼一吸的睡态看上半天。然后，我把儿子柔软的身体向黾移，侧身挤到儿子的小床上，搂住儿子清香的身子才能慢慢地入睡。一如当初，经常半夜三更地站在母亲的床前，看着熟睡的母亲才能安下心来。然后，挤到母亲的身边，搂住母亲一只温暖的胳膊，方能入睡。
母亲脖子上的紫癍好久好久都褪不下去，母亲就一直穿着件中式立领的灯心绒褂子遮住那紫癍。那黑色的灯心绒衬着母亲苍白的脸，令母亲有一种苍凉之感。
这种情形维系了许久。
若干年后，我理智地比较了梅亚莉和我母亲寻短见的方式，诧异其间的深奥。
上吊寻死是一种很传统的死法，被读四书五经的我母亲继承了下来；喝烈性制剂寻死大概是西方舶来的一种死法，就让同济大学化学系毕业的梅亚莉用上了，可见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方式的差异。
另外，两个为人之母的女性在对待子女的态度上，也显示了中国文化较之西方文化的温馨和亲情。梅亚莉那种不管不顾地直奔天堂的寻死，比起我母亲来，就逊色了许多。我母亲不但给我们准备好了最后一顿丰盛的晚餐，还为死的地点跨踏了好半天。
“死在家里怕吓着你们，死得太远又怕委屈了自己，因此才选在那片小树林中。”许多年以后，我母亲以平缓的语气这样告诉我。
一九七七年那年，据说是后门兵成灾的一年。从我们岛上的情形看，的确是那样。
那一年，岛上家属院里只要能撑起一套军装的男孩女孩都一窝蜂地当兵走了，昔日一到放学时界就鸡飞狗跳的院子一下子就冷清了下来。我家隔壁的于阿姨笑着说：“这些兔崽子们猛地—走，还怪闷得慌哩。”
那次我们家一下子走掉了两个，我的体检合格的二姐和体检不合格的大哥。那年我的小哥初中刚毕业.他们班的座位那次一下子空掉了四个，按他的爱凑热闹的性子，他也准备拍拍在教室里坐痛了的屁股走人的，但我母亲说死也不放他走。用我母亲的话说：“怎么你也得给我高中毕了业！”那时“四人帮”刚粉碎不久，兴师重教的风气还不像现在这么热烈，但我母亲却不为社会上的时髦所动，一切都要按照她的意志转移，连我父亲说了也白搭。
母亲自从有了那次把自己吊在树上的壮举，她在家中就取得了说一不二的地位。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了第一次就很可能有第二次的道理，因此，都很害怕那随时都可能出现的第二次。大家对母亲的性子变得唯唯诺诺起来，对母亲的意思自然就言听计从了。
绝的是，在后门之风把岛上大一点的孩子们刮得一个不剩后的不久，解放军南京外国语学院在部队内部子弟中招收一个据说是专门培养外交官的英语班。军区为了照顾海岛边防前哨，专门给了我们岛一个名额。我的小哥条件相当，更绝的是他没有竞争对手。板上钉钉的事美得他一天到晚龇着颗虎牙笑进笑出，我母亲的脸上也挂出了由衷的笑容。在母亲的好心情中，我投机取巧地拍母亲的马屁，我说：“妈，亏了你料事如神，要不我小哥哪会有这种福气？”母亲被我的马屁拍得很舒服，就笑着谦虚：“关我什么事？他彭费人有傻福。”
有些事龇牙中龇得太早反而会坏事。迷信讲话，牙龇得太狠了，会艇气的。
谁都没有想到，半路上会杀出一个程咬金来。这竞争者不是别人，偏偏是许萌萌。
那一年许萌萌还不到十四周岁，离南京外院的要求差得远哩。一个十三岁多一点的孩子上军校读书似乎是个玩笑，但那一年的后门之风开了这方面的先河。十三岁的孩子可以穿上军装去站岗放哨，为什么就不能穿上军装去读外语呢？再说，连聋了一只耳朵的孩子都可以参军，一个耳聪目明的孩子为什么就不行呢？
梅亚莉以她的聪明和文化意识到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名牌大学毕业的她比岛上任何一个人都知道学习英语对一个人的意义。再说，南京离她的家乡上海已经不远了，回到家乡上海去一直都是她梦寐以求的。在那个年代，人口流动的机会少得可怜，她回上海家乡去的梦想几乎就是一个空中楼阁。现在，这种机会从天而降，她不去奋力抓住又有谁会去奋力呢？
我母亲冷眼看着这个叫梅亚莉的上海女人发了疯般地东奔西跑。那一阵子，她匆匆忙忙的身影会突然消失，三五天后又重新出现。重新出现的梅亚莉眼圈乌黑、神情疲惫。大家心照不宣地知道她跑到省城军区机关甚至跑进南京外院的校园里去了。
我的母亲稳稳当当地坐在家中的木椅上，轻蔑地对我小哥说：
“你急什么？通知书都在你手上了，你怕她什么呢？”
我的父亲对这件事情自始至终保持一种沉默。自从那次事故后，凡是与姓梅的女人有关的事情，我父亲都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地惟恐避之不及。父亲的沉默令母亲满意，母亲在那段日子里对父亲和气了许多。
—天，我看见我的小哥在他的房间里埋头修理那把许久不碰的弹弓，我走进去问他干什么用？他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又一声不响地埋下头去。我却从那一眼中看出了名堂，因此，我就坐在他的床沿上，晃着两条细腿，等着跟他一起出征。
我们来到梅亚莉家的房后，这是家属院最偏僻的一排平房。房后的蒿草有半人多高，我同小哥潜人那片有着剌鼻气味的蒿草中，他手持一把整治一新的弹弓，我手握一把海滩上颗粒饱满的石子。我挑了一颗最大的石子递了过去，小哥熟练地套上，拉开弹力很好的弓绳，侧着脑袋眯起一只眼，屏住呼吸，瞄准目标。猛然间，他拉弓的手一松，只听“嗖”的一声，饱满的石子飞了出去，准确地落到梅亚莉家的后窗上，我们听到“哗啦啦”的玻璃破碎声，我同小哥的目光胜利会师在一起，几乎同时咧开嘴巴乐了。
那扇被打烂的窗户被推开，探出梅亚莉的半个身子，她一边四下里张望，一边大声地喝问：“谁？谁干的？！”
我尾随着小哥半撅的屁股向后撤离，梅亚莉大约看到了我们弓着的身体，但她没看清是谁，因为她在那里一遍遍地问：“谁？那是谁呀？”
我忍不住回了一下头，没想到眼睛正好与梅亚莉皱着眉毛的眼睛撞了个正着。我吃了一惊，心里正琢磨如果她喊我的名字，我是站住好还是快跑好，谁想她却在我身后哑巴了，我听到“咣当”一声响，知道那扇打烂的窗户关上了。
梅亚莉的奔波操劳好像有了几分眉目，因为一天晚饭后，住在我们隔壁的孟政委好像是很随便地踱进我家的院子，对正弯着腰浇花的我母亲说起了南京外院上学的事。
孟政委说：“……烈士子女嘛，照顾一下也是应该的，我们做领导干部的……”
没容他把话说完，我母亲就直起身子甩着手里的空壶说：“照顾烈士子女应该，但不能没有原则，你们做领导干部的总不能为了照顾某个人就破坏党的原则吧？”
别看我母亲是个什么也不干的家属，但她说起这类原则性的大活来，一点也不比对面的政治委员差。再说，自从我母亲有了那次视死如归的举动，不但在我们家中有影响，好像在整个岛上都挺有影响的。孟政委说不过我的母亲，似乎也是不怎么敢跟她较真地说，因此就挺没意思地挺着个胖肚子讪讪地走了。
离我小哥庀程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我母亲手里的准备工作在紧锣密鼓。其实，我们家刚走了两个参军的孩子，也没见我母亲怎么张罗、他俩几乎就是穿上逛逛荡荡的军装空手走的。因为我父亲说：“部队什么都发，什么都不要给他们带，东西多了影响不好。”这次我父亲也重复了同样的话，但我母亲这次却置之不理了。不要看我母亲上的是私塾学堂，但她对学习英语的理解一点都不比梅亚莉差。我小哥这次的人生远航，简直就是装载了我母亲的人生希望，母亲的忙碌是理所当然的了。
那天是个礼拜天，外边的瓢泼大雨使我安静地呆在家中。我百无聊赖地站在母亲身边，看她在缝纫机上为小哥做一一条白色的人造棉睡裤。
我听到有人“嗒嗒”地敲门，我母亲也听到了这敲门声。她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眼睛里也是搞不懂这种天气有谁会登门的疑惑。
我跑去开门，却被门外的人搞愣了。我站在门里，让她进来不是不让她进来也不是地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