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将这些‘积习之不善’，总结为‘八弊’。分别是官场中的‘执法不公’、‘贪贿、不恤名节’、‘不敢任事’、‘嫉妒’、‘无效率’、‘党比掣肘’、‘因循塞责’、‘浮言议论’，正是这八种积习，导致朝廷士风不正、公论不明。而官吏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并以之为圣法恒谈，父昭其子、兄勉其弟，唯恐不能化而入也。其染无迹、其变无穷，遂使天下之病重矣。”
并在在那道奏疏中明确指出，种种痼疾植根深厚，只靠公文申饬、刑罚禁止，实不能彻底各处。非得寻根探源，施用大手术以割治之，决不足奏效。他坚定的认为，只有摆脱传统的羁绊、铲除诸种不善的积习，才可以推行认真的改革。
正如他在给还是裕王的隆庆上课时，所讲过的一句话‘事以位易，则易事以当位；发以时迁，则更法以趋时’！
其实这些弊端，睿智如徐阁老也一样心知肚明，然而高拱胜过徐阶的地方，就在于他不仅知道问题所在，还有解决问题的办法。在那次早朝上，高拱慷慨激昂对隆庆道：
‘夫舞文无赦，所以一法守也！贪婪无赦，所以清污俗也！于是崇忠厚则刻薄者消！奖公直者则争妒者息！核课程则推诿者黜！公用舍则党比者除！审功罪则苟且者无所容！核事实则浮言无所受！照此八法施行，有能自立而脱去旧习者，必赏必进其仍旧习者，必罚必退使人回心向道而不敢有梗化者歼乎其间，而八弊庶乎其可除矣！’
这其实就是高拱胸中的施政纲领。
现在张居正也上了一份《陈六事疏》，呼吁隆庆励精图治、运用皇权以大振乾纲，下决心清除积弊陋风；着手进行必要的整顿和改革。疏中力言道：‘近来风俗人情，积习生弊，有颓靡不振之间，有积重难返之几，若不稍加改易，恐无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审几度势，更化宜民者，救时之急务也！’可见他将所谓‘改易’、‘更化’作为指导全局的急务，实在表明，时局败坏至此，势必须改弦复转，否则将无从摆脱窘困已极的危局。
他在疏中所陈六事，乃是针对时下朝野盛行的空论浮言，‘徒知哗众取宠、不切实际的言论’，提出了‘省议论’；针对时下的纪纲不肃、法度不行，提出了‘振纪纲’；针对隆庆登极之后未能亲裁政事，以至于权威沦丧，使群臣对谕旨采取敷衍应付的态度，因而提出‘重诏令’；针对时下赏罚用舍予夺不公，提出了‘核名实’；针对时下国库藏空虚，水旱灾伤频仍，正当民穷财尽之时，要求节财耗、尚俭朴，因而提出了‘固邦本’；针对边防积弊深重，鞑虏来去自如，提出了‘饬武备’。这六个方面综合起来，就是要求集中权力、统一认识、施行各方面的整顿，以富国、裕民、强兵。
这也可以看成是张居正的施政纲领。
显而易见，两人的基本精神是高度一致的，都是立足于除旧布新，将国家的前途寄托于改革上。虽然他们的上疏时间不同，基于客观背景不同，因而在理论的角度当然略有不同，但却明显的前呼后应，有志一同！
这才是高拱对张居正格外宽容的真正原因……对于高阁老来说，阻碍他改革的，都是必须打倒的生死仇敌；而能帮助他改革的，则是战友、同志！
所以哪怕这人是徐阶的学生，高拱也不会掩盖自己对他的欣赏。
两人就改革谈了很多很多，当然大部分时间，还是憋坏了的高拱说，张居正埋头记录，只是偶然插几句，便均能切中要害，让人难以不产生高山流水遇知音的快感。
当本曰讨论结束，张居正搁下笔，轻轻吹干墨迹道：“中玄兄再润色润色，就可以上奏皇上了……”说着压抑不住的兴奋道：“一旦皇上批准了，大明朝的新纪元，就将由您来书写！”
高拱一直笑呵呵的听他说着，但听到最后，却摇摇食指道：“错，是两个人来书写。”
张居正一阵激动，看来高阁老把自己摆在和他一样高的位置上，果然没有白救他啊，连忙谦逊道：“小弟怎敢与中玄兄并列，我还是鞍前马后、持鞭坠蹬为您冲锋陷阵吧……”
说完便一阵尴尬，因为他发现，高拱正用奇怪的眼光看着自己。
“哪里不妥吗？”张居正有些心虚的摸摸脸颊道。
“你对自己的定位挺准的……”高拱用尽量平静的语气，尽量不刺激到张居正。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