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皮尔督察来到圣父街上的利特画廊门前，他受不了门铃那似乎拿腔拿调的声音，便砰砰地敲起门来。画廊主人开门让他进去之后，他便直奔主题。
“瓜尔迪的画你从哪儿弄来的？”
“从科普尼克那儿买的。当时我们要分开单干。”利特说着，露出愁眉苦脸的表情，他在想，眼前这位用法国夹克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法国佬波皮尔看上去真是惹人烦。“他说他是从一个芬兰人手里买的，但没说叫什么名字。”
“发票给我看看，”波皮尔说，“你这画廊还应该有失窃艺术品与文物的登记簿，也拿来给我看看。”
利特拿着清单和自己的登记簿比对了一下。“看，看这儿，被盗的瓜尔迪的画和我这幅不是一个名字。罗伯特·莱克特列出的那幅失窃的画叫做《安康圣母教堂》，而我买的这幅叫《大运河》。”
“我得到法院的命令前来没收这幅画，不管它叫什么名字。我会给你收据的。把那个叫科普尼克的人给我找来，利特先生，这样会给你自己免去不少麻烦的。”
“科普尼克死了，督察。他是我在这间画廊的合伙人。我们曾经把它叫做‘科普尼克与利特画廊’。可能叫‘利特与科普尼克画廊’听起来更顺耳一些。”
“他的档案你有吗？”
“他律师那儿可能有。”
“找一找，利特先生，好好找一找，”波皮尔说，“我想知道这幅画是怎么从莱克特城堡到了利特画廊的。”
“莱克特，”利特说，“那孩子自己画的这些画吗？”
“没错。”
“了不起啊。”利特说。
“确实，很了不起。”波皮尔说。“请把那幅画给我包起来。”
两天之后利特带着些文件来到巴黎警察局。波皮尔安排他在走廊上靠近写着审讯室2的房间的地方坐下。里面正在审一个强奸嫌疑犯，不时传出打人和喊叫的声音。波皮尔让利特在这样的气氛中煎熬了十五分钟，然后带他去了自己的办公室。
利特递过去一张收据，上面显示科普尼克从一个叫恩普·马基宁的人手中花八千英镑买下了瓜尔迪的那幅画。
“你觉得这可信吗？”波皮尔问道，“我可不觉得。”
利特清了清嗓子，然后看着地板，沉默了足足二十秒。
“政府的检察官非常想对你提起刑事诉讼，利特先生。他是个加尔文主义者，而且是最为虔诚的那一种。这一点你清楚吗？”
“这幅画是——”
波皮尔抬起手来，打断了利特。“我希望你暂时不要考虑自己的事。你就权当是我能帮你说情，如果我愿意的话。所以你要帮我个忙。你看看这个。”他递给利特一本合着的正规长度的簿本。“艺术委员会要从慕尼黑收藏站带一批艺术品到巴黎，都是被盗过的。这是清单。”
“要在巴黎网球场美术馆展览？”
“对，提出所有权申请的人都可以去看。看第二页中间，我圈出来的那部分。”
“《叹息桥》，贝尔纳多·贝洛托[1]，三十六厘米乘三十厘米，木板油画。”
[1] 贝尔纳多·贝洛托（1720—1780）：是卡纳莱托（见注②）的侄子和弟子，威尼斯风景画家。
“你知道这幅画吗？”波皮尔问。
“当然，我听说过。”
“如果是真品的话，它就是从莱克特城堡里偷出来的。你知道，这画之所以很出名是因为还有另外一幅叫《叹息桥》的画和它配对。”
“对，那幅是卡纳莱托[2]画的，而且两个人是在同一天画的。”
[2] 卡纳莱托（1697—1768）：意大利风景画家，尤以准确描绘威尼斯风光而闻名。
“那幅也是莱克特城堡的，可能两幅画是同一个人同一时间偷走的。”波皮尔说。“两幅画一起卖比单独卖能多挣多少？”
“四倍吧。正常人是不会把它们分开卖的。”
“所以要么是偷画的人不知情，要么就是发生了什么意外，两幅画才分开的。两幅《叹息桥》，若是偷画的人有其中的一幅，他会不会想拿到另外一幅呢？”波皮尔问。
“肯定非常想。”
“这幅画在网球场美术馆展出的时候，肯定有关于它的报道。你和我一起去看展览，我们看看谁会到它周围转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