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人在外边打情骂俏，里边柳彪已把在成都调查的情形详详细细说了一遍，然后说道：“总之，四川看起来并非象京中传说的那样太平，百姓也并非安居乐业，不受欺凌。
这里部族众多，时常发生战乱，虽然没有搞的太大动静，不过从没就太平过，只是搔乱都被地方官府及时镇压了下去，地方官为了政绩不免要报报太平。至于百姓们，蜀王府经营一百多年以来，已经兼并占有了全蜀十之六七的土地，百姓大多是佃户，是要靠王府吃饭的。
所以目前虽未察出蜀王谋反的迹象，不过如果蜀王想反，倒是能够马上把全蜀的百姓召集起来，因为这儿的百姓等于全是他的家丁。所以他当然不在乎调来个指挥使，迁调些军官，这可不能表明他没有反意，当地卫所官兵，尤其是中下级将校，可全是在这儿住了一百多年的本地人，已经完全蜀地化了”。
杨凌赞赏地道：“你能这么想，可比以前精明多了。不过单凭这些也不能证明蜀王有反意。蜀王在诸藩王之中素有贤名，这可不是沽名钓誉，只不过任何评价都要看是谁来评，从什么角度评。
在例代帝王眼中，蜀王安份守已，忠于皇室。在朝中官员眼中，蜀王不干涉政务，不贪腐银糜。在文人墨客眼中，蜀王修桥补路，开办民学，这样的人，当然就是一个好藩王。你还指望既然称为贤王，就得天下为公？就得把全蜀百姓当成自已的家人？呵呵，那自然不可能”。
他想了想道：“蜀王生病可是真的？”
柳彪道：“是，是一种怪病，请了许多名医也治不好。不象装的，卑职曾经派人向他聘请过的郎中，还有青羊宫的道士侧面打听过，说法全都一致，一个人要装病该越少人接触才越易隐蔽，没有大张旗鼓唯恐天下人不知道的道理。
不过卑职大胆猜想，东厂既然有过蜀王欲反的记录，现在却全然没了动静，除了东厂所了解的消息不实之外，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蜀王得了病，这才打消谋反的念头？”
“万事皆有可能，但是没有证据，堂堂一个藩王，而且是最有贤名的藩王，朝廷便什么动作也不能，查吧，总得查了再说，这事急不得。你既从成都来，了解京中情形吧，那边如何了？”
“是，消息闭塞乃厂卫之大忌，一条及时的消息可抵百万雄狮、可抵黄金万两，这是内厂成立之初，大人亲口训示的话，卑职怎么会忘记呢？”
柳彪笑道：“卑职在成都，与京师联系一直密切，大人刚刚启程往西，成大人便吩咐京师消息重心移往成都了，卑职这里正有京中焦大学士传来的亲笔信要交给大人，只因卑职一进门便谈起蜀王消息，倒把它耽误了”。
柳彪说着，从怀中掏出一封信，恭恭敬敬地递给杨凌。
杨凌从浴筒边抓过一块大毛巾擦净了手，验过火漆无疑，这才撕开来静静地看起来。
焦芳信中，详细叙述了杨凌离京后几个月发生的情形，对目前朝廷政局做了详尽的分析，从信中看来，这位焦阁老已经焦虑万分、六神无主了。
京中几大势力，分别是杨凌派、刘瑾派、元老派、中间派，朝中文武官员、内外臣子基本上全部依附于这四大派系。
杨凌一派牢牢控制在手里的是军队系统和特务组织。刘宇掌管着兵部，杨凌在军中影响曰深，现在已经取代刘大夏，成为军中灵魂人物。三厂一卫方面，明里对刘瑾敷衍了事，内里则根本就是唯杨凌马首是瞻，这一点刘瑾也心知肚明，不过他现在还没有把握和杨凌正面决战，这些人只要不拖他的后腿，他暂时也顾不上了。
刑部、户部、工部等衙门里，杨凌安插了一些人，这些人不算能决定一个衙门行止的决定力量，只能算是一些耳目，方便办些事情而已。在内阁里，则是焦芳与之呼应。
刘瑾一派，掌握的是内廷和吏部，表面上看来，他的力量在杨凌之上。因为他掌握内廷，控制着百官的奏折和皇帝与百官之间的联系，间接等于控制了朝政。
通过张彩控制吏部之后，刘瑾手握天下官员迁降大权，官员的注册、定级、考核、授衔、封赏之事，全在他的掌握之中，谁想升上去，都得求到刘瑾门下，权势更上层楼，这就是刘瑾不惜与李东阳、杨廷和妥协，让出其他几个衙门官职的原因。
元老派的势力是科道。和刘瑾负责捧人恰恰相反，他们是专门负责往下砸人的。他们的势力范围就是六科给事中、都察院、翰林院，也就是法律监察系统和宣传喉舌。
这一派看起来没有实权，手下的官员要么官职极小，甚至才六品七品，要么全是些闲职，平时吟吟诗、作作画，一年也没个人登门拜访，请托办事。
可是你不找他，他可以找你。这些人虽然官不大，但是七品也能弹劾一品，极具政治杀伤力。他们管的是监察百官政绩、巡视郡县清廉、纠正司法冤狱的事，虽然挺讨人嫌，不过也挺让人畏惧的，真要被他们逮着把柄，不死也能把人整脱了皮。
杨凌没有把柄可抓，又深受皇帝宠信，手中大权在握，还是曾经被这些人造出把柄来，弄的狼狈不堪，甚至直到现在在一些地方他的名声还很不好，就是出于这帮人的杰作。
这一派的核心人物马文升、刘大夏、韩文等核心领袖先后离职，现在人才凋零，目前名义上的领袖变成了李东阳、杨廷和以及翰林院、御使台几位元老，但是他们不象杨凌和刘瑾那样令出一门，权力组织就有些松散了。
这一来就给了刘瑾机会，韩文一倒，刘瑾趁机威逼利诱，封官许愿，拉拢了科道中一些见利忘义者为他所用，监察系统和宣传系统分化了，一部分势力归了刘瑾。
背叛者从来都比一直的敌人更招人恨，汉歼比鬼子更叫人憎恨就是这个道理。这些人的背叛引来道德感强，一直坚守阵地的同僚们极大的怨憎，于是开始内讧。
这种内耗，又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袖出来制止，使刘瑾混水摸鱼，趁机打压，整走了一批人，整垮了一批人，整寒了心一批人，等到李东阳、杨廷和眼见事态难以控制，终于下定决心出面时，这块阵地的主要力量已经落到刘瑾手中。
二人只能尽可能的保护住一批人不致罢官免职，仍然留在原任，但是这批人都属于问题分子，现在基本处于冬眠期，只能蛰伏自保，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袖带领下，在朝政中已经谈不上什么影响力了。
目前京中形势一边倒，除了一直保持中立的中间派，和杨凌出京时就吩咐只可虚与委蛇，不得与刘瑾对抗的本派班底没有受到损失，元老派已失去和刘瑾直接对抗的能力，并且使他的力量更形壮大，现在京师几乎成了刘瑾的一言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