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阶上，站着打了一把黄布油伞的久不登门的梅亚莉。梅亚莉走到缝纫机前，站在我坐着的母亲跟前~言不发。我母亲看见她先是傍了一下，脸马上忽地一下燃烧起来，呼吸也随之急促起来，一如她当初站在梅亚莉家看到那幅情景时的样子。
母亲脚下的缝纫机继续响起来，那“嗒嗒嗒”的接连不断的声音，掩盖了两个女人长长短短粗粗细细的呼吸。这两种呼吸曾经饱经沧桑，差那么一点就被她们自己掐断。今天，在屋外“哗哗”的飘汝大雨中，两种呼吸又合二为一了。
我站在梅亚莉的身后，望着她湿成一片的后背替她难为情。我想不出她会怎样开口，同时也想不明白这么个西尊自爱的女人怎么会站在这里？
这种局面不知过了多久，我不够成熟的注意力开始分散。我的眼睛从她精湿的后背移到了流泪的玻璃窗上。这样又不知过了多久，我听见“咕咚”一声响，忙移过眼睛，我看到了跪在地上的梅亚莉。
梅亚莉双膝跪在我母亲面前，头很深地垂在自已的胸前，长长的发丝遮住了她的脸，我看不见她的表情，却看见了她曾经乌黑发亮的头发已经生出了根根白发。她老了吗？我在心里问自己，问得自己怪难受的。
母亲先是很吃惊地望着下跪的梅亚莉，上身动了动，嘴角动了动，但终究没形成连续的动作，也没发出任何的声响。母亲盯着跪在地上的梅亚莉，看了一会，突然又埋下头去，“嗒嗒嗒”地踩起缝纫机来，像眼前没有这个跪着的人一样。我盯住母亲手上的白人造棉睡裤，看见针头已经走到了尽头，母亲脚下的机器却不知道停下来地依然“嗒嗒嗒”地空响着……
读“四书”和“五经”，懂得“仁、义、礼、智、信”的母亲，比任何一个人都知道这种双膝着地的大礼，也比任何一个人都在意这种大礼。母亲可以不理会眼前这个叫梅亚莉的上海女人，母亲却不可能不理会眼前这种叫传统的中华大礼。母亲在这个行如此大礼的女人面前，比看见自己的丈夫与她偷情都要进退两难……
终于，母亲停住了双脚，那“嗒嗒嗒”的声音戛然而止。母亲累得没有了一点力气一般，脸色苍白地对跪着的梅亚莉说：“算了！算了！我们不去了！你快起来吧！”
事情的变化令人猝不及防。由此看来，人的命运其实是比较偶然的，有的时候跟个人的奋斗没有多大的关系。
许萌萌顶替我的小哥欢天喜地地到南京城学b去了；而我的小哥却在几年后的上山下乡的**中被敲锣打鼓的人们欢送到一个叫井沟的生产队学种庄稼去了。
小哥坐船走的那一天，码头上聚集了许多送行的人。除了敲锣打鼓当政治任务完成的当兵的，还来了许多的亲朋好友和同学。小哥堆在码头上的行李中，有一样极其惹人眼目，那是用鲜红的大绸布捆“在一起的三种农具：铁锨、锄头和粑子。这三样崭新的东西是部队党委送给社会主义新农民的礼物，意义大概比较接近新人伍的战士从他们手中接过钢枪。
我的母亲神情暗淡地盯住那三样武器，心中大概在想象着许萌萌带走的随身行李。许萌萌离开这个小岛的时候，我的母亲自然不可能去送行，因此对许萌萌的行李我母亲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我的母亲肯定是知道的，那就是许萌萌肯定不会扛着这三样东西上路。那天梅亚莉也来到码头给我小哥送行，但她迟迟没有靠过来。她在人群中孤零零地立着，一副欲言又止、欲罢不能的样子。船拉第二遍催客的笛声了，那堆有用红绸子捆扎的农具的行李早被人送上船去了，小哥的手被一双双别人的手传递着。到了梅亚莉这儿，小哥想把伸出来的手缩回去，但已经来不及了，那只命运不济的手已经被来自上海的柔若无骨的手紧紧攥住了。
梅亚莉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个有着“军事学院”标志的牛皮纸信封，递给我小哥。她用那种著名的方言对我小哥说——
“小兵，别生阿姨的气，也别生萌萌弟弟的气，行不行？这是你许放叔叔留下的一块英纳格表，本来想留给萌萌的。阿姨替许放叔叔送给你，就箅许放叔叔谢谢你，好不好，小兵？”
我小哥的双手在向身后挣脱，但梅亚莉却怎么也不肯放开，她的睡眠不足的双眸中有恳求。面对着这双盛满恳求的双眸，我的小哥无言地妥协了。
载着小哥的轮船慢慢驶离了码头，小哥站在船般边向我们挥手告别。我母亲挤在码头的最前边，扬起了冰凉的手。母亲的手在半空中摇着摇着，突然收了下来，梧在自己的嘴上，把一种哽咽，挡在了颤抖不止的咽喉的深处。
我也哭了，我向船舷边上的小哥招手，我希望他能注意到我频率很快的手，钽他没有。透过泪眼模糊的双眼，我看见小哥从口袋里掏出梅亚莉给他的那个牛皮信封，倒出那块许放叔叔遗留下的手表，托在手心里看。然后，他扬起了年少的手臂，像以往他捡起一块石头、一片乩块向大海里投掷那样，把那块名贵的瑞士英纳格，投进了一望无边的蔚蓝色的大海。
我敏感地回过头去，看到一直盯着我小哥的梅亚莉哭了。滚滚的热泪，顺着她苍白无血的脸頰滚滚而落。
把梅亚莉当小说人物写出来以后，我才发现：虽然我不怎么喜欢她，但在内心深处，我却一直没有忘掉她。直到现在，我也极想知道她的下落，但打听起来，已经不那么容易了。
1985年百万大裁军的时候，岛上的驻军潮水一般速度很快地撤走了。偌大的一个军营里，只留下一个连驻守。
后来我听人说，连司令员家的房子里都被岛上的渔民们养上貂了，据说那小玩意能卖大价钱。昔日生龙活虎的军营今天已经成了臊气熏天的貂的天下了。
军人们都撤离了，军人们带去的家属们自然没有留在岛上的道理。当往岛外搬家的大型登陆艇口夜来回穿梭的时候，梅亚莉的家却不在其中。虽然她当初也是跟随一个穿军装的男人上的这个岛，但这个男人早已长眠在这个岛的南山坡上了。作为遗属，她巳经没有地方撤离了。再说，她也不是个一般的遗属，她还是国家公职人员，她是这个偏僻小岛上简陋学校里少数几个公办教师中的一个。她想离开这里，牵扯的方方面面就多了。一个建制单位的团队说撤离令行禁止马上就撤了，她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师说撤可就不那么容易了。
后来，我父亲离休进了一个著名的旅游城市，住进干休所的老人们的消息是越来越闭塞了。关于梅亚莉的消息就这样一点点地断掉了。她现在在哪里？生活得怎么样？一切都不得而知了。
回家休探亲假的时候，我把想写梅亚莉的打箅告诉了我的父母。本来稳稳坐在沙发上的母亲马上从沙发上抬起屁股，边向外走边不悦地嘟囔：“她有什么好写的？吃饱饭撑的！”
望着母亲依然千瘦的背影，我知道，母亲至今都不肯原谅她。趁着母亲的离开，我开始开父亲的玩笑。我说：“爸，你大概不会忘记梅阿姨吧？”
已经七老八十的父亲一点都不糊涂，他警惧性很高地瞪了我一眼，说我：“你这说的什么话？像话吗？”
我历来就不怕我的父亲，他年富力强的时候不怕，现在就更不怕了。我嬉皮笑脸地逗他：“爸，都什么年代了，害什么臊！一个人一生中有个把情人和相好的不丢人！”
父亲气得要从沙发上站起来离开，我忙七去按住他，搂着他的脖子说：“看看，看看，真没劲！一说真格的，你吓得就要溜，不是做贼心虚又是什么？”
父亲果然吃了我这一套，他把身子坐舒服了，摆开了要跟我说清楚的架势。我乐了。
我笑眯眯地说：“爸，说别的咱是道听途说，那一年中秋节你在她家拉着她的手，坐在一起，可是我亲眼所见。”
父亲红了老脸，像个孩子似的“哎呀，哎呀”地直叫。说：“哎呀，哎呀，太冤枉了！哪的事呀！那次她给我打电话，叫我到她家去一趟，我也没多想，就去了。我去了以后，她躺在床上不舒服，见到我，说起了你许放叔叔，说着说着就抓住我的手哭了起来。你说，她抓我的手哭，我总不能抽出来吧？再说，大白天的，又敞着个门，能干什么坏事呢？你说说，你爸爸是什么样的人，你做女儿的不知道吗？你看我是那种人吗？”
父亲老小孩一般，越说越激动，把脸都激动红了，像我害了他的清白一样。
见父亲这样，我觉得有趣。同时，我也的确想知道一些事。于是，我就故意不配合，说：“爸，您是什么样的人，我的确说不好了，谁让我看见那幅情景呢？说真的，爸您说真话，当初您对梅阿姨难道没有一点意思？”
坐在我对面的父亲一口否定：“没有！没有一点意思！”我不再问他什么，只是不错眼睛地盯着他看。父亲在我的注视下慢慢不自然起来，他费力地从沙发上抬起屁股，边离开我，边嘟囔：“这孩子，没大没小的！”
我不信。我不信当初年富力强的父亲对来自上海的梅亚莉会没有感觉。即便他有刚开始那种内疚和慈怀为本，但慢慢地，难免不会产生别的什么东西。我敢说，没有哪个男人面对漂亮的、无助的、气质高雅的梅亚莉会做到不动声色。即便他是我的父亲。我在感情上希望他不会，但理智告诉我，他不可能不会。事实也证明，他的确不可能不会。
我不知道当年的母亲是如何原谅父亲的。也许母亲压根就没有原谅，也不肯原谅。但母亲似乎是在死过一次后，把一些至关重要的东西给想通了。要不，母亲也不会与父亲相安无事地过到今天。那么，梅亚莉呢？
有人在退潮的海边捡到一颗刻着洋文的水雷，这颗洋玩意被我父亲指示送到了警通营。警通营里有个工兵连，工兵排地雷是连会下棋的小孩都知道的常识。等我父亲带着参谋许放赶到工兵连的时候，那颗锈迹斑斑的水雷正在工兵排长手上。工兵排长是个特别自负的湘西人，他一口咬定那是颗死雷，并指着洋文中的一九四二的字样嘲笑离得远远的别人是胆小鬼。大家听了他的活，放下心地围上来，因为他是工兵连惟一的正牌学校毕业的，似乎应该箅个货真价实的权威。他拿了一套工具蹲在那儿敲敲打打说是要看看里边的西洋景。随我父亲赶来的参谋许放不同意他的敲打，说是有危险。
工兵排长指着一九四二的字样笑着用很重的湖南口音说：“有危险早就危险了，还能等到今天？”围观的人都笑了起来，连我背着双手官气十足的父亲也笑了。我父亲背着双手站在工兵排长身后一脸的尽职尽责。站了一会儿，他的双腿来来回回地转换重心。一旁的参谋许放就劝他到连部休息一会儿，说他一人呆在这儿就行了。我父亲看也实在没什么大不了的，就点头说好，然后竹着双手朝连部走去。父亲的屁股还没挨着工兵连的椅子，那颗至今不明国籍的一九四二年产的水雷就被湘西的工兵排长鼓捣得炸上了天。同时上天的，除了工兵排长，还有许放参谋以及围观的战士甲战士乙战士丙若干人。
正如当时的传言，许放他们的确是像花瓣一样，从空中缓缓地飘落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