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培钧又说：“实事求是地说，王长恭在这个问题上是动了些脑子的，在省委常委会上提出一个方案：将来长山矿务集团搞股份制改造时，拿出一部分股份划入社保基金，我和刘省长觉得是个好思路。另外，朝阳同志还提出，可以考虑由政府出资买下一些公益性岗位，变生活保障为职业保障。我这次暗访时了解了一下，失业下岗的矿工同志们都很乐意啊，说是只要代交养老保险，每月二三百元就成！”
黄国秀更兴奋了：“赵书记，那我们就这么办起来嘛，春节过后就试点！”
赵培钧应道：“可以，就在你们长山先搞试点！”指点着黄国秀，又批评说，“你这个破产书记以后也要多动动脑子啊，不能满足于当讨债鬼嘛，见谁赖谁！”
这批评不无道理，黄国秀挺不好意思地笑了：“是，是的，赵书记！”
叶子菁插上来说：“赵书记，你不知道，我家老黄不但是讨债鬼，急起来时就像疯狗啊，逮着谁咬谁，连我也被他咬过哩！不过，老黄也真是太不容易了！”
赵培钧这才说起了叶子菁，说得很动感情：“子菁同志，国秀同志这个破产书记当得不容易，你这个检察长当得就更不容易了！王长恭是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还是‘八一三’事故处理领导小组组长，又是从长山上去的干部，在长山的关系盘根错节，你办案的难度和压力可想而知。可你这个检察长有立场，有原则啊，只唯法，只唯实，忍辱负重，千难万难，到底把案子办下来了，也让王长恭这个腐败分子彻底暴露了！我和省委要向最高人民检察院为你和长山市人民检察院请功哩！”
黄国秀听得这话又有些冲动，似乎想说什么，却被叶子菁的眼色制止了。
赵培钧是个明白人，马上笑了：“国秀同志，你又想说什么啊？是不是想说：既然我知道咱们的女检察长这么难，为什么早不把王长恭拿下来？是不是啊？”
其实，这话不但是黄国秀想说的，也是叶子菁想说却不便说的。
赵培钧自问自答道：“王长恭问题的暴露有一个过程，中央和省委对王长恭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我和省委不能仅凭社会上的议论就随便向中央建议撤换一个副省级领导干部。子菁同志，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叶子菁想想也是：别说赵培钧和省委，她和检察院不也是到最后一分钟都悬着心吗？没从周秀丽租用的保险箱里找到王长恭的假护照之前，谁敢认定王长恭是个犯罪分子？于是便恳切地道：“赵书记，确实是这个道理！不瞒您说，当我们的反贪局长从广州给我打电话汇报时，我一颗心都提到了喉咙口上，就怕搞错了！”
赵培钧愈发动情，拉着叶子菁的手说：“子菁同志，你真了不起啊！你的事迹我过去不太清楚，王长恭不可能向我汇报你的事迹。我是最近才听省检察院丁检察长和省政法委的同志们介绍的：那天夜里在加油站，面对苏阿福的枪口、炸药，情况那么危险，那么紧急，你挺身而出，化解了一场灾难，有勇有谋啊！哦，对了，怎么听说你还在我们的法庭门口被坏人刺了一刀？凶手现在抓住没有啊？”
叶子菁苦笑道：“听刑警支队同志说，前天抓到了，简直让人难以置信：竟是一个外地民工，和‘八一三’大案没任何关系，有人给了他一千块钱，他为了这一千块钱就捅了我一刀！幕后指使人到底没找到，那个民工是在街头认识指使人的！”
赵培钧一声叹息：“子菁同志，让你受委屈了，真不该让你流泪又流血啊！”
叶子菁心里一热，眼睛湿润了：“赵书记，有您这句话，我……我就知足了！”
赵培钧却摇起了头：“这么容易满足啊？没这么简单吧？子菁同志，今天我到这里来，就是想听你诉诉苦，甚至听你骂骂娘！说吧，有苦诉苦，有冤伸冤！”
叶子菁觉得机会实在难得，便也和面前这位省委书记交起了心，不过却没谈自己的事：“赵书记，难过的事都过去了，苦也好，冤也罢，我都不想说了！有个同志我倒想提一下，就是市委书记唐朝阳同志。没有市委和朝阳同志的正确领导和支持，‘八一三’大案很难办下来，可省委最后处理时，还是把唐朝阳的书记撤了！其中内情我知道：主持干部处理的是王长恭，朝阳同志在办案过程中顶住了王长恭的压力，王长恭就趁机整唐朝阳，而市长林永强一直听王长恭的招呼，所以，只给了个记过处分！赵书记，我真不明白省委是怎么把握的，唐朝阳同志冤不冤啊!”
赵培钧思索着，缓缓点着头：“是啊，是啊，子菁同志，你这话不是没道理，我也知道唐朝阳是个好同志，在坚持原则、支持你和检察机关依法办案这一点上做得很不错，到省民政厅这一个月干得也很不错嘛，筹资力度不小，提出了扶贫解困的新思路。刚才我说的变生活保障为职业保障就是新思路嘛！朝阳同志冤不冤呀？好像有些冤。但是，子菁同志，另一个事实你也不要忘了，朝阳同志毕竟是长山市委书记，是一个地区的一把手，必须对这场发生在自己辖区的严重灾难事故负责任，这和王长恭的关系并不大！王长恭是不是想整朝阳同志？根据现在的情况看，当然想整，不整才怪哩！可这并不是当时省委处理唐朝阳的主要因素。至于林永强同志，也不能说就是王长恭保下来的，暂时不撤林永强的职，我和省委考虑了两个因素：一、林永强同志到长山任职的时间比较短；二、把市长书记两个一把手同时拿下来，换两个不熟悉情况的新同志过来，对长山的稳定恐怕不是太有利吧？！”
叶子菁觉得赵培钧说的也不是没道理，心里虽然仍不太服，却也不好争辩了。
赵培钧又缓缓说了下去：“子菁同志啊，你对朝阳同志的公道评价和正义感我能理解，可我也希望你对省委能有份理解。我在南坪做市长时，我们老省长和我说起过这么一件事：战争年代，有个连队奉命守一座山头，一百多人打得只剩下连长和八个带伤的士兵，连长违令退了下来，下来后就被军部下令枪毙了。奉命执行枪毙任务的是老省长。老省长和我说，面对这位受了伤，浑身是血，军装被战火烧得四处焦黑的连长，他真下不了手啊，可怎么办呢？这个人丢了阵地，只能执行战场纪律！这位连长冤不冤啊？也冤嘛，可不这么做就不能令行禁止！其他连长、营长们还会在以后的战斗中丢阵地，丢山头，我们就不能赢得战争的胜利！现在尽管不是战争年代了，但不等于说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可以不负责任！我最讨厌的一个说法就是交学费，我们学费交的已经够多了，不能再交下去了！国家和人民没有这么多的银子让他们这样交学费了，任何事情都必须有人对它负责，就这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