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军人来说，寄希望于对手被时间击败，是耻辱的想法。但对于政治家来说，只要结果符合心意就行，至于实现的方法如何，根本不重要。所以沈默的豪言壮语，只是对将领们而言的，内阁之所以会选择在此时开战的原因，他并没有说明。
实际上，内阁的改革仅在试行阶段，就遭到了各方面的强力抵触，如果到了全面推行阶段，局面会不会彻底失去控制，谁也说不清。想要度过这最危难的展布期，内阁无疑要极力加重权威……在大明这种政体之下，除了皇帝的全力支持外，还得让朝野上下都老实闭嘴，乖乖听话才行。
皇帝自然是支持师傅们的，可要想堵住朝野诸公的嘴，就连皇帝也办不到……别说隆庆，纵观国朝历史，除了杀人如麻的二祖勉强可以做到，其余任何一位皇燕京做不到。
皇燕京做不到，做臣子的自然更做不到。那就只有一个办法，让国家进入一种低烈度的战时状态了……这种状态的最大特点，就是严刑峻法，少议高效。内阁可以公然集权，也没有人敢乱说什么，而又因其并非全面战争，即使失败了，也不至于无法收拾。
当然以高拱沈默张居正的智慧，绝对不可能单单因为改革需要，就一意孤行发动战争……那是疯子不是改革家。事实上，他们是经过反复斟酌，认为此时进行一场局部战争，是有可能取胜，并扭转大明边防的被动局面的。
首先，现在是蒙古人几十年来最虚弱的阶段。最近几年来，明军各边频繁以小股骑兵出击捣巢，杀虏家口，赶夺马匹，尽烧边外野草，致使蒙古各部部民冬春人畜难过，人口财产都损失很大。这种小刀割肉的方法，不知不觉中，便将蒙古边境部落的实力削弱了不少。
而在蒙古方面，俺答棘手于兀慎部的敌意……这个兵强马壮的部落，亘在大明边境与俺答之间，一旦他像往常一样，率大军入寇大明，就得担心会不会被兀慎部抄了后路，或者被他们踹了王庭。所以兀慎部的问题一曰不解决，俺答便如鲠在喉，无法分神他顾。
而且祸不单行的是，自嘉靖末年开始的持续自然灾害，同时困扰着俺答汗统治下的蒙古各部，比如他王庭所在的呼和浩特，以及毗邻的板升地区，已经前后五年，几乎持续受到恶劣天气的影响……奇寒的冬季使大批的牲畜冻死，而少雨的春夏，则使牧草生长困难，加上明军人为的破坏，使蒙古人的生计大受破坏。为了维持部落生存，俺答不得不忘记自己曾定下的‘善待归降汉人’的政策，默许蒙古人对半生地区归附汉人的掠夺。
汉人的庄稼本身就减产严重，又被蒙古贵族横加抢掠，曰子愈发难过。隆庆改元之后，沈默授意当时的宣大总督霍冀，上奏朝廷请悬赏格，优录板升降人，以削俺答实力。朝廷准奏之后，悬赏便很快传遍了整个板升地区，使不少人萌生南归的念头，并很快便有人付诸行动。
第一批来归的汉人中，白春等五人各有部落，产畜饶富。至是各率众来归。其余携家带口、零散出逃的也不在少数，朝廷尽宥其罪，并授予白春等人卫百户，任其择地而居……反正边境一带就是不缺地方。如此一来，那些还在观望的人便放下心来，也生南归的念头，致使板升地区的民心大受动摇。
种种迹象表明，现在是二十年来，俺答最虚弱的时期。被沈默齐聚在兵部职方司的高参们一致判断，如果不抓住这个机会，再过几年俺答必然会缓过劲儿来，到时候大明必然会丧失这得来不易的主动权，再也没有资格像现在这样，在战与不战之间徘徊了。
那就克服万难打一场吧，赢了，给大明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输了，再说输了的……“我们的战略是，”沈默的声音在会议室中回荡：“东线采取守势，中线积极防御，全力在西线取得突破！”说着他手中的指挥棒，落在了地图中的黄河几字弯上。那里便是‘天下黄河、唯富一套’的河套地区……他这坚定的一指，登时让满室众将血脉贲张、呼吸粗重起来。那是‘复套’啊！这世上没有什么，比这两个字更能让大明人血脉贲张了！
河套，就是指黄河三面环绕的地带，因为形似套而得名。该地区由于靠近黄河,有优越的自然条件。千里沃野、宜农宜牧，乃是整个西北难得的富饶之地。更重要的是，此地北与浩瀚的蒙古高原一河之隔，南倚中原内地，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乃中原政权与游牧民族必争之地。
如果中原政权占据此地，则三面阻河，敌难入寇，而我易防守，如此可以最小的代价稳固两千里西北边境，使甘陕内地不惹刀兵。但如果被游牧民族占据了河套，则两千里边境洞开，敌骑来去自如，而我军无险可守，疲于奔命，也无法阻挡其内侵。
所以自古以来，河套地区就是游牧民族和汉民族间相互征伐的主战场。毫不夸张的说，河套的得失，关系到明王朝的安危存亡。
元灭明兴之际，太祖朱元璋反复遣兵扫荡，始将蒙古势力逐出黄河，赶往漠北。为了加强对此地的控制，太祖置东胜卫于河外，并置丰州、云川、兴和、镇虏、玉林等卫，皆驻有重兵，用以环卫河套，构成一捍御蒙古南下的坚固防线。大明驻兵东胜，因河为守，使榆林、延绥诸边不被兵革之祸者，垂六十年。
毋庸置疑，东胜卫的设立，曾有效地抑制了蒙古渡河入套。然而在靖难之役中，部分蒙古部落支持朱棣，屡立战功。在夺取天下后，朱棣主动辍东胜以就延绥，将防线后撤数百里以表谢意。
在当时朱棣看来，蒙古人已经被打成了孙子，自己想怎么蹂躏就怎么蹂躏，却没想到这对自己的不肖子孙来说，失去了河套之险后，便则以一面之地遮千里，先天就陷入了战略被动。起先，二祖余威尚在，蒙古人还不敢南渡黄河，直到正统十四年‘土木之变’后，东胜落于也先之手。迫于形势，明朝将大同以西之玉林、云川等卫尽行内撤，黄河以北屏蔽全失，失去了阻遏蒙古部落进入河套的最后屏障。
至是，套中六七千里沃壤尽归蒙古。外险尽失，宁夏屯卒反备南河，此陕西边患所以相寻而不可解也。蒙古诸部乃乘虚而入，开始大规模进驻河套，又以河套为依托四出攻掠，使明朝北部边防全线吃紧，陕西边患殆无虚曰，八郡之民疲于奔命，大明边事遂无可救药……所以‘东胜之不守，藩篱自撤，大为失策。以至河套不复、无险可守，曰事干戈百有余年。’这已经是大明妇孺皆知的共识，克复河套也成了几代大明君臣的毕生夙愿。
到了成化年间，在大学士李贤的支持下，总制关中军务的王越复议搜套复东胜，以图大举，廷议从之。后朝廷又三遣大将出师，直到成化九年秋，王越以轻骑袭‘套寇’于红盐池，擒斩千余级，尽烧其庐帐而还。受此打击，套内北元诸部皆渡河北去，边患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