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华烟云

作者:林语堂

第二天早晨,全家到前门火车站去送体仁,只有他母亲没去,她在家里哭,珊瑚陪着她。在姚家这是一件令人兴奋不寻常的大事,因为在姚家还从未有亲人离别过。立夫也到火车站送行,和大家在火车站相见。他和木兰姐妹到车上去,在最后几分钟和体仁再说几句话。火车快要开时,荪亚和经亚才冲进火车站,那时别人都已经从车上下来。所以他俩只有一点儿时间和体仁交谈几句,从窗口儿把一包礼物递进去。体仁站在窗口儿,雪白的脸,高高的鼻子,下面配上雪白的衬衫领子,大红的领带,看去真像个洋鬼子。姚先生站在月台上,默默无言,静看着火车慢慢驶出车站。火车失去踪影之后,曾家几位少爷一转身看见一个素不相识的青年,穿着天蓝色的竹布大褂儿,正靠近木兰站着。立夫站在那儿等着别人介绍他们相识。看见那几位富家少爷穿着湖色罗纱大褂儿,外套黑坎肩儿,上面是珊瑚扣子,辫子松松的编起,梳得油光光的,足穿双脸儿黑缎子鞋,白袜子。姚家姊妹也穿得很讲究,上身穿的是侞白色的丝绸的褂子,极细瘦的袖子,鸭蛋青色的厚锦缎裤子。那时候儿极瘦的袖子突然流行,已经把早年宽肥飘洒的大袖子取而代之了。她俩那侞白色的褂子上镶着翡翠扣子,在夏天的早晨显得特别清新爽快。木兰耳朵上戴着梨形的红宝石耳环,莫愁戴的是绿玉耳环,两人鬓角儿上都有一绺头发垂下来,大约有一寸长。立夫在那群盛装的少年美女之间,好不自在。两位小姐都因为流了离别之泪,正用力捏鼻子。木兰破涕为笑,向曾家兄弟说:“劳驾劳驾,跑这么远来送。”荪亚说:“我们来晚了,真抱歉。”说着眼睛转向立夫。木兰说:“这位是孔先生,是傅伯伯的朋友。”大家作揖为礼,这时候儿,莫愁看到立夫的皮鞋颜色虽然比以前黑得多,但是又快变灰了。”

大家出了火车站,他们的马车就驶近马路边儿来。姚先生请立夫跟他坐一辆车回家,但是立夫说他家离火车站不远。他要走回去。姚先生说:“虽然体仁不在家,你在假期有空儿还要常来呀。”立夫答应常去。于是他立在一旁,看着他们上了车,向他们行了礼,看着他们的车轮转动离开之后,自己才步行而归。

姚先生一言不发,拉过阿非的手握起来。他感觉对体仁也过于严厉了一点儿,平常恐怕对他太冷淡,中间的距离也许保持得太大了些。于是决定对阿非不要再犯那种毛病,对小儿子要像对女儿一样的亲爱亲切才好。

在车上,木兰说:“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咱们家减去了一个沉重的包袱。”

父亲问道:“你想他今后会改吗?”这时他父亲也许想到自己的青年时期,并且觉得儿子的野性还没有耗尽。

莫愁说:“现在他有这么一个好机会,出洋多见识一下,再受好大学的名教授指点,也许会改的。”

但是她父亲说:“你年轻,才说这种话。咱们家有钱,所以就应当花。其实,出洋不出洋,和一个人的学问没有什么关系。求学和做人,随时在哪儿都学得到。你看立夫跟他们分手时候儿的礼貌风度。在长辈面前,他知道何以自处,而且态度从容,能获得人对他的敬重。这些也要到外国去学吗?”

父亲说完这些话之后,姐妹俩再没说什么。

对立夫而言,他步行回家之时,对今天的事,则另有一种看法。看到别的年轻人出国求学,他也不知道是嫉妒呢,还是一时激动。他也听说过牛津和剑桥,这两个大学的名字,就足以点燃起他的求知欲。他不敢确信体仁会重视这个到牛津或剑桥求学的机会,甚至于他也不敢确信体仁一定会去。对立夫而言,到国外求学这个理想,只有俟诸遥远的异日了。

立夫也觉得姚家曾家的生活等级,是高高在他之上,他是无能为力的,他和体仁的友谊并没有加深,因为体仁只是同情他批评富贵人家,或者在学校里写些对历史翻案性的文章,此外,他们之间,便再没有什么相同之处。体仁本人对什么也缺乏断然积极的态度,也缺乏严肃认真的精神,他认为曾家的少爷公子也属于此一类,他们那等家庭是自成一类。他们第一次在西山遇见之时,他觉得姚家姊妹能自己做饭,大感意外,因此才对她俩有了一点儿好印象。他一向很怕富家之女,中国一般人也是如此。姚家两姊妹态度好,教养也好,诚然不错,可是他对女性的陰柔之美并没有强烈的感应。一天,为了礼貌,他算勉强俯就,把皮鞋擦亮了一下,可是他认为把皮鞋擦亮,究竟是多余的事,若让丫鬟跪在地下擦,那就是生活的腐败。不过他喜欢事情高尚,东西精美,就如同在木兰家所见的一样,因为他生性高雅,有贵族精美高尚的气质。

他,他母亲,他妹妹三个人,在四川会馆里住着三间房子,从他生下来就在那里住。门前有一片空地,有一条脏水沟,他从童年就在那棵大柿子树下玩儿。甚至他父亲在世做一个低级员司之时,他们也就住在那儿,因为不用付房租。虽然他父母已然积蓄了点儿钱,在南城买了一栋房子,但是把那栋房子租了出去,每月可增加一点儿收入。他父亲去世已经那么久,他们还能继续住在那儿,当然与傅先生的势力有关系。四川会馆的门房儿,说亲眼看着立夫长大的,立夫觉得自己也亲眼看着那个门房渐渐衰老,变成了祖父。四川会馆大门的门框、门道、门前的那一对石狮子,对他之熟悉,就犹如他桌子上怞屉里一直摆着没有动过的那个陀螺一样。他自己逐渐长大,眼看着大门变矮,门道变得又窄又短,门口儿那一对老石狮子越来越光滑,他也出了不少气力。石狮子的嘴里都有一个石头球,可以在狮子嘴里自由滚转,他曾经好多次试着把石球掏出来,后来渐渐长大,渐渐聪明,也就放弃了那个愿望。

那栋房子有一个绿门,正中有个红圆心,门里有一条通道,左转通到一个方砖墁地的庭院。他们那一套房,由院里经过一个小窄门儿进去,房子是传统式的两明一暗,就是两间不隔开,做客厅、书房、饭厅用,另外一间在一头儿,做寝室。他现在还跟母亲共住一间,小妹妹和母亲睡一个床,他睡靠近窗子对着院子放的一张竹床。院子里东边的两间房做厨房用,也做储藏室,一个用人睡在里面。

院子里铺着古砖,有的已经破碎,院子中间摆着一个孩子做的日晷仪,架子是立夫找到的断石碑,有二尺高,找到之后,央求门房儿替他扛进去,就立在院子中间,立夫在上头放了一块灰色的砖,有一尺见方,砖上面有一个一毛钱买的日晷仪,是一个木匣子,上面标出钟点儿时刻,一根红绳子用以投射太阳的影子,中间有一个小的圆盘,那个小圆盘表面儿上有一个指南针。因为搬来的断石碑的顶端并不平,他在下面垫上碎砖使石碑平正,那个三寸木造的日器仪放在院子中心巨大的架子上,有点儿滑稽可笑。不过不能不说明的是,有时候他把日晷仪拿下来,在原来那个地方儿,安放笼子逮家雀儿。

他还做了一个更大一点儿的东西。有一次,他把一根棍子放在日晷仪一旁,由棍子上直伸出一根绳子,向着院子的南端,和小日晷仪上的红绳子正好平行,照着小日晷仪的陰影儿,在地面上标出钟点时刻来。他母亲任凭他这样去玩儿,就犹如她宽纵他别的事情一样,尤其日晷仪含有勤勉的学生爱惜光陰之意。但是院子正中间横着一根绳子对人来往不方便,他母亲和佣人有几次被绳子绊倒,所以他必须取消这种实验。可是院子里砖地上表示二十四小时的记号,现在还可以看得出来。偶然有客人来,看见那些记号,颇感意外。而立夫自己则从那种实验,获得了冬夏两季太阳移动的角度上一个明确的认识。

客厅是中等家庭的典型式样。他父亲的遗像挂在东墙的正中,左右是一副对联,是一位大学士的书法真迹,这也算他家寥寥可数的一件传家之宝。对联的上款儿落的是他父亲的名字,当年由一个朋友代求的。屋里地下铺着席子,顶棚和窗子糊着白纸,屋里因此显得相当整洁。一张普通的红木方桌靠墙摆着,一家三口便用做饭桌儿。立夫的小书桌靠着东墙的窗子。几把木头椅子,一把藤子长靠椅,上面铺着垫子,一把用旧的藤椅子,棕红色而光滑。在东墙他父亲相片下面,靠墙摆着一张半圆的桌子。这就是屋里所有的家具了。敞开的书架子上摆着书,大部分是立夫他父亲的遗物。其中有一部珍本的《资治通鉴》,几种诗文集,除去一部十三经之外,再没有什么古典学术名著。这是因为他父亲像大多数朝廷的官员一样,只要能考中科举,在一般经典表面儿那些东西之外,不必再去钻研考证语文等学问,已经可以安然度日。还有几种参考书,立夫的教科书,再有就是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立夫已经完全读到肚子里。那套文集在中国那十年之内,代表了西方全部的新思想知识。

当然毫无疑问,立夫就是那所小庭院之内的圣人。他母亲不断对儿子的表现感到惊讶,感到茫然不解,正如好多宠爱儿子的母亲一样。

让他母亲茫然不解的是,立夫是先天不足,早产下来,但是却平安无事。他母亲只知道对儿子爱护备至,却不知道教育他。她听见傅先生对儿子大加赞美之时,她只是微微一笑,却不知如何作答。正像曾太太恭维木兰的母亲时,说:“您怎么会有这么个好肚子!”木兰的母亲也同样用这句话恭维过立夫的母亲。可是她对自己越得意,自己就越谦虚。那年春天,他们家在院子里养了一窝小鸡。一到傍晚,大家在灯下非常快活,母亲向儿子女儿说:“你们看这个有黑斑点的老母鸡。生了那一窝漂亮的小鸡!那么小那么红的嘴!那么黑那么圆的眼睛!那么好那么软的一身毛!有时候我觉得我等于是那个老母鸡一样。”立夫记得他母亲常常跟他说,他刚生下来的时候儿,他的上嘴唇中间有一片儿小小的干皮,很尖。所以小鸡的尖硬的嘴,又像立夫婴儿时的特点。

立夫由火车站回家之后,说他看见了那些人。他说:“三十五块钱买一双皮鞋!够我两年的学费了!”

他母亲说:“今天秋天你上学,要花的钱更多。要七、八十块钱一学期呢。这让我想起来,你应当去收房租了。这不已经到了月底了吗?”

立夫就跑去收房租。

七月底,木兰的舅舅冯舅爷夫妇,带着女儿红玉自杭州回到北京,冯舅爷在杭州住了一年。红玉是很不凡的孩子。木兰和莫愁对她很好,过了好久,她才肯随便说话,才肯接受她俩送给她的吃食和礼物,并且她接受了之后,好像一个陌生人一样,说声:“谢谢。”过了好些日子,她才觉得轻松自然,才肯和阿非玩儿。珊瑚以为她一定是怕她的表兄表弟表姐,才那个样子,可是一个小孩子那么沉默寡言,确是不寻常。只费了很短很短的一段日子,她就学会了北京话的腔调儿,并且模仿表亲的话。她真是聪明过人,才五岁大,就已经学会认些字,木兰和莫愁不久又教了她不少的字。在姚家住了几个礼拜,她就很爱说话了,几个姐妹问她为什么刚来之后不肯说话,她说她怕说杭州腔调儿招人笑话。

冯舅爷此番由杭州回来,使姚太太心里想起了一件事。那就趁着体仁不在家,把银屏打发走。她也要对得起银屏。要把她正式嫁出去,要尽量给她找一个好丈夫。因为她不愿自己的儿子受制于那个泼辣的女人。天下没有一个女人知道另一个女人对男人到底有何等的魔力。她认为体仁对银屏的迷恋是年轻人难免的事,由于青春时期天天在一起的缘故,并且相信一旦她不在了,儿子也就会把她忘记的。她还没给儿子物色个媳妇儿,不愿在正式娶太太之前,先就有一个妾。她做母亲的是为了让儿子摆脱开银屏,才被迫不得已让儿子出国,自己这样牺牲都是银屏的缘故,因此很恨银屏。她自己想到了一个主意,并没有说给女儿们听,可是等她哥哥冯舅爷一来,却告诉了她哥哥。冯舅爷向来是姚太太的同谋,也可以说是共犯。冯舅爷假说在杭州碰见银屏的伯母,她伯母告诉冯舅爷要把银屏嫁出去,因为银屏已经成年,教他在北京给她找个好丈夫。

所以有一天,姚太太把银屏叫到她屋里去,要跟她说话。银屏恐怕是出了事。原来因为体仁说他母亲答应一直教银屏在姚家等到儿子回来,所以她又特别打起精神,处处做人做事,讨别人个好儿,当然也包括姚太太在内,不过她知道姚太太不喜欢她,因为她很少跟姚太太说话。

银屏走进去,靠近门站住说:“太太,您找我?”

体仁的母亲说:“是啊,过来,我要跟你说话。”银屏就走到太太跟前。体仁的母亲说:“你来我们家已经十年左右,你现在也长大了。按规矩,我们应当为你的将来着想,这件事在我心里已经思忖了好久。去年,我们打算送你回南方去,赶上你生病,不能够走。到了如今。我想虽然你是个南方人,你也用不着坚持一定回南方去。你觉得怎么样?”姚太太话一停,要看银屏的神气。只见她两眼低垂,浑身颤抖。银屏说:

“太太,您有话就说吧。”

姚太太于是接下去说:“我已经给你想了一条路。古语说得好,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伺候体仁尽心尽力,我们应当给你找一个能养活你的男人,你那时候儿也就有自己的家了,不要再伺候人——像青霞,现在有丈夫有孩子了。”

银屏仍然一言不发。姚太太接着说:“上礼拜,二舅由南方回来,说遇见了你伯母,她说,因为你不容易回南方去嫁人,你又已经成年,托我们在北京给你找个男人。我会送你一全套的嫁妆。”

银屏说:“太太,我知道您的美意,很感激您。自从十年前来到您府上,蒙受您的恩德不小,但愿我没犯什么大过错。您若肯答应,我现在是并不急着要走。青霞去年才嫁出去,现在我还没有她那么大。虽然少爷出国之后,我的事情减少,可是家里总有好多事情需要人做。虽然我来时立的合同是十年,我还愿多伺候您几年。这也费不了您什么——也不过多吃您一碗饭,现在我不必添什么新衣裳。时候儿到了,您再打发我走,我一定走,您也不用赏我嫁妆。”

“不是我要你走,你伯母说你应该走了。”

“这若是她的意思,她为什么不写封信来?她可以找人给我写封信。这不是一件小事儿。”

“她跟二舅说的,那当然够了。你不信二舅的话,是不是?”“并不是我不相信二舅。但是这是一辈子的一件大事,为了我自己,我一定要有家里写的一点儿东西。我们苦命的丫头,人家要把我们怎么样,我们就得听人家摆布。太太若是不要我,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得走,但是我一定要有一张字据。”

银屏现在哭了。姚太太觉得自己是失败了,但是又说:“你若一定要字据,那也可以。我已经打定了主意。我有了消息,再告诉你。”说完,十分不悦。

银屏擦了擦眼泪,走了出去。既恐惧,又混乱,又伤心。觉得自己受了骗,觉得自己没有错,觉得太太欺骗了自己的儿子,因她儿子要她等,而且有诺言。但是这些话她却无法说出来用以自卫,也不能用以挽救自己陷入的危局。到了自己屋里,躺在床上大哭起来。她哭道:“儿子一走,他妈就撵我走!”

银屏的哭声全家都听见了,引起了混乱激动。但是大家也听见太太高声说:“我们没有对不起她。女大当嫁。我们不能养活她一辈子。那么个小丫头,不要心比天高。”全家的男仆女仆,都知道太太的话是什么意思。

现在珊瑚、木兰、莫愁都听到了,可是母亲正在生气,谁也不敢说一句话。最初,姚先生以为他太太不过像往常一样,在那儿教训某一丫鬟,等一听见情形严重,他就走到太太屋里来,问一问到底为了什么事。两个女儿也凑到妈妈屋里来,丫鬟则都跑了,没有敢来听。冯舅爷没在家,正在店里照顾生意。姚先生一问这件事,太太说是舅爷从杭州带来的话,说银屏的伯母要把银屏嫁出去,就嫁在北京。木兰的父亲问:

“这话可靠吗?他怎么没告诉我?”

太太说:“你是个男人,这是家里的事,所以他没跟你说。”

木兰的父亲又问:“银屏怎么说?”

“她说要一封她伯母寄来的信,才肯走。我告诉她应当嫁出去,她跟我要一封伯母的信!我从来没听说这么霸道的!”莫愁说:“这也不难。有一封她家寄来的信,让咱们也占得住理。他们不是直接把她卖给咱们的,咱们没有权随便处置她。咱们若不能把那张合同拿回来,人家会向咱们要人的。”

“丫鬟们若是生病,若是跑了呢?那该怎么办?她在北京若有家,有亲戚,我立刻就叫她卷铺盖给我走。”

事情只好暂时搁置。父亲走了之后,母亲低声叫木兰去叫罗大——告诉舅爷,说他一回来就来见太太。木兰觉得这件事情暗中有文章,但是没说什么。她觉得她母亲正在做一件迟早要做的事,不过不应当做得这么快。

半点钟之后,锦儿进来,木兰问银屏怎么样。

锦儿说:“她还哭呢。她说自幼父母双亡,伯父把她卖了,卖了两百五十块钱还了赌债。又说契约上说的是十年,去年就满了。那时候她愿回去,可是少爷不让她走。她说少爷要她等,并且少爷从太太那儿得到保证,一定会让她至少再待三年,可是这不也不能跟人说。我告诉她:‘你别扭也没用。少爷不在家,没有人护着你。’她说:‘太太若一定要我走。我就走。可是一定要家里一张写的东西才行。’您等着看。她脾气固执,还有下一出戏看呢。”

木兰说:“真的呀!她说的是绍兴官话。你可别把她的话告诉太太,一句也别说。这话传出可不好听。这种事应当在我哥哥走以前解决才好。我哥哥倘若是真答应过她,这么做就有点儿对不起她。”

锦儿又说:“我可以斗胆再说句话吗?少爷对他很体贴,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您看,少爷从那天早晨走,狗的样子都不对。狗一定也感觉出来主人要出远门儿了。人还用说吗?承认这件事,固然不怎么体面,可是年轻男女在一块儿,那也是难免的。若是被迫非走不可,我也是一样难过。”

木兰说:“可是你和我,情形又不同。”

锦儿坚持说:“可是,您也得想想。自从小孩子时候儿起,她就照顾少爷。早晨给他梳头洗脸,梳辫子,找这个,找那个,直到少爷让她伺候惯了,别人谁也伺候不了他,谁也不记得他什么东西放在什么地方儿。少爷走后,她没有什么事情做,她忽然好像六神无主,对什么事都心不在焉。这是当然,谁也不应当怪她。而现在,忽然又叫她走。她伤心难过,还用说吗?”

冯舅爷回来之后,跟太太关在屋里秘密商量了约摸半个钟头。吃饭的时候儿,银屏照常出来伺候,和别的丫鬟一样,不过她看来并不快乐,大部分时间闲着。侞香现在接替青霞的事,所以她过去接太太的碗,说给添饭,太太说:“不要。我要银屏来添。”银屏过去接过碗,添了碗饭来。她正把饭碗放在桌子上,一滴眼泪掉在米饭上,她赶紧又把那碗饭拿回去。

太太没看见眼泪掉在饭上,就大声叱骂道:“贱脏货!你不愿伺候我,是不是?走开!”说着用力推了银屏一下子。紧接着又说:“我养你养了这么大,一点感恩图报的意思也没有。你把这个家已经搅和得天翻地覆,家里一点儿安宁也没有。为了你,不得不把少爷送出国去。你就害得我们母子分散。你打得好算盘!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羞辱的话伤人太重,银屏号啕大哭起来,用一只胳膊挡着脸说:“我也没有吃了大少爷?我把大少爷吃了吗?”

太太大怒,从椅子上立起来就冲向银屏,但冯舅爷给拉住了,锦儿赶紧告诉银屏不要再说话。

冯舅爷说:“小奴才,你这不是在太太面前无礼吗?”

姚先生只是坐着看,一句话没说。

银屏转过身来,脸上显得受了委屈,流露着反抗的神气。

她立刻停止了哭,就像刚才立刻开始哭,同样的快。银屏说:“老爷,太太,二舅爷,请您原谅我。我在您府上这么多年。我若犯了什么过错,我愿立刻受处罚。大少爷是出洋念书去了。这跟我做丫鬟的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把罪全怪到我头上来呢?我伺候少爷,讨少爷高兴,这是我的本分。他若待下人好,那是您儿子的事。请您告诉我,我犯了什么罪搅得您府上人仰马翻?您愿怎么处罚我都可以。”

姚太太说:“你们听听这张利害嘴!”

珊瑚这个和事佬说:“银屏,你若有话说,就好好儿说。

不要失礼。”

银屏说:“您若要我走,我就走,您若要我死,我就在您眼前死。”

寻短见的威胁是仆人惯来用做克服太太的。舅爷赶紧说:“谁说要你死?你们家和我们订的合同是十年。去年我要带你回去,你不肯,也许不能走。这一次你伯母说让我给你安排一下儿,我们也是按着你伯母的意思办。你若要你伯母伯父写个字儿,那也可以办。我给她去封信。也就没有什么可争吵的了。你觉得怎么样?”

银屏回答说:“老爷若不认为我无礼,我要这么说。我的合同已经期满。您找个人送我回去,要不然就在北京找个人家儿,我总得要我伯母写在纸上的一句话。我知道我死我活,我伯母也不关心,但是嫁人是人生大事。我不是阔家小姐,有父母照管,我必须自己照顾自己,嫁谁不嫁谁,要我自己认可才行。我不会嫁到蒙古云南去的。”

姚先生最后说话了。他说:“那么事情就决定了。我们一定在北京给你找个好人家儿。我想你不会受人欺负的。”

所以事情就暂时到此为止。但是姚太太话越来越难听,所以银屏除去一走,是别无办法,只是早晚而已。姚太太一提到银屏,就说:“不要脸的小婊子。”可是银屏总能设法把她的话向太太回过去。她的话是:“养了十年的狗也不忍心把它赶出家门。人怎么会还不如狗呢?”